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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阿瑟的一句话就打乱了国务院发表声明的计划。
因为，麦克阿瑟说：“因此，敌人现在一定已痛切地认识到：联合国如果决
定改变其把战争限制在朝鲜地区的容忍态度，而把军事行动扩大到中国沿海地区
和内陆基地，肯定会使赤色中国在军事上面临迅速崩溃的危险。”这句话如此明
显地主张彻底改变联合国的方针，以至于无论是谁，如果借口说这仅仅是如某些
人所说的那样，表达了一种想接受别人投降的愿望，那都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即
便是要求对方投降（麦克阿瑟的话中包含了这个内容），也会给人以联合国的立场
突然变得强硬起来的感觉，而且还会使我们丢丑，那就是我们当时根本没有力量
对中国施加压力。
这就是军界与政界之间摊牌的背景。摊牌的时刻立即就到来了。结局是不言
而喻的，就象在每个民主国家总会出现的那样。行政当局享有最高权力面且必须
享有这种权力。此外，这也是关于朝鲜问题的两种思潮之间酝酿已久的一次摊牌。
一派坚决主张争劝彻底的胜利”；具有同样真挚感情和爱国热忱的另一派则坚决
主张停战，以便赢得时间来扩充我们的实力并加强盟国的力量。
这次摊牌并没有终止那场主张停火的人们与拥护“军事胜利”的人们之间进
行的、人所共知的所谓“大辩论”。
问题本身随着麦克阿瑟的职务被撤销而得到解决。但是，辩论仍在继续，这
主要是因为南朝鲜总统李承晚坚决反对进行任何谈判，并常常大肆宣传这一立常
他的以武力实现朝鲜统一的强烈主张，大大增加了双方在进行旷日持久的停火谈
判时我国政府遇到的困难，而且，也使我感到大伤脑筋。可是，我在内心对这位
勇敢的老者还是敬佩和同情的。他对自己所憎恨的共产主义从不妥协，他对自己
的人民极其偏爱，他在追求无法实现的目标时总是楔而不舍，但是，真正能够使
他为之所动的却只有他那对自己国家的深沉的爱。正是为了自己国家的事业，他
多年流亡在外，并且一踏上自己的国土就贡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
考虑到他的自我牺牲精神以及内心燃烧着的炽热感情，我认为他采取现在这
种坚决反对谈判的做法是必然的。
可是，我们这些必须处理军事上实际事务的人往往感到他碍手碍脚。他一再
坚持说，朝鲜有巨大的人力资源，只要我们向他们提供武器，他们就能为我们作
战。可是，我们十分清楚在中国人发动的每次攻势中某些南朝鲜军队逃跑时究竟
丢弃了多少万美元的武器装备。李还坚持说，他之所以将自己的部队投入了战斗，
是因为考虑到联合国全力承担了“统一朝鲜并严惩共产党侵略者”的义务。他说，
他永远也不会同意葬送统一大业的停战协定条款，因为，这些条款意味着“朝鲜
民族的灭亡”。由于联合国为防止朝鲜战争发展成第三次世界大战已决心停战，
李最终作出了让步。
但是，我相信，这位不屈不挠的爱国老人决没有真的放弃他所梦寐以求的目
标。然而，在谈判过程中以及在谈判开始之前，他的不妥协的态度，他那些美国
的支持者们起劲发出的叫嚷，有时甚至是出于自私的目的而发出的叫嚷，却给我
们的谈判增添了许多障碍，使我们许多人私下都希望他能远远地走开。联合国从
未承担以武力统一朝鲜的义务。只是在仁川登陆之后第一次出现乐观情绪的高潮
时，人们才对为全歼敌军而越过三八线作战的问题多少作了点认真的考虑。中国
人一加入战争，联合国军实际上几乎再没有认真研究过向鸭绿江发动新攻势助问
题。当第8集团军再次开始向北推进时，我们的目的不过是完成指定的任务，“击
退敌人的侵略行动，在朝鲜恢复国际和平”，这基本上就是恢复战前的态势，维
持一种必然要出现的对峙局面。
就在麦克阿瑟被撤职的前几天，情况似乎已经表明，战场不久将出现相持局
面。我们的攻势还在向前发展。但是，我闪所计划的全部进攻行动都是目标有限
的行动，进攻的目标经过精心的选择，通过的地形预先进行过充分的研究，而且，
每次进攻都十分小心谨慎，注意防止因积极性过高而不顾后果地实施追击，以致
造成不应有的甚至是惨重的损失。我们已经运用了全部现在兵力，除非我们能得
到强大的增援，或者受命向鸭绿江——图们江—线推进 （这两种情况都不可能出
现），否则，我们打算继续按目前的方式打下去。我把自己的打算向麦克阿瑟作了，
汇报，他亦表示赞同。
敌人似乎仍处于防御态势，但我还是提醒各军军长，敌军在部署上既适于防
御，又适于进攻，他们能够随时发起全面攻势。这时，我已接到在东京任职的新
任命，詹姆士·；范弗里特中将则正在去第8集团军赴任的途中。
出奇的新闻往往是以最平淡的方式传播出来的，我突然晋升为联合国军总司
令的新闻也是这样传到我耳中的。
事实上，在这条新闻传到我这里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它的含意，因为，这个
消息是一位战地记者以提问的方式传出来的。我已无法想起这位记者的姓名，可
是，我记得他提出的问题是：我是否应该接受他的祝贺。这个问题，我并不明白
其中的含意，除非我当时已经知道麦克阿瑟将军被兔去了职务，并且知道我已被
选定接替他的职务。我只是回过头去盯着那位记者，开诚布公地告诉他我不懂他
谈的是什么意思。当时，我正陪同陆军部长费兰克·；佩斯视察前线，领他
参观第936野战炮兵营（原为国民警卫队的一支部队，来自他的家乡阿肯色州）和其
他一些单位。我当时所关心的主要是这次参观，而不是什么神秘问题的隐晦含意。
第936野炮营是一个155毫米榴炮营，刚刚通过了最后的训练考核，被批准投
入战争。当时，他们受领了一项射击任务。营长和各连连长邀请佩斯部长牵动技
火绳，发射首发炮弹。一些士兵在这发炮弹上用粉笔画上猥亵的东西表示对弹着
地区中国人的“问候”。部长立即欣然接受了邀请，发射了首发炮弹，然后很得
意地退到一边等候射击结果。这时，陪同部长的两位军官（都是我的老朋友）埃德。
赫尔中将和特德·；布鲁克斯中将决定嘲弄他一下。
“您难到没有想到，”他们一本正经地对他说，“作为一名文职的非战斗人
员您是不应该开炮的吗？这下子，您如果落到中国人手中，那就完了！”
一丝惊楞的表情在部长那张平时相当平和的脸上大约只停留了半秒钟的时间
便一掠而过。我们都忍不住纵声大笑起来，他也跟着笑了起来。接着我们继续去
参观其他单位。几小时之后，当我了解到那位记者向我提出的那个我曾觉得很荒
谬的问题的真实含意时，又轮到我感到惊讶了。
我接到命令，让我去东京赴任，接替那个一直是我上级的人的职务。
我最后一次会见麦克阿瑟是四月十二日，在东京的美国大使馆图书馆里。这
是一次我不愿提起的会见。在我以前撰写的一本书中，我曾对这次会见作过详细
说明（见附录2）。这里，我只想强调一件事，这件事当时绘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那就是麦克阿瑟显然不存在怨恨或不满的情绪。他象往常一样镇静和彬彬有
礼，而且，我认为，他在接受这项决定时似乎表现出较高的涵养，大多数人处在
同样情况下也许做不到这一点。不用说，正如我当时记录的那样，他的不屈不挠
的精神看来丝毫没有减退。
我之所以说“最后一次会见”麦克阿瑟，是因为这是我与他的最后一次正式
谈话。其实，我在机场还见过他一面，为他举行了一次简朴的告别仪式。他握着
我的手，诚心诚意地说：“我希望你在离别东京时能当上陆军参谋长。如果允许
我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我本来也是会选上你的。”这句充满真情实意的简短的话
语，体现了这位伟大军人政治家极其宽阔的胸怀。这句话对我来说是意味深长的，
它证明了早在四个月之前当我就要离开麦克阿瑟的办公室去接管第8集团军时他对
我表示的信任。就在不久以前，当联合国军再度向三八线挺进时，他曾再次表示
过这种信任。当时，他对我说：“你已经做到了人们力所能及的一切事情。”
［十三年之后，由于公布了一则麦克阿瑟将军于一九五四年一月会见普利策
奖金获得者吉姆·；卢卡斯的报道，出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据卢卡斯
先生说，在这次会见中（会见记录一直到麦克阿瑟将军去世之后才得以公开），麦
克阿瑟将军把我列在其待选的野战指挥官名单末尾。考虑到麦克阿瑟将军在朝鲜
对我谈过的全部情况，以及他后来在华盛顿对参议员哈里·；凯恩的谈话（内
容如下），这则报道使我迷惑不解，我无法对此作出满意的解答。
参议员凯恩：“在我看来，应该提一提陆军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对李奇微将军极其敬重的态度。在答复我最近的一次询问时，麦克阿瑟将军说：
‘在那位非凡的军人沃克将军死后，是我提议并挑选李奇微将军担任第8集团军司
令的。我认识李奇微将军已有三十年之久。我认为，在远东地区大概找不出比李
奇微将军更为合适的人选取了。我对他极其敬佩不仅因为他是一个优秀的军人，
而且还因为他是位很有修养的人和我所认识的最杰出的人物之一。我不知道还有
什么人他们间相互的合作、虔敬和忠诚能超过李奇微将军与我之间的这种关系。’”
（摘自《国会记录》——美利坚合众国——第82届国会第一次会议的程序与辩论。
第97卷，华盛顿，1951年5月10日，星期四——第85号）对于麦克阿瑟回答参议员
凯恩时所说的上面的最后一句话，我深表赞同。——作者］我是与弗兰克，佩斯
一道乘其“星座号”飞机到的东京。当晚，他又将飞机借给我返回朝鲜，因为他
的飞机比我那架老式的 B—17飞机快得多。这次飞行几乎葬送了我的性命。驾驶
员是一个不熟悉朝鲜机场的人。凌晨一时，他把我们降落在一个供轻型飞机起降
的简易机场上，错把这个机场当成了指示他降落的 K—2机常不知道是由于罕见的
好运道还是上天有眼，驾驶员躲过了一座他根本没有发现的山头，这座山头矗立
在机场的一侧，只差几码就碰上了我们的翼尖。接着，驾驶员突然发觉自己正倾
侧着在一条至多可供 C—4F运输机作临时着陆之用的跑道上降落。
于是，他不得不猛然采取紧急制动措施，以防止飞机一头扎在稻田里。飞机
向左歪斜着停了下来。可是，飞机地勤组组长那些最好的瓷器却全部摔得粉碎，
飞机的四只轮胎也爆裂了。这意昧着，在从数百英里之外弄到新轮胎并运到朝鲜
之前，弗兰克·；佩斯只好不乘自己的专机办事了。
在我临起飞之前，弗兰克·；佩斯曾很亲切地对我说了些赞誉的话，这
次事故则加深了我对这些话的记忆。他说：“马特，你使这支军队不仅在军事上
创造了奇迹，而且在土气上也创造了奇迹。”而现在，在侥幸绕过机场边上的山
峰、在这条小得可怜的跑道上令人胆战心惊地着陆几分钟之后，我想，我们的驾
驶员又创造了一个机械上的奇迹，使我们大家都得以安然无恙地在这里着陆。
我们在战场上的下一步行动是“无畏作战”行动，即穿过“犹他线”继续向
“怀俄明线”实施进攻。我们十分清楚敌军在其后方地域尤其在铁三角地区的集
结情况。因此，在供大家研究讨论的几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中，我们加进了一个向
“堪萨斯线”撤退的方案。几天的坏天气就会使许多道路变得无法通行，并使我
空中支援受到影响，这样，就有可能使我们被迫停止进攻，而且，如果敌军实施
抵抗的兵力十分强大，我们甚至还需要将部队撤回到适当的位置上。
我通知诸位军长，只有接到我的命令才能撤退，而且，应当按照事先规定的
多道调整线进行撤退。不应采取消极防御，而应采取旨在给敌人以最大限度杀伤
的机动的、积极的防御。
然而，在这些行动开始之前，我已经将第8集团军的指挥权移交给范弗里特将
军，我则飞往东京去接受新的职务了。但是，出于对老上级的礼貌我坚持不住在
麦克阿瑟所在的总部。直到他最后离开了东京，我才住进帝国饭店。
我在那里安顿下来八天之后，中共军队发起了他们第五阶段的钳形攻势，企
图最后一次竭尽全力将我们赶人大海。
这是一次以强大的兵力发动的进攻。其实，如果中国人早先能诱使我们任何
一支为数可观的部队实施无计划的追击，他们本来也许会使我们遭到重大损失。
然而，实际情况是，除某些南朝鲜军队迅速溃散并丢弃大批装备和大片土地外，
我们的部队很出色地进行了防御———我早就相信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由于一
个南朝鲜师的溃败，其他联合国军部队的翼侧便很危险地暴露在敌人面前，从而
使这些部队也被迫放弃了阵地。这件事还迫使我于四月二十六月从我的参谋班子
中派出一名我所信赖的军官保罗。史密斯中校（现为少将）向范弗里特将军转达了
一项建议，即请范弗里特派一位将军去见莫西奥大使，催促他在除摩尔特将军之
外无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向李总统呈交一封信，大意是：李的首要问题是保证其
军队能有得力的领导。这一点李根本就没有做到。所以，我想直截了当地告诉他：
从他的国防部长起，各级指挥官都存在着领导不力的严重问题，南朝鲜大部队在
战斗中一再失利便证明了这一点。我觉得应该让他知道，在他在自己的军队中建
立起有力的领导之前，我不打算再同他讨论装备更多的南朝鲜部队的问题。他们
已经毫无道理地丢弃了许许多多十分紧缺的重要装备。
我相信此信送到了李的手中，不过却没有收到回音。
相反，他继续向我们施加压力（其中有些压力是由李的代理人和支持者通过美
国报刊施加的），要求武装“朝鲜大批赤手空拳但富有经验的人员”。他坚持说，
他们始终都拥有这种巨大的人力资源，可是一直未能加以利用。
然而，这只不过是我当时遇到的一个很小的问题。而且，如前所述，我实在
不忍心抱怨这位老斗士为建立一支由自由战士组成的士气高昂、勇于献身的典型
军队而作出的种种努力。他希望，这支军队会一心期待着他发出将入侵者赶出朝
鲜最后一寸土地的号令。
接任联合国军最高司令职务之后，萦绕在我脑际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如何
处理好我本人与范弗里特将军以及战场上其他军长们的关系。我无意象麦克阿瑟
在我指挥第 8集团军之前所做的那样大权独揽。而且，对于一位远离战场的指挥
官来说，在有他自己所信赖的能干的下属指挥官在现地指挥的情况下还企图抓住
作战指挥权不放，我从不认为是正确的。相反，我决计要采取在欧洲战场司空见
惯的办法实施指挥，即我将根据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将军的声望和出色才干给他
以适当的行动自由，与此同时，对他的主要作战方案我仍然保留批准权与否决权。
在分析这些作战方案时，我打算每次不仅要亲自与集团军司令本人商讨，而且还
要亲自分别与第8集团军的各个军长、师长进行商讨，这些人我都很熟悉。我希望
自己每次都能象具体负责实行这些计划的军官一样，切实了解和熟悉有关情况。
亲自了解到这些人的看法，同时再掌握全部其他的有关情况，我便可以定下正确
的决心——对于这种决心，我作为战区司令是要由个人承担全部责任的。
在定下决心的过程中，我总是牢记杜鲁门总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向我传达的
带政策性的明确决定，其中最紧要的一项决定是，避免采取任何可能扩大战争规
模并进而导致一场世界大战的行动。范弗里特将军、驻远东海军司令乔伊海军中
将和驻远东空军司令斯特拉特迈耶将军都接到了关于这一基本指导原则的通知，
各位司令都表示充分理解并完全赞同这一原则。
在接到华盛顿的有关最新任务和方针的扼要说明之前，为与上述带政策性的
明确指示保持一致，我对第8集团军和南朝鲜军队的进攻行动采取了适当的限制。
我专门指示范弗里特将军，事先未经总部批准不得在“怀俄明线”以外地区采取
大规模作战行动。同时，我希望，第8集团军司令在“犹他线”以外地区采取任何
进攻行动时都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