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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刀直入。而天津市检察长以及各地的大小贪官落马，更加是大快人心。而在此，我们呼吁各方有识之士，不应再坐视腐败与堕落的恶性互动蔓延，不仅要清除制度内的腐败，亦需对民间堕落进行整治，以促进形成社会良性的正循环。对待体制内腐败和民间堕落这两种势力，必须分而治之，同样高度重视，正本清源，切不可使二者能够沆瀣一气，互相鼓吹包庇，混淆公众视听。而应尊重法律，绝不为作奸犯科官员寻找借口开脱。政府此时更应该维护党纪国法，动用铁腕，如同秋风扫落叶一般铲除腐败行为，对于视公众利益和社会安危不顾之官员予以严惩。同时，在民间大力提倡、培养正义之风、浩然之气，形成“公序良俗”，再不容许邪气压正，方是天下社稷之福。
和谐社会的时代意义
2007…1…9 郎咸平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划时代思想以来，我们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成功地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改革使命。在过去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没有人可以否认改革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但不能回避的是，由于某段时间邓小平的改革思想被特殊利益集团歪曲，造成大量腐败产生，社会道德出现堕落。
在当下中国，腐败势力严重桎梏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形成了社会不和谐的主因。因此，胡温体制面临一个重大考验，那就是如何在邓小平第一阶段成功的改革基础上，回归邓小平的改革思想本质，在新的时代用更多务实的方式继续深化改革。
我认为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决策层所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正是针对时弊，继承了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的再延续。
在某些西方媒体眼中，对这次中国高层整肃贪腐的大战役，包括查办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一般解读为政治斗争，认为是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新核心利用反腐之名义排除异己。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认为持这样观点者既不独立也不客观，世界上任何国家包括美英两国都有政治斗争，你怎么能以这个理由来解读中国政治上的所有事件呢？
在我看来，这一次波及北京、上海、天津的腐败战役缔造了中国社会少有的新局面。看一下中国的民间和网上民众的反应就会知道，这次反腐战役获得了社会上绝大多数老百姓的广泛支持，这是一个好现象。我们发现，胡核心和社会大众之间终于取得了重大共识。
如果不从政治斗争的角度来谈反腐问题，我们该如何来解读呢？我想从一个严谨的角度来谈问题。不用谈什么深奥的经济学理论，仅仅从最普通的商业逻辑看，商业的繁荣要依赖适宜的社会环境。没有自由就不能经商，没有平等就不能对价，没有公平公正的交易就不可能市场繁荣；不讲诚信，不守规矩，交易成本就要增加。而腐败势力滥用公权力肥私，其对应的社会代价恰恰是商业环境的被破坏，社会环境的被颠覆。经济的发展是增加国民福祉的硬基础，破坏了发展经济所必需的良好的社会环境，还奢谈发展经济，不是缘木求鱼吗？
反过来说，打击贪腐势力，建设和谐社会，正是为发展经济服务的，是为经济繁荣保驾护航的。我们中国要想富民强国，只有依赖经济的发展，而严厉打击破坏商业环境的腐败势力，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吗？
胡锦涛讲当前党的首要任务是反腐，我个人认为他是懂经济的，比那些所谓主流经济学家懂得多。过去2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民受益颇多，但谁在其中得到最大的利益呢？是社会大众吗？是中央政府吗？都不是，改革中最大的不当受益者，是我归纳的“腐败铁三角”。
由腐败的政府官员勾结腐败的企业家和腐败的学者而形成的“腐败铁三角”，他们操控着媒体欺骗社会大众，误导中央政府，甚至大讲腐败是经济发展之必需，是不可避免的次优选择，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等等。这是无知还是无良？在当下中国存在的诚信丧失、司法不公、监管失控、贪污受贿索贿蔓延无止等危害商业环境的问题，背后基本上都是由“腐败铁三角”作祟所致。长此以往何谈经济发展？“腐败铁三角”打着改革的旗号大肆敛财，搜刮百姓财富，更为严重的后果是毒化了经济繁荣所必需的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商业环境。这是西方媒体所没有注意到的实际情况。
胡温新政之中，将反贪腐当作核心要务来抓，是非常正确和有远见卓识的。因为贪腐问题已经严重制约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成为中国持续改革之中的主要障碍，贪官们网罗的特殊利益集团也成为了中国社会进步的真正瓶颈。只有彻底肃清贪官们编织的特殊利益集团，中国的经济才能更好地发展，改革才能得到更好的效果，社会才能安定和谐，才能达到中央政府和广大民众所切盼的和谐社会。
现在中国社会上一切的不正常现象，一切的不合理，一切的不可思议，都是因为腐败势力所导致。这样的例子在内地俯拾皆是。刚刚去世的霍英东老先生，投资40亿元在他的老家南沙，竟也长期遭到了当地腐败势力盘剥侵吞；美国金融界苦等20年收购深圳发展银行，在北京市打官司遇到的离奇遭遇，不由得你看着不心惊。其实，种种令人不可思议的事实，只有看透其背后是腐败势力作祟方可理解。
在这些腐败势力编造的所谓一切为了经济发展的口号下，社会大众的利益还能够被保护吗？外商利益还能够被保护吗？举例而言，美国法律不允许美国商人或美国跨国公司参与当地的贪污腐败，必须按照法律行事。但是如果这个城市是由“腐败铁三角”所控制，外商就可能要做出一个矛盾的选择：或者选择加入“铁三角”参与腐败，否则你就不能得利；或者选择道义清白却又无法生存。你要怎么做选择呢？我知道你想要选择清白，这才是企业经营的正确准则，但现实环境允许吗？
因此，这次党中央所推动的反腐行动，客观上是帮助了好的外国投资人，因为他们日后做生意的时候，能够选择一个清廉的中国而不是一个由“腐败铁三角”所控制的中国，党中央这次努力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清廉的社会，一个更干净的商业环境。
反腐是全民和全世界的共识，但是国外媒体采访我的时候，经常纳闷地问，为什么一个反贪的政府会出现打压本应是反贪重要力量的媒体的情况？在我看来，一些媒体的失语，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源自某些地方“腐败铁三角”的打压。
2006年2月，我在上海一家电视台最受欢迎的节目《财经郎闲评》，被当地的腐败势力所关闭，原因很清楚，就是我揭发和抨击了腐败的铁三角。我做了三个节目，第一个节目是批评当地一些医院的腐败，腐败分子借人民医院改革之名大敛不义之财。第二个节目中呼吁中央政府把周正毅引渡到香港去受审。我们保护香港要像保护我们的眼睛一样，因为香港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的不同和差异化，我们不能允许腐败分子到香港大肆掠夺之后受到“铁三角”的保护。周正毅当时是香港廉政公署的通缉要犯，所以我建议中央政府把他送回香港审判，树立一个法律典范，绝对不允许国内的不良商人在香港席卷一把逃回国内，被腐败势力所庇护。第三个节目是张荣坤的案子，这直接打击“铁三角”的核心。
我的节目被关掉了。但是其后，我继续与腐败势力作斗争。在香港的《亚洲周刊》，我首先提出上海社保案要直接查处陈良宇。9月25日，陈被撤职，这是人民的胜利，是我们所愿意见到的结果。胡锦涛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以及国际反腐大会等等公开场合上的讲话，也都显示了中央政府视反腐为中国推进改革首要任务的鲜明决心。而众多网上论坛中数以千万计的帖子发言以及960万平方公里上的街谈巷议，都已证明了公众对反腐有着同等的认同和期许。我想告诉大陆媒体，面对腐败，媒体有没有责任站出来说话？如果媒体为了自己的效益，噤若寒蝉，忘却民族大义，那么永远是没有前途的。
与其“仇富”不如“仇腐”
2007。1。23 郎咸平
2007年开局，中国的经济变化继续是国际关注的焦点。而中国政府此时开通土地增值税，再次显示其对调控过热的房地产的决心。而不容忽视的是，内地已经出现粮油等民生要素的显性涨价，宏观调控的必要性越发突出。但是过去四年来的中央政府宏观调控遭遇到中国各地腐败势力集团的敷衍和抵制，因此，我深信，要贯彻落实调控政策，中央政府只有继续坚决反腐，才能抑止腐败官员肆无忌惮的扩张冲动，防范经济畸形过热，维持中国社会和经济的良性发展。也只有这样，才能给国际社会带来稳定。
粮油涨价因腐败引起
2006年秋天以来，全国大中城市面粉价格涨幅超过10％，食用油的价格涨幅更超过20％。那时候粮油价格普遍上涨是很奇怪的现象。因为按照以往的数据与经验，十一月秋收之后，一般粮食价格应该下跌，粮食上涨的季节往往是三、四月份。但是，2006年秋天的大丰收之后，中国的粮食价格上涨了。
这一经济异常事件背后，其实有其更深层次的原因。
这次粮食涨价，有人说是海外粮食价格上涨导致，有人说是中国在粮食期货上做了赔本生意。是的，这些原因多少确实有影响。不过这些说法还未能深入到粮油骤然膨胀的真正成因。
据我的观察与研究，粮油等牵涉基本民生的支出通胀的深层原因，乃是内地腐败势力的大量存在。腐败势力为牟求私利而不择手段用公帑投资，导致经济畸形过热，使国家经济出现结构性危机，最终令全体人民不得不每吃一餐都要多付百分之十几的支出来为腐败埋单。中国粮油的大幅涨价，表面上看是数字的微小变化，但是这一变化放大到生活中，却是影响国计民生的大事。由粮油价格上涨引发的多个行业成本和收益的加速变化，正快速传导到整个产业链。老百姓以往常常抱怨房价贵，买不起房子。事实上粮油的大幅涨价，比起高房价更有杀伤力。粮食涨价一成，就意味着你的储蓄资产相应贬值，通货膨胀恶性出现，怎么说都是老百姓的灾难！
我们经常抱怨，今天的社会，不花钱办不了事，抱怨这个地方那个地方的官员〃黑〃，但是，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贪腐官员的所得，都会成为全社会的成本，粮油的价格膨胀，就是贪腐带来的危机之一。换一句话说，是老百姓在为这些贪腐势力的腐败利益来埋单付帐。
宏观调控确有必要
这种恶性的粮油涨价，预示着中国经济结构的问题正在暴露，这也正好验证了过去几年中国政府着手宏观调控的必要性。这也是我为什么四年来多个公开场合呼吁支持宏观调控的基本理由。
大家应该记得，这一届胡温政府执政伊始，便着手宏观调整，抑止经济过热，正是为避免经济结构发生大问题。因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和一个人、一个家庭的理财相似，必须均衡，要有全局观念。过分扩张，过分投资，就会带来无穷后患。前几年，大量地方腐败官员不计后果地大幅投资扩张，房地产业以及相关行业吸引了大量热钱流入，中央政府进行调控，防止出现经济失衡，保障民生福祉，是理所当然、合乎情理之举。所以过去四年，公众看到了来自中央政府的一系列严厉调控手段，但是令人惋惜的是，过去四年，即使在中央政府强力调控下，并没有能够收到希望中的成效，通货膨胀终于再度探头。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问题的症结值得全体民众关注！那就是在宏观调控的过程之中，在保护中国经济不出问题的中央政策推行过程之中，遭遇到大批既得利益集团组成的贪腐“铁三角”，为了小集团私囊罔顾国家民族利益，导致中央的宏观调控措施不能完全见效。
这里有一个举国热谈的例子。房价的高涨，可以说都是腐败惹的祸！开发商的土地获得，基本上供应方是垄断的；购置土地的款项和营建物业的资金，主要都来自融资。在中国，开发的融资又主要是和银行有关。银行，同样带有强烈的垄断色彩。再加上开发过程时间长，而且牵涉的审批流程长，要盖数百个公章。一个地产项目由筹备到最后卖给消费者，历时两三年之中，无论是卖地的官员、融资的银行以及审批的部门，贪腐势力都有机会层层伸手。开发商打点这些腐败势力的费用，又会一分不少地打入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尤为其甚的是，随着房价上升，开发商收益增加，贪腐势力对于地产项目的灰色收益的期望值也不断提高。以前三五万元能办下来的手续，很可能官员的胃口已增加到十几万几十万。而且贪婪之心如同蛇吞象永无厌足，这样下来，层层加码，房价焉能不涨。同时，为保私利，面对过去四年的中央调控政策，贪腐势力想方设法地敷衍拖延，是阳奉阴违之恶果，不仅仅是老百姓总等不到房价合理的一天，更可怕的是，当房地产及其相关行业不当的吸收了社会上大量的资金，而国家为其他必要的生活性支出比如平抑基本物价，就只能增发货币，从而引发通货膨胀。可一旦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就是国家民族之祸。
压抑官员寻租冲动
对贪腐官员来说，他们天然有着〃卖〃和〃买〃的冲动。因为他们只有在买卖之中，才能寻租。而对贪腐官员来说，最适合卖的就是土地和国有股权。因为这两宗物品，标的金额大，涉及法律复杂，行政审批的权力很大，特别适合官员从中牟利。所以，我们总能看到，大凡贪腐官员，在卖地和卖股权方面特别积极，近年揭发的很多大案，都是和土地交易腐败以及MBO问题有关。贪腐官员除了卖地卖股权，还都热衷于投资，盖大楼、盖广场，上马大项目。如此热衷的道理也是同样，因为通过搞大项目，贪腐官员又能雁过拔毛、上下其手，获取腐败的收益。
解剖房地产业狂热暴涨之谜，我们就知道，贪腐官员一日不严厉整肃，地方以及部门打着改革幌子的盲目扩张冲动就一日不能遏制，中国经济的危机因素，就会越来越多。
最近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山东省委副书记、青岛市委书记杜世城。此人近年执政，公然对抗中央调控，罔顾民生福利，公然打出房价越高越好的旗号，为其寻租贪污公然造势。试问，若不是依法查处此类高房价书记，青岛的经济怎么可能正常？老百姓生活怎么可能安康？
2006年6月，中央政府以雷霆手段向北京市作风败坏的副市长开刀，然后拿下天怒人怨的上海市委书记，这是对症下药。因为胡温政府知道，如果给一众乡愿腐儒所误导，仅仅在经济领域让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吐出收益，稳定经济，那是不可能的。试想，如果陈良宇不被查处，他指使包庇的动用老百姓养命钱给自己牟利的奸商，能顺利曝光吗？前一段，有贪腐集团放出风声，认为中央反腐，只是点到为止。而由中央的新举措来看，反腐绝对不象贪腐官员幻想的那样会偃旗息鼓，而是将在2007年继续深化下去。
四年来，一些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所谓主流派，总是对宏观调控口诛笔伐，认为是中央政府不懂经济之举。2006年10月底，我借接受路透电视台访问之际，曾提到过胡温政府比起主流派经济学家懂经济。因为，他们已经看明白，在中国现实之中，不能局限在经济领域去处理经济问题。他们清楚地看到，中国下一阶段的经济安全和健康发展，社会的进步，皆取决于能否制止特殊利益集团无休止的贪欲，取决于能否遏止贪腐官员借发展经济为名的疯狂贪敛。
社会应有反腐共识
由于不断有人为腐败势力辩护，令我想起，中国社会近年有种可悲的现象，就是社会〃仇富〃而不〃仇腐〃。对富豪以及有钱人，舆论往往严厉抨击，但是每每流于情绪，未必能够持平对待。而另外一方面，就像社会学家孙正平一篇文章《腐败的力量》之中提到的，腐败势力在中国日益嚣张，有些群体对腐败行为不以为耻，甚至以为这样就是市场经济，是进步，严重颠倒黑白。我在去年秋天指出的腐败〃铁三角〃，他们更是在逐步控制舆论媒体，为腐败辩护正名乃至吹嘘。一个社会如果失去了对恶劣行为的正确判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