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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离市区近，我们离领导也近多了。团市委有一位同志多次与我们座谈，内容一是鼓励改造，一是反修，大家争先恐后地骂赫鲁晓夫，这么一骂，似乎找到了“自己人”的感受，缩小了与革命人民的距离。遇到这种时候，当然就要得罪了，修正主义者们！
1961年5月1日，依例休假，但严令不可以回北京，我们当然懂其中的考虑。我在宿舍内正在看一本书，忽听到熟悉的声音。是瑞芳，她穿着一身干净的衣服，穿着我们结婚时我给买的翻皮正皮两样相拼的半高跟鞋，精神奕奕、仪态从容地带着一盒点心来到三乐庄。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找来的。她的到来使我激动流泪而又神经紧张。我面红耳赤，无地自容。她怎么不告诉我就来到了这里！这里哪里是她来的地方！我与她出来并告诉她不可对这批右派太热情。我的怯懦使我至今脸红。
说什么好呢？一位和我关系很好，应该算是“难友”的人，分享了芳带来的小点心，同时背后说：“王某的爱人是资产阶级。”还好，没有把她“五·一”来访的事提到批评会上。
至少有五件事，我可以将芳与俄罗斯历史上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相提并论。那位俄罗斯女子曾到西伯利亚与自己的丈夫汇合，见到丈夫先吻他的镣铐。第一，她不受侮辱，宁可决裂吃亏。第二，他同坐火车送我去桑峪一直送到雁翅。第三，她曾陪我在1959年的春节去过一趟桑峪给农民拜年。为此她甚至受到亲人的指责，认为她太与右派界限毫无，她不惜与一切对我不好的亲人决裂。第四，她此年“五·一”节穿着半高跟鞋找到了南苑。许多看过她的书的人看到这里都说她太伟大了。第五，后面要写到的，1963年我决定要去新疆，我与她通电话，她三分钟不到就同意了。此后不但去了乌鲁木齐，还去了伊犁，去了公社和巴产岱大队。
在杨述同志再次关心与催促下，1961年秋，我算是摘掉了帽子，叫做“回到人民队伍”来啦。本来早就可以完成这项过程了，但是三乐庄的“分子”们常常陷于混战，关键在于我们的班长，他“右左”“右左”得你毫无办法。恰恰在当了右派以后，他尝到了做领导和抓斗争的其乐无穷。第一，他干活还是比较不错的，第二，他动辄放弃休假，而除了他以外，别人那个时候的唯一盼头便是到了日子能回家休息两天。凭这两条他就是表现得最好，无人匹敌的了。
实在拦不住休假了，他也要布置休假期间写思想总结，开两次会议汇报休假不忘改造的情况。我曾经不无小人之心地猜测，他肯定与爱人夫妻关系不佳，否则怎么可能老不回去？此后多年，当我看到一篇报道说某位艺术家或某位干部怎么以单位为家从不休假的时候我都会猜测他们的家庭关系是否有问题。抱歉的是，大部分我猜对了。三乐庄诸公一散伙，我也就听到了班长与妻子离异的消息。那位知名艺术家的家庭也是很快就解体了。
《王蒙自传》 第四部分二十七、告别郊区劳动（1）
1961年冬，我写了两首新诗，一首是《鸟儿》：“不，不能够没有鸟儿的翅膀/不能够没有勇敢的飞翔/不能够没有天空的召唤/不然，生活是多么荒凉”
另一首是《宫灯》，“点点暗红的宫灯/像城市的美丽的眼睛/顾盼我吧，我也注视着你/心中温煦如干罢醇酒”
形势已经有了一点松动，处境（表面上）已经有所好转，至少算得上是人民了。我的心情已经有了一点温暖，三面红旗仍然高举着，但斗的劲稍稍平缓了一些，知识分子和一些相对比较实是求是一点的干部们，不敢相信但仍然充满幻想，也许终于能够做一点事情了？
1962年春天，我正在三乐庄大田干活，收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约稿信，编辑张慕兰，评论家许觉民的爱人，要求与我见面。当然这封信是杨述的爱人韦君宜（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关照发出的。确实，除了爱人的温暖支撑住了我以外，我一直有“贵人”相助。我的经历，我的为人，我的所谓“才”，使我很少处于绝望状态。在整个反右过程中，中国青年报张总编辑、佘副总编辑，也一直关心着我，他们的多次谈话帮助了我度过这样一个艰难的时刻。我至今记得佘世光同志的名言：“不论什么情况什么事情，不能有对党的丝毫不满，不满像种子，它会生根发芽长大，直到不可收拾。”但后来1959年，他被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批了一通，不久平反。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信可能促进了团市委对于我们这些人的出路的考虑。很快先是把我们调回城里，组织了一个调查组到房山、延庆等地调查青年生活文娱学习婚姻等诸方面的状况。陈家台，大次洛，这些长满核桃、杏、梨、枣的山野与斋堂沟大同小异，但人们说话的口音又不同了。我们在王浒同志率领下来到这里，不但开座谈会，整理材料还货真价实地参加劳动，插白薯秧，间谷子苗。这方面的经验帮助我写出了短篇小说《夜雨》与《眼睛》。前者在《人民文学》后者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了。王浒同志是汪家镠同志（后曾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爱人，这时也小有麻烦。三乐庄阶段，虽然已经进入了我们下放劳动改造的后期，规模日小，但不时有人补充进来，原因多样化。其中有一个中层干部，虽然来了，仍然摆着架子，并从我们原八班的人的斗来斗去的现象，说是看到了资产阶级的本性，丑恶面目之类。
到了暑期以后，我分配到了北京师范学院教中文去了。
就这样，连续四年的体力劳动生活草草结束。我想，雷声大，雨点小，虎头蛇尾，草草收兵，是宇宙间许多事物包括政治运动也包括文艺作品的发展规律。想想我们这些人，反右斗争，批判改造，脱胎换骨云云，讲得何等惊天动地，烈火惊雷；结果，做点农活，搞点副食，自行胡乱开会批评检讨一通，说一大堆虚恭一般的废话，一、二、三，哨也没吹就散伙了。
我说过，四年的劳动生活我仍然阳光。虽然这一段时间我也常常吟咏薛宝钗的咏香诗：“焦首朝朝还暮暮，煎心日日复年年”，而且没当右派前，硬是体会不了这首诗的沉痛。
回想在桑峪大山中的跋涉，一担石沟山峰之重叠峻峭，三乐庄之一望无垠，我却又心胸朗阔起来。何大自然之雍容而人事之局促焉！何人之不能回归自然而斤斤于荣辱得失也！宠辱无惊，说着好听，做起来是多么困难啊，
有一次休假，“革命干部”们都是搭自军饷至雁翅的班车，再从雁翅上火车到门头沟。但所有有帽子的人，都选择了凌晨三时起床，夜行山路十八公里，到雁翅火车站的办法。以至有人查问这样做是什么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也说不太清，可能吧，一个是认为我们这些人应该多吃点苦，应该多锻炼锻炼。一个是都是一个等级的人一起走，反而会轻松些，更主要的是凌晨在大山中、在湍流旁、在乔木灌木花草中行进，这是何等地开阔快活。人生中再没有几次这样星夜走山路的机会了。
我也为在一担石沟挑水上山的火爆场面而大笑。雨季造林后几天，需要及时补水。平常空手难以攀登的崎岖山路，挑满了两桶水飞跑而上，成为一场没有明说比赛的大比赛。为了抄近路，甚至不走已有的路而是另辟蹊径，走在杂草棵子，乱石丛中，连蹿带蹦，连滑带溜，势如黄羊野鹿。平时空着手走到那里肯定要打滑的地方，压上份量以后，反而脚下生根，稳如泰山，步履坚实，一步一个脚印。同时要检查水的保持情况。有一个人由于丢水太多，最后只剩下了两个半桶而被指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挑水的人的姿势千姿百态，有的腰被压成了八道弯，受到大家笑骂，有的一副骄蛮样子，活像是金牌获得者——并没有人赏识夸奖。有的连说带笑，有的气喘如牛，有的咬牙切齿，被称作是作“操狗”状，有的闷头苦干，我则一边使劲一边说便宜话：“本人挑担，重量在若有若无之间……”劳改不忘牛皮，劳动是乐生的第一要素，既然马克思这样说的，事实自然如此。而下山的时候，由于往下狂奔，叽里咣当，众桶齐鸣，出溜到井边，谁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跑下来的。
在南苑，第一年风调雨顺，大萝卜长得令人击节赞叹。而收秋时我负责看青，每夜拿着六节电池的大手电、军棍到处巡逻，一面看月亮一面背诵李白的诗。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深深打动我心。但我绝无任何具体想头。“看青”中认识了市河北梆子剧团的一位看青者，他老哥不但给我讲了好多尚小云、李桂云的逸事，还款待了我许多烧烤的青玉米。对不起，我们俩也搞了点看守自盗。皎皎明月夜，天涯沦落人，青烟独袅袅，新黍香喷喷，已弃轻飘梦，常怀惭愧心，午夜观獾走，薄明喜鸟吟。个
中的美感与至少是肚腹的满足感，在当时是一个奇迹。
除了月夜读李白与闲听戏曲大家的逸事外，我看青的结果是结余了若干粮票，带回北京补助家里。到1961年，我已经有两个儿子了。夜班看青，有粮食的补助。
《王蒙自传》 第四部分二十七、告别郊区劳动（2）
南苑我们的副食生产基地边是一大片坟地，我们奉命在那里迁过尸，面对烂棺木与骷髅遗骸，我们无喜无悲无惧，有过我辈经历的人早已做到了山崩不惊，地裂不动。我看青时常常到坟地一带小坐，夜深人静，在那里可以听到市区方向顺风传来的话声笑声，旁观俗世，兼思彼岸，遐想万年，不过如斯。在那里有时还听到一种据说叫“地牛”的虫子的叫声，闷声如牛，暗呜如虎。说这种虫子是把嘴伸入地下才叫唤起来的。我也数次听到猫头鹰的啼叫，由于我认知上已经得悉猫头鹰乃是益鸟，便不觉难听，更不觉不祥。右派与猫头鹰，当然是前者更晦气。
既空前又绝后，在三乐庄的这个护秋之月，我第一次感到与秋天，与月夜，与庄稼，与星空，与城乡，与坟墓，与虫鸟獾狐，与李白和苏轼，与唐诗和宋词，与地球的自转和公转，与阴历和阳历是这样近这样亲，一种与万物融为一体的感觉，一种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的感觉，一种独来独往飘然遗世自由逍遥含泪微笑的感觉，一种既悲凉又凄美、豁达、清幽的感觉太美好了，太美好了，比什么都美好！
难忘的还有劳动期间的休假生活。在桑峪，说的是每两个月休息四天，秋天农忙，加上跃进的热火，曾经时隔三个多月才休息一次。在一担石沟，每月休息四天，大致符合每周歇一天的规矩。到了三乐庄，则是两周休息两天，休息是更正常些了。
休息时我与芳喜欢做的一件事是到北海前门附近的茶座上要一点酱油瓜子，喝茶，闲聊，盛夏则可能点一点冷饮。柳条拂面，水波荡漾，阳光在头顶的席棚缝隙中与水波上闪烁。鼻孔里飘动着些微的鱼腥与荷叶清香气息。我们谈劳动中的趣闻，谈读书，谈电影新片与最近流行的歌曲。我们也谈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事，计划财务收支与购物目标，就是经过在北海茶座的商谈，我们购买了一台郑州产红灯牌两用四电子管收音机，所谓两用就是它可以带电唱机，我以为它能让我听到洪亮的意大利美声独唱呢，实际效果很差。
而且每次品茗清谈都讲许多有希望有趣味的事情，得出共同的结论就是生活可爱，形势大好，身体健康，思考有收获，困难正一步步克服，幸福正一点点缔造，明天更美好，前途极光明！
……回忆种种，郊区劳动有关记忆，多属正面。但是我仍然坐下了作梦、梦呓乃至恶梦的毛病。直到十余年后，二十余年后，我有时会在刚刚睡下不久梦中骂人，家乡话与北京话，童年记忆，荤素全席，外加呻吟、憋气，据说煞是吓人。一担石沟期间有一位先生认为我的梦呓乃是思想有问题的表现，提出指责，未获响应，我也未因此再遭不测。
上述恶梦的主要特点是梦中骂人，骂得筋疲力尽，四肢如铁，显然与体力上的疲劳有关，与心情上的表面豁达开朗，实仍有压抑多多有关。
另外还有一种梦，与其说是恶梦，不如说是酸梦。我与芳1957年结婚，那时她的学业未完，我们分别生活于太原与北京，此后我下去劳动，又分了手。我休假回京，她有时住在她母亲与姐姐家，有时住在我家，两处一在西四，一在崇文区光明楼，当时认为相距甚远。我们的休假都采取突然宣布式，为的是怕说早了影响劳动情绪与改造自觉。两端都没有电话，我都是突然回家，但是不知道芳在哪里。有时我先到了西四，见没有芳，赶紧倒公共汽车无轨电车往光明楼走，谁知此时她正坐在从光明楼到西四的公共交通车辆上，来回一找，休假时间能丢掉相当一部分。好久好久了，直到早已时过境迁，也许我们是共同住在某个外国的宾馆里，同一张床上，我仍会在梦中来回坐车，互相寻找，擦肩而过，失之交臂，而且电话不通，呼叫不灵，停电停灯停车，苦不堪说。
而有一次临时休假，正碰到芳在我的家，而且她刚好买了一个西瓜，正好我们一起吃瓜，这是我那个年代最快乐的记忆之一。
你可以有大的快乐，事业，社会，人民……这些你都没有了，你也仍然会有小的快乐，西瓜，茶水，买到了便宜的处理货物。反正你应该快乐，你必须快乐，如果你是想活下去而不是不想活下去的话。
这是我1989年写的小说《我又梦见了你》的一个来由。
从我个人来说，这四年的劳动经历仍然宝贵，可以说是缺什么补什么，这四年我经历的，正是我过去从没有过见闻，更没有亲历的。从国家来说呢，稀里糊涂弄了那么多高工资的农工生手，（再降级降薪也比雇农业工人昂贵啊）也没有什么人研究这种劳动对知识分子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政治社会经济财政效益到底如何？一笔糊涂账。似乎太大方，太粗糙了。
颇有领导自觉与心胸的班长，被分到了一处养兔，他本来就是做这方面的工作的。其他人有的去中学教书，有的到机关做事，还有一位降格从中级领导当了小领导，各归各位。一时夤缘时会在大时代与大家热闹了一阵子，乃至可以说是威风了一阵子的班长或不无寂寞。攀援之心，人皆有之，施展之心，人皆有之，耍闹之心，人皆有之，非（被认定派定的）分之心，人皆有之。王侯将相，人五人六，宁有种乎？而能实现一番发挥一番的机遇是这样少有，或者，只能变形地假实现代实现那么一下两下，望梅止渴，画饼充饥，优孟衣冠，自作多情，梦里吃肉包，吹牛皮自慰……这还是好的。弄不好就只能饮鸠止渴，剜肉补疮，捉襟见肘，铤而走险，直到吮痈舐痔，丑态百出。
说实话，班长此人，原是做总务工作的一般干部，他在带领我等度过一段特殊时期中显示了他的沉稳，决断，坚忍，阴狠，要言不繁，善抓要点，指挥组织精明强悍，富有想像力的种种特点，他的潜力不小，他的志向不凡，他的“领导”不俗，他的知识面嫌窄，他的水平不高。
如果有各种条件，他并非不能成就一番事业。悲惨的是，文革一开始，他自尽了。我设想，当了右派，才当了班长，领导了一批原来的局级处级干部和作家画家演员以及名门之后的人物，竟成为他此生的一大亮点，在一担石沟才是他的“黄金时代”！一个人有所实现有所发挥，用家乡话是一个人有舞台耍把耍把，谈何容易！多少人怀才不遇，多少人郁郁而终，多少人刚露头就挨了一闷棍，多少人有这有那就是没有机遇……悲夫！
《王蒙自传》 第四部分二十八、邵荃麟与冯牧
应我的请求，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与我见了面。我给他的信里附上了我的旧体诗。诗中有“疾首煎肠忆旧时，风花雪雨曾相欺”“肩挑日月添神力，足踏山川闹自然”之语，无非是接受教训，努力改造，并无二心之意。
邵荃麟的接见本身就表现了极大好意。他一见先称赞我的旧体诗写得真挚。他说，经过一番惊涛骇浪，愿意与我谈谈心。他说，已告《人民文学》杂志向我约稿，还要介绍我成为
作协会员。他说丁玲对说她反党想不通，这里可能有一些下意识的东西。他的下意识反党论固然奇特，但他说这些事有一种客观感和距离感，确实这也不是他能做主的事。我想起他在批判丁陈会议上的发言，关于毁损作家的问题来了。后来形势的发展恐怕早就超出了他老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