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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lletin January 1994 ）。
第五，对父权式统治的关爱，对强有力的统治者和经济问题的简单解决办法
的渴求，向各种平民主义者和煽动者敞开了大门。仍然存在对典型的旧体制的持
久稳固的期望，“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负责，并因此将会解决所有
的问题”（Ekiert and Kubik 1997 ： 26 ）。这种态度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
假设工资一样的情况下，65％ 的人说他们将会选择在国有企业工作，而只有15％
的人选择私营企业（CBOS Bulletin No。 4/1995： 98 ）。来自加拿大的商人斯
坦尼斯瓦夫。蒂敏斯基（Stanislaw Tyminski）仅仅通过口头许诺快速的繁荣，
在总统选举中竟然能够吸引15％ 的选票，这个例子似乎是那种平民主义的鼓吹者
倾向的有效的指标。
现在让我们转向行为指标：由社会成员所表现的行为的典型形式。对自己社
会的生存能力的普遍不信任的最强有力的信号也许是移民的决定。这是人们在生
活条件变得不能忍受，并且看不到改善希望的时候采取“退出选择”（Hirschman
1970）的最清楚的形式。1989年经过布达佩斯逃离东德的难民潮，逃离海地、柬
埔寨、越南或古巴的“船民”，或穿过美国边境的墨西哥人，都强烈地预示着人
们已经失去了对他们自己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系统的任何“内部信任”。同时，作
为功能替代品的“外部信任”发展起来：或者是以“自由世界”“西方”等模糊
的、弥散性的观念形式，或者是以更具体的目标化的最具有吸引力的移民国家的
想法的形式。现在看一下波兰人的情形。在1989年以后很久，当以前的政治运动
已成为过去，相当大的移民潮仍然从波兰奔涌而出，他们主要来自受过高等教育
的群体和专业人士（临床医生、工程师、艺术家、音乐家、体育运动员等）。移
民去向的优先等级排列如下：美国、德国、法国、瑞士、加拿大、意大利、澳大
利亚、瑞典、希腊（Slany 1997： 94 ）。在1991—1995的四年中，112716名移
民永久地离开了波兰（Rocznik Demograficzny 1997： 312）。在美国“签证处”
波兰人一直有最大的配额，这表明申请人的数目也是最大的。德裔波兰公民到德
国“新定居”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特殊事例。据德国红十字会估计，1980年最
多有100000的在种族上属于德国的人生活在波兰。然而，从那时起到1991年，790000
名“重新定居者”来到德国（Okolski 1996： 33 ）。这表明了“退出”趋势和
通过假装——而且有时是伪造——外国血统以放弃波兰公民资格的渴望的程度。
这得到了调查数据的支持，调查显示29％ ，或大约三分之一的公民严肃地考虑移
民（Central and Eastern Eurobarometer ， March 1993 ）。大约59％ 的人声
称愿意临时到国外去工作（CBOS Bulletin No。 8/1992： 46 ）。并且事实上，
在1995年超过900000的波兰人到国外旅行，他们中相当大比例的人是去寻找临时
工作（Rocznik Statyczny 1997： 112）。
/* 76 */第八部分：信任和快速的社会诊断（2 ）
类似于移民的现象，另一种不同的“退出（exit）”选择是从对公共生活的
参与中撤退（内部的流亡）。尽管是新的民主政体，“政治上一般化的‘我们与
他们’——其‘国家’被看成是‘社会’的主要对抗者——在1989年短期的衰退
之后重新获得了它的声望”（Ekiert and Kubik 1997 ： 26 ）。让我们只简单
地论述一下这种现象的两个征兆。一个是选民的弃权。在波兰第一次民主的总统
选举中，几乎50％ 的公民选择弃权，而在后来的地方选举中所有的参与者加起来
大约只有34％ ，在城市中下降到20％。在1991年的议会选举中，只有43％ 的公民参
与投票，而57％ 的人弃权了（Miszalska 1996： 172…188）。同一现象的另一方
面是持续地不愿意支持国家干预经济领域。在相对较贫穷的国家，令人惊异的是
如何能够募集到那么多的钱用于慈善行动，因为它们被明确限定为自发的和私营
的，而不是政府行为。那些为“助人为乐大剧场”（Great Orchestra of Festive
Help），是为残疾儿童募捐的在全国播出的电视马拉松）捐赠了大笔金钱的人却
会为逃税用上他们全部的智慧。
作为选择，广泛的不信任可以通过选择“表达”而不是通过选择“退出”显
示出来。那些不想选择移民或选择被动接受的人求助于集体抗议。大量的“抗议
事件”是公共不信任的很好指标。当然这必须伴随着某种程度的对抗议团体或运
动和它们潜在有效性的信任。对官方政策的不信任被来自下面的“可以选择的对
策”的信任所代替。后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充满了抗议事件。波兰曾经不断发生
了罢工、街头示威、抗议集会、游行、道路封锁、延续绝食的浪潮，表达了对政
府的普遍不信任或对具体政策的特殊的不信任。就像艾克特和库比克在全面分析
的基础上所断言的：“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波兰可以归类于世界上最好争吵的民
族之列”（Ekiert and Kubik 1997 ： 17 ）。他们的计算显示：抗议事件1990
年是306 次，1991年是292 次，1992年是314 次，1993年是250 次（p。19）。参
与罢工的工人人数从1990年到1991年翻了一番，从115687人增到221547人（p。21）。
在从1992年到1993年的这段时间，相信如果不罢工什么东西都不可能获得的人从
20％ 上升到40％ （CBOS Bulletin No。 5/1993： 115）。
当我们检查人们指向更加遥远的未来的行为模式时，在此我们必须对未来进
行某些想像，也可以观察到不信任的存在。如果那种想像是不清晰的或否定性的，
我们将会观察到现世主义倾向（presentist orientation）：只关心眼前的这一
刻，忽视任何在时间上更遥远的前景。从这方面来看，有些学者把当代波兰称为
“观望的社会”（waiting society ），显示其“不愿意从长远的眼光计划和思
考未来”（Tarkowska 1994： 64…66）。对未来的普遍不信任以很多方式反映出
来。在教育决策上可以发现一个例子。在很多情况下，教育决策与劳动力市场的
趋向无关，也不是为长期的生活计划所激发，而其目的似乎在于通过在一个令人
愉悦的学术环境中度过很多年来延长没有疑问的青年期，和尽可能地推迟做出重
大的职业决策。否则如何才能解释为什么像考古学（尤其是地中海沿岸的考古学）、
艺术史、宗教研究、哲学和心理学这样的大学系所受到那么多人的欢迎（资料来
源：对克拉科夫的雅盖隆大学1992、1993、1994年的最新统计资料）。当我们转
向某些经济行为的流行模式时，我们可以发现相似态度的其它证据。其中之一是
在消费品上的巨大开销，而忽视投资和储蓄。59％ 的人宣称储蓄是完全不切实际
的（GW， October 18 ， 1994 ）。大多数人仍然不愿意在私营生意上投资
；只有14％ 的人严肃地考虑过它，仅有7％的人愿意在股市投资（GW， April
30， 1994 ）。但是甚至在那些决定投资的人中，也出现了一种有代表性的模式。
引人注目的是大多数投资仍然投在商业、服务业和资本运作上，而不是投在制造
业或建筑业（Poland：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port 1993/1994 ： 125）。
这反映了对法律规则、商业条款和经济政策一致性的不确定感。企图获取短期的
即时利益，而不是尝试等待更大的但是延迟的利益，是对这种焦虑的合理反应。
与此相似，具有典型意义的是人寿保险机构仍停留在它的早期阶段，并且只吸引
了少量的一群客户。
在经济领域，制度的不信任可以通过在股票交易所——在波兰经济中的一个
新出现的机构——投资的投资者的典型行为显示出来。大部分投资者完全不考虑
基于公司所报告的业绩表现的客观指标的“基本分析”，用的最多的是根据一些
时髦的、神奇的诀窍所做的价格曲线的“技术分析”（“艾里奥特波浪线（Elliott
Waves ）”是特别流行的一种）。投资者似乎依赖最不能证实的流言，这展示了
对所有的官方声明、统计数据或经济预测的普遍怀疑。他们由于盲目地模仿他人
或追逐本能而被推来拉去，其结果是热情和沮丧的交替出现。
在服务业领域，对公共机构的不信任是明显的。如果可以选择，人们最经常
选择的是私人服务而不是公共服务。当社会化的国家经营的医疗机构失去了它的
垄断性，大部分患者立即转向私人医生和他们的诊所，尽管它们更昂贵。尽管有
过多的学费，越来越多的小学和初中水平的私立学校从公共教育中吸引学生。这
慢慢地扩展到高等教育中，在那里，甚至具有很高声誉的国立大学也被一些喜欢
新的个人成就的学生所抛弃。人们似乎普遍认为好的服务的惟一可以信赖的保证
是金钱。
现在让我们转向直接的意见、评价和提议，人们在其中用言辞表达某种程度
的不信任（言辞的指标）。在最一般的水平上，信任的最好指标是对于制度改革
——直到现在它们所取得的成功和它们未来的前景——的评价。1991年在罗兹
（Lodz）的工人阶级中心进行的调查中，只有13。6％ 的人认为改革的方向是正确
和合适的（Miszalska 1996： 50 ）。在1993年的一次全国性的抽样调查中，只
有29％ 的人无条件地赞成改革，而表示不信任改革的高达56％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barometer ， February 1993）。在另一次民意调查中，58％ 的人认为当时
的政治和经济状况恶化了（GW， February 22， 1994 ）。还有一次调查，
69％ 的人做出如下判断：当时没有人控制国内事件的发展（CBOS Bulletin No。
1/1992： 8）。当问到改革的更具体方面时，只有32％ 的人说民主制度是好事情，
而有55％ 的人对民主制度不满意（Central and Eastern Eurobarometer ， February
1993）。当更具体地涉及波兰的民主制度时，人们甚至更加挑剔，在1993年有9％
的人仍然认为政治体制没有民主，而只有22％ 的人把它看成是接近真正民主的
（CBOS Bulletin No。 5/1993： 18 ）。两年以后，43％ 的人相信民主制度没有
很好地起作用，而说它运转良好的人只有1％（CBOS Bulletin No。 1/1995： 62 ）。
对议会的信任明显地跌落下来。
/* 77 */第八部分：信任和快速的社会诊断（3 ）
与此相似，只有29％ 的人相信私有化带来了“向好的方面变化”（GW，
April 17， 1994 ）。而问及谁从私有化中受益，在1992年46％ 的人认为是富人，
55％ 的人认为是骗子和玩弄花招的人，20％ 的人认为是老共产主义的“特权阶级”，
只有4％的人认为是普通大众（CBOS Bulletin No。 9/1996： 102）。问及“谁受
到了损失”时，66％ 的人回答：“普通大众”（p。103 ）。在1991年，59％ 的人
预测他们的经济状况会恶化（CBOS Bulletin No。 1/1992： 9）。在1993年7 月，
对国家经济状况的负面评价达到了顶峰，在全国性的抽样调查中，70％ 的人认为
它是糟糕的，而认为好的人只有5％（CBOS Bulletin No。 2/1994： 6）。对于波
兰人民1993年全年的生活水平，71％ —82％ 的人的评价是变坏了（CBOS Bulletin
No。 2/1994： 7）。当追问已经最终发生了的具体变化时，应答者表现了明显的
负面偏见，更多的看到改革的黑暗面。对于改革以来最重要的变化，93％ 的人选
择了犯罪的增长，89％ 的人选择了经济的欺诈，87％ 的人选择了社会经济的不平
等和不断加剧的贫富分化，57％ 的人选择了对贫困者的社会保障和关爱的减少，
62％ 的人选择了人们相互同情和帮助的态度的减弱（GW， June 17， 1994 ）。
普遍不信任的另一个指标是拿现在的社会经济状况与过去的做比较。问及他
们自己个人的状况，53％ 的人感到他们生活比以前更坏了（GW， June 17，
1994）。在工业城市罗兹这个比例甚至更高——达到75％ （Miszalska 1996： 68
）。只有大约12％—13％ 的人明确地认为他们在1993年全年的生活条件是好的（CBOS
Bulletin No。 1/1994 ： 7）。评价其他人的状况，大约一半的应答者相信一般
来说人们在现实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更满意。这种令人惊奇的结果由三个独立的调
查所证实：在三个调查中，分别有52％ 、48％ 、54％ 的被调查者持上述看法（
GW， June 28， 1994 ）。当考虑他们社会的未来时，人们甚至更加悲观。只
有20％ 的人认为未来的状况将会改善，32％ 的人预期会更坏，36％ 的人希望至少
保持不变（GW， April 17 ， 1994 ）。另一个调查显示，多达64％ 的人是
悲观主义者，而只有20％ 的人是乐观主义者（CBOS Bulletin No。 1/1994： 5）。
更具体地看，涉及到整个经济状况，62％ 的人相信它将不会有所改善（Central
and Eastern Eurobarometer ， February 1993），55％ 的人预期生活费用会增
加（CBOS Bulletin ， January 1994 ）。在人们所担心的问题表中，可以发现
对未来的不信任的一个证明：73％ 的人把他们的孩子缺少成功的期望作为他们最
担心的事情（CBOS Bulletin ， January 1993 ）。
更具体地说，对公共机构和职位的不信任有很多形式。对政府机构的信任不
断下降。甚至在传统上被认为是最受信任的机构之一的天主教（在1990年的一次
全国性的抽样调查中，82。7％ 的人认为它是可以信任的，参见Marody 1996 ： 252），
似乎也受到了不信任气候的影响，特别是当它扮演了更多的政治角色的时候；54％
的人不赞成教会功能的这样的扩展，而70％ 的人更倾向于教会把它的活动限制在
宗教领域（GW， May 10 ， 1994 ）。
即使大众媒体更独立，并且与国家没有直接的联系，它也没有变得更公正。
由于受到它们在现实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工具性角色的影响，它们似乎还没有重新
获得信任。48％ 的人仍然不相信电视，40％ 的人不信任报纸（Central and Eastern
Eurobarometer ， February 1993）。公共的责任性机构也没有变的更公正。62％
的人相信税务机关对税务欺诈行为无能为力，只有14％ 的人认为它们在税务的征
收上是有效率的（CBOS Bulletin No。 8/1993： 26 ）；72％ 的人指责警察所起
的作用，52％ 的人对法院不满（CBOS Bulletin No。 7/1994： 72 ）。惟一的例
外是军队，它们保持了相对高水平的可信性（75％ —80％ 的人表达了一致的赞成）
10。
但是，被认为是最值得怀疑的是政治家；在一次全国性的抽样调查中，87％
的人断言政治家们只关心他们自己的利益和位子而忽视公共利益（GW， July
11， 1994 ）；77％ 的人相信他们以权谋私（CBOS Bulletin ， October 1995
： 1）；87％ 的人相信他们惟一关心的只是他们的位子（GW， No。 159/1994
）。如果生活上有什么事情不对了，93％的人断定“政治家和官僚是有罪的”（Koralewicz
and Ziolkowski 1990 ： 62 ）；48％ 的人认为公共行政机关充满了腐败，而认
为在私人商务中存在腐败的只有8％（GW， March 19 ， 1994 ）。高官的诚
实性也是令人怀疑的：49％ 的人不相信部长所发布的信息（GW， March 25 ，
1994）；60％ 的人确信国家统计局发布的通货膨胀或GNP 增长率数据是假造的
（CBOS Bulletin ， January 1994 ）。对政府或行政机构的基于信用的责任心
的信任程度也不高：70％ 的人相信公共官僚机构对人们所遭受的苦难和冤情是麻
木不仁的（GizaPoleszczuk 1991 ： 76 ）。公平和正义在公共机构中被发现
是缺失的：71％ 的人说在国有企业“干好工作并不是发财致富的方法”（Koralewicz
and Ziolkowski 1990 ： 55 ），72％ 的人相信人们晋升不是因为在工作上的成
就而是因为“关系”（GizaPoleszczuk 1991 ： 86 ）。这种看法也扩展到法
庭：79％ 的人断言，判决对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将是不同的（GizaPoleszczuk
1991： 88 ）。对警察缺乏信心被认为是具有传统的，所以安全被评价得很低：
56％ 的人尽量避免在天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