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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伯亲手创办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是中国最大的船炮制造之地，它的地位和影响远远不是上海炸弹局、苏州机器局、金陵机器局以及其他机器局所能比拟的。江南总局这些年来在老伯、李中堂以及容会办、杨提调等人的领导下，取得了令人瞠目的成就，填补了中国船炮制造的空白。它的丰功伟绩，永远彪炳史册。”
聂缉槻滔滔不绝的恭维话，使曾国藩很满意。“擅长言辞，头脑敏捷”。他在心里这样估评着。
“江南总局本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但诸多原因限制了它不能长足发展，其中最大的问题在经营管理方面。老伯，不是侄儿危言耸听，这方面若无得力的改进措施，江南总局将不会越来越兴旺，不久的一天，就有可能挡不住朝野内外的风言风语而停办。”
曾国藩的眉头微微一皱。这一瞬间，他想起了到赵家祠堂指出檄文瑕漏的王辏г耍肫鹆思木雍胍闼孪坠グ睬熘叩恼粤椅模肫鹆松险两习瞬叩难Ω３伞３跎６坎慌禄ⅰＵ庵殖衿羌淠涯芸晒蟮摹２恍业氖牵磐窭矗硇矶喽喔挥刑觳诺纳倌辏亲吭降募叮３１痪痈呶徽拼笕ǖ睦献矢衩牵嵋椎匾浴翱裢薄扒潮 倍右苑穸ǎ貌坏接τ械闹厥樱贾率磺宓奶觳怕衩弧⒆渴独渎涞娜瞬疟纭ＴＲ源俗越搿Ｋ钪煜轮螅卤渲烈螅龇且皇忠蛔闼芪郑匦刖偬煜轮呕嵊谝唬丝善教煜滦斯业牡览恚蚨逊⑾秩瞬拧⒔币慈瞬拧⑴嘤瞬拧⒅赜萌瞬抛魑约旱姆帜谌挝瘛Ｔ谑且愿雍驮玫难丈阅艏菜担骸敖献芫钟胁簧俦锥耍乙蔡搅艘恍┓缪苑缬铮隳苡行墓鄄斓剑帜芴孤实刂赋觯獗闶嵌宰芫值囊淮蠊毕祝易曰岷苤厥印Ｄ悴灰腥魏喂寺牵裁椿岸伎梢猿ǹ党隼础！�
得到鼓励的聂缉槻勇气更足了：“江南总局完全靠朝廷拨款，不能独立经营。这几年来，江海关拨出了洋税以及筹拨一百九十八万两银子，而各省送来总局轮船、枪炮修造费仅只两万一千两，总局生产出来的所有军火船只，都直接调军营炮台，没有收回一文钱。这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好像是天经地义的，在傅兰雅先生他们看来，这完全不是办厂的路子。”
曾国藩也觉新奇，朝廷出钱办工厂，造出的枪炮调往朝廷管的军营炮台，当然不能再收他们的钱，这不是明摆着的道理吗，为什么不是办厂的路子呢？他问聂缉槻：“你讲讲不对之处在哪里？”
“傅兰雅先生他们常说，西方人办工厂，要靠工厂以自己的力量来支持来发展，这样，办工厂的人才有兴致。也就是说，造出的枪炮子弹、轮船机器，都应该按价出售，工厂扣除成本后要有所盈利。江南总局是靠海关税提成，税收多，提成多，税收少，提成少，造出的东西，不管好坏优劣，亦不在乎多少，都可交代。如此，接踵而来的是另外两大弊病：一是质量差，数量少，式样陈旧，二是浪费严重。”
聂缉槻讲的办厂的路子，曾国藩认为不能改变，像洋人那样要各军营炮台用银子来买军火，目前在中国根本不可实行，但质量差数量少和浪费严重两大毛病，却是必须纠正的。不过，在此之先，曾国藩绝没有想到，这种现象竟然来源于所谓的办厂的路子不对。
“以枪支为例，科尔和傅兰雅说，江南总局拥有工役一千余人，造枪的人数有三成，设备也较齐全，经费不愁，西方这样的军火厂，每天可造二十支，而我们每天只能造三支。三支中必有一支调到军营后，只能吓吓老百姓，不能开火射击。现在西方各国都在大造后膛枪，我们仍在造老式的前膛枪，上月开始试造林明敦式后膛枪，而这种枪英、美等国已废弃不用，他们在造毛瑟枪、必利枪和黎竞枪。至于说到江南总局的浪费，那更是惊人。容会办、杨提调很心疼，但无力扭转过来。我们造一支枪，需要工料成本十七两四钱银子，而从英、美军火厂直接定购一支同样的枪，只要十两银子就够了。威靖号用去十二万两银子，据傅兰雅先生翻译的外国报纸来看，造这样大小的木板船，英国只需要十万两，美国只要九万两就行了。所以我担心，有朝一日会有人提议，停办江南总局，干脆向洋人去买军火兵舰算了。”
这些天来，曾国藩的头脑被徐图自强的美妙远景弄得热烘烘的，经聂缉槻这股冷风一吹，清醒了不少。他郑重地说：“仲芳，你提出的这两大弊病确实是大问题，若不设法解决，真的会有停办的一天。不过，江南总局决不能停办，它是中国自强的希望所在。我们不能靠买洋人的军火轮船过日子，一旦他们翻脸不卖怎么办？他们要挟勒索怎么办？何况，我们就只能永远不如别人，永远造不出比别人更好的枪炮兵船、炸药子弹吗？仲芳，你平时与傅兰雅先生他们谈过如何克服的办法吗？”
“他们说，若办厂的根本路子不改变，这两大弊病就不能指望克服。”聂缉槻低声说。
曾国藩的脸色陡然阴沉下来。办厂的根本路子，决不是他曾国藩能够改变的，如此说来，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就只能坐待它的停办关闭吗？中国徐图自强的道路就走不通吗？
“老伯不必忧郁，事情是人办的，解决的办法总可以想得出来。”聂缉槻心中并无任何主意，他只是凭着一种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心理迸出这样两句话。
然而，就是这样两句普普通通的话，使曾国藩大为感叹起来。他再一次意识到自己老了，不行了，顾虑多，忧愁多，当年那种不顾一切拼命向前的勇气少了，胆量也小了，而办大事正是需要聂缉槻这样不畏艰难的后生辈，中兴、自强靠的是他们！想到这里，曾国藩将眼前这位年轻有为的故人之子，上上下下地仔细打量了一番，猛然间，一个念头在心中泛起。他慈爱地问：“仲芳，你父母给你定了亲吗？”
“没有。”聂缉槻略带羞容地摇了摇头。
“哦！”曾国藩兴奋地站起来，快活地在客厅里踱了几步，欲言又止。
聂缉槻莫名其妙地望着这位以威严凝重著称的老伯，不明白自己没有定亲这件小事，何以给他带来如此喜悦！这时，容闳推门进来了。
四一个划时代的建议
“纯甫，你来得正好。”曾国藩招呼容闳，“仲芳跟我谈了半天，关于机器局的管理方面，他有些很好的看法。我走之后，你们两人还可以再谈谈，然后和国栋、雪村、若汀他们一起商量商量，也听听科尔、史蒂文生、傅兰雅等人的意见。下个月，你到江宁来一趟，把商量的结果告诉我。”
“机器局管理方面的问题，仲芳跟我谈过多次，有些问题正在想办法解决，但根本性的问题我们无能为力。”容闳摊开双手，显出一种无可奈何的神态。“我今天一早到瑞生洋行去了。”
“瑞生洋行是哪个国家开的？”曾国藩问。
“德国商人办的。”容闳答，“我告诉他们，明年的煤炭、木材不要他们代买了。”
“你们煤炭、木材也由外国买来？”曾国藩不悦地说，“进口钢铁、铜、铅说得过去，中国的煤炭、木材还少吗？为何要买洋人的？”
“以前都用自己的，这是在马制军手里改的。他说，我们要求洋人卖机器卖钢铁，洋人要我们搭买煤炭、木材也不过分，做生意嘛，总要让别人有些赚头。秦道台满口答应，就这样定下来了。这几年因洋煤洋木这两宗，就多支付了二十五万两银子。拿这笔钱造船的话，可以造出两艘威靖号。我想从明年起不再买了，不料瑞生洋行说，秦道台早已签了合同，明年照旧，不能更改了。”
“秦道台当然帮德国商人说话。”聂缉槻插话，“据说洋人赚一万两银子，要分两千两给他。他这几年利用江南局总办的职权赚饱了。银子究竟得了多少，我们弄不清楚，光西洋自鸣钟，瑞生洋行就送给他七八座，客厅里摆满了洋货。”
“也有人说，以前马制军硬要我们买瑞生洋行的煤炭、木材，也是因为瑞生给了他的好处。”容闳说。
“纯甫，你去告诉瑞生洋行，就说我讲的，秦世泰签的合同不算数，我是江南局的督办，以后与洋人的大宗买卖要由我签字才行。”曾国藩气愤地说。
“大人，这不合适。”容闳说，“以往都是由秦道台出面签的，他签字就算定了。洋人最讲合同，我们现在提出废除，他会叫我们赔偿损失，那我们会更吃亏。”
曾国藩听了做不得声，心里骂道：“好个以权谋私的秦世泰，非要撤他的职不可！”
“容会办，瑞生洋行的事，话又得说回来。”聂缉槻说，“不买他的煤炭和木料，他就不会卖钢铁，转而只得向英、美洋行去买。英、美的钢铁贵，质量还不如德国的好，两相抵消也省不了多少钱，关键是我们自己要开矿，要办炼钢厂，不过，这事怕也要在七八年之后了。”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曾国藩心想，“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自己太落后了，家底太薄了，眼下只有吃些亏，忍辱负重，十年二十年后就好办了。”
想到这一层，曾国藩略觉宽慰。他对容闳说：“瑞生洋行的买卖，我们再仔细权衡一下，我现在要跟你提另一件事。”
“什么事？请大人指教。”容闳说。
“你要利用机器局的有利条件办一个学校。”曾国藩严肃地说，“世上一切事都是人做出来的，有人才，才会有事业。国家要中兴，要自强，就要开局办厂，造机器，造军火，造轮船，而这些都要人来做，要靠有血性有本事的人来做。人才不是天生的，靠的是教育培养。机器局有这么多好匠师，又有翻译馆，译了许多外国书报，具备了办学校的良好条件。你这个当会办的要把这事摆在第一位，选拔一些聪明好学的年轻人，聘请傅兰雅教洋文，科尔、史蒂文生以及仲芳的姐丈等中国匠师教技术，雪村、壬叔、若汀教数学、化学，再要惠甫、叔耘讲操守，讲礼义廉耻，经过十年八年的教育，机器局就会有一大批品学兼优的专家，机器局岂有不兴旺的道理！”
“老伯的指教太好了，学校开办起来，我第一个报名。”聂缉槻喜形于色。
“你既当学生，又当先生，有些课也可以由你讲。”曾国藩笑着说。
“学校一定办。抓紧时间筹备，还要建几间房子作校舍，力争明年下半年办起来，到时第一堂课请老中堂讲。”容闳坚定地表态。
“行！”曾国藩兴奋地说，“我的第一堂课就讲卧薪尝胆，徐图自强。”
“大人，还有一件事，卑职心里想了很久，因为兹事体大，一直不敢轻易提出。”容闳神色庄重，看来是要谈一件十分重要的大事。
“你说吧，我替你谋划谋划。”曾国藩鼓励他。
“刚才老中堂提的开办学校，培养人才，的确是大清王朝中兴自强的百年大计。这是一个方面，即在国内造就人才。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派人去国外，向洋人学习。”
“纯甫，你这个想法很好，很有价值。”曾国藩的左目射出多年来少见的灼灼神采，“很久前，我便有这个想法，只是这些年来先是忙于打长毛，打捻子，后来又是办教案，办马案，就没有再提这件事了。”
“是的。卑职记得十年前在安庆初次谒见老中堂时，您就说过这个话，卑职一直记在心里。只是看到老中堂实在是忙得分不过身来，且又再未提起这事，恐怕老中堂又有别的想法，所以这些年不敢提。”
“你估计我会有些什么别的想法呢？”曾国藩笑着问，他对容闳这句话很有兴趣。
“因为我自己有顾虑，也就怕老中堂有顾虑。”容闳坦率地说，“历史上只有四夷遣使来华寻师请教，不见中国派人出去求学问道。如果提出派人出国拜洋人为师，很可能便会有人以华夷有别，尊华攘夷等大道理来斥责，结果事情没办成，反倒招来恶名。卑职想老中堂后来之所以没有再提，是不是也出自于这个顾虑。”
“你这个想法不是没有道理的。”曾国藩严肃地说，“同治六年，恭王奏请在同文馆里增设天文算学馆，聘请洋人执教，倭艮峰就坚决反对，责问恭王何必师事夷人。后来又有人因天旱上奏撤同文馆，以弭天变而顺人心。请洋人当教师都不同意，何况派人出国留学！顾虑有人反对，自然是一个原因，但也不是主要的，还有别的一些原因。”
曾国藩说着，端起茶碗轻轻地抿了一口，又说，“其实，我看那些人都是枉读了圣人书。孔子云三人行必有我师，又说入太庙每事问。圣人虚心求教，原不以对方的身份地位为转移。洋人也是人，他有长处，我们就要学习；学到手后再超过他，制服他。魏默深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话说得很深刻，我在咸丰十年就对皇上说过要师夷智以造炮制船。”
“既然老中堂没有这个顾虑，卑职想派人出国，现在是时候了。派人出去，最好是派幼童。”
“派幼童？”曾国藩放下手中的茶碗，前倾着身子问，“你讲讲，为什么要派幼童？”
“卑职这个想法，是从我自己的切身经历体会出来的。”容闳说，黝黑的脸庞上光彩照人。“派幼童出国，卑职以为有这样几点好处。第一，人在小时最易学语言。我的英文流利，就得力于我七八岁时就跟着英国人学话，我到江宁也有六七年了，却一句本地话都未学会。第二，在外国学习，与在国内学习大不相同。国内学的总是第二手的知识，在国外则可以系统地接受他们一整套关于天文历算理化方面的教育，潜移默化，就能得其学问之精髓。第三，这批幼童在国外日久，眼界大开，并有可能接触到他们造炮制船的各种现场，能看到他们所造出的最先进的船炮。那样，我们就有可能迎头赶上，而不至于年复一年地跟在别人屁股后面。第四，我对科尔、史蒂文生，甚至对傅兰雅先生都始终抱有戒备心。我怀疑他们不会把最优秀的技术、最先进的器械介绍给我们。好比说，现在西方都在大量造黎竞新枪和必利新枪，而他们一直封锁，瑞生洋行也不帮我们买。这个消息还是过去的友人来函告诉我的。老中堂，古人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洋人，尤其是对机器局的洋人固然要友好，但也不能完全依赖，尽管他们个人也可能想实心实意帮助我们发展军火造船业，但他们的政府很可能在背地里限制他们，害怕我们强盛。我们强盛得和他们一样了，他们就赚不到我们的钱了。好比说，我们的矿产开发了，我们的钢厂炼钢了，瑞生洋行同机器局的大批生意就做不成了。我们的铁甲舰队建成了，我们的大炮威力比法国强了，罗淑亚就不可能威胁我们了，津案就完全可以听任老中堂办理了。”
容闳这段出自肺腑的话说到了曾国藩的心坎里，也刺中了他心灵深处的最大隐痛。他抚摸胡须的右手微微颤抖起来，嗓音也变得嘶哑：“纯甫，不要再说下去了，这些我比你更清楚。派幼童出国之事，我会奏请，不过具体办起来又有不少困难。第一个便是这人员如何选派。你要知道，现在真正的书香之家都巴望子弟走科举正途，有几个愿去异域跟洋人读书的？”
容闳沉思良久，说：“老中堂说得很对，目前风气未开，要在内地，尤其是在京师官宦人家中寻觅合适人选，还是一件难事。不过在广东，又特别是卑职的家乡一带则可以找得出。好比仲芳出身官宦之家，因为父亲长期在广东为官，他才能到机器局来。这就是风气的影响。待老中堂奏请朝廷同意后，卑职将回广东去亲自考试选拔。”
“纯甫，派幼童出洋留学，学成后回来报效国家。这是一个具有开创意义的建议，我将会尽全力支持，使它付诸实现。你看挑选多大年岁的幼童为宜？”
“八九岁左右。”
“小了。”曾国藩悦，“年纪太小，没有自制能力，成天想父母想家，管理人员很麻烦。这尚是其次。关键是年纪过小，在外国住上十年八年后，就会数典忘祖，忘记了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没有对君父的深厚感情，怎么谈得上今后的回国报效？”
“老伯顾虑的是。”聂缉槻插话。
“我看十四岁到十七岁之间的孩子最合适。”曾国藩拈须思考着，“到了这种年岁，既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又把华夏学问精华基本掌握了，是一个定了型的中国人，不管走到哪里，不管在异域呆多久，他都不会忘记自己是大清臣民……”
正说得兴起，曾国藩忽觉一阵眩晕，接着便是张口结舌，不能完整地说出一句话来，再下去便是什么都不知道了。慌得容闳、聂缉槻忙将他抬到床上，又派急足去请德国医师。
德国医师给曾国藩打针吃药，一连忙了三天，才慢慢清醒过来。曾国藩记得，这种突然发作的眩晕病，已经是第二次出现了，而这次又胜过前次。他心里很忧郁。十四年前，他的父亲就是死于此病。第二次发病时倒在禾坪里，抬回家后昏迷一天便过世了，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