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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班有班长副班长各一人，领导大家。造林队办公室的王主任比较适合抓生产，他对改造思想的任务不太钻得进去。一次他听八班的总结批判讨论会，睡着了，鼾声大作。于是二位班长挑起了担子，树立了很强的领导意识，并说过能领导这么一些人也不简单，将来回忆起来是有意义的。他们极力组织思想批判，用运动中自己领教过的方法与语辞自己搞自己。动辄深夜开会，抓住点什么就猛斗一气，一次斗得北京日报的漫画家李滨声几乎晕倒。“恬不知耻！”“自取灭亡！”“反动本能！”“欲盖弥彰！”时过午夜了八班还在喊叫不停，最后是其他班的具有革命干部身份的其他临时来参加劳动的同志提出意见，认为八班夜夜鬼哭狼嚎，丑调百出，扰人清梦，恶心讨厌……后来才稍稍降了一下斗争温度。可以说这是风欲静而树不止的奇观。
公平地说，不能把责任全推在二位班长身上，众右派们也有一种受虐狂，有一种积极性，愿意互相批斗，尤其愿意至少是习惯于把自己身受的一切强梁粗暴施之于人，己所不欲（而不得不接受后），（驾轻就熟地）转施于人。不欲已受，必授他人。不欲，则授受最亲。常挨打的人打人容易凶狠，被冷淡的人容易冷淡旁人。这也是人性的一个变种。
二位班长还有雅兴抓文艺，下令我写一个反映右派改造的话剧剧本，并称这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是有意义的。我明知没有法写，但也天天熬夜，作苦思状。
无电灯，熬夜用明拈儿烧煤油（人们管这样的灯叫做“秃小子”）的灯照明，冒着黑烟，第二天所有的人五官黛黑，尤其是鼻孔，黑得出奇。我说，这样的灯冒出的烟中未充分氧化的炭分子太多，被众人笑道“王蒙的脑子里净是没氧化的炭分子……”无法再说下去，其实改善一下灯的状况不难，但是这里也有一种受虐狂，有一种对科学与科学主义的轻蔑：都右派了，要科学有屁用？你鼻子不薰黑，谁来薰呢？
文艺活动倒还颇有成绩。我们中有一位少年宫的音乐老师，他指挥我们合唱，旧调新词，表达改造决心。“挑水来上山呀，我们的意志坚，不管风大天又寒……”歌词是新作，张永经（后任北京市广播局长）作词，音乐老师作曲。“一担石沟石头多，石头满地满山坡……”也是张作词，用的是《亚克西》的调子。“啧噶啧噶撒拉拉崩”，用的是江苏民歌，什么词忘了，但调儿实在好听。通过这些活动我初步养成了唱歌看指挥手势的习惯。
值得一提的是一唱歌，就要齐声高唱劫夫作的《社会主义好》，尤其要大声唱出“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句，一面唱一面互看莞尔，是为了表明立场的转变与彻底的服气吧，我想是这样。但从革命者方面看来，不知是何观感。
这里的学习、小组会主题是认罪，这个逻辑颠扑不破，很绕人：只有承认自己反党，才证明有可能改成不反党。想改成不反党，必须确认自己反党。声称自己没有反党，就是与组织（说你反党）唱对台戏，证明至今仍在反党。表白不反党是反党的铁证。自责反了党，则更是确实反了党的供认不讳。但存有希望：未来尚可能不再反党。却毕竟是铁案如山，永无翻身之日。翻过来掉过去，难逃反党恶名。这也像那个著名的难题，你到了某地，说实话要烧死，说假话要淹死。这又像那个著名的某某条军规，神经正常的人不准退役，神经失常的人不可能申请退役。
有一位团市委的原统战部副部长，大龄未婚，有洁癖，是从协和医院来的，可能受医科教育中了“毒”（其实他的本业不是医疗而是行政），死脑筋，怎么也不承认自己反党。他讲的各种鸡毛蒜皮的事例与ABC式的理论令大家觉得只有白痴才琢磨这些小儿科心思——话语。大家又气又笑又骂，批斗帮助，喊口号，挥老拳，苦口婆心。他一天服，两天翻案，最后斗他也斗不起来了，大家喊什么不投降就灭亡之类，他也随着喊，喊完了与大家一起笑，笑着笑着又急迫起来甚至哭起来，急火攻心起来。而且他认定：我与你们不一样，你们是反党的，你们都承认了，那是有材料的！我可没有这方面的罪恶，我这儿什么材料都没有。这么一说就更讨厌之至，他当然是害群之马，咬群之驴。悲剧变成了喜剧、闹剧了，喜剧闹轰大发了又终于变成了悲剧。一致认为小子浑蛋一个，自找倒霉，活该！
《王蒙自传》 第四部分二十五、一担石沟（2）
他喜读医书，有一个习惯，对照医书找自己的症状，今天认为自己得了A症，数天后来了新的医学资料，他改认定自己属于B症，谁劝他不要自己找病，他就又与你研究起现代医学的成就与重要性来，保准把你吓得退避三舍。
若干年后，他终于得了癌症，去世了。愿他的在天之灵安息。
作家丛维熙也在这里，他居然还找我谈创作问题，我觉得他不识时务了。我觉得他在找倒霉。我又觉得他实在迂诚。
需要一写的是徐宝伦，他是地下的河北高中的我那个支部的首任书记，比我大两三岁。他是东北人，喜欢冬天支楞着“耳朵”戴三片瓦型帽子。后他调到市委研究室。很合适，他喜欢研究理论，他关心的多是共运的大问题，喜欢使用大概念大名词。解放前他就对我说过，全中国人民都应该认识刘枫同志。1955年人民日报上发表过他的理论文字，关于订立爱国公约问题的，令我羡慕佩服之至。我听说他的爱情生活不顺利，有一次他和他的女友吵架，他竟然拉住人家的围巾，几近暴力。他性情急，我知道。
在造林队遇到了他。他介绍说，他由于说过可以用“斯大林主义”一词以概括斯的纲领与实践而被划。眼光“远大”，与众不同。
在一担石沟，我看到他的搪瓷饭盆下面压着一张纸，上面写着一首唐诗：
残阳西入崦，茅屋访孤僧。
落叶人何在，寒云路几层。
独敲初夜磬，闲倚一枝藤。
世界微尘里，吾宁爱与憎。
虽然我早就喜欢李商隐了，对这首七律《北青萝》并不熟悉，也不算激赏，我默颂了会儿，向老战友徐轻轻一笑，我的笑容带有劝他放宽心思的潜台词。他则向我苦笑了一下。
我问：“你怎么样？”
他做了一个手势，说：“过去的事，全冻结了。”他的“冻结”两个字拉着长声。我咕哝了一句“想开一点……”无法再谈下去。那次我还向他借了几块钱，可能是因为快要休假了，我身上的钱已不够在路上应用。
半个月后，休假完毕，徐没有回来。问谁，都态度严肃，后来知道，就是这次休假，他在市委六楼图书馆自缢了。
我很吃惊。他怎么会这样？除了政治的原因以外，我相信这也与他爱情上的遭遇有关。我不能不感谢我的爱情生活的幸福。此后许多运动，我坚信挺不过来的人往往是因了腹背受敌，在社会上在单位挨斗，回到家也得不到温暖。青年人向往革命，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
革命是烈火熊熊，它燃烧着旧世界也可能烧到自身，不要以为轻易地可以成为无往而不胜的革命家，不要以为革命既已成功、你就永远优越。不能不查。
我连忙找组织，说明我还欠着徐一点钱，后来徐父来料理丧事，我还了钱。但我心里的震惊与遗憾是无法消除干净的。
由于徐的自杀，市委从此对“分子”们的出入加强了管理。芳一次恰逢此时去与市委同楼办公的团市委领工资——顺便说一下，对我比较优厚，没有扣减工资——被有关人员白眼相待，是她一生中很少受过的侮辱。
丛维熙与原北京日报的几个人后来又进了大墙。据说与他们同一单位的副班长在这一事态发展中起了作用。说什么他们几人传看了南斯拉夫的“党”的纲领。结果是送去劳动教养。事态变得更加沉重了，我也更加默默无语。
已经没有心软心疼的余地，谁倒霉至少暂时只能是谁扛着，王蒙能够做到也必须做到的是照顾好自身，争取不跌入更凶更险的深渊。何况与此同时是一日千里的大好形势，要过共产主义关了，要“公社，我的一切都是你的，除了牙刷”（马雅可夫斯基）了。出版社追回《青春万岁》的预付稿费，我写信告诉芳，马上货币就要废除了，我们不必焦心。天行健，自强不息，不惜一切代价，跃进出一个最新最美的图画来，为了告慰先人先烈民族社会，我不能沉沦，我不能自戕，我不能胡来，我仍然相信革命相信党，相信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毛主席，想念有一只巨大的手仍然在保护着我，相信个人与国家早晚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王蒙自传》 第四部分二十六、从一担石沟到三乐庄（1）
我在一担石沟创造了个人饭量的最高记录，也是秋天深翻地，我发明了一种跃起踩锨法，即跳起后以全身体重置于一足，再用此足踩到锨背上将锨板压入土中，不论多么坚硬的土质，都会被足足实实地切入翻起。但这样干活消耗极大，我一天中午吃了六碗拌面，折合干面一市斤半。
我自幼身体不强，在团区委工作时，有领导当着我的面说，此孩太聪明，早熟的结果很
可能是早夭。我的身体好转起始于1958年的劳动，初到建筑工地时感到手指变粗，腰腿变壮，肩膀经得住压。我坚信体力劳动对我有起死回生之效。到了桑峪，劳动使我浑身血脉畅通，心明眼亮。我这里只是说一个事实，无意为极左的知识分子政策涂脂抹粉。我甚至至今在想，如果不是用野蛮的与强制的办法，而是用文明和自愿的办法，能不能号召多一点专家教授去搞两年体力劳动呢？我坚信体力劳动有益身心健康。
还有一个愉快的经验，我曾几次骑着马去南辛房大队给马与驴钉铁掌。我敢骑马，不害怕，注意姿势，没有铲过屁股。我身躯灵活，认镫并不太死，随时可以跳下。我还有几次兴起，甩两鞭，跑几下颠几下，当然绝对注意不能累着马，不会让马四蹄出汗。
有过一两次，马欺负新手，走着走着突然跑回马厩，我的头顶撞到了马厩的门框，撞出了血，但幸亏我的个子并不太高，什么事，我对与马共舞的兴致也没有受影响。
在一担石沟我摆弄过草莓，单是草莓的名称也令我快乐。我相信，波兰圆舞曲中唱的“有个姑娘去到林中寻找红莓果”中的红莓果就是草莓。也有艰苦的工作，给灰窑背石灰石，垒窑。
一担石沟与桑峪不同，没有那种大山，而是许多陡峭的小山峰小山头。有好几个山头被削成了平地，可能作过当年单干时的私人场院，站到高处下眺，相当好看。我的草莓田也是一个近处的小山头。
在一担石沟我还打过猪草和割过荆条，这两件活都需要较好的眼力，我完成得不好，但也是一种狼狈中的新体验。
檀柘寺是京郊的著名风景区，一担石沟由于入沟时有两块圆形巨石而得名，圆形石上甚至于可以看到方心，是挑担子的痕迹，说是二郎神挑着这两块巨石追赶太阳，把石头放到了此处。这里山头林立，石头众多，树木葱茏，花草繁茂，常有松鼠出没。但还有一部分秃山。我们实行雨季造林，冒雨到林场苗圃挖出幼树，栽到预选挖好的鱼鳞坑中。我学会了一些树种名称，什么大久保（桃），什么阿尔巴特，什么油松，侧柏，马尾松等等，我们也偶而畅想一下未来：荒山变成花果山，平原变成米粮川之类。
生活、爱情、性是无处不在的。在八班中，传出了一些绯闻。我浑然无觉。而另一些朋友，激动地说这说那，并揭露了绯闻中的某些女性角色含有政治目的：为了摘帽子而靠拢改造得“好”的的积极分子。这样的传闻我第一不信，第二听后深为痛苦，尤其为女性痛苦，做名女人难？做女右派更不易，不信让那些名女人来右两下试试。第三不明白，我怎么看不出来？王蒙这样的木头人怎么还能写小说？第四，作积极分子真好啊，当了右派也要当积极分子呀，会有桃花运找上来呀。
事过多年以后，我忽然想起，为什么就不能从最最美好的意义上看这一切呢？到处有日月星辰，到处有春夏秋冬，到处有生命的热度，到处有犹未了的青春，到处有男子与女子的相亲，虽然已经批倒批臭，虽然已经置之死地，虽然已经不算人民，但是仍然有拥抱和狂吻，有瞬间的不顾一切，有和山脉河流一样节拍的颤动……如果该死的王蒙多一点活性野性少一点目不邪视与中规中矩，也许他的《失态的季节》《布礼》什么的会写得有魅力得多吧。
与桑峪比较，一担石沟的一大优点是吃得好，大体按干部标准吃饭，不必向贫下中农看齐。我坚信，只要吃饱睡足，劳动越辛苦越对身体精神有利。但是很快就到了1960年冬季，中国的一个饥馑之冬。粮食问题困扰着全中国，一担石沟虽然养着几头猪，对机关副食少有裨益。造林队转交给了报社作战备用，一担石沟从此静静地歇息在那里，再没有大跃进中的盛况，留下了我们用拆自古建筑的高级材料修起的古色古香的几间大房子，存放纸张和一些印刷用品。而那里种的树，除死掉的之外，几十年后也渐渐长起，松柏都超过一人高了。
市委系统的副食生产开辟了新点，位于南苑西红门大队三乐庄。离城市是更近了，环境是更单纯了，对于我来说已经没有太多“深入生活”的意味了，但是到了三乐庄以后休假能够方便一些；说好了两周就可休一次。于是1960年移师三乐庄，粮食定量从每月45斤一家伙降到32斤。
一位原团市委统战部长，因被认为统而不战，定性右派，他到了三乐庄后写决心书，内有一句：“为改善机关同志的副食供应而奋斗。”我劝告他删去了此语。
32斤的定量让人慌了神。找窍门找到了酒上，听说酒也产生热量，便想办法到大兴购买乌七八糟的色（读shai）酒。为此我受到了批评。有一位原来风度翩翩，出身高贵的人，被发现偷吃辣椒，班长跃跃欲试，准备藉此大抓批斗，被制止。而且团市委第一把手，农民出
身的张进霖书记亲自来看望在三乐庄劳动的另册人士，嘘寒问暖，极尽安抚之能事，号召多休息，度过难关，直到表态：“你们夜间把尿桶干脆放入房间，这个措施是正确的。”
来三乐庄后人员少了，副班长原属于北京日报社，他们到别处去了，原七班的人也另有高就。人们尤其是班长，似乎有点失落。他本想再抓几场斗争，没有搞起来。一次抓住了那位原团市委的统战部长，在气势汹汹之时，此公“擅自”回京了，人们等待着他的“下场”，传来的却是另外的消息，此公找了团市委第一把手，领导同志打招呼不要没事找事地七斗八斗了。从此班长的黄金时代宣告结束。我们也有一种即将掀开新的一页的感觉。
《王蒙自传》 第四部分二十六、从一担石沟到三乐庄（2）
从桑峪到一担石沟再到三乐庄，这也是一个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过程，与世界万事万物一样。一次比一次离北京更近，一次比一次人数更少，一次比一次更有务实的目的，一次比一次更带有熬时间的应付性质。生产副食，就是生产副食罢了，不必再闹个鸡飞狗跳。这里是平原，地势开阔，视线辽远，到处是望不到头的青纱帐，到处是粮食作物，与一片梯田的观感乃至气味都大不相同。只是三乐庄这边地势低洼，一片盐碱，弄不好颗粒无收，才被公社基本放弃。我们学会了次生盐碱化一词，整天挂在嘴上，找了农学书籍，但仍没有办法。
估计这里离市区也就20公里，一次深夜宣布次日休假，我乃骑上一辆破自行车返家。夜深人静，玉米叶子哗哗地响，路途全靠星光辩认，有的时候星光不见，全凭感觉。夜路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了永定门。我惊异于人的适应性人的克服困难的能力，还有人的勇气与地位的反比。
由于离市区近，我们离领导也近多了。团市委有一位同志多次与我们座谈，内容一是鼓励改造，一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