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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迫就范。
与张维有着重要关系的两个人是父亲张继忠与导师易敏之。这两个人有着几乎一样的遭遇。二人均受文革迫害，但被迫害都与女人有关，结果又不得不从女人那里找到温存，归宿于女人。曾记得《大雪无痕》中一段精彩的对白：“你怕水吗？”“我在学校是游泳的好手。”“我可不敢下水去游泳，水是有形物质中最不可捉摸的东西，她最具生命力，又最具毁灭性，我们从母亲的羊水中诞生，又在泥土的水分中丧失。水可以使我窒息、自卑。一跳进水里，就感到自己成了一个孤苦伶仃的婴儿。”女人是水，一语道破天机。另外，二人在农村下放时风俗民情的刻画点缀在小说中，有种锦上添花的感觉，读起来十分舒服，具有调节读者情绪的功能。
说句心里话，写这种高级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难度系数是非常大的，这不仅要求作者具备扎实的文史哲功底，使书中人物每个人的观点都能够自圆其说；还需要作者拥有不囿传统，开拓创新的勇气，以及能耐住文学理想处的寂寞的心理准备。
摆在作者面前的新的道路并非只有写这种不会被多数人能接受能理解的小说这一条，而是有许多条供他选择、检阅和查找，因为澄明的天空永远是既自由而又广阔的，但他的精神鼓起的巨大的音乐之羽翼，以它空前的活跃，强大的生命力，向我们揭开了神秘的未来世界的面纱。
鲁迅在他的那个时代里是寂寞的，但面对黑暗，鲁迅从没有让自己的思想火花退场。我们这个浮躁的时代里更需要有冷静的思辨者作航标。这一点，无论是书中主人公还是作者，我想，他们应该都做到了。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2002级丁班 通联：西北师大10号信箱 邮编：730070
关于本书我们需要这样的文学
——评徐兆寿的《非常情爱》
西子
我们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又需要什么样的作家？
答案众说纷纭，但在评论界有一个大多数人能相对认同的答案，那就是书写我们民族命运、批判性地高标我们民族精神的作家和作品。我们期待了很多年，有很多作品也曾经满足过我们的愿望，但相比那些世界级的伟大的作品，如《战争与和平》、《约翰·克利斯朵夫》，我们总是很失望。在所谓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影响下，几代作家都致力于中国政治命运的书写，特别热衷于描写农民的生活，而对中国人的文化命运和精神生活很少关注，这就使我们的文学始终停留在低水平的层次上。近年来，一些作家注意到了这个局限，开始关注知识人的生存命运，如《中国1957》、《沧浪之水》等。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中国文学的走向，但是，使人失望的是，它们只不过是关注了知识人而已，它们仍然停留在一种知识人的政治命运的书写，这就使它们很难摆脱政治的局限。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作品很难有崇高的立意与彻底的批判精神。
但在我读了徐兆寿的《非常情爱》后，我几乎要流泪满面了。它不仅淋漓尽致地书写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困惑和信仰危机以及荒诞、平庸、无奈的生存状况，它还满足了我的一种文学期待。
在一般人看来，出生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追求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我们这一代是有福的，因为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因为我们的生活中没有了非人的政治运动，所以人们对我们这一代人充满了期望和妒嫉，同时又对我们这一代人充满了失望与愤怒。这是不公平的。
没有了鲜血淋漓的战争，便要经历内心的战争，这战争比真正的战争更让人难以忍受，难以排遣，所以自杀者此起彼伏，令人触目惊心；没有了大起大落的政治运动，也就没有了英雄的战场，平庸、苦闷、无聊、压抑、失眠这些疾病便缠扰人类，信仰失落，理想低首，欲望四起，自杀者有理了。这同样是一个令人恐惧的时代，这同样是一个令人窒息的战争年代。这恐惧，这战争，似乎更接近人的本质，更能揭示人的生存悖论。这就是《非常情爱》所告诉我们的。
在我们的大学时代和研究生时代，我们都曾或多或少地经历过小说主人公张维的痛苦。张维有什么样的痛苦呢？他从小因为政治的原因失去了母亲，后来在上学期间又先后丧父丧友丧母，最后他还失去了他生命中至关重要的几个人：良师益友易敏之和他深爱着的人吴亚子、穆洁等。他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抑郁症和孤独症，并出现了幻觉，最后“疯”了。由于陷入人生无意义的困境中，他前后三次自杀，两次退学。一切都失去了意义。在平凡的年代里，他却在内心中进行着轰轰烈烈的精神斗争。他被人误解，被人孤立，被人打击。他孤立无援，但他从没有放弃过。我们何曾没有经历过张维的这些痛苦与打击呢？我们何曾没有过自杀的念头？我们曾长时间地失眠，“疯”过，直到现在，我们仍然被“理想的失落”和“人生的无意义”这两条鞭子抽打着。张维是我们生活与追求的极致，我们所不能做的，他做到了。他是我们的理想，是我们内心真实的自己。
在这个时代，在大学校园里，可以说张维的影子无处不在，但是有几个人曾经向张维那样不懈地追求过？又有几个人曾经理解过他们？海子自杀了，顾城自杀了，一个个的大学生在自杀，疯了，有几个人为他们说过话？而他们，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敏感所在。他们是我们的另一面。侥幸生还下来的我们，在回首危险的青春时，就会看到青春的尸体在笑，在痴，在哭，仍然在追求，仍然在爱。而生还下来的我们这一个，是究竟应该活着呢，还是已经死了？于是我们又开始追问了。在追问中，也许我们又复活了。这就是我泪流满面的原因。
揩干泪水，掩卷长思，我却又惊又喜。我是在不知不觉中读完了徐兆寿《非常情爱》，读完之后才发现它竟然长达五六十万字。说真的，因为学业的原因，我曾耐着性子读完了《战争与和平》、《约翰·克利斯朵夫》、《追忆似水年华》等这些皇皇巨著，除了它们，我再没有读过这么长的小说。究竟是什么吸引我一口气读完这部巨著的呢？是什么满足了我长久地来的一种阅读期待？
前面我已经说过，这部作品是写给我们这一代人的。它对我一如亲人。阅读它就是阅读我们自己。这也许是最重要的原因，但除了这些，这部小说还有几点是必须要说的。
在现当代文学中，写知识分子的小说为数很少，有质量的更少。除了前面提到的两部外，《围城》是我们熟知的另一部。但这些小说基本上都是遵从了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段，所写的也是人物的现实命运和政治命运，在人物的精神和文化上挖掘得很少。《非常情爱》正是着力挖掘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命运与文化轨迹，重笔描绘他们的心灵史，是一部独特的文本。
有一天，张维收到了一封神秘的来信，里面写了两句话：“尔生之前尔是谁，尔死之后尔是谁”，从此，张维便进入一种有关死亡的主题与终极价值的追问中。这是东方式的追问。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这种追问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它没有答案。中国的知识分子，或者说中国人很小就接触过这一命题。如小时候的“先有鸡，还是先蛋”的追问，如小时候听到的有关鬼神的故事后便一直要问“人世间真的有鬼吗”，如年长一些时总是要问“做这些事有什么意义吗”，到年老一些又会问“人死后真的有灵魂吗”等等，可以说，有关价值与终极关怀的问题一直贯穿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只不过没有人能回答这一问题便被认为它们是无意义的。张维不行，它必须要找到答案，否则他觉得生活的每一天都是问题。于是，他便从哲学、科学等角度去解释，他询问过几乎所有被认为是权威的人们，都没有找到答案。他被人们讨厌了，孤独起来了。人们认为他疯了，精神上有问题了。最后，好心的李主任认为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才子，有心帮助他，于是，一场有关拯救张维的行动便开始了。在拯救张维的过程中，有人用友谊，有人用爱情，有人用挫折，使张维经历了一系列的爱与痛苦，也使张维走过了一条从中国现代文化到西方现代文化，再从西方现代文化到宗教，最后再回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道路。这条道路也许正是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精神道路。
书写这样的一部小说无疑具有极大的难度，这不仅需要作者有很高的文史哲方面的修养，还需要一种超凡的勇气与胆识，毕竟在现当代文学中这样的小说几乎是没有的。这是一种冒险。但我认为，他成功了。
如果说我们在《战争与和平》中目睹了俄罗斯民族的伟大灵魂，在《约翰·克利斯朵夫》中看到了欧罗巴精神，那么，我可以说，在《非常情爱》中，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这是了不起的。也许我把《非常情爱》与那两部作品相提并论，人们会不屑一顾，甚至会认为我在吹捧，那么就请你看看吧，相信你会被征服的。也许我真的夸大了它，但我仍然相信，这样一部小说在现当代文学中，无疑是非凡的，因为我们需要这样的作品，我们一直在期待这样的作品问世。
关于本书心灵的探险
——解读徐兆寿的长篇小说《非常情爱》
（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咸立强 吴彦 200433）
在灵与肉的搏击中思考人情人性，表现社会人生，从早些时候的《非常日记》，到最近奉献于读者面前的这本《非常情爱》，中间还可以加上《生于1980》，徐兆寿以“非常系列”的创作，详细地勾勒出当代大学校园中青春群体特有的骚动，并雄心勃勃地开始了他心灵探险的旅程。
把握人物细微的心理变化，寻觅灵魂的拯救之途，是《非常情爱》深层意蕴所在。承继《非常日记》与《生于1980》之后，小说主人公再度被赋予堂·吉诃德似的富有冒险与拯救的精神气质。在《非常情爱》第一部前面，即有这样的话语出现，“当代中国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当代中国的《堂·吉诃德》、以海子等诗人的自杀为素材而创作的一份独特的惊世骇俗的文本”。不管是否出于商业操作的目的，这几句话确实为读者打开了一扇通向小说深层结构的窗口。作为“非常系列”的一环，阅读《非常情爱》，不能不将其与作家以前创作的小说联系在一起看。《非常情爱》中的主人公张维，与《非常日记》中的林飞和《生于1980》中的胡子杰相似，学校与家庭，师生与亲朋，所有的一切都成了他们探索精神世界之旅的人文环境。虽然这些人物名字、身份和具体经验各有所不同，但就个性气质及经历灵魂变迁而言，却毫无疑问应是孪生兄弟。在内心深处，我将他们视为同一形象的变体，皆来自作家内心深处某个共同性的原型。如果从文学长河中追寻他们的足迹，则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应是他们的远祖，《生命不能承受之轻》里的托马斯和托尔斯泰笔下的聂赫留朵夫亦可看作是其先驱；无名氏笔下的印蒂，《围城》中的方鸿渐，《废都》里的庄之蝶，都晃动着张维他们的身影。
“非常”系列中的主人公，都是奇人怪人，他们不用刻意攫取世人向往的东西，一切都会自动来到他们面前，供他们挑选，然而他们自身向往的却又总是难以寻觅，即便是找到了也把握不住。虽然作家屡屡声称描写的是当代青年大学生的心理，但在实际上，却只是其中一点精英，而且不是为当局所能够认可的精英，也就是说，作家叙述的其实是非常态的青年大学生生活与心理。他无意于描写芸芸众生的无聊琐屑，小说的题目已经表明，作家就是要刻画“非常”人生的“非常”经历，并以此对照现实人生的卑微与缺漏，丑陋与伤疤。在我看来，好的小说，总是要表现非常态的人生社会，这样才有戏。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流行的新写实，书写琐屑人生，向着生活原生态靠拢，其实也只是某种可以被人们接受的比较靠近生活原态而已。从陌生化诗学来看，人的审美变迁，文学必然要从表现神转到英雄再转向普通的人，但并不意味着神与英雄就此消隐不见，只是以崭新的形式表现出来罢了。文学不可能复制社会人生，无论如何理解反映论，文学总是文学，成不了镜子，何况镜子本身也有凸镜凹镜平镜之分，里面呈现出来的也仍是经过变形的生活面貌。
惟非常人能成非常事，这里的“非常”指的不是将笔下的人物当成无所不能的英雄，而是把人物总是安置在水深火热的炼狱之中，让他们饱受失落的痛苦与心灵永远的煎熬。所以，我们看到小说中出现的主人公，无论是在个人欲望还是正义与公平的追求方面，都逐渐地走向孤独。这种孤独不是退隐南山，不与别人发生关系的自闭式孤独，而是恰恰在不断地与别人的交往中一步步发现不合拍，自身的异质，超越了原本和谐的关系而走向对立、矛盾和争斗，是繁华落尽高处不胜寒式的孤独。在一次谈论诗歌的会议上，张维抨击了那些“貌似天真，实际上写的都是欲望”的诗歌创作，引起了主张“肉体就是我的灵魂”一派的反击，结果“发现下面已经骚动起来了，他知道这些人是不会听他往下说的。他们当他是傻瓜。他突然间感到自己是多么地孤独，跟这些人是多么地陌生。过去可是朋友啊，是以死相许的兄弟啊，如今呢？他们的灵魂是多么地敌对！”当他攻击虚伪卑鄙的校长林志高时，穆洁表现出的态度让他感觉好象是另外一个人。她的劝说“使这个倔强的青年伤心到了极点。他原本多么相信他们啊！现在，他的确是再也没有朋友了。他觉得自己就像一根落去叶子的枯树一样，没有羽翼，没有伙伴，只有孤单的剑似的身子，直刺向虚无的天空。”有意思的也许还不在爱人的悲欢离合，而是两人关系的变动之于张维认识变化的作用，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将生命的意义安置在了鲁迅似的那种在黑暗中反抗虚无的孤独之上。
《非常情爱》设计的小标题，其实最明显不过地展示出了张维的心路历程。一首情诗、两次退学、两次自杀，充分显示出张维的与众不同，当人们关注他怪异的行为时，他思考的却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在那个语境里，“他成了一个令人讨厌的人”。这时的张维就像来到地狱之门的但丁，需要人的引导，否则就可能陷入泥潭而不能自拔。张维找到了母亲，与易敏之初次点化张维，在小说中被安排成紧密相接的前后两章，不是没有缘故，母亲代表的至爱与导师博大的智慧，将是张维人生探索必不可少的助动力。母亲当年背叛过父亲，导师易敏之酒后亦能乱性，这些不是能否为张维接受和原谅的问题，而是人生历程中必须跨越的阶段，要超越导师，跨越母爱，就要推翻那不可侵犯的威严，将背后人性的软弱与污秽呈现出来。当张维和易敏之和解时，他的思想境界也就随之又上了一层。易敏之病中点化张维，张维思索人生的意义，重新审视易敏之，发现他是一个读不透的人。与引导但丁的维吉尔不同，引导张维的易敏之却是在培养自己的对手。年轻气盛的张维还难以真正理解和接受易敏之那样的心境，只有等到后来退向内心审视自我时，才彻悟易敏之后半生不著述的缘由。所以与自己的导师论战，也就成了张维精神与思想发展避不可免的一环。
在《非常情爱》中，数字“三”有着特别的意义。小说本身被分为三部；张维与导师易敏之下棋，接连下了三天，每天下三盘；他写批判导师的稿子，三易其稿，最后完成了让人击节赞赏的绝世之作，却又自己烧了。他对导师学术观点的批判得到导师认同，标明进入了王国维所说学问的第二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后，他与刘全贤交锋，进行学术打假，与林志高和刘全贤算账，都成了他走向颠峰之后势所必至的华山论剑。但是这也并非张维精神追求的最终目的。医院悟道，标志着他向新的境界的进发。外部世界的否定，源自对自我内心世界的肯定与坚守，随着求索的深入，开始走向自我的否定，紧接着又经历了自我否定之否定的阶段，黄河边大学里的反思，使他终于重新回归到自我。禅宗有段公案，讲参禅悟道的三个境界。第一层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第二层是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第三层是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用之观照徐兆寿在其“非常系列”中描述的人生轨迹，正相契合。《非常情爱》中，作家处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