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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封建帝王就是这个头，可惜的是封建社会没有法律约束帝王，帝王高于法律，只有传统、先例和道德构成巨大的约束。所以封建帝王鲜有人格健全的，老百姓印象最深的帝王恐怕是李世民了，觉得李世民非常亲切。这是因为：在所有的封建帝王之中，数李世民的人格最为健全。
人格最健全的人就是最有德行的，最不受感情支配的人。李世民人格的健全，可以从他与臣子的关系，以及他的以仁爱之心对待夷族的作为中看出。李世民承认自己对臣子和夷族有父性之爱。魏征感慨他们有李世民作君王是三生有幸。从魏征的这一判断中可以读出饱含沧桑的历史悲剧感：圣人王的出现是极为偶然的，上下五千年才有一个李世民，其在位也仅仅不过二十三年。所以我们不能依赖这样一位圣人王的出现。
历史的吊诡在于，暴君、昏君和明君之间距离其实并不遥远。人们发现，李世民和隋炀帝杨广相比，有着惊人的类似：两人都是次子，都有战功在身，都有战功在身，都聪明绝顶，名震中外，都是通过非正常手段夺取皇位，都成功地在东北亚建立了军事霸权，赢得各族人民拥戴，被尊为天可汗或者圣人可汗。最后，这二人一个身败名裂，另一个却被后代奉为千古明君，
儒家认为，政治身体必须是理性的，免于感情的支配，所以儒家根本不担心帝王会做错事，会用无上的权力为非作歹。帝王的自然身体与政治身体合二为一，而自然身体肯定是非理性的，而道德根本无法克制住感情，所以只有道德约束，没有法律来禁锢帝王的自然身体是极度危险的。有法治的苛政，比没有成文法的仁政，更为可取，因为前者还可以避害趋利的空间，而后者在非理性的帝王身体统治下，可以说根本无从确定何处可以逃避。即使帝王有道德，他们的道德也是极为不确定的，英明帝王的理性会多一点，还在襁褓中的帝王只会给予民众屎和尿。
我们不能赞同这样把整个国家的命运和正义寄托在一个不确定性的肉身之上，也不能心甘情愿屈从于这种难以忍受的野蛮和恐怖。我们必须追求对无上君权制衡的路径，探索社会的长治久安之策。在魏征等贤臣的帮助下，李世民找到封建时代长治久安之策，在中书省（负责起草诏令）、门下省（负责审核诏令）、尚书省（负责执行诏令）这一行政三分的制度框架下，〃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于是就有了盛极一时的贞观之治，它堪称儒家道德学说指导政治实践的典范。但是，这一盛世是短暂的，随着李世民的离去而人亡政息，犹如一道流星匆匆划过几千年封建史的上空。原因在于，当时的中国，没有法能够约束帝王的行动，道德操守终归是不可靠的。
最后要思考的问题是，如果一个国家离不开一个元首，也就是说必须有政治身体和自然身体的并存，那么我们如何防止自然身体借助政治身体实施暴政呢？我们中华革命党人在建党初期便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建党初，临时大总统三军最高统帅李健便提出完善国家政治体制，健全法律体系，制定宪法，用宪法的形式，在掌权者的自然身体与政治身体之间划一条较难逾越的鸿沟。
如今天下即将平定，正是将我们革命党人的理想和抱负实现的时候。
这篇文章一出，顿时在政府内部和民间炸开了锅。鞭挞讨伐之声一片，有些同情王韬的人颇感不解，王韬权高位重，为何将自己推到这风头浪尖之上？一般的百姓对王韬这种背经叛祖的说法难以承受，自然骂声不绝。政府内部的人怀疑王韬的政治用心，也出言讨伐。
李健看过王韬给他的信，明白王韬一片苦心，王韬虽然思想上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可是最终始终出身儒门，心里多多少少有贤臣侍明主的思想。王韬一面劝自己再赴北美创盖世之功，成为伟大的领袖，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王国。一方面又要防范于未来，避免出现权利腐化，想利用宪法鞭策制衡。保持国家长治久安，并且希望启迪民智，让人民能够认同。他一面警告人民不可以将国家的命运寄托于圣人王的出现，一面又对李健成为圣人王充满了期待。非常之世当用非常之策，可是这样做的结果会怎么样？连他自己也不能知晓。他这是将一生的抱负作孤注一掷的赌博，也许他心中正被激情和矛盾煎熬着。他希望自己能够幸运的成为魏征，李健成为李世民。而且要比李世民更加伟大，当他们都离开人世之后，国家不会因为他们的死亡而人亡政息。政策可以平稳的承传。汉唐的盛世可以世世代代的延续。他的这片文章是一篇檄文，对全天下开战，包括李健和他自己。
李健钦佩王韬的政治远见和政治胆量，更钦佩他的政治人品。但是他和王韬一样，心里很迷茫。是机缘的巧合让他穿越时空回到过去，自己没有做好改变历史的准备，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唯一能依靠的是那些历史上的政治精英们，比如像王韬这样的人。王韬的直言进谏，正是看出李健在处理国家大事时感情用事的倾向，北美军事指挥汤姆和举荐汉斯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李健改变了王韬，王韬也在悄悄的改变李健。李健改变了历史，历史也在悄悄的改变李健。
全国都在讨伐王韬，李健却默不作声。
他在成全王韬。他和王韬都在细细的观察周围的反应。
李健的沉默，换来的是更多人的发言。在一片讨伐声中，开始出现支持王韬的声音。
首先是统辖四省改革的方举赞，他在上海发行的《申报》上刊登文章，名为《西方三权分立和盛唐的行政三分》，充分阐述了政府内权利制衡的优点和好处。建议政府充分完善行政制度和法律制度。
方举赞和王韬一南一北，形成了强大的政治舆论导向。
当然，也有意见不同者。政府高级顾问，山西大儒徐继畲在南京写文章也发表在《申报》上，题目是《中国需要总统还是皇帝？》。文章赞同资产阶级改革，但是他同时认为中国应该有一个皇帝，这是中国社会现实决定的，他赞同君主立宪制。
徐继畲的说法很能让中间派人士接受，舆论反响剧烈。他的文章一出，连随他刚到南京的李鸿章也坐不住了，提笔写文章投稿《申报》，题目是《中国需要一位皇帝》。文章主张在资产阶级改革的同时，适当的维护和加强皇权，应该给皇帝更多的权利。他的文章很受保守派的欢迎。
汉斯也不甘寂寞，发表了《国家与民族的融合—太平洋两岸的统一》，文章认为只有一个好的政治制度才能达到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强大。
申报连续发表政府要员和在野知名人士的文章，舆论风暴的中心一下子从广州转移到了上海和南京。
此时军队中的高级将领们并没有人参加这场社会大讨论。直到第一军三师政委蔡邦道在《广州日报》上发表文章《坦克和民歌—讨论对民众的引导》再将人们的视野转向南方，同时军队中也有高级将领参加了讨论。
蔡邦道形象的比喻，如果坦克代表政府的强大，那么民歌代表民心的归向；如果坦克代表新兴的革命，那么民歌代表传统的承传。文章从江西百姓传唱《十送红军》说起，建议政府应该重视引导民众，开启民智。坦克和民歌，除旧革新和传统承传，这两样东西是不矛盾的，人民接受坦克的同时嘴中唱着民歌，这样不是更好吗？只有在传统承传的基础上才能顺利的推行革命，他提醒重视舆论引导的同时应该注意方式方法。无论将来国家推行何种政策，民众的引导都是前提基础。
王韬抛砖引玉，对各种言论都包容兼并。一时间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各种观点展开了激烈的大讨论，大江南北洛阳纸贵，报纸的发行量猛增。
此时王韬反倒像个没事情的人一样，伴随着南北大讨论，一道道政令不断发出。特别是政府全面通过了方举赞的经济改革方案。不过王韬依然对改革方案提出了许多限制。比如，对于金融市场，政府依然会加强控制，并且对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市场加强制度化管理。对国有大型企业出让股权，增加了很多硬性规定。国家必须为股份所持最多的一方或者至少拥有45％，外国资本最多能够用有20％。这些限制主要是为了加强政府对经济的控制，避免日后形成的垄断资本蚕食控制国家经济，妨碍国家对经济的正确引导。但是国家对于投资社会基础建设进一步放开了限制，比如，修筑公路，铁路，码头港口等等。无论外国资本还是本国资本都可以独立承担，国家还能无偿给予必要的技术指导。对私人投资小型企业政府继续维持原来的鼓励政策，限制更少，鼓励私人小型企业发展。
热热闹闹的大江南北完全没有严冬即将到来的景象，报纸上每天都能看见重大的新闻事件。大讨论依然占据主导，王韬新政令颁布之后的第二天上海申报刊登了一则大新闻。
第六章 太平洋攻略 第九节 运筹北京
作为新政府统领四省行政的行政长官，方举赞在新政策出台后第二天便在上海宣布公开拍卖江南制造总局45％的股份，这45％的股份底价是900万两白银，被平均分成三份一起拍卖，每份15％。价高者得。若个人无法筹集如此庞大的资金，可以以集体集资的方法竞投。
稍候，政府还会将康健银行兼并的十几家银行票号重新组合再完全出卖。方举赞把它们重新组合成阜康银行（原阜康钱庄）、日升银行（原日升昌票号）、大盛银行（原大盛魁）三家银行。
然后再出卖的是威龙商号、大盛魁商号。威龙商号主要业务集中在南方，大盛魁集中在西北。
很多商人、财主对江南制造总局的股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因为一旦成为股东，不但可以给自己带来丰厚的利润，而且最重要的是成为股东也等于拥有了护身符，再也不用担心政府对富人的镇压清算。
而外资因为新政府过多的限制，对直接购买股份没有兴趣。他们更愿意和中国商人合作，这样操作风险会很小。
所以真正有实力购买全部45％股份的大致有四个方面，首先是晋商代表蔚泰厚银行（原蔚泰厚票号）财东侯荫昌，总经理毛鸿翙。还有同样是晋商代表合盛元银行（原合盛元票号）东家张廷将，郭嵘，总经理梁寿昌。再有就是南方新兴的粤商，高钰、赵厚田等人。最后参加竞争的人是徽商代表胡雪岩、刘庆生。
就实力来说晋商最财大气粗，蔚泰厚银行和合盛元银行早年就和康健银行合作，加上他们和政府高级顾问徐继畲关系密切，这几年来业务蒸蒸日上，赚了很多钱。但是蔚泰厚银行和合盛元银行这次分开竞投，大大削弱了他们的实力。
南方的粤商们大多是早年新政府一成立就响应政府参与实业的人，这几年来他们的实力渐渐强大。可惜的是粤商中有不少人钟情于广州政府即将出卖的广州造船厂，结果很多粤商没有参与江南制造总局的竞投。
至于徽商胡雪岩，他的出现很让人感到意外。自从清军军事失利后，很多票号、商号倒闭。最轰动的就是胡雪岩的阜康钱庄倒闭。可是现在他竟然卷土重来，而且是他并不太在行的工业制造业。但是就实力来说他的实力是最小的，也有人不相信他能够筹集到900万两白银。
江南制造总局局长孙英德大致了解了竞投方情况之后和方举赞讨论。他也很奇怪胡雪岩怎么会来参加竞投呢？阜康钱庄倒闭之后，他因为帮助戈登和平解放上海所以逃过了被镇压的厄运。但是他的实力已经大不如以前了，虽然在江浙还拥有上万亩良田，但是现在江南土地价格很低，所以他本人并没有很多资产。这次据说联合了不少徽商一起竞投，但是估计他们的资产总值最多只有500万，根本不可能和另外三家竞争。
方举赞对孙英德说：“我听康健银行的孟子元、刘庆和说过，胡雪岩这个人是个经商的天才，要不是因为清政府垮台，阜康钱庄坏账无数，阜康钱庄是不会倒闭的。即使这样这次他卷土重来也不可小瞧。”
孙英德仍然不解，“可是问题是，胡雪岩没有那么多资金可以调动，即使他只想争取15％股份也很难成功。晋商和粤商实力很雄厚。”
“刘庆和对我说过，他感觉胡雪岩的目标并不在江南制造总局。”
“那在哪里？难道是……？如果是这样，真是声东击西的好计啊。”
“我们不必插手这件事情，现在平白多了一个竞争对手，原来的平衡被打破了，这样对我们有好处。我们看好戏吧。”方举赞微笑着提醒孙英德。
“只怕，蔚泰厚银行总经理毛鸿翙不是这么好对付的。阜康钱庄和日升昌票号都是他搞垮的，他不会让胡雪岩这么轻松翻身的。”孙英德的语气并不看好胡雪岩。
上海这边沸沸扬扬，弥漫着商战的气息。北京也发生了大事件。
在天津红军再次大捷，北京城终于完全暴露在红军攻击之下。
消息来得太突然，虽然早些时候有小道消息说，红军骑兵在天津打了大胜仗，大家心里知道清朝很快就要完了。可是很多人仍然不相信这是真的。天津和北京毕竟离得远呢！
12月初，全国战场继续沉浸在一片捷报中，四川基本解放，红军各路主力抵近西安、开封、济南，黄河以南除了个别地区，大部分被解放。左宗棠在安徽接受了红军代表徐继畲、郭嵩焘的招降，归降了新政府。
更让清政府恐慌的是红军印第安骑兵主力抵近天津，离北京不远了。
按照天津新军主帅荣禄的想法，那就是坚守天津城不出。不管怎么说天津还有十万装备了新式火器的新军，拖延个几个月应该没有问题。北京的恭亲王奕訢正在和洋人谈判，说不定能够有转机出现。
但是慈禧太后不是这么想的，南面李鸿章、左宗棠相继投降。虽然荣禄是满人，她心里还是不放心，不但在天津派了监军，还不断的下旨要荣禄出城迎击红军，将红军阻挡在黄河以南。
慈禧太后不知道天津的真实情况，她也不可能亲自去天津视察军情。而下面的人只会报喜不报忧。天津虽然号称有十万新军，并且在英国人的帮助下经过了长时间的训练，可是天津新军军饷不足，当官的还想尽办法克扣盘剥，所以士气低下。士兵们出操不出力，训练也大打折扣，加上不传来清军失利的消息，更是雪上加霜。军心涣散，除了能欺负天津百姓，战斗力恐怕连土匪也比不上。
由于慈禧惧怕印第安骑兵绕过天津直接袭击北京，加上渤海上不断聚集的红军军舰，整个北京都人心惶惶，大臣们开始弹劾荣禄畏敌怯战，慈禧连番要求荣禄出战，荣禄在坚守了一个月后不得不硬着头皮出城决战。
天津新军参将李福明主动要求打前锋，荣禄心中大喜，马上应允，并重重的奖赏了他。
这个李福明是他的心腹爱将，这个人年纪很轻，20岁都不到，可是小小年纪却早已经成了武状元，并在两年前朝廷组建新军的时候报名入伍。他对英国教官的教导接受很快，还学会了一些英文，很受英国教官的喜爱。朝廷里很多人似乎也很看重李福明，不断有人向朝廷举荐褒奖李福明，说他文武双全，还能精通洋务。所以这两年他迁升的很快，已经是正三品蓝宝石顶戴身穿豹袍的参将了。当然他带的兵也是最有战斗力的，李福明平时为人颇有侠义之风，常常体恤爱护自己的士兵，士兵们都很拥戴他。
但是荣禄万万没有想到，李福明竟然在阵前倒戈，引着印第安骑兵乘自己立足未稳攻击天津新军的要害，他还在阵前呼喊清军投降反戈，结果成片的新军在他的呼喊下倒戈了。
当荣禄仓皇逃回天津的时候，发觉天津守城的新军竟然和李福明早有勾结，也投降了。无奈之下，荣禄落荒而逃，逃进了北京城。
慈禧哪里能饶了他，立即将他拿了，当街腰斩。
荣禄虽然死了，可是北京城也陷入了彻底的混乱，那些皇亲国戚，八旗子弟惶惶不可终日。
慈禧也慌了神，没了办法。立即找恭亲王奕訢商量，要他马上答应洋人所有的条件，只要洋人能够阻止红军进入北京就可以。
惇亲王劝慈禧马上离开北京到盛京（沈阳）避一避。慈禧考虑再三让惇亲王拟旨，两宫太后和同治皇帝离开北京前往沈阳祭祖。恭亲王奕訢为北京留守大臣兼御前大臣，总理朝政。薛福辰为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