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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好书。紧紧围绕“蔡元培和北大”这一宏旨，所收文章开合有度，气象森严，谢冕、钱理群的两篇序言尤其令人击节咏叹。全书凸显了蔡校长的一个“大”字和蔡校长被今人忘却的一个“哀”字。“大”字中充溢着对北大的赞美，“哀”字中则蕴含着对北大的批评。作为北大中人，我对这赞美和批评是早已熟稔的。10年前北大90华诞时，我也曾作文缅怀蔡先生。每次经过未名湖畔蔡校长的塑像，我都有意无意地去望一下蔡校长的眼睛。然而从那眼神中，我越来越望到了一种凄苦和矛盾。
今人之仰慕蔡元培，最集中的一点便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我以为，蔡元培的矛盾或许就产生于对这八个字的苦苦追求和这八个字的不合实情。
蔡元培的矛盾首先体现在教育观上。他一再申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但另一方面，他又极重视实用教育，提倡“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道德主义”教育。他既号召学生独立研究，又强调学习要“服役社会”。当今由于实用教育的泛滥，蔡元培的“大教育观”引起了相当多学者的重视。但是应该看到，加强实用教育，乃是中国急欲走向富强之路的必然选择。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教育机构，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不可推卸地肩起了为中国培养“专家型人才”的使命。《论语》中描绘的“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教学境界，从大环境上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蔡元培从“立人”的角度出发，看到了实用教育的弊端，但他是无法挽回这一大势的。上大学可以求学问，也可以升官发财，这二者并不一定总是矛盾的。且不说升官发财是否一定是坏事，只从极世俗的道理来看，社会上总要有人升官发财，而现代社会之所以“进步”，就在于越来越倾向于让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升官发财”。况且大学里培养的人也不可能都去“做学问”。此中的关键在于学问与实用的结合度。蔡元培自己和他的好友以及得意门生，其实都是“学而优则仕”的。他所担心的是学生“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将来“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蔡元培的这一担心实际上一直在20世纪的中国反复上演。中国的教育问题并非是实用人才太多，博学通才太少，而恐怕是二者都既短缺又浅陋。进一步说，所谓“纯粹学问”也是不存在的，它只能是一部分学者的善良追求。过于追求学问之“纯粹”而结果却不能实现，必然反过来促使更多的人干脆去追名逐利。今日的北大也正是如此，一部分人在那里做着“客观公正”的学问，结果仍不免被怀疑为“心术不正”，“学术倾向有问题”或是“甘做帮闲”，“迎合贪官污吏”；还有一部分人则公开背叛学术，上欺善良的学校领导，下压正直的师生员工，嫉贤妒能，武大郎开店，借百年校庆等机会大肆捞取个人私利，使北大在社会上的声誉受到不应有的损害。不知当年蔡校长有没有想到，现代型的大学，尤其是现代中国的大学，根本不可能是一个“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而是一个三教九流荟萃的“学问江湖”。我们指责这样的大学“不合理”是没有实际意义的，重要的是如何面对它和改造它。
蔡元培教育观的矛盾背后还有一个专制与自由的矛盾。蔡元培在《教育独立议》中说：“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还曾讲演说：“断不能以国民的权利移用到学生上。”五四运动时辞去校长的宣言中讲：“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这些言论在今日听来是颇为激动人心的，话剧演到此处时，掌声一片。许多人士皆认为北大精神最核心的一点应该是“自由与反抗”。但是我们又似乎不应该忘记，蔡元培是一个失败者，尽管英勇，仍然失败了。他的失败，他的不得不离开北大，不得不眼看北大“重新沦为官僚化的大学”，并非是有什么道德上的小人专与他捣乱。那些与他执行不同治校方针的后来者对他本人大都是十分尊敬的——包括今日的北大党政领导，一般也都十分肯定蔡元培的历史功绩。问题在于，在一个以富强的现代化为奋斗目标的“赶超型”国度里，由上至下的高度组织化是大势所趋，要求一所大学单独保持“自由”，事实上万无可能。自由非不美也，乃不可求也。对于“自由”的超出现实可能的追求，结果往往带来加倍的专制和摧残。正如鲁迅所说的进步三尺，反动一丈。蔡元培在北大时，的确短时期形成“兼容并包”的局面，那局面到今天已经成为北大人向往的神话。但当时被蔡校长兼容的各方，却并不肯互相兼容，甚至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所谓“兼容”，实际上是靠蔡元培个人之力在维系。也就是说，北大的短暂“自由”是由一个伟人的专制之力所造成。一旦伟人离去，那“自由”就无法延续。我同意萧夏林说的“蔡元培在中国的思想文化教育方面是一位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巨人和圣人”。但是对于北京大学和中国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来说，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圣人的降临上。这话并不是闻一多《死水》的意思：“索性让给丑恶来开垦，看它造成个什么世界！”而是说中国教育的问题并非是“领导不力”或“自由度不够”。事实上在北大校园里，师生们谈论政治、议论领导，并没有什么大的顾忌。我认为“自由”二字是用不着去乞求、去“争取”的，拥有自由精神的人，你无论身在何时何地，都是自由的。严重的现状是，北大的某些方面未免太“自由”了。少数学生贵族不求学问之有无，一心钻营“竞选”，“创收”，学生们看待有的学生干部犹如看待“黑社会”。有的教师或领导干部明明对别人的专业所知甚浅，却动不动横加干涉，指鹿为马，大搞文字狱，企图以别人的灾难来染红自己的顶子。有的办事部门官气十足，对广大师生百般刁难，二十几年如一日。所有这些，与政府的知识分子政策，与科技兴国战略，明明是背道而驰的，然而几万北大人虽然看在眼里愤在心中，却没有一个办法来改造这种局面。极度混乱的管理，导致图书馆珍贵文物149件竟然被盗一年多才发现，导致法律系博导、教研室主任竟然在嫖娼时被妓女打死。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乱管。其根源，我个人认为不是没有“自由”，而是太没有“王法”了。教育改革和其他领域一样，核心是体制。这种无法无天的体制不改动，就是蔡元培复生也徒唤奈何。有的学生埋怨校长不够权威，我倒想为校长们辩护一下，他们实际上是这个僵化体制的替罪羊。当年的蔡元培可以成批地开除不合格的教员，而今日的校长恐怕是不敢得罪一名普通的后勤职工的。所以，就算我们再热爱蔡元培，也应该问问自己，我们为蔡元培的降临准备了什么？事实上，当年蔡元培到达北大之前，北大的教授和学生中间已经兴起了一种新的风气，要求注重公德，反对猎取功名，提倡学以救国，反对老爷作风，这为蔡元培的改造北大奠定了一个群众基础。假如今日的北大校长提出要让那些尸位素餐的教职员“下岗”，北大有多少人能够理解和支持呢？
蔡元培的矛盾，说到底是一个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在软弱的北洋政府无力管理文化教育的时代，蔡元培以个人之勇对北大进行了理想化的改造。这次改造给北大留下了永久的病根，天一阴就发作。而蔡元培个人因为要捍卫自己的理想不得不一再辞去北大校长之职，这意味着要捍卫理想就必须放弃对理想的实践！我终于仿佛从蔡元培塑像的眼神中看出了他老人家的这一番凄苦。北大的历史使命是为中国的振兴做范蠡、做文种，它应该立志牺牲自己那种充满文人气的“自由”，起码五十年不动摇。在现实苦难的承受中去一点点接近理想，在不自由中去接近自由。这话讲得很不英雄，很不北大，但恐怕这正是蔡元培的道路所能启示给我们的真谛。
不要盼望蔡元培，让我们自己去打抱不平，尽管我们武艺不甚高。打得多了，艺自然会高，路自然会平。
还是那句老话，夜正长，路也正长。
有教无类
早上继续读了100多页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谢绝采访一个。上午去更换了充电器，服务态度很好。到系里上交了温主任的党员评议表。看了看研究生们的工作。中午跟几个老同学聚会，都是当年中文系我们文83的才子。我们班50多人，拥有当年的各省高考状元9名，真是空前绝后。现在全中文系的在校状元一共才5名。不过这也很牛啦。麦芒从美国回来玩，送我们他的诗集《接近盲目》，我说麦芒的境界已经达到“完全盲目”啦，即庖丁解牛的境界。海翁现在是中国诗歌界的权威之一，当年本来在我们宿舍，后来跟阿忆换了。我们是十年同学。徐永是当年的四川状元，我们班的帅哥，照片长年陈列在北大南门外的照相馆的柜台上。我们喝的从茅台酒厂弄来的绝对正宗茅台，以当年无数快乐的往事下酒，满座十余人（包括几位徐永的副总）尽兴大笑。明年2007年是我们本科毕业20周年，应该欢庆一下。
下午完成了招生办的工作。读了一会《生者与死者》，便去理发。还是那个很阳光的四川小伙子给理的，一边理发一边从镜子里看电视上的韩剧。小四川很痴迷，说：“韩国老婆真好哇，我要是有福气，娶回个韩国老婆，我妈妈会乐死啦。”旁边的女理发师说：“你就会做梦，人家韩国女人怎么会看得上你？”小四川问我：“你们大学教授娶得上韩国老婆娶不上？”我说：“娶上倒是没问题，就怕被伊削得人憔悴。”我这里的“削”是东北话，就是“收拾”的意思。他们没听出来，小四川说：“憔悴就憔悴，会伺候男人就行。”我说：“你们四川男人是不是被女人给耍怕了？”他说：“你咋个知道哩？”我说：“我喜欢听你们四川李伯清的评书，四川人绵里藏针的幽默是非常有味道的。”顾老师电话，我就赶紧理完发，赶到高远东师兄那里，是语文教材编写的事。
晚上《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的电话采访，关于大陆新武侠。匆匆读完《生者与死者》，感觉不如《日日夜夜》，不够紧凑有力。浏览了今天收到的报刊，读了半本麦芒的诗，构思了一点东西。上网回信。看了博客，看到一些博客要当我学生，要我答复问题、开列书目等。我想，我这个所谓“东博书院”，只是个虚拟的文化交流客厅，并非真正意义的教书育人单位，难以承担严格的教育任务，何况我自己的知识也很浅陋，哪里敢随便误人子弟。不过既然某些朋友有要求，我就勉为其难，偶尔装神弄鬼一番。
首先，我宣布东博书院的教育宗旨是有教无类。任何人都可以来提问（我不会的问题就对不起啦），免费指导，自由交流。少数人一定要交费，我也不拦着，但是声明，您交了费也没有什么特权可享，那只是您自己换来一个心安理得而已。东博书院首先考虑的是穷苦孩子、残障孩子、傻孩子，包括什么“笨小孩”啊，放羊孩啊，求实孩啊。孔子当年要求学生交十捆牛肉干，批林批孔的时候让我们给骂得狗血喷头，说他贪财、说他把贫下中农的子弟置之门外。其实孔子是个民办教师，既没有岗位津贴，也没有项目经费，就爱吃个牛肉干，还因为听了一次音乐会就“三月不知肉味”，他收个点心费是可以理解的。而我拿着国家工资和北大校长书记们好不容易通过各种创收弄来的岗位津贴，衣食无忧，就应该比孔子境界更高点才对啊。所以，还是有教无类。只是发现我这里没有什么您需要的东西的时候，别杀人放火就成了。
通俗文学史的稿子还没有修改完，任重道远的感觉。又到“三更半夜子时分”了，那老夫也就准备“关门闭户掩柴扉”啦。今天可真冷，但愿明天早上一起床，云淡风轻满城絮。东单西单人如海，吱扭一声山水绿。
今天偷懒，转贴他博
问我咋回来这么晚，我回来早也得干活啊。我们当老师的就得白天集体干活，晚上单独干活。有时候梦里都不闲着的，要不这国家能前进吗？哪天不得读个几十万字（报刊、网文不算），写个一两千字的（博客、信件不算）？所以今天不写网志了。看见一个别人的博客提到我几句，就贴在这里吧。省下的时间我去看看博友们都干啥呢。那两位争论韩国问题的吵得真欢哪，我很喜欢你们，跟我中学时一样。不过我还是再提一次意见：不要骂人，容易伤感情，你们不都是为了咱中国好嘛。再有，不要叫人家“棒子”，他们也是受害者，都是让“鬼子”给害的呀。好了，我方便一下，就巡视去也。
当我再次踏进重庆的科协大厦去看望我的老同事和老朋友的时候，无论是电梯里、楼道里还是办公室里，很多人看到我时吃惊的程度无异于见着了一个死而复生的人。秀外慧中的年轻老同事“虫虫”是电脑报的名人之一，这次我有幸得到了一本她送的《天蓝色的彼岸》——一本关于生命和死亡的最深刻的寓言书。等到这本书，是她为了我“死而复生”地在她面前突然出现而给我的奖赏。而此刻，“虫虫”正逛荡在黄浦江边的上海，接受她在上海的“粉丝”们的簇拥呢，她知道我写到她了吗？
《天蓝色的彼岸》的书腰的广告条上写着“……孔庆东……等倾情推荐”，拿到书的那天中午我正好跟这位孔庆东老师同桌吃饭。孔庆东老师是北京大学的知名学者，鲁迅研究专家，他的外形像个普通民工，内心是个精致的文人。他这次是专程从北京赶来重庆作为专家为《课堂内外》员工作培训的。孔老师是东北人，却没有东北人的酒量。倒是同桌的另外一位重庆本地的作家莫怀戚老师酒量更像东北人。莫老师当过兵，还会拉小提琴，他的作品麻辣生鲜，是地道的重庆味道。莫老师笔下描绘的不少人物，狡黠、圆滑，有市井和江湖的聪明，是以前很多四川战友给我的感觉。莫老师幽默的笔触中总是深藏着他的冷峻。
回到酒店的房间，我一个人静卧着读那本《天蓝色的彼岸》。这本书通过描述一个孩子死后看到的景象和经历的故事，告诉我们正直、善良和诚实是美德，让我们去珍爱身边的每个人，让我们多说“谢谢”和“请”。故事还告诉我们，生气时不要采取任何行动，千万不要低估了宽恕的力量……书的作者是英国人希尔，配图是当前炙手可热的漫画高手——慕容引刀，也称为刀刀。刀刀的作品在正在举行的上海书市上表现出众。
2006年1月3日累
今天很累。
在早餐店里巧遇熊伟，他还在为法制建设而奔忙。然后去买了一双棉皮鞋，把旧的送给了老板。然后去招生办，然后去系里。中午跟我的研究生们一起吃饭，根据星座运程，今天适合在吃饭时谈话，果然比较开心。
下午叫了一辆三轮，跟我一起搬柜子。很沉，我坚持着搬完全程，把力气用到极限，又找到了筋疲力尽的青春的快感。当年高考结束后，我去干了20天的建筑工，无比自豪。在建筑工地上，我告诉工友们，明天我不来了，因为我收到了北大的录取通知书。工友们的那些眼神，还有那些滚烫的祝福，是我终生不会忘记的。
然后去买手机。相邻的两家，服务态度天壤之别。
晚上工作了几个小时。刚才看到博客的点击数超过了十万，而且心平和尧舜人生等朋友在那里倒计时，我很高兴，仿佛参加运动会长跑，同学们在给我加油似的。这也算“旌旗十万斩阎罗”吧。我这人不是不懂得世故，就是心太软，经不起三句好话。所以我理解关公为什么在华容道放走了曹操，换了我，不但放了，另外还要送上几箱方便面，再拿上几枚银毫子，像洪常青给吴清华指路那样，对他说：“孟德呀，快跑吧。跑到宝塔山下，延河岸边，窑洞门前，你就自由啦。我亲自到西站送你吧！”
看到许多朋友还在我的几篇文章那里争论不休，我很欣慰。大家虽然争论得面红耳赤的，但我看出，大家都是爱国的，不论批判我们的国民性还是弘扬我们的民族精神，都是为了让中国好。大家喜欢在我这里争论，那我表示欢迎。不过以后有工夫，我想提醒大家，争论要注意方式，最基本的一条是不要人身攻击。自己受到攻击时，要退让个两三回，给对方一个澄清和回头的机会。另外，一定要看清材料，正确理解对方的话语。我骑自行车与人相撞时，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