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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把所有的权威都打倒之后，他觉得把上帝也打倒了，也就是说把过去时代奉为真理的偶像推翻了。再也没有了偶像，再也没有了束缚，真正的自由应该说到来了，然而，在没有了外在集体偶像之后，个人的意志便被树起来了，于是，自己做了自己的上帝，可是结果呢？人仍然逃脱不了终极的寻问，于是有一天，就得发疯，就得自杀。这难道不正是他那段时间的心路吗？春天又来了。易敏之的书稿一直放在桌上，有些篇章他几乎能背下来。远离北京后，他也能够真实地客观地来看易敏之了。有一天，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易敏之是我走过的一座大山，现在我终于翻过了，而最后一座山便是我自己。”
人性本能欲望的骚动与放纵，寻求个人世界本来意义的迷茫，以及两者交织在一起造成的巨痛，成了张维那颗永难满足的心灵骚动之因，而痛苦根源与其说是来自物与肉的饥渴，毋宁说是现实总让他在得到的同时发现真正寻求的对象永远在别处，与浮士德一样，一个永远不满足现状的进取者的形象。如果换一角度看张维每次超越对象的历程，可以看到每次经历都表明他是局外人，属于体制之外的异端，就像比丘尼一般经历人生诸般阶段，看破人生红尘冷眼，作家在这个人物身上寄托的意蕴不可谓不深广。对一个思想者来说，真正的威胁并不在于现实生活中的爱情或事业，而是背后的信仰，对某种生活意义或价值的坚守。在为主人公探索之途铺路时，作家不无将先验的理念做了叙述中心之嫌，人物成了实现作家理想胸怀的道具，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在某种程度上又变成了张维的道具，这种叙事策略的运用，总的来说，也就使得《非常情爱》显露出浓厚的理性浪漫情怀。张维虽然在生活中时时有局外人的体验，像一个精神的流浪儿找不到自己的归宿，但是却从没有卡夫卡笔下的人物那样走进荒诞，后现代的异化人性体验与之无关。张维感受到的人性隔膜，是来自对个体优越性的确信，对别人缺陷及低劣的洞察，以自身的聪明睿智揭破世人的庸俗琐屑，看透体制的种种弊端，要与人性的丑陋宣战，在麻木的人群中维护精神的尊严与人性的本真，所有这些都表明，张维是理性启蒙的代言人形象。
关于本书历经阵痛，终于出炉
继问题小说《非常日记》和《生于1980》之后，中国青年出版社于近日隆重推出徐兆寿的又一部问题小说《非常情爱》。据该书的责任编辑晓文讲，这部小说是两年前交到出版社的，因为争议较大，几经审读，几经曲折，前后修改了六次，从原来的五十三万字删减为目前的二十六万字，她希望这本历经阵痛之书能够经得起社会的检验。据说，作者在修改过程中也患上了严重的腰椎病。他说，为这本书他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中间有好几家出版社曾向他索要此稿，但在晓文编辑一再的坚持下，他还是选择了中国青年出版社。
《非常情爱》写的是一代人的信仰问题。据作者讲，小说主人公张维的原型取材于已故天才诗人海子，又与海子大不同。作者基本上没用海子的任何生活素材，只是取用了部分心理和文化活动素材。张维跟海子一样，上的是中国最好的大学，沉迷于诗歌和哲学中，企图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化王国，但他一次次遭受打击，数次退学未遂，便走上了自杀的道路。在几次自杀未遂后，他的老师和周围人都行动起来，要拯救这个天才，却不知张维要拯救的是整个世界。小说围绕“拯救”与“被拯救”这个主题，描写了很多口是心非的大学教师形象。
和《非常日记》一样，初稿写完后，作者给周围的一些朋友和大学生看，征求他们的意见。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本书不胫而走，在兰州地区的大学校园里暗暗流传了两年。兰州大学和西北师大一些研究生还写了书评，后来，稿件传到复旦大学和上海大学的博士生中。几乎所有看过这本书的人都认为，这本书才是真正让人震惊的奇书，是徐兆寿近年来最好的作品，也是近年来文坛少有的好小说之一。
关于本书一枝寒梅独傲雪
——读徐兆寿的小说《非常情爱》
诗者，在一定意义上是人类精神的殉道者，海德格尔曾说：“凡没有担当起在世界的黑暗中对终极价值追问的诗人，都称不上这个贫乏时代真正的诗人”。＇1＇自从屈原《天问》以来，中国无数诗人巡着其足迹追问人的终极问题，坎坷而行，以啼血之笔谱写生命之歌，而诗意的浪漫中浸满了难以言说的凝重。尽管他们呈示给世人困惑与焦虑的脆弱面，然而“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坚韧使他们命定要成为俗世中的英雄。就如80年代中期，海子以殉道者的身姿演示追问终极的仪式，以死亡印证关于生命的言说。
徐兆寿的《非常情爱》向读者展现的正是当代“诗人”的命运遭际。小说以张维的情感经历为依托塑造了一个“思想者”，主人公张维尽管与海子有不同生命经历和人生结局，但思想的契合使他们有共同的精神气质，同样为生命的悲苦忧乐慨叹、伤怀。对于张维，他自始至终的困惑都来自灵魂有无的思考，其理性徘徊于生与死的断层之间，生只是给他提供了思考的时空，而“生之后”——死才是他追求的终极。徘徊于生死之间的思维困境使张维难以正视现实，而只能通过极端、超前的行为宣泄内心的纠葛。当现实人等以日常规则衡量张维时，他的特立独行显得格外怪诞和荒谬，这使张维体会到了众叛亲离的苦楚：同学、恋人、老师们异样的目光刺激着他的神经，甚至在思想上与他最为投合的诗友也逐渐难以容纳他“超前”行为。张维被人们视为疯子，然而在他的眼中，其他人游离于自己的规范之外才是真正的“不清醒者”，这一错位让人想起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透过两者一致的思维，我们仿佛听到赶夜路时莫名的脚步声，让人惊颤更让人警惕。现实的种种迫压着张维，使他一次次陷入绝境、一次次自杀未果。张维的自杀导源于追寻过程中意义的缺失，其决绝反衬着他内心的痛苦，但从另一角度分析，张维的自杀尽管有着悲壮的一面，却也不无怯懦之嫌，毕竟真正的“思者”应该于困境中体现坚毅，而不是以生命的完结显示绝望。如易敏之所言“自杀的确是一种勇气，的确值得人钦佩，但是，我同样认为，自杀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是一个人在没有探知生命奥妙时就放弃的软弱表现。”冷静审视张维的自杀，作家决不是单纯在显露诗人的“怯懦”或悲壮，其深意在于，一方面通过“自杀”未遂消解了张维行动的意义支撑，另一方面通过诗和哲学的宏大奏响生命的悲歌，在张维每一次接近死亡时震撼他的心灵，也使读者能够在生与死的断层中约略体悟到一些生命的终极意义。因此，受到生命启悟的张维在行动失去意义后并没有走向虚无，反而在探询生命之途中走得更为坚定。
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张维可谓一个精神界的“寻路者”。“寻路”主题一直是现当代文学作家关注的焦点，由五四时期知识者寻求个性解放的道路，到30、40年代革命者寻求社会解放的革命道路，再到80、90年代物欲横流的现实下有识之士寻求精神发展之路。这一主题的发展不仅显示了历来知识者的心灵轨迹，也暗合了中国人在20世纪的精神发展的轨迹。这类小说的一个共同点即是描写人物的孤独与叛逆。他们都因行为和思想的“异乎常人”而成为众人睥睨的对象，他们几乎有一个命定的结局：发疯或死亡，这样的身份标识使悲剧结局成为“寻路者”的宿命，如鲁迅小说中的狂人亦或魏连殳，茅盾《蚀》三部曲中的诸多知识者。徐兆寿的《非常情爱》在这一点上有所突破，他脱开了已经定型化的叙述模式，而以主人公张维迷途知返的迥异结局拓展论“寻路小说”的领域，结局的转变显示了新时代作家于思维层面的变化。随着科学、物质的发展以及“同一性世界”的构想，时人的眼界更为开阔，思维更为多元化，多维度的意义世界给了人们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也赋予了人们更多的希望，因此 ，死亡或发疯这一道路已不再具有典范性，尼采或海子的精神激励着人们，但其选择也频遭质疑，作家以张维的结局显示了这一质疑，表达了新世纪的另一种声音。
张维虽然是以诗歌成名，然而其真正的精神支撑却是哲学，他是“思索者”，“形而上”构成了他存在的主要方式。然而在物质的社会现实中，张维的尴尬是明显的，他遭遇着各种精神的磨难，对于他而言，人生处处皆战场，烽火之后是硝烟。这尴尬首先表现在情感上。张维与爱情一次次邂逅，然而人们所爱的是其双眸中透露出的忧伤，以及那份孑立的孤傲，他如忧伤的王子吸引着人们的爱与怜惜，但没有人能够读懂他忧伤、深邃目光后的那份神圣与悲悯，没有人懂得他对人类以及生命的敬畏与爱恋。爱情之泉无法浸润张维眼中荒芜的世界，反而以其易变和脆弱蛀蚀着张维的心。吴亚子是他深爱的女子，然而在物质与精神的天平上，她与张维却各执一端，无论怎样努力，张维精神的砝码都无法承载物质的锈蚀。因此，在与吴亚子的情感纠葛中，“拯救爱情”是他唯一的行动，他以种种努力试图引领吴亚子皈依精神，然而这使“她觉得他们是难以再在一起生活了”。吴亚子“是一个注重现实的女人，虽然也时时刻刻有浪漫的念头和幻想，但她越来越觉得自己是被夸张了，被张维篡改了”，她的“固执”把张维的爱情推向了绝望；与此同时，张维的信念也被推向了深渊。当张维以爱情的绝望遮蔽世间的善与美时，“恨”成为他在求索道路上的主导动力。他开始以二元对立项分割这个世界：在其精神大纛指引下前进的人被划为同志，而那些与其背道而驰者则成为敌人。阵营的确立使张维更加孤独，也使其行动与思维也更为绝决和偏执。或许由于张维的精神世界已经为诗歌“纯化”，他拒斥任何物质的世界。然而张维同样面临悖论：做物质的奴隶还是物质的主人，当他为人类树立精神坐标时注定要把自己推向尴尬，纯然的精神境界只能是一种理性，理想毕竟建筑在现实的土壤上，脱离的现实的土壤无异于“拔着头发想要离开地球”，“恨”使人清醒，“恨”也让人盲目。
在与巫丽的恋爱中，张维更深切地洞透了深渊中的黑暗——精神无力拯救爱情，欲望却以弥天的气势吞噬着精神，张维开始以思想与行动的决绝自我拯救。而在穆洁那里，素养的相近使张维的哲学之思有了停靠的港湾，但它同样没有经受住世俗的风浪，哲学曾使他们并肩，也最终使他们走向对立的阵营。因此，对于张维而言，爱情总与其追问生命的哲学有一种暧昧不明的关系，而每一次爱而不得都将张维推向更绝望也更决绝的境地。在此，我们可以发现徐兆寿之所谓缠绕于张维的爱情中叙述思想的原因，作家不过希望以“情爱”的“非常”呼应“思索”的艰难，勾勒张维的精神轨迹。应该说，作家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他珍视张维“思之勇气”与坚执，使主人公在爱欲中成长。在张维的情感历程中，无论吴亚子还是穆洁，他们都被张维的二元对立观分裂，爱与恨总是对决而激烈的。但作家没有掐灭生命中所有的希望，而卢小月正是诗人于黑夜中摸索时出现的微光。张维与卢小月的情感，可谓纯净，无恨亦无欲，当张维捧着卢小月纯净的脸庞时，他所看到的是“美”与“善”——这是他的世界中不曾出现的辞藻，此时的张维走下了英雄的圣坛，回到人间。世界由此脱开了黑白二色而呈现为五彩缤纷，被遮蔽的现实也逐渐显露出多样的面孔，一切在张维的眼中鲜活起来。当然，张维对“美善”世界的接受并不意味着认同，他的退守意在超越。回到人间，体味人间冷暖，才能真正明了人的本质、世界的本质，不再以虚妄来抗拒虚无，而在精神求索的道路上也才能走得更为踏实，理想才不会渺茫。
作为诗人，张维是受众人瞩目的，然而他两次退学、两次自杀、与校长、导师之间的据理力争等“传奇”经历，将张维推离了现实世界，和他所探讨的灵魂问题一起，成就着世俗的想象，因此，张维现实“光芒”的虚假性遮蔽了他哲学上的求真的“光芒”，因此张维的痛苦除了求而不得之外，更多是不被理解的苦楚。在莫亚所举办的《非诗》讨论会上，曾经并肩的战友如今已陌然，任何狞戾的叫喊也阻挡不住他们纷纷离去的脚步，诗歌在后现代主义的冠冕下，以虚无对抗物质世界，以调侃宣示绝望，但张维的愤然离去折射出他的孤独。“确认了世界的空虚，只是问题的开始。人必须找到的是世界的意义，而非世界的空虚。如果因为世界的本相即虚无就否弃对现世意义的要求，无异于肯定现世的虚妄就是意义，世界之外的价值无法透入到这个世界”。＇2＇后现代主义诗歌正是以意义的放逐来抵制世界的虚无，这与传统诗歌虽则看似背道而驰，然而在本质上他们没有违背“诗性”这一根本，无论俗雅，皆成文章。然而，在精神的战场上，膜拜在哲学脚下的张维不容许诗歌以任何方式退却，即使形式上的退却，也被认为背上叛逃者的罪名。哲学信念的支撑赋予了张维力量，他始终以投枪标示自己不屈的精神界战士的身份，如张维在诗中所言“我，一个执意朝圣的人/向西，向西，再向西/人类命途暂短，而我路途遥遥/我，一个盗火贼/一个众神诅咒的人/今天终于发现/我还是一个众人遗弃的孤儿/不需要支援，只需要战斗/我，一个彻底的敌人/向着我所曾经爱过的人间/投下愤怒的火/我不需要支援/我只要死”，这一精神如西绪弗斯接受的推石惩罚，无论前面是绝望还是虚无，他用双脚所丈量过的土地彰显着意义。
在没有了爱，也没有了诗之后，张维的哲学更为纯净，他试图以绝世之作拯救人类，拯救世界，这份狂傲和披荆斩棘的勇气让人依稀感受到了尼采的气息，他们有着共同的身份：“英雄”。英雄在此是指精神的斗士，具有敢为天下先的气魄和勇力。尼采敢于打破上帝这一偶像，张维敢于为精神导师易敏之的冤屈而与导师、校长进行无畏的斗争。然而不同的是，尼采在打碎了上帝这一偶像之后，他塑造了“超人”，但他并没有寻找到其所追求的意义，意义藏在宇宙的某个角落嘲笑着尼采的“无用功”，因此，尼采疯了。而曾经以尼采自诩的张维在历经了各种精神磨难后，终于体味到了荒谬。他曾把自己看作拯救者，然而滑稽和悖谬的是他的自我救赎无形中成就了拜金主义者任世雄的敛财梦。在虚无中，他恍然置身迷宫所有的记忆、身份、行为重重叠叠，让人难分彼此。在几近疯狂，众叛亲离，精神偶像消陨之后，张维将绝世之作焚毁在导师墓前，这既是对导师的祭奠，也是对自己前半生的祭奠。半梦半醒之间月光的一线微亮，渐清渐亮。尼采在火焰中化为灰烬，余温只能温存张维的回忆。真正走出精神的绝境回到人间时，张维惊奇地发现欲望的无所不在，物欲像鬼魅一样附着在曾经被自己遗忘的影子中，而阳光道出了这一现实。“他多么希望跟他们一样，平常，有简单的物欲，是的，人应该有适当的物欲，过去他可没想到会有一天连自己都承认人应该这样。他在自己学生的身上，常常发现过去的自己。他原谅了，宽容了。”
当一路跌跌撞撞，日暮途穷，没有见到预期的风景，反而有了意外的收获，“尘世中没有什么我想占有/我知道没有人值得我去妒忌/无论遭受了怎样的不幸，我都已忘记/……/我的身体里没有疼痛/直起腰，我看见蓝色的海和白帆”，真可谓满目凄凉处一枝红梅独放，再萧瑟的寒冬都因之而具有了生气，而生气就代表着希望。走出绝望，唤回希望，由“非常”而至“平淡”，或许才是真正的“思者”应走的道路。
注释：
＇1＇。转引自曹文轩。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358
＇2＇。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51
关于本书拯救灵魂之狂
赵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