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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风俗业出现于何时？日本在很长时期内都处于走访婚时代，在婚姻制度上一直保持着野蛮时代的残余，男人可以自由地走访女人，作为一夫一妻制补充的妓女可能在很长时间内是没有什么市场的。
日本的妓女、艺伎起源于何时呢？首先我们从艺伎这一类名称的来源来探究。日本“艺伎”（有的书中也写作“艺妓”）的祖先原本被称为“游女”、“神妻”，顾名思义即“游行女妇的艺能人”，指专事艺能的女子。日本的民族史诗《万叶集》将此时代（6～8世纪）的“游行妇”分为“宇加礼女”（淫荡女）和“阿曾比女”（嬉游女）两种，如今一些日本学者的考证显示，这些都是妓女的代名词。日本《和名抄》一书下定义云：白昼游行谓之“游女”；待夜而发，其淫奔谓之“夜发”。从奈良时代到平安时代的日本由于依然流行走访婚，实际上“待夜而发”的更多的是男子，女子一般在自己的屋子里等待男人的来访，听候窗下响起的情歌声或者笛子声，看是否是自己熟悉的身影，然后决定是否回应这个男子，是否开门延纳。
职业妓女在日本的出现是在进入武家社会以后（12世纪以后），到了江户时代，日本各大都市出现了大规模的“游廓”，也就是妓院集中之地，游女的名声就更响亮了。
而“游女”、“神女”一类的词语概念最早却是出现于中国典籍，日本人不过是借用而已。
在中国，游女的本意不是卖艺之女，更不是妓女，而是浪漫而神秘的“神女”，她很可能会和你来个“一夜情”之后神秘地消失，却让你终生难忘、一生追忆。在商周以前，走访婚的习俗在中国还有残余，男人们很容易邂逅神女，体验浪漫的一夜情。在告别走访婚以后，神女是可望而不可求的神秘之美，是古人眺望的闺楼上的少女，也是今天多情人为失之交臂而惋惜的美人，邂逅而未能把握的艳遇。
在大陆文明之风吹拂列岛之前，日本女人尚是自由之身。不管游女曾经是如何令人向往神游，随着历史的推移，“游女”毕竟被日本人诋毁成妓女，甚至神女的浪漫也被近世的日本人玷污了，游女成为妓女的通称，而其中的一等级被称为“神女”。
在日本风俗业中，艺伎和妓女有着不同的社会地位，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艺伎和妓女的经营方式稍稍不同。
日本妓女完全把自己看成出售的肉体，妓院的管理者在门前挂出妓女的照片，好像是饭店在橱窗里展示各种菜肴的照片一样。嫖客们更是把她们当做商品，“嫖客通常花很长时间相当公开地审视照片，以选择对象”，古往今来日本人在做这样的选择时是不会感到不好意思的。我一个在日本书店打过工的朋友说，他在日本的时候看到日本白领阶层在出售黄色书刊和录像带的商店里大大方方地挑选，然后到柜台上的女店员那里去付款，倒是他看着感觉到多余的害臊，似乎心理不健康的恰恰是我们自己。“过去，妓女们本人常常毫无表情地当众坐在那儿让嫖客挑选她们的肉体，”本尼迪克特说，“直到日本人意识到西方人在指责这种习惯时才废止了这种做法。现在用她们的照片来代替。”这话未免有些武断，现在一些妓女在嫖客来选的时候还是会搔首弄姿的，甚至自己来挑选客人。
晚清才子王韬于光绪五年（1879年）东游日本，闰三月十七日他在大阪的亲眼所见可是事实，那天他们：
以时尚早，往游福原。其地为妓丛，一至黄昏明灯万点，弦管之声如沸，各妓列坐以便人择肥瘠、辨妍媸焉。顷臾游人渐众，近窥远望，或目击意指，或评鸾品凤，间有如洛神出水天女坠空，仪态整齐不可逼视，则名妓下楼邀客也。
艺伎和游女本质上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不过相比之下，艺伎要“高雅”得多、“尊严”得多，她们以举办沙龙的性质来接客，很少露骨地去出卖肉体。关于两者的差别，王韬的评介颇为准确：
妓有色艺两种。艺妓但能赏玩之于歌筵舞席间，色妓则可荐枕席。柳桥皆艺妓也；其有授宓妃之枕，开鄂君之被，皆私之为也。私者似难而实易，不过感之以情，动之以利，无不得手。以此二字，闺阁中犹多丧节，况乎处丝竹淫哇之地，风花跌宕之区哉？故言仅鬻艺者，亦名而已矣。
一切民族的性文化，其最初的风俗都是不能按照现代道德价值标准来评判的纯情和浪漫文化，纵观日本历史也是如此。但在阶级和贫富差别出现之后，在权力和金钱渗透情感世界之后，以前毫无索取的性行为就成为新的交易了。
找宋朝商人“度种”的日本妓女
大约在平安时代中后期，在日本沿海港口也汇集了大量的游女，这是由于当时有大量的宋朝商人来日本贸易，在这些港口停留的缘故，于是妓女们便纷纷来这里讨生活。在一些史书中记载的日本女人找中国男人“度种”的传奇故事，恰好说明了这一现象。
“度种”是怎么一回事呢？宋人周辉一次偶然碰到漂流到中国的日本人，询问了日本的风俗，并记在他的笔记里：
辉顷在泰州，偶倭国一舟漂泊在境上，一行凡三二十人，至郡馆之。或询其风俗，所答不可解。旁有译者乃明州人，言其国人遇疾无医药，第裸病人就水浜，杓水通身浇淋，面面四方呼神请祷即愈。妇女悉被发，遇中州人至，择端丽者以荐寝，名“度种”。他所云，译亦不能晓。后朝旨令津置至明州，迩便风以归。
笔记里提到的中州人就是指中国人，宋朝时江浙地区尤其是明州（今宁波）、泉州等地有大批商人到日本贸易，往往为了等待信风要在日本停留半年以上。所谓的“度种”是真实的情况，因为当时的日本尚流行走访婚，晚上任何男人进入某个村庄，村庄里的女人都会开门延纳，何况是外国人，这让她们感觉更新鲜更好奇。更何况这些外国商人都很富有，不仅不会空手而来，而且比日本男人更温情脉脉，所以宋朝宁波等地的商人来到日本，走访当地的女人，和日本妇女结婚生子是司空见惯之事。那时的日本人是否特意选择美丽的女人来给中国人“荐寝”无法考证，好在“大和民族也不计较血统问题”，当时的乡村和庶民家庭仍然保留了不少母系氏族社会的传统，“孩子等于是村落共同财产，谁当父亲都无所谓”。＇10＇如此说来，“度种”即借种生育，对于当时的日本人来说的确是非常可能的，因为那时中国经济文化远比日本发达，中国人自然是“优等”人种了，度中国人之种自然可以改善日本人之种，在被人轻视的日本庶民看来也可以提高他们的身份。据考察，和来日本的宋人结婚的多是妓女，做妓女想必要有几分姿色，否则中州人谁肯光顾？到明代，一些中国史书还有转载日本女人“度种”的故事。类似的事到了19世纪后期明治维新时期还有发生，曾经有许多日本学者觉得欧美人种优秀，号召日本女人度欧美之种。
性的合同交易及其契约、账单等
好色上升为“游艺”之“道”
卖淫现象全世界到处都有，而日本的最有特色。要说日本特色的卖淫，除了前面提到的“性爱的分离”和“卖艺卖色的严格区别”等之外，要算妓女和嫖客之间必不可少的合同交易以及有关账单的支付方式了，这在其他国家是很少见的。
本尼迪克特也注意到了日本契约卖淫的形式，她在《菊花与刀》中做了说明：
如果有一位妓女被一个男人看中了，这时该男人成为独占她的主顾，并与妓院订立契约后把她变为情妇。这样的女人受到契约条款的保护。但是，一个男人可以不订契约就把一个女仆或女店员变为他的情妇，这些“自愿情妇”最缺乏保护。
在有着走访婚传统的日本，女人被抛弃的情况很普遍，此所谓“始乱终弃”，更多的情况是男人的“喜新厌旧”。日本女性似乎很容易被乱性，日本的诗歌、“演歌”中这样的内容太多了，因此这类契约既是男人独占女人的依据，也是女人自我保护的一种手段。
日本人不喜欢口头的君子协定，哪怕是海誓山盟，倘若没有文字清清楚楚地写着，都是可以赖账的，这在日本文化中是不以为“耻”的。
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卖色条约，“丈夫去过的妓院也有可能会把账单转给妻子，妻子会把支付账单作为理所当然的事”，这也是体现日本女人“贤惠”的所在，实则也是赖不掉的账。如果妓院把账单公开出去，或者打起官司来，没钱也嫖娼，或者嫖娼也赖账，那真是大笑话。日本人是最怕“羞耻”的，最害怕被众人孤立的，闹不好就是一个自杀来洗刷“耻辱”。
在日本嫖妓往往要订契约，想和艺伎发生性关系更是要订契约。对于男人来说，遵守这一行规事关他的声誉。一个男人为了结交某个特定的艺伎，必须成为其庇护人，并订立以她为情妇的契约，或用自己的魅力征服她，使她自愿投入他的怀抱。对于艺伎来说，她们的性生活受到严格的约束和监视，委身一个可心的男人，与他发生性关系对于艺伎来说是冒风险的一件事，除非那个人做了她的“老爷”。如果她把持不住而偷情了，会招来经营艺伎院的女主人或是经理的愤怒，如被发现了一般是要处罚她的。一旦传扬出去不仅会影响艺伎自己的声誉，还会影响到她的“老爷”的声誉。艺伎的收入主要靠老爷，如果艺伎没有一个和她订契约的老爷，就好比是大街上一只没有主人喂养的野狗，我们不妨叫她“浪人”艺伎。
除了这一契约以外，在明治维新期间，日本东京的卖淫还表现出它独特的季节性。“春夏盛时，一月或有五六十席”，“妓于秋风一起，辄锁户晦迹以去”，据王韬看来，“柳桥之妓春夏则百余，秋冬减其半”。这种按季节卖淫的妓女被称为“外被”。这一卖春特色为何出现、何时出现值得研究，日本人称卖淫为“卖春”大概也来源于此吧。
在这一行业，也有不为钱财的女人，甘愿做心爱的男人的“自愿情妇”。而能够做“自愿情妇”而选择男人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主要是料亭里的上等艺伎和妓院里的高级妓女，普通的艺伎和妓女是没有这样的经济条件和身体魅力的。
拥有“日本第一”大阳物的道镜和尚（1）
破戒的和尚：又是一个风流的贵族
佛教自5、6世纪传入日本之后很快被尊为日本的国教，而且直到日本明治维新的毁佛运动之后才让位于神道教。佛教是主张禁欲的，那么，禁欲的佛教到底对于日本人、日本性风俗有什么样的影响呢？首当其冲的日本佛教徒其表现又是什么样的呢？
在日本的色情文学，甚至历史记载中，最淫荡的角色往往是和尚。“日本第一”好色的人，根据日本古代文字的记载，要数奈良时代的道镜和尚（？—772年）。道镜出身于河内弓削氏，据说出家为僧以后，刻苦修炼，竟然练成“日本第一”阳物。道镜的阳物到底有多大多能？日本文学对此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日本灵异记》中将它比做“荐槌”，而江户时代的一首“川柳”（日本短诗的一种）中则传言道：“道镜啊，一打坐就露出，三个膝盖。”就是说他的阳物有腿那么粗；龟头有膝盖那么大。显然有些夸张。不过，有日本学者考证，道镜患有一种在日语中称为“曾比（ソヒ）”的病，即阴囊肿大，于是乎看起来像是第三条腿。
那道镜和尚不仅阳物巨大，而且刻苦修行之下性能力和性技巧也是其他日本人无与伦比的，和中国秦朝的“大阴人”嫪毐相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道镜的艳遇与秦之嫪毐、唐之僧怀义差不多。
道镜和尚因入宫为孝谦女天皇（717—770年）治病而机遇女皇。孝谦女天皇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女强人，先后两次称天皇，第二次登基号为“称德”天皇。女天皇私生活上的遭遇如同秦太后，年届四十性欲正强的时候却成了寡妇，但她的作风却酷似武则天，可以说秦太后和武则天合起来才抵得上一个孝谦女天皇。据说风流孝谦女皇喜欢上了道镜那伟大的阳物，不知孝谦女皇是否也和秦太后一样，在听到了这样的传言之后，公开把道镜请到宫中“内道场”做法事，日夜陪伴自己，并为自己治疗身心之病。孝谦所患的病，据日本专家研究，是妇女更年期综合征，所以表现为烦躁、消沉甚至歇斯底里，正是道镜让她迎来人生的第二春，再次享受到性爱的乐趣。因此，孝谦女天皇的行为不像秦太后那样偷偷摸摸，同样掌握国家大权的她对待姘头和唐朝的武则天也大不相同，武则天在事情败露之后杀了怀义以谢大臣，孝谦却是袒护道镜处罚大臣。
巧合的是，道镜的抱负也和秦之嫪毐差不多。嫪毐以其可以当轮轴来使用的巨大而且坚硬的阳物得到秦寡妇太后的宠幸，不仅“封为长信侯，予之山阳地，令毐居之”，而且“宫室车马衣服苑囿驰猎恣毐，事无大小皆决于毐。又以河西太原郡更为毐国”。秦太后如此宠幸嫪毐，以至不怕怀孕事败，并为他生下两个私生子，甚至与嫪毐商量“王即薨，以子为后”，实际上是唆使嫪毐谋反称帝，以便公开结为夫妻。嫪毐果然也养了许多食客和刺客，准备强行夺权。而道镜凭借他“荐槌”般的大阳物混了个法皇，天皇之位也几乎唾手可得。
且说道镜和尚，由于床上手段和法术均称高超，令孝谦女皇大受感动，不仅随之出家称尼，而且对他奖赏不断。道镜先是被升任为少僧都，掌管天下诸僧。女皇再次登位为称德天皇后以道镜为“大臣禅师”，随后又以出家的天子不可无出家的大臣为借口，于765年任命道镜法师为“太政大臣禅师”，766年又赐封“法皇”，称其居处为“法皇宫”，待遇一同天皇，并设法皇宫职，以其弟子园兴为“法臣”，园兴弟子基真为“法参议”。也许女皇认为这样还不够她表达对和尚尽心侍奉的感激，她甚至要把天皇之位传给这个情郎。
拥有“日本第一”大阳物的道镜和尚（2）
道镜精于祥瑞迷信和巫觋惑术，他指使人散布谣言说：“八幡神教言：‘令道镜即皇位，天下太平。’”钟情于他的称德天皇信以为真，决定派大臣和气清麻吕去确认此事，因此，“天皇召清麻吕于床下，敕曰：‘昨夜梦八幡神使来云：大神为令奏事，请尼法均，宜汝清麻吕代往听彼神命。’”于是，道镜在清麻吕临行前密语他：“大神所以请使者，盖为告我即位之事，回重募以官爵。”可惜和气清麻吕回来之后却说：“大神托宣曰：我国家开辟以来，君臣定矣，以臣为君，未之有也。天之日嗣必立皇绪，无道之人，宜早扫除。”否则，道镜便可从此当上天皇，而断了日本所谓“万世一系”的皇统。
不过，相比之下，道镜的结局要比秦人嫪毐和唐僧怀义等人好许多。嫪毐虽然快乐一时，但失败之后死无葬身之地。道镜不过在称德女天皇死后，被即位的光仁天皇降旨：“道镜法师，窃挟舔粳之心，为日久矣，陵土未干，奸谋发觉，是则神祇所护，社稷攸祐，今顾先圣厚恩，不得依法入刑，故任造下野国药师寺别当发遣。” “别当”即寺院的住持，这不过是降级处分而已，而下野国药师寺是当时的一所大寺院，所谓的“天下三大戒坛”之一，此举足见日本天皇对于皇室内外通奸采取的是宽容的态度，同时也说明当时的日本人对于乱搞男女关系看得非常的淡。
除了道镜之外，从中国留学归去的法相宗高僧玄昉（？—746年）据说也是一个淫僧，也经常出入宫禁，和皇后光明子的关系暧昧，据说还强奸过封疆大臣太宰府少贰藤原广嗣的妻子。因为奈良时代的僧侣最熟悉唐朝的情况，精通唐朝的典章制度，最富有新知识乃至旁门左道，所以受到朝廷的倚重，以致插手政治，玄昉僧正（高级的僧阶）和道镜法皇是其代表。当时，寺院的和尚们普遍享有特权，有些强奸之类的跋扈之举是在所难免的，例如《日本灵异记》下卷记载说：
丹治比经师者，河内国丹治北郡人，姓丹治比，故以为字。其郡部内有一道场，号曰野中堂，有一个发愿人在宝龟二年（771年）辛亥夏六月，请该经师在其堂中奉写《法花经》，有众多女客会集参拜，经师于是净水注入砚中磨墨写经，到未申之间，突然乌云密布大雨倾盆，众人为避雨而入堂中。由于堂内狭小，经师不得不和众女挤在一处，这时经师突然淫心炙发，踞身于一姑娘背后，撩起她的衣裳，树起自己的玉茎就往前面朱门中直捅。最后携手俱死。
这是些大胆和尚之所为，至于胆小而贪欲的和尚往往通过自慰来发泄，例如《日本灵异记》中卷有这样的记载：
和泉国泉郡血亭山寺中，有一吉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