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中国未来的思想指导主流必定是我所提出的新法治主义——所谓新法治主义，就是以政府的力量建立一套以民为本的法治化社会，而给社会每一个参与者包括政府一个法治化的规范。
人物周刊：你的终极目标还是不反对实现民主。
郎咸平：当然不反对，因为我自己是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我跟别人的不同在于，我彻底地了解世界历史，彻底了解什么叫民主。我希望以民为本，以老百姓来考量国家，我何尝不希望自由民主？任何低度开发国家过早进行民主化，自由化，没有成功的。你告诉我哪一个成功了？
人物周刊：一旦建立精英政府，就能保证民主的实现？
郎咸平：大或强权政府不一定会推动法治化建设，而这也是为何我用精英政府这个名词，不追求法治的政府不叫精英政府。精英政府的目的是为了建立法治，完成法治化，就有游戏规则了，在股票市场上就不存在剥削了。像美国一样，每个人都不应该侵犯别人的利益。这个时候政府就可以退出了，为什么美国是小政府，因为美国大政府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建立法治化。我们还没有建立法治化，怎么能跳到小政府呢？
人物周刊：那中国五千年的大政府呢？
郎咸平：那是人治。全世界法治化是从19世纪开始，法治化是任何一个强国必须要走的道路。没有法治化建设，谁控制了权力，谁就控制了财富。今天为什么有很严重的官商勾结现象，谁跟权力接近，谁就能获得比别人更早一步的致富的机会，这是公平现象吗？现在的产权改革是公平的吗？做了国企老总，实现了MBO，你就致富了，这是公平的吗？
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一直去不了的民族悲剧。所以我们这一代人任务太重要了，要抛开这个历史悲剧前行，和国际接轨，推进国家进入法治时代，为下一代着想。这是阶段性的问题，历史已经证明，什么事情都要循序渐进，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人物周刊：那你如何解释苏联和文革中的中国，这也是一个强权政府，却走向了另外一个方向呢？
郎咸平：这是一个好的问题。当时的政府不是我心目中的精英政府。当时的强权是人治的强权，扼杀了每个人的创造力，是齐头的平等，而不是足底的平等。每个人80块一个月，每个人都没有创造力，任何经济个体都没有办法发挥自己的最大才华创造财富。
我们改革开放以后，把枷锁拿掉了，但走向另一个极端，个人完全发挥创造力，没有法治。所以我们要回到中间。每个人的创造力必须受限于法治化的环境，要在法治化规定的角色里尽量发挥，不能侵犯到别人。这是我理想中的状态。我绝对不是要回到人治的时代，那是错误的。
我主张的法治是以民为本的法治，法治化的目的不是讨好利益集团，像这次产权改革，而是增进全民福利，提高国家财富。以民为本的法治化建设必须由政府来推动，如果牵扯到了利益团体，一定是不公平的，会造成社会动荡。精英政府是以民为本的政府，这样才能主导一个中立的法律，以大众利益为准，这是一个原则。
人物周刊：在这次产权改革争论开始时，你并没有提到这个问题？
郎咸平：对，一开始并没有提到，我认为太早了。但现在我发现社会大众已经有足够的水平来接受我这种更进步的理念，强国理念。（反复看窗外的十字路口）你看我们现在交通乱成这个样子，你不感到惶恐吗？慢车道跑到这里停，快车道跑到那里去右转。这个叫纪律吗？这样的国家是法治化的国家吗？不经过法治的建设，怎么能导向正统？
一定要写清楚，我主张的不是人治的强权，不要让人说郎咸平带回文化大革命。在现阶段，应该强化中央政府的执政能力，这个阶段过了，我们下一代人才有好日子过，我们这一代该做点牺牲吧。
人物周刊：你受哪一种思想影响最深？
郎咸平：我受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影响很深。哈耶克，他是中国现代新自由主义学派的鼻祖，我在大学时代和他通过几次信，对他个人无比地崇拜。当时认为民主自由是治国的经典。但经过二十多年的学习，我发现这只是一个结果（连续地笑）。过程必定是1932年以前的美国大政府，俾斯麦的德国政府，法国的拿破仑时代，那才是一个开始。
人物周刊：一般人会觉得很奇怪啊，依你个人的经历怎么会主张精英政府主义？
郎咸平：我是喝资本主义奶水长大的经济学家，大学时代我就研读新自由主义学说，哈耶克的所有著作，我都背得滚瓜烂熟，而且看的都是原文。我出生于台湾蒋介石时代，但一直无法解释，一个没有民主自由的地方，一个威权统治的时代，却是台湾经济发展最快的时代。这完全不合理。等到有了民主的时候，反而是台湾经济最落魄的时代，李登辉和陈水扁时代。因此我明白，自由民主只是一个结果，到了一定阶段才能实现，台湾就是过早地实现了民主，带来的是民生凋敝。
我才是主流经济学家
我从根本上反对目前的产权改革，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宣言
人物周刊：这场争论到此结束了吗？
郎咸平：这场争论带给我们民族的，不是争论本身，而是如何正确构思一个真正的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治国理念。这是这次产权改革争论的根本。国有企业改革只是国家发展的小部分而已。以新自由主义学派为首的指导思想是危险的，我接受贵刊的采访，就是要站出来说，我从根本上反对目前有些地方的产权改革。不是反对社会主义，是反对新自由主义学派提出来的、向西方靠拢的教条主义思想。
人物周刊：那你就是反对目前国内的主流经济学家？
郎咸平：当然是，因为我才是主流经济学家。以学术成就、影响力而言，我才是主流。我是真正彻底地了解了什么叫民主，什么叫自由，才讲这个话，所以类似的观点才应该成为主流。我从来不承认我是非主流，我就是主流，虽然我就只有一个人。（大笑）
人物周刊：一个人的主流，不觉得力量单薄吗？
郎咸平：无所谓嘛，一个学者难道不为自己的信仰而战？我对对方也挺尊重的，对他们提出的理念，我没有看不起。但我必须把这么多年的学术积累，用我认为适当的方法阐述给社会大众听。告诉他们，什么才是正确的治国理念。我从来没有跟他们辩论过，谁对谁错，社会大众会做判断。
人物周刊：几天前你说过：“经过这一次事件后，我认为自己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具体指什么样的作用？
郎咸平：对啊，现在我不是正在谈嘛。我认为现在是谈治国理念的时候了。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宣言。
人物周刊：但是我突然想到，你这个观点是不是偏左？
郎咸平：哎呀，这个不重要了。你能说德国、法国是左派吗？你能说美国是左派吗？这只是一个阶段性。这个阶段性好像看起来有一点左派的味道，我是为了右派而左派，不是为了左派而左派，我追求的是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的民主经济、民主自由。与其说是左派，不如说现阶段是左派，未来是右派，更好一点。这就是我跟左派经济学家保持那么远的距离的原因，不要让人误会我是左派经济学家。你说我是左派，那不可笑吗？（一连串笑声）
人物周刊：如果非要用一个标签的话？
郎咸平：那我是一个经世致用的经济学家。
人物周刊：上次接受我们采访时你说，仅仅得到网民的支持，也是一种悲哀。
郎咸平：一个政策推行的话，需要得到整个国家的认同，老百姓认同了，政策不改，那不等于白忙一场吗？
人物周刊：也有启蒙的作用啊。
郎咸平：走到这一步把自己当启蒙，那不是很悲哀吗？你不能改变，只能有启蒙作用，那真的是林觉民了（笑），我何尝不想做改变呢？我想得到的不应该只是网民的支持，应该是整个国家的支持。
人物周刊：你的治国理念什么时候能成为主流？
郎咸平：（沉默）我不知道（肆意大笑）。
警惕体制内腐败与民间堕落的恶性互动
2006。8。3 郎咸平
我最近虽然没有在媒体发言，但我关心这个社会的心却从未稍歇。近来北京市发生的毒大米等等一系列官员腐败事件让我感到怒不可遏，痛不可堪，不得不再次提出我对这个社会的呼吁。面对不断恶化的社会现象，庙堂常常只是一味着急，民间也只是简单地咒骂。但是我希望我所提供的批判角度不同于以往，我认为我们仅仅是呼吁杀贪官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系统地解决问题。而北京市事件所引发的思考，使得我们不得不正视现实，警惕体制内腐败与民间堕落的恶性互动。
我想简单的谈一下引发我关注的事件缘由。最近从媒体上获悉北京出售毒大米的消息，让我惊愕不已。所惊者，世风日下，有人居然丧尽天良、不顾苍生百姓生命安全而牟取暴利；所愕者，此事件的始作俑者，竟然是处于首善之区的堂堂粮食主管部门——北京粮食局。根据此事件之专项调查组的调查，
2003 年 4 月北京市非典疫情严重之际，主管北京市粮食局的副市长陆昊决定由粮食局购入 29。2
万吨陈化粮作为粮食储备。今年春节后，该副市长再次决定将陈化粮销售给公众。陈化粮含有超量致癌物质黄曲霉素，因此发售陈化粮几与投毒无异。
向公众出售毒大米事件是一例典型的体制内腐败行为。有关官员不仅借助行政权力的便利为己敛财，已经到了罔顾广大无辜民众性命的地步。更为令人发指的是，事件被调查出来后，相关责任人不仅不考虑尽快向公众宣传，保证居民的身体健康，反而封锁消息、文过饰非。所谓的主管部门和主管市领导，先不说是否做到了廉洁奉公，不说是否做到了“为人民服务”，就连起码的“不要害人”这样的基本做人原则和良心都没有了！
惊愕愤怒之余，我倒联想起前些日子我专门研究过的香港嘉利来股权纠被抢夺案，突然明白，北京市发生这样那样的荒唐事情，其实并不奇怪，因为以北京市内部腐败势力之强，气焰之盛，卖毒大米其实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做起来毫无顾忌的恶性事件。
且看2000年，社会恶势力垂涎于香港嘉利来的股权，于是勾结二商集团个别项目负责人，买通北京市工商局以及北京市外经贸委的个别公务人员，组成合谋团伙，竟诬陷香港嘉利来未履行出资义务，由北京市外经贸委将香港嘉利来拥有的合作公司的股权“批送”给合谋团伙中的黑势力。香港嘉利来彻底失去了在合作公司中的股东地位和自己依法在公司中享有的所有权益。嘉利来愤然抗争，先后依法向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即现在的商务部）
提起行政复议。最后，法律给了一个嘉利来公司一个公道，但更令人目瞪口呆的是，虽然北京地方政府表明上口口声声正在履行中央政府决定，但是具体的各个部门就是不归还嘉利来的股权，法律的判决至今还是一纸空文。嘉利来至今仍然什么也没有拿回。盖有国徽章的严肃行政决定，在北京竟然可以荒唐如斯地瞒骗！
这个地球人都知道其中是非曲直的案件，在海内外沸沸扬扬，影响如此之恶劣，但掌管商贸的官员，对此毫不理会，执迷不悟，行径无异于掩耳盗铃。现任主管商贸的副市长陆昊，乃毕业于号称中国第一学府的北京大学的经济学硕士，他在
2003 年初当选为副市长的时候，年仅 35
岁，为建国以来最年轻副部级干部。媒体对此一片颂扬之声，将其看作是选拔年轻干部的好例子。从嘉利来事件处理之上，我一度对其毫不作为甚至包庇纵容跨部门作恶的行为难以理解。但是经过这次毒大米事件的揭发，我猛然醒悟，原来这群蟊贼硕鼠，从来就是不顾天下人心向背，更罔论国家利益公众得失，其所看重的，只是一己一群人的私利。
恶性事件一再发生，令我莫名悲愤！这样的官员、这样的行为，我真的闻所未闻。由此可见，体制内腐败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国共产党的声誉和行政能力，不下狠手、不出重拳、不下重典，是难以震慑这股腐败势力的。
中央这几年一直在致力于反腐。腐败会亡党亡国，没有人比国家决策人物更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反了这么多年，腐败官员仍然层出不穷，前赴后继，丝毫没有减少的趋势，反而愈演愈烈。这就引发另一个问题，腐败难道仅仅是制度不健全、个别官员道德水平下降、法制观念淡漠所致的吗？除了法律法规，我们的整个社会和民间就无事可做，就没有什么制约力量吗？其中，最令我担忧的就是一方面体制内腐败屡禁不止，另一方面民间道德风气败坏，原本的正义呐喊之声日益微弱，并且二者交织在一起，互相渗透，形成体制内腐败与民间堕落的恶性互动。
我中华民族原本应当有这种力量。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天下为己任，针砭时弊、匡扶正义。但现在，当腐败渗透、堕落侵蚀的时候，你看到还有振臂一呼的知识分子吗？毒大米事件发生后，有一部分人是因为北京市封锁消息不知情；而有一部分人对于官老爷的所作所为噤若寒蝉，大气不敢出一声。更让人心寒的是，我们现有的一大批把持话语权的“主流”精英人物没有一个出来说一句。中国的民间舆论主流，精英知识分子们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的使命和立身之本，对大是大非的事情，已然失去原则和立场。
我最近留意到一篇名为《北京的眼睛》的长文，作者是一位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北京人，他在文章之中对于近年北京的荒唐事件进行了沉痛的分析，圆明园防渗漏工程敛财，“
831 ”黑幕私分囤积土地，旧城改造摧毁老城传统，凡此种种，都是令人发指直接侵害公众利益的恶行。
但是同时，我很奇怪，包括北京大学的著名张维迎教授在内的各位精英身为北京市民，却为何能对北京近年发生的怪现状坐视不见，置若罔闻？我仍记得这两年国企改革大讨论的时候，张教授等人对于既得利益者的保护声嘶力竭，动辄以“无耻”的字眼批评改革反思者，甚至荒谬的提出政府官员是改革的最大受害者，我想请问像你们北大校友陆昊之流到底是改革的受害者呢，还是假改革之名对民众施以毒手的侩子手呢？我想请张维迎等诸君高呼“善待企业家”之余，能否先考虑“善待北京市民“呢？我很沉痛的向北大校友高呼，某些不肖的北大师生正在一步一步的玷污着北大百年清誉，而成为体制内腐败与民间堕落的恶性互动的发源地。但我宁愿相信张教授等学者一贯心怀国家大业，一贯富有同情心和责任感，以及悲天悯人的情怀。对于发生在家门口的毒大米等等丑闻，是不是应该出来说一句呢？一家不扫何以扫天下！老百姓的生命财产权益都受到威胁的时候，精英们不能再忙着做企业顾问或出台企业家论坛奢谈民族兴衰大计了吧！我想你们应该放弃对北京市官员的阿谀奉承，和我一起大刀阔斧的批判北京市的腐败行为，为了你们口中的信念。
中国社会当前的一个险象就在于此。民间有话语权的人不负责任的自甘堕落，与体制内腐败上下呼应。二者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真正左右民间舆情的重量级人物会炮制这样的观点：腐败是好东西，是次优选择，它能促进经济效率和增长。民间精英为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对腐败坐视放纵，继续提供一个制造更多腐败的温床。这种制度内腐败和民间堕落的并存与互动，成为我国当前风气败坏、秩序混乱、民怨沸腾的重要原因。
年年岁岁，民间对于澄清吏治冀甚殷。最近中央严厉整肃官场各种恶劣，而对于生活腐化的北京副市长刘志华的处理，单刀直入。而天津市检察长以及各地的大小贪官落马，更加是大快人心。而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