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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走笑着给我端来一碗饺子。他很年轻，身材小巧玲珑，圆脸尖下巴挺可爱，大眼睛小嘴巴确实不难看。听到二臭用俨然丈夫的口气评价自己，他没有脸红，或感到不好意思（昨晚四川小代明都懂得害羞），还是天真的笑着。我，我真的无语了。不过，人各有志，不能把自个儿的观点强加到别人头上，也不能随便就说别人的某种做法是荣是耻。况且，在中队，现在我也需要二臭的帮助，虽然他反改造，但他不反我，在中队犯人中间还有一定的地位，而且他也流露出希望借小走来拉近与我的关系。那，他与小走这种关系，我就先不说什么。
我笑着端过碗来吃。二臭很大气地说：“过年了，咱先让小嵬子们板油们吃好，再咋说他们也是每天出工的，不能跟咱比，是吧小白。”我点点头。
“我让他们放开肚皮管饱吃。已经和大灶上我那几个老乡说好了，一会儿去领面馅的时候我也去，他们给我弄了半袋面，一盆馅，拿回来就先放你那儿吧。”我又点点头。从初一到初六，每天上午饺子、下午肉菜。二臭搞回来的这些面和馅加上中队给发的，足够每天吃三顿饱饭了！我的办公室里没火气凉快，门窗严没老鼠，把东西放我那儿几天，也行。虽然郝导曾特意嘱咐过我的坐班房只能放办公用品、绝对不能放违禁品，不过这几天他不会来检查，就算查到了，也可以说是中队发的。嗯，我点头表示允许。
八点，郝导来值班。一会儿，来了两三个与他年纪相仿（估计职位也相仿）的干部打扑克。我隔一会进去给他们添茶水，还得时刻看着对面小院里煮饺子的犯人们悄声点，挺紧张，根本没时间上中队看电视，也忘了这是大年初一。其实想起来也扯淡。年有个屁用，年过好了就能不把帮了？只有时刻听候郝导的指令，全心全意为管教组服务，这才是我唯一的出路！
中午干部们下了班后，二臭叫我上去吃饭。
嗬！好家伙！除了几大盆饺子外，还有可乐、酱牛肉、鱼罐头等，琳琅满目，不错嘛！我觉得自己两手空空白吃白喝有点过意不去，但转念一想也没什么，自己这张脸还是有些份量的。
二臭和小走坐在一起，那个体贴缠绵劲儿就不说了。其他人见怪不怪，实在是24中队下瓜的太多了。我只管低头吃喝，有时和老乡们聊几句。三个与我同县的，电工组的海军和二组的小驴、三兵。虽然我还说着普通话，但听到他们熟悉的乡音还是倍感亲切。
下午、晚上，郝导都没来，只给我打来电话。唉，这大年初一也得值班，也真难为这些当干部的。
初一到初六，每天下午的收工饭总是馒头肉菜，还是大块大块的肉。我和小龙在大门口先干掉几碗，餐厅勤务犯把饭菜挑上去后，楼道坐班犯和中队几个大油便下餐厅先行吃饭了。这些人餐厅勤务犯是惹不起的，只得由他们挑走大块的肉。很快，各组的三大员也下来要求先吃饭。他们个个膀壮腰园，恶声恶气地要求挑大块肉吃：“咋！别人能先吃，老子就不能先吃！老子们出工，低人一等了？！”餐厅勤务犯还是惹不起。最后，轮到各生产组的板油们吃饭时，菜里只有零星的肉沫了。当然是牢骚满腹怨气冲天。
这种情况，当老五还在的那几年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老五说过，让组里的先吃。于是，中队的积委会成员及大傻二臭等大油，想先下餐厅吃点饭，得先掂量掂量自己有没有那么大的脸面。没有人敢造次，基本上做到了绝对权力控制下的无为而治。此时，面对这种无视自己主任权威的乱糟糟的局面，大杨发火了。他先骂了一通楼道坐班犯：“你他妈的个凄鬼！把人都放下餐厅了还看（一声）个屁的楼道？！能看了看，不能看了一过正月十五给老子滚到组里把帮去！”楼道坐班的虽满腹怨言却也不敢分辨：这哪能怪我啊，敢先下吃饭的都是些甚的人嘛，都是大油！
我想这便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关系网吧？楼道坐班不是不敢管理，而是平时就与这些大油互相利用互相依赖所以此时无法管理，俱损俱荣，不出事怎么都好，一旦出了事谁也别说自己冤枉，因为谁的屁股也不干净！所以他挨了骂只敢向我发两句牢骚而不敢顶撞大杨半句。
然后大杨又拎了把椅子坐在餐厅门口。中队犯人从刘务、范朋，到二臭、有付，再到各组三大员，都知趣地不敢下餐厅先行吃饭，怕撞到枪口上大过年的挨打。等餐厅勤务犯分好饭菜后统一吃饭，这样，每个人的碗里都有了一些肉块了。犯人们的要求就是如此简单，中队很快又恢复了节目的喜庆和平静。
当然，大杨在中队不管咋样，他管不住我和小龙在大门口就先舀走几碗大肉块这一步。
对了，大杨骂人时用了“凄鬼”这个词，这是本市的方言，是“凄死野鬼”的简称。我猜想，这原意是说谁谁活得窝囊死得凄苦？当然骂人时是不会考虑这么文雅的，这儿骂人“凄鬼”如同省城骂人时所用的“讨吃鬼”一样，看谁不顺眼就可以脱口而出地骂他“凄鬼！”，亲切地笑骂时也会用“凄凄”、“二凄”来表示对方是很凄很凄的凄死野鬼。比如电工组的副值星员任二凄，就是多年以来得到的绰号。任二凄与李安有些相似之处：身材高挑面貌儒雅，都是破极的老瓜旦，不同点就在于李安戴金丝边眼镜有点儿文化，懂得用避开此类话题来遗忘过去，而任二凄是文盲也没戴眼镜，人老珠黄色衰瓜松之后，却也偶尔找个小板油下个瓜以求证自己的男士性别。
自古文人相轻，距离产生美。我慢慢发现，23、24、25三个中队的所有勤务犯及三大员中，越是没的越对我恭敬，而有文化的三个学习委员中，23队的与我关系不错，24队的刘务与我仅是点头之交颇不服气，25队的王兴宙纯粹漫不经心。也难怪，人家是郝导扶持的重点。对于这些大油，我想，若能拿住他们哪个则拿，拿不住也尽量不能被拿。而24中队的大杨大傻嘛，毕竟他俩马上就要出狱，而我还有六年的徒刑呢。
从正月初七开始，出工饭又恢复为大米馒头等，收工饭又恢复为抿圪抖，而且一天只有两顿饭，我想多吃一碗抿圪抖都不行。二臭从大灶老乡处拿回来的面馅没几顿就吃完了：我们饭量大，一脸盆饺子（带点汤），我和老乡们三个人就可以消灭掉。伙食恢复了，但人心还未平静，因为还有个元宵节。
过年，只有过了正月十五的元宵，才能算是过完了年。正月十六夜井下开始送风，正月十七，各中队在放过鞭炮后，才开始出今年的第一个早班。
初一到初六，光让犯人们在监舍里大吃大喝了，展示不出欣欣向荣蒸蒸日上欢乐祥和的改造氛围，而元宵节，就要由各大队、科室准备节目，在监内大院演出，届时监狱领导、武警部队领导、市、区领导、及一些特邀嘉宾会到现场观看，摄像机就有内容可摄然后往省局省厅上报了，所以说，劳改队里对官方而言，元宵比初一重要。各大队、中队的犯人如果有机会，可以在平时排练世上时看一下本大队的节目，在正月十三的彩排、正月十四的汇演、正月十五的表演这三天里，他们是没机会从头到尾看下来的。如此注重形式的“年”，叫我怎能不对它印象极寡啊。
哦也不对，24中队及七大队的28、29中队，由于监舍的窗户对着大院，也是可以看到整个表演的全过程的。还有，由于每年的表演都有全程摄像，所以全监所有犯人都可以通过监内闭路在电视上看到表演。不过，我发现组员们好多人都对这些欢天喜地展示一派大好形势的文艺活动不感兴趣：宁愿睡一会儿或谝一会儿，也不想参加什么集体活动，除非是歌咏比赛那样非得参加的。组员们更愿意拎着小凳到文化室钻进乱哄哄的人群中看一会中央六台电影频道那些已经放过无数遍的旧电影并且趁机与老乡拉拉家常等。
每个大队科室都有自己的传统节目，改制以后，新成立的六大队也形成了与别家不相冲突的元宵节目：一大队的舞龙，二大队的旱船，三大队的高跷，四大队的秧歌，五大队的抬轿，七大队的舞狮，生活科的忘了，教育科的威风锣鼓和跑驴，狱政科好象没有，六大队是二鬼摔跤和大头娃娃。荫矿的传统习俗是犯人表演，干部奏乐，以显示融洽的改造环境乎？
郝导当初让六大队选用这两个节目，看重的是它花钱少，技术动作要求低，道具可以重复利用。由于23中队监舍后面有篮球场，便于排练，又是郝导的根据地，所以六大队的节目道具平时就放在23队的库房，演出犯人也由23队犯人担任。刘森带领二鬼摔跤组排练，柳大荣带领大头娃娃组。
二鬼摔跤的道具，下面是个长约一米、宽三十公分的木框子，两端各竖着个六十公分高的木棍，顶上各绑一个买来的鬼脑袋。躯干处用从库房找出的便衣捆扎填充，再套上各色彩绸做的衣服，并把同一个架子上的俩“鬼”的四条胳膊绑在一起做纠缠状，架子下面再垂下七十公分高的绸子遮挡表演者即可。表演时，一个犯人背一副架子，弓下腰，手上套两只高筒黑胶鞋，脚上也穿两只相对，把头向下低，故意把身子一歪一扭，脊背上的“二鬼”就好象在狰狞恐怖张牙舞爪地“摔跤”开了。大头娃娃扭秧歌，更简单，买回来十多个大头及彩绸服装就行了。这些道具，买（做）一次能用好几年，花钱也很少，料想六大队成立之初，各项经费紧张，郝导为了在元宵节目这项工作（也属于犯人的思想改造）上不落人后，也是煞费苦心。
三 十 九 元 宵 节 目 汇 演
第三十九条 听到收工号令，迅速擦拭、清理、保养机器设备或其他劳动工具，打扫现场卫生，按规定时间和要求进行交接班。
我调任管教组坐班犯时间还不长，今年在准备元宵节目这方面也起不上什么作用，只跟着干部们去23中队看过几次。
二鬼摔跤和大头娃娃的道具全摆在23中队的文化室修整。一对对的鬼头青面獠牙凸眼赤发，很是狰狞，大头娃娃则一个个慈眉善目，浮肿的脸上堆着假笑，在灯光下泛着淡淡的虚伪的光泽。当然我在尚马街两年多，经历了无数生死离别，对鬼怪这些是引不起什么联想从而也就不害怕的，这些道具带给我的只是一股一股的亦真亦幻感。
排练时，演二鬼摔跤的犯人须弓腰缩头（脑袋扬起则正好顶在另一侧鬼的屁股处，影响鬼的造型。我看到谁扬起头了就过去拍他一下），双手双脚在下面左转右挪，上面的双鬼便有模有样地摔开跤了。确实搞笑。我起初也觉得搞笑，不过慢慢就只能看出哪个犯人动作辐度小或花样少或太机械而看不出搞笑了（这就是审美疲劳？）。大头娃娃队简单多了，女童头像者每人拿条彩绸，男童头像者人手一朵大红花，跟着乐队“才才里才普，才才里才里才普”地走十字步便是了。
乐队也很重要，因为每年的元宵文艺节目汇演分为干部乐队和犯人节目两部分的比赛打分，在龙、狮、旱船等入场前，乐队先敲打一通展示自己，然后才敲出伴奏的曲子让犯人们进场。各大队的元宵乐队没有吹奏乐器，只有鼓锣镲铙等打击乐器，几乎人人都会点。六大队虽成立时间短，但这并不妨碍干部们的技术和爱好。排练时，由25队的刘指导擂鼓为主，谢大队长、张教导、郭副大队长等全上场。郝导应该是水平最差，只敢拿个小镲滥竽充数。他们的鼓点还有名堂，就象诗词中的“蝶恋花”、“念奴娇”一样，换个名堂就有所变化。不过我不懂，听上去都是那么回事。
干部们演奏时我不敢瞎参和，在他们给犯人伴奏时我才敢拿起个小镲有一下没一下跟着拍，同时指挥着犯人们的动作、队形。因为干部们是不能跑来跑去在大头娃娃和二鬼中指挥的，没面子，这就需要我把他们在谈论间流露出来的对哪个犯人表演的不满及时向他指出来。
从初七开始，一直到正月十二，我们每天都在23中队的操场上排练，闲暇时也能听到远远传来的其他大队的喧闹的锣鼓声，渲染出浓厚的形式主义的节日色彩。今年的年来得晚，所以元宵节已到了阳历二月下旬。站在操场上，天高云淡，阳光明媚，已经有了春的气息。只有墙上岗楼里的大兵很令我们扫兴，一点笑容也没有，眼神依然冷漠，面色依然冷峻，时不时用望远镜观察一下远近的动静，很是破坏了九七年春天的诗情画意，很是缺乏与犯同乐的人道主义。
正月十三早上，六点多，我就带着六大队的犯人表演队到大院操场待命了，人人披挂整齐，扮鬼的背着双鬼，娃娃们扛着干部的乐器。各大队的演出队伍也陆续从大院四角的入口涌出进来。这四个入口各搭着一座漂亮的门楼，造型各异，很是妆点气氛（一至四大队各承做一个，五大队做的是他们大队部门外的门楼，七大队做二道门处的。六大队所属中队太分散，监狱还没给下任务）。不大一会，偌大的监内大院就披红带绿涂脂抹粉了（还是我们的节目省劲，人员不用化妆），和社会上过元宵节时的街头文艺演出没什么区别，一眼看上去好象也颇有些节日的喜庆呢。每支队伍的或前或后，都有一两个象我这样穿囚服的犯人，不消说，都是各大队的大油，每逢类似的集体活动便出来维持本部秩序的。
原定八点开始彩排。
七点，干部们三三俩俩地进来了。不过，他们没有象以往那们兴高采烈互相吆喝着打招呼，而是交头接耳议论着什么，并且直接就都走进教育科的楼里去了。
我很疑惑，只能与其他大队的几个大油互相打听，但都不知这是怎么了。
突然，从教育科楼里出来个干部，大声宣布：“接上级通知，彩排取消，各回各队，等候通知！快点！”
此言即出，我和其他大队的几个带队的犯人马上吆喝着本部人马往回撤。令行禁止，逑也不问，只管迅速执行，这便是我们这些人共有的办事风格。霎时间，龙狮旱船高跷等各路队伍乱糟糟静悄悄地从大院四角的出口往外走。等我把六大队的演出犯人带回23队，自己回24中队打探消息时，大院操场上已是空无一人一片寂静，只有地上零星掉落的红丝绿带表明这儿刚刚还是人喊马嘶一派喜庆的喧嚣。我疾步穿过大院窜回管教组。这几天有点乱，我经常就得一个人去23中队，又是单独行动又没干部批条，虽是公事，但总害怕被内看队的逮着扣分。况且现在，好象是出了什么大事，说成个逑我也不能撞到点儿上。
回到管教组，冯王二人告诉我：邓小平去世了，全国统一停止元宵活动以示哀悼。邓小平我是知道一点的，文革时期被老毛玩弄于股掌之间三起三落，起不沾沾自喜居功自傲，落不怨天尤人意志消沉，在老毛去世后与叶帅们一起拉拢华主席，干倒了江青，然后又架空了华，揽党政军权于一身，对外打越南，对内搞严打。八九年时有人鼓动学生想造反，老邓微微一笑根本不尿，几下便收拾了他们并留下至理名言：时间会让人淡忘一切（这句话是在尚马街时听东北说的）。老邓算是中国第二代领导人。五几年世界上搞冷战，有人说中国变为资本主义的希望寄托在第三四代领导人身上。老邓这一死，现在中国的一把手是谁？我还真不知道。不过书上说过去皇帝死了，会禁止民间娱乐的……
以上这些，是我在24中队监舍里，二臭小走他们问我下面是咋回事、正准备看二鬼摔跤了么咋地都散了时，我给他们大概讲了些历史。不过，我发现说了这一堆，他们基本上听不懂，一脸茫然地听着，那无辜的眼神说明他们所了解的国家大事范围仅局限于大队、公社的书记是谁。不过，也有个别见过世面的。张小光（已下组，二组。我当时就在二组监舍里闲谝）很有礼貌地笑着轻轻问：“我们当兵时经常组织学习胡书记赵书记讲话，他俩是总书记，这才算是一把手吧？”
我很赞赏地对他点了点头：一个人有自己的想法，不管是对是错，总比没主意强。我扭头问一脸茫然的小走：“你家大人，哪个说了算数？”
小走想了想说：“俺妈厉害，每天咋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