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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一个拍卖会。有几件在最近一起家庭抢劫案中丢失的东西出现在他们的存货清单中。物主和我都想弄清那些东西怎么会到那儿去的。”我说，“我们需要协助人员和设备，可我们怎么能只通过一个便条就说服加拿大与我们联合并在那建立一个分支机构呢？”我捅了捅吉多，“你知道带全体人员出动很困难，而且，如果我们在那附近买不到所需设备，我们还得把所有东西都带上。”
“不可能有分支机构。”兰娜也显出一副很为难的样子，“那是加拿大，加拿大广播法不会允许我们联合。而且我在那儿也没有熟人。”
“那我们只有大动干戈，自带所有的东西了。吉多，你看我们带谁去，带什么去？”
“越省力越好。”他咬了咬牙齿，“能行吗？”
“不一定。”我扭头问阿洛，“你能查到船只的物品清单吗？”
“我以前从没干过这事，你想查什么？”
“我想要1975年包贡到达美国时乘坐船只的名字、船员和其他旅客的名字，以及船上的货物清单。能找到船长的航海日志更好，你觉得行吗？”
他挺起胸脯，以一种骄做自负的口吻问：“什么时候要？”好像任何困难对他来说都不成问题。
“我现在就要。那样就不必到蒙特利尔去了。”
“好吧，就现在，先得打几个电话。”他关上计算机——会议算是结束了，“回头跟你联系，亲爱的。”
兰娜的脸涨得通红：因为气愤，懊恼？也许都有。阿洛显然准备出发了，因为他现在有任务在身。
阿洛是情场老手，但我知道他现在并不轻松。从兰娜明显的表现来看，阿洛被体面地“放走”是完全可能的。那天下午，可怜的兰娜将不会得到她想要的东西。所以我有种预感：她会从严格控制经费方面来报复我的。
阿洛在收拾他的设备，我拿起桌上的电话打给芬吉，要她查一查航班，并为我想出一支可以跟我去蒙特利尔的主力军来。她有点为难，但还是答应马上去办。
我挂断电话，发现兰娜正盯着我。她冷冷地问：“这次出去要花多少钱？”
“我会与当地的审计人员好好合作。保证想方设法给你省钱。”
她支吾了两声，没说出什么来，然后把注意力又放回到阿洛身上。放他走之前，兰娜又给他拍了一个镜头。我和吉多离开的时候，兰娜和阿洛还在会议室里。
吉多按了电梯按钮：“当真要去蒙特利尔？”
“我们先看看阿洛能搞出点什么名堂来吧。如果我们要从包贡这事儿入手，我倒是真想见见蒙特利尔那个画廊老板。他接受了几件珍贵的亚洲雕刻，出处不明，我想知道他和谁谈过话；那几件东西全是阮凯家的。他从国际刑警组织的赃物清单上发现了它们，而国际刑警组织已经找到了阮凯。”
“现在是二月份。”吉多为我开着电梯门，“你知道蒙特利尔的二月是什么天气吗？”
“很冷，吉多，”我说，“蒙特利尔非常冷。”
当我坐在办公桌前准备回一些电话的时候，已经差不多5点钟了。
孩子们——女儿凯茜、21岁的儿子迈克尔——告诉我他们先出去吃比萨饼，然后迈克尔带凯茜去学校的图书馆帮她完成一个课题。他们说大概10点钟才回家。而且他们谁也没和麦克通过信儿。
我给警署打电话，他们告诉我麦克到现场去了。
于是我呼了麦克，留下的信息是4—4——我们互相问候的密码。大约半小时后我的事差不多处理了一半了，麦克打来了电话。
“你还好吗？”他问道。不是平时那种几乎格式化的问候，倒是一个充满了关心与焦虑的语气。
“该下班了。”我说，“我很好。”
“要我来接你吗？”
“不用。我有点累，但还过得去。孩子们出去了，妈妈今天一整天也和朋友出去了，所以，如果家里没人的话，我想在这儿再多待会儿，等到不堵车了，我再回去。”
“你妈妈出去了？那你的鸡汤怎么办？”
“妈妈不是个小题大作的人，我自己也不希望人家那样对我，她已经给我做了足可以喝两天的鸡汤。做完今早的燕麦粥她也该去休息休息了。现在她在植物园，和朋友在一起，看看花草，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我可以从佩德罗的案子里抽出点时间来陪陪你。我正在等一个证人的母亲，她不来的话，我们不能询问那孩子。她的孩子因涉嫌谋杀被关在警察局。这案子着实令我头疼，玛吉。”麦克语调沉重，因为他马上就要退休了。“我的最后一个案子竟然是这样的，这可不是我所希望的。这些日子以来我一直在问自己，这年头儿到底是怎么了？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在街上抓坏蛋以保证孩子们安全成长，结果呢？结果是我们自己倒不安全了，而危险的源头正是现在的孩子们！”
“你太累了，麦克。让那个母亲明早再来，我们俩回家安安静静地过一晚上，好不好？”
“我倒希望这样。”他清了清嗓子，“我不该听你的话打消了这个星期申请度假的念头。如果我去度假了，就会有别人来接这件案子，而我还是继续办那件掘墓案。知道吗？墓地的主人把旧坟挖掉再把地卖出去。这案子的确有点古怪，但它不涉及杀人。我们要做的只是在他挖出一堆堆的白骨时，把他当场抓住，公布于众，然后结案。”
“你要度假并不需要我批准。”我说。
“可如果我留在家里，而你在上班，那又有什么意思？”
我打断他：“不久前我打电话给你，你还在话筒里为我唱歌来着。”
“我现在可没那心情了。如果那个母亲出现，我可能会大半夜都待在这儿，审问那个14岁的女孩为什么要参与佩德罗一案，那家伙只不过是想去找个小婊子消遣一下而已。”
“麦克！”
“别企图阻止我，我们并不是在污辱一个纯洁的小姑娘。她已经有两次卖淫记录在案了，并且有了孩子。”
“可她也是个孩子，麦克。”
“她是个小妓女！我一点都不因为她只有14岁而心软。她14岁的生命中有一半时间是在做坏事。佩德罗根本不是她的第一个牺牲品。我只是希望法官好好看看她的档案，让我们把她当做一个成人来对待。”
这下我无话可说了。
“你不了解现在外面的世界，玛吉。”
“我当然了解。”
这次轮到他沉默了。
“今晚整晚上都没有人在家，所以我打电话给你。”我说。
“对不起，可我实在走不开。如果你不想一个人待着，也许吉多……”
“你搞错了！我说的是家里没人，麦克。多难得的机会，我们可以在房子附近散散步、练练拳击、打打台球什么的。”
“打台球，嗯？”
“是啊，消遣一下。”
我听见他用铅笔敲桌面的声音，这表明他正在思考。我给他时间去想。他终于说话了：“你能开车到这儿来吗？我们可以去吃晚饭，直到人家关门。我带了呼机。”
“我这就去。”
芬吉把头伸进来：“你爸爸的电话，在二线。”
我告诉麦克我一小时内到，然后去接二线电话。
“爸爸？”我问，“你没事吧？”
“我很好。”他的声音听起来也的确如此。
“那您有什么事儿？”我问。
“很糟糕，亲爱的。”他说，“我今天下午接到了你旧金山的邻居杰理的电话，说那个房地产商……”
“他好吗？”
“他很好，他说他又被委托了一项任务。”爸爸说到这儿打住了，故意引我发问。
“什么？”
“玛吉，有人想买你在旧金山的房子……”
在电视台，我整天就是这样忙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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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工作日结束，那些往返两地的上班族离开洛杉矶商业中心的办公大楼之后，另一帮人便会从阴影里走出来“占领”它。他们是一些酒鬼、吸毒者和四处流浪的疯子。他们带着装在棕色纸袋里的瓶子，把被子背在身上，“宣布”市民中心大楼的这块草地和人行道为其所有，在上面恣意妄为。
我就是在这个“换班”时刻来到市中心的。这时，那些上夜班的人和无家可归者几乎占据了整个人行道。一个小时之后，这些人都将“消失”，这儿就将开始黑社会的嘉年华会。
我在小东京下了车，穿过第一大街走向警署——洛杉矶警察局那幢蓝色的办公大楼。里面的工作人员都叫它“玻璃房子”。这个绰号没有倾注人们丝毫的喜爱之情，也无所谓尊敬或者是恐惧。
警署大楼正在慢慢地下沉。二十余年的缺乏保养、连续的地震，再加上过度使用，使这个一度值得游览的大楼成了让市民们感到尴尬的地方。也许可以把它看做是这个城市状态的一个标志：在现实面前，人们不再愿意花费力气和金钱去保持所谓的脸面了。
一项新的决议说这幢大楼已无法修补，应该拆除。但与此同时，警察们却不得不凑合着仍旧在这里办公。他们要躲避天花板上掉下来的砖块，小心破损的地板；他们对墙上的裂缝和破洞已熟视无睹。他们靠着老式的电器设备和并不充足的电话在这个信息时代“活”了下来。
我穿过那些等待自己的亲人出狱的家属，朝正门走去。他们有的懒懒散散地坐在门前肮脏的草地上，有的坐在为因公殉职的警察建造的纪念碑上，有的吃着快餐，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浓重的大麻烟味。
接待员看了看我的新闻证件，示意我进去。我一直走到三楼麦克工作的刑侦科才停下来。
在门口，有一打左右的旁观者像我一样被挡在了门外。里面有一个四人新闻工作小组正在工作：一个摄像师，一个录音师，一个老伙计，还有一个记者。记者挎着一个电池包，他那时髦的茄克衫的线条也因此变得扭扭曲曲，一个项链样的小麦克风被他当做了领带夹。
我认识那张脸。他叫亨利·雅各布，资深城市记者，与我在同一个电视网工作。
在办公室里，麦克·弗林特坐在他的椅子上。大约有八九个老侦探坐在他的旁边。他们都穿着短袖衬衫，而且都在放肆地开怀大笑。我正好站在门口最佳的观察位置上，发现麦克·弗林特那双擦得黑亮的皮鞋似乎是注意力的中心。
亨利·雅各布面对摄像机，用一种深沉的有点做作的语气读起来：“小偷是晚上溜进来的。它大胆地闯入了警察局的中心地带寻找猎物。一夜又一夜，它通行无阻，这真是对我们这个城市的中坚——刑侦科的一个绝妙讽刺。最后，犯罪者的贪婪使它自投罗网。”
“为了当场抓住这个罪犯，资深侦探麦克·弗林特设置了一个陷阱，那个做坏事者终于上钩了。抓住它的时候，它正在偷吃一块香喷喷的陈年的黄色乳酪。经过短暂的挣扎，它就上西天了。如果它还活着的话，它的辩护词或许是——欺骗。”
从摄像师的小型监视器上，我可以看见一只死老鼠。它的脖子被一个老式的弹簧夹子夹住了，那是麦克放在他办公桌底层的抽屉里的。
“那些潜在的盗窃犯必须记住这么一条格言。”亨利吟诵道，“你因乳酪而生存，也将因乳酪而死去。”
屋子里的每个人都笑了。在老伙计放下他的照明灯，摄像师停止摄像后，大家在一起握着手，互相道别。亨利把电池包和项链样的麦克风递给了录音师，这个摄制组就集体退场了。在我退到路边让他们通过时，亨利瞧见了我。他的眼皮微微地跳了一下，似乎惊奇于我怎么会在这里出现。
“玛吉·麦戈温。”他说。
“你好，亨利。”我伸出了手，“怎么做起这种新闻来了？”
“一言难尽啊。”他靠在角落里，“你还在制作故事片吗？”
“不。”我说，“我不再做那种东西了。我来这儿只是为了和那边的那个刽子手共进晚餐。”
亨利向里瞟了瞟麦克，他还被那群侦探和想一睹老鼠“风采”的工作人员包围着。
“弗林特，是吗？我曾经听过你们俩的事。”亨利的眼里突然闪过一道亮光，是一个老记者那种猎奇又想寻根究底的眼光。
“警察局的新闻办公室叫你来拍摄这桩死老鼠案？”我问道。
他摇了摇头：“我们整个下午都在这儿闲逛，希望能赶在5点钟前得到一些那桩公墓丑闻案的进展情况。但我们白来了一趟。弗林特也表示遗憾，他说惟一发生的故事就是这只老鼠，我可以就此发条独家新闻。如果6点钟以前我们对公墓一案还是毫无所获的话，就只好播放这盘抓老鼠的带子了。”
“你能给我一个副本吗？”我问道。我有一个从黄金时间段的新闻里挑选出来的关于麦克·弗林特的集子。我打算五月份在他的退休晚会上把它们都播放出来。
“没问题。”亨利说着，重重地握了一下我的手，“我不在乎你采用我拍的任何一条内部的花边新闻。你知道，这就是一家人的好处。”
“对了，亨利。你知道麦克不再主管公墓这个案子了吗？”
“他告诉过我了。他另有一些少年犯罪案要办。”亨利皱皱眉头，“我讨厌少年犯罪案。不能用真名，不能用照片，所有的控告都要保密，并且没有人会引用我的东西。这对我毫无用处。”
或许是亨利的声音，或许是别的什么东西使麦克向我们这边瞧了瞧。
当麦克的眼睛和我的眼睛对视时，他的脸一下子红了，看起来有些尴尬——这可不像麦克一贯的样子。他垂下眼睛，不再看我。通常，我会直接走向他，但他脸上的表情使我有些心慌意乱。昨天晚上，当我像数以百计的晚上一样，赤裸着身子，紧紧地贴在他身上并双手抱住他时，他不是把头转向我，而是调过头去，装作睡着了而不理睬我。
我知道他在装睡。
窗外一片寂静，浑身的燥热使人难以入眠。我一只手从麦克的胳肢窝下慢慢地探过去，在他那长满密密胸毛的胸脯上抚摩着，慢慢地，又滑向他的两腿之间……麦克的呼吸急促起来。他也扭过头来，想用嘴唇回应我的热情。我一缩脖子，躲开了他的亲吻，而我在他下面的手还在不停地运动着……麦克皮肤发热，身子开始颤抖，他猛地一翻身，双腿跨在我的身上，气喘着说：“你在折磨我……”他的嘴唇狠狠压下来，在我的嘴唇上吸吮着。那种许久没有性爱的疯狂感觉又一次出现了。我用拳头捶打着麦克的胸脯，嘴里喊着：“混蛋！不！不要……”我舒展身子，迎接着麦克有力的撞击……
麦克揽住了我的肩膀。真正的侦探是从来不在大众场合接吻的，但我还是希望他给我一个更亲密的问候。但他只是说了声“你好”。
虽然每个人都在注视着他，但我还是有一种极强的欲望想把我的手放在他的屁股上。就这么做吧，我想。但实际上我也只说了声“你好”。
“我去取衣服。”他对我说，听起来毫无感情，就像对一个陌生人说话那样，“你在这儿等着。”
我目送着他穿过宽敞的房间走到了衣架前。他伸手时，我知道在那浆硬的衬衫下他手臂的形状；他走动时，我知道那工作裤下面他的大腿是如何弯曲的。我熟悉他的身体就好比我熟悉自己的身体一样。虽然我了解他的肉体，但我却无法进入他的精神世界。
麦克高高大大，48岁就满头白发，但仍然有着马拉松运动员一样坚硬和强壮的身体。他像鲍加（美国一影星）那样英俊，脸上刻满了沧桑岁月的印记。细看他时，你会认为他要么过着好日子，要么过着很苦的日子，这要看你在什么场合看见他。
麦克走路有点儿摇晃，而这正是他魅力的一部分。这种摇晃来自于自豪，而这种自豪大部分来自于他在洛杉矶警署的中坚——刑侦科的工作。
“世界上最好的工作。”我第一次遇见他时他对我这么说。但是在他工作的最后几年里，当有人问他在什么地方工作时，麦克总是缄口不言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轰动。对一个充满了自豪感的人来说，这真是一种不健康的生存状态。
走向电梯的时候，麦克套上了他的上衣，确信所有重要的东西部带上了：领子里的警察身份证，前面口袋里挂着一串钥匙的钱夹，皮带上挂着的锃亮的盾形徽章、手铐、备用的子弹和一支9毫米的自动手枪。也许我早就习惯于拍他的腿，因为他身上的其他部分总是凌乱不堪。
“去菲利普饭店吃牛排怎么样？”他边问边扣上了衣服下面的钮扣，“味道不怎么样，但菜上得特别快，过几条街就到下。”
“只要你跟我在一起，吃什么都行。”我说。
电梯里只有我和麦克两个人。我双手抱住他的腰，透过衣服吻着他。他一把拉过我，紧紧地抱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