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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内心的挖掘，但又坚决放弃不讲故事的偏执，放弃了散文化的手法，尽量地使人物具体化，使一切明晰化。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近年来，先锋派作家纷纷更弦易张，向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学习，开始讲故事，但先锋派作家的另一个特点没变，就是反对理性，这就是使小说缺乏了质感。徐兆寿在这部小说里，恰恰展示的正是理性。这部小说似乎在向先锋派小说宣示：应该进一步向人类所有的小说学习，不要偏执，不要一味地为创新而创新，形式是次要的。
在叙事结构上，《非常情爱》也有其特殊的意义。徐兆寿借鉴了中国传统的章回体小说的特点，但又不完全是摹仿，而是进行了改造。他把小说分成了近一百个小部分，每一部分都按了一个小标题。这些小标题也不像章回体小说那样具有很强的故事的概括性，而是一个引子。它是为增强读者的阅读兴趣而专设的。同时，他在小说中设置了很多悬念，使读者不得不继续读下去。这些在先锋派小说中是很难见的。
关于本书开拓小说题材的新领域
——跟《非常情爱》有关的一些问题与回答
问：你能不能给我们简要地介绍一下《非常情爱》这部长篇小说的故事情节。
答：好的。小说的主人公张维是一个天才的诗人，他多情而敏感。有一天，他收到一封内容神秘的来信，于是，他开始有关人生信仰的追问。从那以后，他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先后丧父丧母丧师丧友，又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抑郁症和孤独症，并出现了幻觉，最后“疯”了。由于陷入人生无意义的困境中，他前后自杀过三次，退过两次学。人们觉得他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便开始拯救他，于是便发生了一系列的故事。他前后曾与七个女人谈过恋爱，最后还是孑然一身。他与一代美学大师易敏之的交往，将他从形而上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疯狂过后的张维，终于回归平静。
《非常情爱》试图想完成中国作家在文化追求上的一个梦想：即书写数代文化人的文化命运。张维、易敏之代表了两代知识分子不同的文化命运和归宿。他们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中，都走过了一条从传统东方文化到现代西方文化，再从西方文化重新审视古老的东方传统文化，最后溶几种文化为一体的阵痛之路。我以为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都走过和正在走着的一条文化道路。
问：为什么想到要写这样一部小说？
答：这是我的一个梦想。
中国传统小说基本上遵循的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注重以故事情节来讲故事，以此来提示人物的命运，这种方法注重的是人物活动的现象，很少对人物的心灵进行深入地揭示。先锋小说开始注重对心灵的揭示，但却拒绝思想与文化，同时也拒绝讲故事，这就使小说不能深入。我可能是深受二十世纪初世界文学的影响，特别是罗兰•；罗兰、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等的影响，尤其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影响，因此想从心理学的角度入手，深入揭示中国知识分子一百年来的精神史。在创作方法上，我试图想把传统的叙事方法和先锋派小说的叙事方法结合起来，既注重故事情节的发展，同时又从人物心灵的角度来展开事件。这是我写这部小说的一个文学上的初衷。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则是文化与哲学上的。正如小说主人公张维一样，我也一度曾有过自杀的心理，也同样执着而疯狂地追问人生的终极性问题，同样啃过十几年哲学与科学著作，一方面想弄清楚人活着的意义，另一方面也搞清楚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的走向上究竟会迈向哪个方向。它不是一个虚妄的问题，而是每日每夜时不时地在左右着我们的一个命题。我们总是要问，做这件事有什么意义吗？这个意义是谁来肯定？是西方文化中的因素，还是我们中国文化中的因素？西方文化真的比我们中国文化先进吗？它是不是真的代表了一种方向？我们中国文化究竟有哪些优势？我们真的可以放弃吗？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接受西方文化的浸淫之后，真的就会放弃中国文化吗？等等。这些基本上都是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探索的问题，也是我十多年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非常情爱》算是我的一次大胆的尝试。
问：这部小说有原型吗？
答：当然有，不过，也很难说清他是谁。小说主人公张维的一系列精神征候与自杀的心理特质，与八十年代后期天才诗人海子、顾城等的精神追求与情感困境很相似。我一直觉得诗人的自杀是一个时代的大事件，而对它艺术的揭示则就显得极有意义。
问：在你之前，有多少作家写过这个主题？
答：这个我没有统计过，但就我的阅读范围来看，很少有作家写这种终极关怀方面的主题。一方面是很难写，它要求作家必须具备非常高的文化素养，需要作家能将这种主题化解在小说文本中；另一方面可能是受到时代的局限，二十世纪初，中国的作家基本上都是以文学救国的，多是革命性的，到了解放后，作家又要写阶级斗争，改革开放后，作家们又在写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再后来，作家们虽然摆脱了政治的束缚，但又去写先锋文学，似乎一直没有注重到这种文化上的解读，当然，据我所知，很多作家是排斥这样的写作的。我说这一切并非是说明我自己已经具备了多么高的修养，而是我一直在这方面有所思考，所以也想试尝一番。
问：以你的意思，这是一个新的领域？
答：否。这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常常遇到的生活常态，并非是我发现了什么新领域，只不过是很少有人涉足过它。
问：你写这部小说花了多长时间？
答：若要说准备的时间，至于也有十多年了吧。若要说写作的时间，前后不过半年。
问：听说这部小说要五六十万字，你不觉得它太长吗？
答：是很长，也不适宜于普通人读。我几次修改都曾试图将中间的部分章节删减，都未成功。出版社也认为它太长，不好卖。但是我自认为故事情节很好，很吸引人，我还借鉴了一些传统小说的手法，用了一些吸引人的小标题，只要你一脚踩进去，你就得涉足而过。当然这只是技巧而已，重要的是，它就像是一条大河，在你渡过它后，你对人生的认识肯定会有一些新的启示。这部小说是我迄今为止写得最为沉重也最有激情的一部小说。它代表了我的一种高度。
问：你觉得它比你以前的《非常日记》和最近要出版的另一部长篇小说《生于1980》，有什么不同？好在哪里？
答：《非常日记》的故事性并不强，它的原生态性质比较强，是一个能产生多种意义的文本。比如，我本来的意思是要揭示中国当代大学生生存的苦闷与迷茫困境，是要说说有关信仰的话题，但出版者和一般读者却抓住了它是“中国第一部大学生性心理小说”这样一个话题。《生于1980》则完全是一个很好看的小说文本，注重的是它的小说的完整性。它们两者的叙事风格及语言特征都是不同的。《生于1980》似乎是另一种风格的《非常日记》，同样也是揭示了一个尚未被开发的领域——八十年代出生的、一群在生存环境和生存背景上有着特殊性的、在对待人生与世界的态度上与前几代人有着巨大差异的独生子女大学生的生活、学习及内心世界。它们写的都是冰点，但马上就会成为热点。
《非常情爱》与它们又是不同的，在叙事风格上如前所述，在立意上则远远地高于前两者。它写的并非热点。也许在思想界它一直是个热点问题，但它绝不会成为小说界的热点。我相信，写这种小说的人不会多起来。因为它没有卖点。它讲的是人的终极性问题，是一个晦涩的主题。然而，对于那些真正的写作者来说，这必是他们要走的一条道路。对于那些注重思想与精神的人来说，它无疑是一块难得的蛋糕。从我自己的写作来说，《非常日记》和《生于1980》我都可以不必去写，但《非常情爱》却不能不写。
关于本书另类小说：《非常情爱》
张羽
如今是个哲学冷落的时代，文学作品不屑于在里面探讨哲学，文学批评更是把哲学的剖析视为圈外的批评。也许正因为如此，《张维的精神时代》才显得有点另类吧！我认为，作品中主人公一直不懈进行着哲学的反思：他经历了哲学理性在现实中难以着陆之痛，他经历了哲学、科学剥离终极关怀后的信仰危机，最后，他在西方宗教哲学的宽容与感恩意识中得到超越、在东方哲学的泛神的生命力流动中完成了和谐圆满的哲学探索。当然，这仅仅是我的片面之见，具体还得让作品说话：
与小说中主人公承受着思想着陆于现实的痛苦一样，作者在处理小说过程中也表现出相同的迹象。诗人气质的人写小说，同样要经历一个思想着陆的痛苦。诗人奔跑呐喊在上帝缺席的黑夜，小说诞生在现实的白天。诗人写小说意味着由一种悲壮的追问转换为一种不动声色的叙事。让普罗米修斯头顶燃烧着天堂的火种，眼前上演着人间的悲剧，但却不让他哭、不让他唱，只允许他平静地说一句：这就是生活。然后，不动声色地去讲述你我身边每天发生的悲剧。这，谈何容易？作者的处理方式是：把哲学的思辨、把诗人的痛苦安置在日常的话语场景中，这让诗人悲壮的追问不至于湮灭，同时又找到了现实存在的合法空间。这让文本在保持小说客观叙事的同时不至于丧失诗人之思的严肃性与悲壮性。作品始终贯穿着一条不懈追问的灵魂，避免了严肃的哲学命题在荒诞现实处境中流入后现代无原则的表现立场。
就作品整体而言，前三分之二节奏紧张激烈，有着浓重的西方现代情结。这时候主人公是思辨呐喊式的语言，哲学与理性在日常话语场景中产生了巨大反差，表现了现代人荒诞焦灼的生存处境。当小说发展到后三分之一时，节奏表现出轻松高妙的和弦。宗教拯救的温暖面纱与东方泛神的智慧冲淡了文章前半部分的焦灼，也冲淡了形式与节奏上的紧张气氛。
在小说中最为精彩的是几次对弈。与易敏之的对弈是形而上领域的拆招解招；在医院与医生和护士的对弈则表现出主人公得到了形而下的生活化解，达到了一种砍柴担水莫非妙道的境界。这时小说的氛围与节奏让人想起阿城《棋王》中的老庄哲学。
在小说细节上有两点不同的看法：第一，小说到后三分之一时应该提升日常话语场景。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打柴担水都是妙道。只有那些绽放的瞬间、凝固的富有玄思意味的生活场景才是与东方的哲学智慧合拍。如几次对弈的场景设计就很精彩。第二，主人公心理变化，从精神抑郁症到精神分裂症再到妄想症应该是似真似幻的、非真非幻的。文中的表现似乎近于真而远于幻，条理性有余而紊乱性不足。
这是我对本书的看法。“但你的花园——你的书就像是你的花园——应该由你来修剪。”有谁能比作者更能了解自己的作品呢？
作者：西北师大现当代硕士研究生
关于本书文字深处的理想与寂寞
——读徐兆寿的《非常情爱》
文/李勇辉
与《非常日记》一样，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静静地将徐兆寿的新作《非常情爱》一口气读了下来。然而，与其成名作《非常日记》不同的是，多了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因为它容纳的新质解放了习惯性的阐释思路，使读者渐渐感觉到了一种豁然，然后一种快感袭上心头。于是，我便让全身的毛孔尽情的张开，全身心释放这阵阵快感。
小说讲的是北方大学才子张维出生在陕西一个贫穷荒凉的乡村，其父张继忠多才多艺，也曾是北方大学的才子，因那场为人熟知的政治浩劫而下放到大西北，来到陕西偏远农场仍未逃脱非人的折磨，被送进监狱并劳改。张维的母亲为了探望张继忠数遭蹂躏，生下张维之后未等张继忠出来便离开了这里，她觉得无颜面对他们父子二人，所以张维失去了母爱。正因为这特定的出生使张维具备了敏感、多思等一些复杂的具有创造性的性格，其父言传身教又充实了张维的艺术天赋，他凭着自己的天资和勤奋考上了北方大学中文系。
北方大学丰富的人文资源和浓厚的学术气氛使得张维如鱼得水，他自由地遨游在这片知识瀚海中尽情地吮吸着这片天空洒下的思想甘霖。然而，随着知识面地的拓广，张维渐渐出现了信仰危机，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于是先后做出了退学和自杀的行动。然而即使如此，他还是觉得没意思，其中当然包括自杀。不得已重拾书本，被父亲骂回了北方大学。
在中文系主任李宽的帮助下，张维认识了哲学大师——易敏之，易饱受“文革”磨难，但又有幸成了当时哲学界两大泰斗胡理和朱四维的传人，其学问在全国大有名气。张维后来考上了他的研究生，可惜未毕业，易老师便因病归西。张维坚持自己的观点，与一切悖论做斗争，因为张维的思想过于超前、激进，大家认为他是个疯子，便想方设法去帮他、拯救他。他却认为他是对的，只不过是这个世界不理解他而已，他告诫大家他很正常，请大家别来拯救他，反而是他要用自己的思想来拯救别人，拯救这个时代。小说的结局是张维像晚年的易敏之一样归于平静，归于道家无为的自然中去。
小说给我感触最深的有两个地方。其一是张维的失眠。因为他多思，头脑中至始至终都充斥着大的哲学难题，但他一时又理不出头绪，加上又不进行体力劳动，便陷入失眠的恶性循环之中，以后又经常出现幻觉，导致精神失常。不过，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说，精神失常是一种深刻的自我放纵，是在无人的荒原上狂乱的奔跑。说实话，失眠是非常痛苦的。因为我也经常失眠，但导致我失眠的原因主要是宿舍后面在施工建房，巨大的噪声污染实在太可恶了，再就是因为我属于一个完美主义者，一切从优的原则弄得我力不从心，身体几度透支。
其二在于张维的勇气和豪气是我倍加欣赏和叹服的。易敏之的死对张维的打击太大了，他又想起了父亲的遭遇，加上刘全贤、林志高等小人的落井下石，使得张维忍无可忍，提着藏刀来到他们家里，逼他们说出事实真相，最终使这帮卑鄙小人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该书作者匠心独运，紧扣时代脉搏，将现今“象牙塔”出现的严重问题淋漓尽致地暴露了出来，并对现代的教育机制提出质疑，独立地预见了如不改革将出现一些什么更严重的问题。这些从书中描写的同性恋，大学生同居泛滥，学术腐败等现象均可体现出来 。作者着意指出的是在这个大众高呼创新的年代，行动的付出却是微乎其微，张维的创新无疑是被棒杀了。其次，奴性思想也愈演愈烈，只要一有难处，大家便纷纷逃避，害怕惹祸上身。张维在最需要关照的时候，不仅穆洁、老吴这些知心至交远离了他，就连林霞，也要劝张维打退堂鼓，可怜的张维只有孤身奋战，像当年的谭嗣同一样“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张维的性格和人格是值得深思的。加拿大学者查尔斯·泰勒在他的研究中指出：一个群体或个人如果得不到他人的承认或只得到扭曲的承认，就会遭受伤害或歪曲，就会成为一种压迫形式，它能够把人囚禁在虚假的，被扭曲和被贬损的存在方式之中。人是需要理解的，价值信念是需要得到他人的认可与承认的。但是，张维不仅在物质上陷于贫困的境地（只能靠微薄的补助的稿费维生），而且始终得不到别人的理解，只有在易敏之那里才寻得了那么一点点安慰。但现代文明所强调和追求的是赫尔德所称的“本真性”理想，或者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种独特的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每个人都有他或她自己的尺度。自己内心发出的召唤要求自己按照这种方式生活，而不是模仿别人和生活。
如果我不这样做，我的生活就会失去意义。这种生活实现了真正属于我的潜能，这种实现也就是个人尊严的实现。正因为这一点张维恰好做到了，才不致于他的精神遭奴役、思想被枷锁，未被异化为群氓或禽兽的思维，才不致于像《沧浪之水》中池大为一样在痛苦的心灵搏斗中从精神防线撤退下来，被现实的力量逼迫就范。
与张维有着重要关系的两个人是父亲张继忠与导师易敏之。这两个人有着几乎一样的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