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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西把身体挺得笔直，坚定地看着她。“他走了，”她说，“你现在再也找不到他了。”
在那个女人转身跑开之时，脸上的表情变得极为可怕恐怖，痛苦得极为骇人。露西立刻后悔自己不该说那些话，但当她想伸手握这女人的手时，这个蓝衣女子已消失不见了。
“你觉得如何？”露西对我说。现在我们一起坐在房间的床上。“那是她，一定是。”
“我不知道。”我说，我永远是那种抱持怀疑论的讨厌鬼。如果露西看到我现在居然相信狗能说话，真不知道她有何感想。“她可能是某个从化装舞会回来的房客，而你居然对她说她丈夫已经走了。”
“她的手很冰，如果你也摸过，就不会这么说了。”露西说。
“这是因为她体质的关系。有些人的手脚总是特别冰冷，可能是体内调节体温的机能有问题。”天啊，看看我当时说了什么。
“她消失了，保罗！她凭空消失了，就在我的面前。”
“也许你刚好转头，而她趁这空当跑掉了。”
“我并没有转头。”
“那么，我就不知道了，露西。不过，我还是不相信你真的看到了鬼。”
“无所谓，我知道你不会相信我的，”她说，倒下准备睡觉。“反正我知道我看到的是她。”
稍晚，我醒过来，发现露西正在啜泣。“我很害怕，”她说，“我害怕你会死去。”我把她拥进怀里，她的泪水湿了我的胸襟。
隔天早上我起了个大早，趁露西还在睡，我溜出去买贝奈特（beig，一种菱形的法式甜甜圈，为新奥尔良著名小吃）。当我提着食物袋回来时，发现露西穿着睡衣坐在沙发上，正专注地看着那本关于蓝玛丽的小册子。坐在晨间阳光下的她是如此可爱，让我不由得屏住了呼吸。
“早安，”我说，“我带了早餐回来。”
“好。”她说，但连头都没抬。
“你在看什么？”虽然从我站的地方可以看得很清楚，我还是故意这么问。
“看关于蓝玛丽的事，”她抬起头看着我，“不管你信不信，我都肯定昨晚我看到的就是她。”
我点点头，不想和她争执。“先来吃贝奈特把，还是热的。”我说，“吃完我们要快点去游行的街道上占个好位子。”
“我不想去，”她说，“我想去墓园，我要去看看蓝玛丽的坟墓。”
“那游行怎么办？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了看游行表演。”
“保罗，从今天到星期二这里有五次以上的游行，我们随便看哪一场都行。”
我叹了口气。“露西，我很担心你，”我说，“从制作亡者面具开始，你最近似乎太关心死亡了，我带你来这里，是想让你暂时抛下那些想法。”
她抬起头，看着我笑了。“没什么好担心的，”她说，“亡者面具对我来说相当重要——那是我工作的新方向，让我兴奋极了。我保证，我不会让它把我变成忧郁症患者。再说，这和蓝玛丽的事完全是两码子事，我只是因为从来没有这种经验，才想多了解一点。你就是不太信邪，否则一定也会觉得很有趣。”
“好吧，”我说，“我会试着把态度放开一点。”我犹豫了一会儿。“那昨晚的事怎么解释？”我问，“你好好的怎么哭了。”
“对呀，”她说，头垂了下去，“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有时会突然很害怕失去你。”
“你不必担心我，”我说，“我又没要去哪里。”我走向她所坐的那张沙发，吻了她额头一下。“趁早餐还热着，快点来吃吧。”
于是，我们把观看游行表演改成去寻找蓝玛丽的坟墓。墓园是新奥尔良一项特殊的景观，坟墓不是埋在地底，而是建在地面上。说实话，这里的景致还真美，到处都是古老的大理石和垂挂在树上的西班牙苔藓。我惊讶地发觉，其实来这里走一趟并不会让人后悔。
我们跟着旅馆小册子的指示，终于找到了那座坟墓。墓碑是一块高大的花岗岩石，上头有个张开翅膀的小天使雕像。我大声念出墓碑上的字。
此处安息一位无名女子。她于一八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新奥尔良街头被人发现，因无亲戚友人出面指认这位身穿蓝衣的美丽姑娘，故由新奥尔良市民基金会代为竖立墓碑。愿她在宁静中安息，最后荣归主的怀抱。一八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露西弯下腰，用手抚摸墓碑上已褪色的字迹。“真希望我带了纸来拓印。”
“为什么？”
“当作纪念啊。”
我摸摸口袋，找到一共三页的旅行计划书，那是我在出发前特别计划的。我摊开这几张纸，看见上头写着我们今天该去做的事——先欣赏街头游行，再去一家精心挑选的餐厅吃午餐，然后整个下午在面具商店里随兴闲逛。不过，我只匆匆瞄了一眼，便把第一页撕下。
“你有铅笔吗？”我问。
露西笑了。“好像有。”她说，立即打开皮包翻寻起来。于是，我们就这么度过了在新奥尔良的第二个下午——我们这对夫妻跪在潮湿的草地上，在陌生人的坟前拓下了墓碑上的字。三张旅行计划书，刚好把碑上的文字全部拓下。
那奇怪的一天过去后，我们的旅行似乎又回到了正轨，事情开始多多少少照着我的计划进行了。果然错过了一场游行也无所谓，因为这里的游行活动实在太多了，整座城市注满了狂欢作乐和化装舞会的气氛，而且极具有感染性。我们看见不少美妙的景象：仿佛走在空中的杂耍演员、一只为配合主人的扎染衬衫而全身被染成白色的大狗。在这几天中，露西的心情一直非常愉快，这趟旅行似乎已经振作起她的精神，不知道是因为我的计划太过完善（我宁可相信这点），或是因为她和蓝玛丽的不期而遇。无论如何，这次旅行的成效比我所预料的要大得多了。
我们在新奥尔良的最后一晚，也正是嘉年华会的最后一晚。当我们准备出去狂欢时，露西打开装面具的行李箱，拿出一个面具交给我。这是一张狮子的脸，周围全是蓬松的金色鬃毛。我开心极了。“为什么是狮子？”我问。
“不为什么，只是觉得你戴起来会很好看。”
我的表情看起来一定有点失望，因为她马上笑了出来。“好啦，让我想想，”她说，“我之所以替你准备狮子面具，是因为你如此强壮、凶猛又狂野。”她走到我身旁，在我耳边装出一声狮吼。“没人比你更适合戴这个面具了。”
“算了吧，你不必编出这些理由。”
她笑了。“并不是任何事都有理由，这只是化装舞会用的面具，而且你也知道，我没有什么时间思考。不过，我猜可能是因为我觉得你就像一只大猫吧。这样讲，你感觉有没有好一点？”
“是啊是啊，真是好多了。你自己戴什么？”
“我们当然要像一对情侣啊。”她说，拿出了一个可爱的母狮子面具。母狮子头上有个纸浆做成的花环，很自然地和鬃毛交织在一起。
“太完美了。”我说，把面具翻过来拿在手上。“这两个面具我怎么没看过？你什么时候做的？出发前你根本没时间啊。”
“我利用工作空闲时间做的，本想留到我们的周年纪念日再拿出来，”她说，“不过，这时候公开似乎也很不错。”
“我太喜欢了，”我说，“我们将是今晚装扮最美的夫妻搭档。”
我们拿着面具下楼走至旅馆大厅，排在柜台前的队伍中（这家旅馆仍保持旧日的习惯，要求房客外出时要把钥匙交给柜台保管），这时，有个女人走过来，拍了一下露西的臂膀。这个女人相当年轻，长得非常漂亮。她的头发是黑色的，身上则穿着一袭红色的舞会礼服。
“嗨，”她说，“记得我吗？”
露西转身看着她，但没有回话。
“记得那天晚上吗？”那女人说，“在游泳池边？我一直很想再遇到你，才好向你道歉。”她转身对我解释：“那天我从舞会回来，喝了太多酒，又和老公大吵一架，后来就坐在那边哭了。你这位朋友过来关心我，但我的行为太失态了。我好像对你大吼大叫，没错吧？”她朝露西微笑。“然后我就跑掉了。”
我看向露西，她的脸霎时变得有点苍白。“我把你当成别人了，”她终于开口说，“你的手很冷。”
这个女人纳闷地看着露西。“是吗？”她说，“哎，无论如何，我只是想对你说声抱歉。”此时，她瞥见露西手上的面具。“好漂亮的面具！”她惊呼说，“可以戴起来让我看看吗？”
露西一声不吭，便把面具戴上。
“噢，真是太美了！”这女人说，“你在哪儿买的？”
我插嘴替露西说：“是我太太自己做的，我也有一个。”我戴上我的面具。
这个女人大肆夸赞我们的面具，又站在我们旁边聊了一会儿，直到我们排到柜台前为止。
她向露西道过最后一次歉意，走开了，我握起露西的手。“你还好吧？”我问。
“很好。”她说。但我无法从她的口气分辨是真是假。“我想，是你说得对。”
“对不起，”我说，“真希望是我错了。”
我们走出旅馆来到嘈杂的街上。今晚天气很温暖，我刚把面具戴上就觉得热了。当我们和其他人摩肩接踵走在人群中时，露西一句话也没说。我们就这么走在挤满人的街道上，汗水从我戴着面具的脸上不断流下。露西在想什么？我完全不知道。我看不到她的脸。
我们在外头待到很晚，途中经过好几个庆祝活动，但都没有参与太久，而这段时间，露西一次也没有把面具摘掉。当我们总算回到安静的旅馆房间时，我才替她把脸上的面具拿下。
“你没事吧？”我问。我握住她的手，而她则把头抵在我的胸前。
她耸耸肩。
“你知道吗？”我说，“虽然那个女人不是蓝玛丽，但不表示她不存在。我们现在可以出去走走，一起去找她。”
她摇摇头，伸出一根手指按住我的嘴唇。接着她握住我的手，拉着我走到床边。慢慢地，她开始替我脱衣服。
“噢，”我说，“我明白了。”
在我的衣服被全脱下后，她轻轻推了我一下，要我坐在床上。她俯身过来，给我一个又长又温柔的吻，跟着又举起一根手指头，示意我再等一分钟，然后她便走进了浴室。
我光着身子钻进了被单里。房间虽暗，可是当露西从浴室出来时，我仍能看见她换上了一袭白色睡衣，并戴上了面具。
“哎呀，”我说，“还真特别，我是不是也该戴上面具？”
她没有回答，把被单拉开，径自上了床。我闭上眼睛，让她蜷伏在我的身上，挨着我磨蹭。当她翻身上来，想引导我进入她时，我感觉她脸上那张坚硬的面具紧紧贴着我的脸。
“喂，慢一点，”我睁开眼睛说，“干吗那么急？”在从窗户透进来的月光下，我看见露西并没有戴那个狮子面具。她戴的是珍妮弗的面具，那个笑脸盈盈的女子。
我立刻挣扎起来。“别，露西，”我说，“把这个面具摘掉！”
她紧紧抱着我，倔强地摇了摇头。
我可以抵抗得更强烈一点的。如果能回到那天晚上，我一定会。只要能让时光倒转，我一定会把她脸上那张面具摘掉，亲吻她那柔软的唇。但是，那天我并没有这么做。我顺从她，躺在那儿任由她摆布，让她戴着那张笑脸盈盈的女孩面具和我做爱。当我到达高潮时，我感觉仿佛背叛了她，也背叛了自己。
那是三月间的事。
露西是那年十月去世的，我们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34、没有半点星光的夜
后院是空的。我焦急地左看右看，却没看到罗丽的影子。我确定刚才离开时锁上了院门；我还记得铁门闩摸在手里的感觉，也记得我试推过一下院门，看看有没有关牢，而那时罗丽还搭上门来用鼻子碰我的手。可是现在，后院的门是完全敞开的。我的狗不见了，我只知道它不可能凭自己的力量跑出去。
我跌坐在草地上，脑子一片混乱。罗丽跑了，罗丽跑了……这句话不停闪过我的脑海，但我仍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一切都是我的错，我很清楚，是我让罗丽陷入危险的，是我把它带回童年受伤害的地点，引起那些想伤害它的人的注意。那些人中究竟是谁带走了我的狗？想到这里，我突然记起卢卡斯。那时他站在我身边，当他听见罗丽是一只脊背犬时，立刻微微凑近我，用那对长在肥脸上的小眼睛盯着我。“我敢说它一定是我迷途知返的小女孩。”那时他是这么说的。罗丽绝对是他带走的；他一定认为罗丽是属于他的，还可以把这只逃走的狗抓回来继续未完成的计划。也许雷莫有嫌疑，协助卢卡斯抓走罗丽。但他们哪来的空档？不可能发生在警察上门后，那会儿时间根本不够。他们一定是利用会议进行的那段时间，在把小J带进会场前，先到这里来抓走了罗丽。我记得卢卡斯那时的确先离开，说他还有点事情要忙。我还记得他那时从记事本上念出我的住址，还上上下下地打量我。
一想到他们可能要对罗丽做的事，便不禁让我打了个寒战。我必须把罗丽找回来——但是，我连他们姓什么都不知道。我要去报警！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我起身走进屋里，翻开电话簿，想找出离这里最近的警察局地址。我的思绪杂乱极了。在我担心罗丽的同时，突然有另一个想法出现拖住了我，一个我不愿意去想的事实——小J不会说话！在我以罗丽进行研究的这几个月里，小J的传奇已成为我的明灯：你瞧，这个案例证明这件事毕竟是有可能的。每当我出现沮丧的念头，觉得自己在做蠢事，这些努力永远也不会有结果时，我总会打开书桌抽屉，拿出那叠关于小J的剪报，而它们总能让我再度燃起希望。但现在，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今晚在那间屋子里的人都和我一样听见那毫无意义的噪音，而除了我之外，每个人似乎都把这噪音解读成语言。他们以为那只严重残疾的狗在说什么？而那些陪审团成员呢？那些在听过小J的证词后判定温德尔·贺里斯有罪的陪审团成员，他们又是怎么了？难道这只是国王的新衣，大家只听到自己想听到的，相信自己想要相信的？不，这绝对不可能，因为不会有谁比我更渴望相信！
在我翻查电话簿的同时，我打开电视，转到地方台新闻频道。今晚的事件果然立即成为头条新闻。“警方表示，他们从未见过如此残忍虐待动物的案件。”电视上的女主播说，背后画面是动物收容所的人员正一只只把狗从雷莫后院里的狗舍带出的情景。有些狗似乎连路都没办法走了。我目不转睛盯着电视，想看看罗丽是否也在那些狗之中，但它并不在里面。“今晚稍早，”女主播继续说，“警方掌握线报，突袭了雷莫·普拉特的住所，企图找到‘英雄’——那只大名鼎鼎、会说人话的狗，它是上星期在纽约市的饲主家中被人偷走的。警方这次行动并没有找到‘英雄’，但他们却发现足以让任何爱护动物人士反胃的事。”画面切换到一位站在雷莫住处外面的现场采访记者，由他接续报导警方捣破这场“肢解动物秘密组织”的聚会。根据他的报导，其中大部分成员皆在警方抵达时逃脱了，“警方在搜查房子时，”这位记者说，“他们发现一个地下实验室，普拉特和同伙显然已在此对狗进行不少残忍实验。根据现场找出的文件……”现场采访记者拿起一份入会申请书，和雷莫稍早交给我的一模一样。“这个组织曾对狗动手术，想改变狗的身体构造以让它们具有说话的能力。这个想法似乎是从‘英雄’的前主人——号称布鲁克林狗屠夫的温德尔·贺里斯那里学来的。”
现场采访记者和主播打趣了几句，然后屏幕上出现了三个被警方逮捕的协会成员的相片。我认出其中一个是亚伦（蓄有一头红发，老婆红杏出墙的那个男人），另外两个人我不认识，只记得好像曾在会议上见过。
“普拉特仍在逃，”主播说，“如果你有线索，请立刻通知警方。”
所以说，雷莫已带了小J逃走，而卢卡斯则带了罗丽逃亡。我关掉电视，在客厅里来回踱步。过了好几分钟，我才穿上夹克，下定决心准备前往警察局。但我还来不及出门，门铃便响起了。上门的正是警察。
“保罗·艾弗森？”我一把门打开，门口的警察便劈头问道。我点点头。“请跟我回局里，”他说，“我们有一些事想问你。”
当我回到家时天色已经亮了，经过一夜的折腾，我整个人已完全精疲力竭。搞了半天，我才知道原来警察早就盯上我了。在小J不见之后，他们立即调查温德尔·贺里斯最近的通讯情况，而我的名字当然也列在其中。事实上，警方今晚就是跟踪我，才在无意中捣破那场会议的。尽管我说“我正准备去警察局，你们就来了”，这句话却发挥不了什么作用，我费了好一番口舌，才让他们相信我并不是西伯勒斯协会的正式成员。当然，对于警方提出的问题，我也没有任何帮得上忙的线索。我不知道雷莫可能上哪儿去，我完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