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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88 ）。对警察缺乏信心被认为是具有传统的，所以安全被评价得很低：
56％ 的人尽量避免在天黑以后外出（Polityka11May 14， 1994 ），
36％ 的人在大街上一点也感觉不到安全，无论白天还是黑夜（CBOS Bulletin ，
November 1993 ）。对于“波兰是一个内部安全的国家吗？”的问题，67％ 的人
的回答是否定的，而声称感到安全的只有26％ （GW， March 21 ， 1994 ）。
与政治的任何联系似乎都是腐败的。就任公职不会增加一个人的声望，而是
正好相反。对积极的政治家的不信任是显著的。在最知名的人的声望排名中，最
顶部的三个被政治舞台上的引人注目的人物所占据，但这与任何政治职位都没有
直接联系：反对派知识分子雅采克。库隆（Jacek Kuron ）、红衣主教约瑟夫。
格莱姆卡（Joseph Glemp）和著名的心脏外科医生兹比格涅夫。雷里嘉（Zbigniew
Religa）（GW， July 18， 1994 ）。当这个问题被以相反的方式——“谁
为波兰带来耻辱”——问的时候，三位波兰总统：博莱斯瓦夫。贝鲁特（Boleslaw
Bierut）、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 ）和莱赫。瓦文萨
（Lech Walesa ）排在顶端，加在一起共有49。7％ 的应答者选择了他们（Polityka
， July 5 ， 1994 ）。莱赫。瓦文萨的情形尤其有说服力，因为我们可以观
察到他就任总统后其声望的戏剧性下降：24％ 的人认为他在处理总统工作的过程
中给波兰带来了耻辱，这与他以前有魅力的和英雄式的领导身份形成了对照（
Polityka， June 25， 1994 ）。
/* 78 */第八部分：信任和快速的社会诊断（4 ）
最后，如果我们考虑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信任，人们也感觉到它的衰退。在一
次调查中，56％ 的人估计相互同情和帮助的态度明显地被破坏了（OBOP Bulletin
No。 10/1996 ： 2）。根据波兰一般的社会调查结果，人际信任的下降倾向一直
持续到1994年。在全国性的抽样调查中，持“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观点的
人，1992年是10。1％ ，1993年是8。9％，1994年是8。3％。 而相反的观点“一个人在
与其他人交往的时候越小心越好”的支持率，1992年是87。8％ ，1993年是89。5％ ，
1994年是90。3％ （Marody 1996 ： 224）。
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分析是单维的，这使它看起来好像是信任在整个社会中
的分布是均匀的。在现实中，这种情形从来没有出现过；信任在社会的各个部门
中的分布是不均匀的，它展示出各种程度不同的“不信任文化”。与此相似，信
任对社会不同层次的影响是不均等的——像社会秩序、社会制度、专家系统、角
色、地位、个人——它们易受不信任影响的程度不同。信任的人和被信任的对象
在很多方面都不相同。
根据假设，在后共产主义时期，遍及不同群体的不信任在范围和强度上的多
样性将依赖于两组主要因素。第一组涉及历史的经验，尤其是对于共产主义体系
的否定性影响的脆弱性，或反过来说对共产主义系统的相对的绝缘性。在这方面
不同的群体具有显著的差异。我们可以预期那些最倾向于受其它可以选择的文化
压力——或者是民族的或者是全球性的——影响的群体或社会类别将最不受共产
主义文化和它的犬儒主义综合症的控制。有些群体之所以相对来讲不容易受到影
响，是因为他们是不关心政治的职业（例如：科学家），具有自我雇用的相对独
立性（例如农民和艺术家），是对私人部门的参与（例如：店主或手艺人），具
有职业专门技术的保障（例如：临床医生或律师），以及处于同样的原因更容易
受选择性的文化产生的（culture generating）影响。有些群体对本土的传统
更敏感（例如：天主教徒、民族主义者、渴望国家主权的人、反对外国统治的人），
其结果是导致文化地方主义、乡土观念、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 ）和仇
恨外国人（xenophobia）。在波兰，某些农民是这种传统的典型的携带者。其他
的一些人倾向于西方文化（例如，工作伦理、世俗主义、个人自由、公民权力），
其结果是导致文化世界主义（cultural cosmopolitism）、自由主义和宽容。在
波兰，这种文化综合症最经常在下列群体中被发现：专业人士群体、知识分子和
一些私营企业家，他们有技术和资源（文化的和经济的资本）以获准进入为阻抗
文化流动而存在的大门；他们有必要的教育水平、外语能力、国际联系和多余的
金钱进行文化消费和国外旅行。但更重要的是年轻的一代，他们天然地比其它群
体更独立于传统主义，他们的社会化和教育都发生在共产主义体系已经变得更弱，
更少压制性以及明显衰退的时候。在他们身上共产主义体系的“教育效果”显著
地降低了（Miszalska 1996： 81 ）。
第二组因素包括那些与当代的状况，尤其是与在新体制下的相对剥夺或它的
反面相对成功的经验相关的因素。安尼塔。米沙尔斯卡（Anita Miszalska ）提
出了一个关于社会分裂成“平民主义和权利要求者的波兰”与“商业和资本主义
支持者的波兰”两部分的假设（Miszalska 1996： 32 ）。例如，目前最不信任
的人可能将在由于民主制度的转型失去最多——从绝对的或相对的观点来看——
的群体中被发现。看一下工人阶级的困境。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面临着失业，从绝
对的观点来看，他们的工资没有显著的提高，但是随着新出现的企业家群体的显
著的富足和商店里摆满了诱人的但价格昂贵的商品，成功的比较标准已经被定得
更高了。现在的状况也使他们常常怀念他们在现实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特殊有利地
位，而那时他们曾经作为反共产主义革命背后的真正力量。现在这个群体被阻止
享受胜利的果实。剥夺和随即发生的不信任的经验是特别痛苦的。或看一看农民
的情形，他们失去了在食品市场上的垄断性地位，并且面对着来自国外的更有效
率的、更便宜的竞争对手。或者看一看国家雇用的白领工人和一些艺术家与知识
分子群体，与那些受雇于新兴私营部门的人相比，他们的报酬是非常低的。
另一方面，从那些收获了当前的改革利益的人那里，我们可以预期相当可观
的更多的信任。这些人包括活跃在政府和行政机构中的政治精英和活跃在各种形
式的经济投机领域中的新兴的企业精英。与此相似，它还包括一些专业人士群体，
像临床医生、律师和公证人，他们能够启动赚钱的私人业务。也有一种叫“特权
阶级”的特殊群体，他们能够把得自于旧政治体制的政治资本通过个人的关系、
相当的技巧和组织能力转化成在新政治体制下个人富有的真正资本和同样高的经
济地位。感到满意的群体也包括那些在部分地违法或完全违法的经济努力中获得
成功的人：在“灰色”或“黑色”的经济领域中的居住者。他们没有理由不信任
改革，正是改革为他们的业务开启了合法的通道和其它的机会。对于知识分子和
专业人士群体来说，即使他们在物质上没有得到提高，像言论与结社自由、审查
机构的减少、对外开放以及类似民主制度等无形的东西有充分的理由唤起他们对
正在进行的改革的信任。最后，对于那些深深地植根于高贵的传统价值观中的人
来说，不依赖于其它的环境条件，“贵族阶级的责任”等也将预示着某种程度的
持续的信任。也许信任或不信任的比例也将因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居住于
城市或乡村以及宗教信仰的不同而不同。
如果我们转向信任的对象，他们也呈现出相当程度的多样性和多种可能的变
形。由于某些事件引起公众的注意，特殊化的不信任可能会出现，例如，当警察
或银行家的腐败和虐待被揭露的时候，就产生了针对他们的不信任。或更广泛的
不信任可能涉及不同的客体。他们也可能是不一致的：例如，人们可能给予某些
拥有权力的人信任，但是却不信任整个政府机构；或相反，对民主制度的原则信
任伴随着对现在的议会的强烈的不信任。公共机构自身可能呈现出信任和不信任
的整个序列。在波兰，令人惊奇的是由于各种历史原因人们给予军队和教会如此
之高的信任，却给予警察、官僚机构或政府那么多的不信任。1991年波兰人对公
共机构的可信性从高到低排序如下：军队、教会、廉政官员、电视、议会（下院）、
警察、国会、工会、政府（CBOS Bulletin No。 1/1991： 52 ）。与此相似，角
色和地位可能获得极端不同的信任程度，从处在顶端的大学教授、临床医生和教
师，到处在底层的警察官员、公共官员和政治家。
即使做了上面介绍的校正，对后共产主义状况的分析仍然是很不完全的；因
为缺少数据，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都被忽略了。但是尽管这幅图画是尝试性的，
它仍然是非常一致的。信任似乎是非常稀缺的社会资源。“不信任文化”似乎是
深深地扎根于其中。而一旦信任的衰退达到这种文化的层次，不信任就变成有传
染性的和自我增强的。从现在开始它就是一种“常态”，被接受的反应是不信任，
而所有的信任显示都被看成是轻信、天真和头脑简单的信号，并将受到奚落、嘲
笑和其它消极的评价。令人悲哀和自相矛盾的是，犬儒主义被提升为一种美德。
/* 79 */第八部分：信任和快速的社会一种尝试性的解释（1 ）
现在我们必须要问为什么不信任的综合症会在取得了胜利的革命之后发展出
来。我们可以采取两种时间视角：短期的和长期的。在革命刚结束的时候，一种
“后革命的不适”出现了，它要——自相矛盾地——帮助恢复阻碍基础性信任出
现的前革命的不信任的遗赠。这种不适可归因于几种环境因素。首先是广泛存在
的失范或后革命的价值观混乱——对于有约束力的规范和价值、有效的规则和生
活的正确道路的普遍迷失。旧的模式已经倒下，新的模式还没有被普遍认可。被
抛进没有确定性和全无道德引导的环境中，人们感到被隔离和孤独并把他们的怨
恨转向他人。人际的怀疑、不信任和敌意破坏了由极权主义的统治所留下来的保
存完好的任何社会联结。其次，由于新敞开的获取财富、权力和声望的途径而出
现新生活的可能性和提高社会地位的机会，造成了激烈的竞争，在这里奖金是丰
厚的，但是游戏的规则还没有形成。礼貌、公平竞赛、合作的态度和相互信任没
有找到生根发芽的有利土壤。第三，严格的社会控制，无论是外部的还是内部的
都突然消失了。警察的强制力和司法系统被解散，因而失去了它们可能仍然拥有
的任何合法性。由于认为法律具有极权主义根源，这使法律变成了非法的和没有
约束力的，法律被破坏了。而法律的强制机关显然是没有效率的。可靠的社会控
制的缺失产生了焦虑、迷失方向和不确定性，为不信任综合症的膨胀提供了肥沃
的土壤。
第四，新的政治精英常常不能经受住他们刚刚获得的职责的考验。权力腐败
了，而这也适用于通过超人的手段获得的民主权力。反对派政治家一旦掌握权力，
常常开始模仿老派的权力守卫者，表现出某些相同的权力专横性。党派之争、对
职位的贪欲和对公共利益漠不关心就变得明显了。在1992年的一次调查中，问及
议员主要代表谁的利益，40％ 的人的回答是“他们党或宗派的”，27％ 的人的回
答是“他们自己的私利”，而认为他们代表“整个社会的利益”的人只有6％（CBOS
Bulletin No。 9/1996 ： 45 ）。显然，政治家被逐出了“我们”的范畴而重新
被看作类属于“他们”。公众清醒地看到在政治最高层的持续的个人争斗、丑陋
的中伤和公开的敌对的图像。政治家的薪水和额外收益被认为增长得过快而且缺
少正当的理由。人们带着不信任的眼光来看待特惠主义和裙带关系。同样明显地
存在着无知、不称职和无能：最高的政府官员的以错误的信息没有根据地轻率做
出决策。在政治声明和竞选诺言与实际政策之间存在明显的不一致。一些法律通
过了但是没有强制力。中央政府的决策有时为地方首脑所忽视，或相反，中央政
府的决策被强加在地方政府的意志之上。在获悉公众意见和公开应对大众媒体上
存在困难。保密的要求——并且居然不断地试图通过立法的方式认可通过限制大
众媒体接近政府运作的渠道来保密——增加了政治家和广大的公众的疏远程度。
也存在影响大众媒体的内容、控制电视、强加某种审查制度的持续的努力。
最后，存在决策的任意性，有时曲解法律，有时违反法律，甚至在有些情形
下背叛法律自身的最基本原则（例如，罗马法不追溯既往的规则，或所有的公民
——包括最高官员——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民主制度的最基本原则）。政治家
所有这些对权力的滥用、道德败坏和有时甚至违法的行动都是非常明显的，甚至
比以前更明显，其原因在于由独立的媒体提供的民主的透明度。
现在我们必须采取更长远的视角，去问为什么在发生革命事件和深入开展建
设一个西方类型的开放的、民主的、市场社会好多年之后，不信任的综合症仍然
这么持久地存在。过去的遗赠加上“后革命的不适”只能提供部分答案。另外那
部分答案必然在出现于后共产主义社会的新环境中寻找，这个环境制造或增强了
不信任。
依据我们的理论模型，最重要的是在后共产主义社会人民的“生活世界”中
的不确定、不安全、不清晰和不透明的环境状况。我们知道，信任是建立在对未
来的预期基础之上的。“这种预期反过来意味着关于未来的社会结构、社会易变
性的范围和机制，以及关于社会转型过程得失的某种确定的观念”。但是“未来
系统的形状仍然是模糊的”（KolarskaBobinska 1994 ： 8）。所以“在这种
情况下，爱好和兴趣受到刻板印象、偏见、希望和焦虑的强烈影响”（Kolarska
Bobinska 1994 ： 8）。不确定性通过很多方式表现出来。第一，存在一种非
常扩张的“风险环境，这种环境从总体上影响大量的个体”（Giddens 1990： 35
）。最严重的是失业风险，在90 年代早期，对于15。7％ 的波兰劳动力来说，这就
是生活的实际情况（Poland： 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port 1993/1994
： 77 ），这是一个严重地关涉到全国69％ —70％ 的人的问题，这些人把失业放
在国家将要面对的问题序列的最顶端12（CBOS Bulletin No。 2/1995： 71
）。在另一次调查中，多达58％的应答者表达了对可能失去工作的担心（由于雇佣
他们的企业倒闭或停业整顿）（CBOS Bulletin No。4/1995： 77 ）。失业
及其威胁显然导致了焦虑、不安全感、挫败感和对系统及其未来的普遍不信任的
产生。差不多同样有威胁性的是通货膨胀与金融不稳定的危险。通货膨胀率虽然
从它的最高点降下来了，但是在那个期间仍然是很高的，每年的通货膨胀率在35％
—40％ 之间浮动（Poland： 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port 1993/1994 ：
22）。它明显地破坏了对货币、储蓄的意义和商业条款的稳定性的信任。64％ 的
人把通货膨胀作为他们每天最担心的问题之一是并不令人惊奇的（CBOS Bulletin，
January 1994）。1993年，66％ 的被调查者声称他们害怕贫穷（CBOSBulletin No。
12/1993 ： 83 ），而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高的只有3％（CBOS Bulletin No。 6/1993
： 77 ）。不断增加税收负担的不稳定的税收政策产生了非常有害的结果。它妨
碍了关于未来收入的任何确定性，并为欺骗、逃避法律、甚至犯罪提供了便捷的
理由：“当人们感到他们被利用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反过来欺骗系统呢”（Elster
1989： 180）。在金融系统中造成不信任的另外因素是好几个新成立的私人银行
的倒闭和股票交易上不时出现的空前繁荣时期之后的崩盘。
/* 80 */第八部分：信任和快速的社会一种尝试性的解释（2 ）
第三个方面的风险出现在自由竞争和市场交易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一样感受
到了这一点。在资本积累的早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