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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主要空军基地。日军调集第十三、第十一军九个师团，约十四万余人，在中国派遣军总司令■俊六指挥下由杭州、南昌两个方面，沿浙赣线东西对进。国民政府令顾祝同第三战区、薛岳第九战区集结十四个军四十一个师，约三十万兵力抗击日军。5月15日，杭州方面日军分别由奉化、上虞、萧山、富阳等地，沿浙赣线及其两侧向西南进攻。中国军队在桐庐、诸暨、新昌一线进行抵抗后，主力向金华、兰溪一线转移。经激战于28日放弃金华、兰溪阵地；在金兰地区的防守战则使日军遭受严重损失，日军第十五师团长酒井直次被地雷炸死。此后，日军再发动攻势，于6月7日攻陷衢州，11日陷玉山，13日占广丰，24日又占丽水。而南昌方面日军于5月底沿浙赣路及其两侧向东进犯，连占临川、鹰潭、贵溪、南城等地。7月1日，日军东西对进之两部于横峰会合，打通了浙赣线。之后，转为对机场、铁路的破坏和对战略物资的掠夺。日军由于战线长兵力分散，处处遭到中国军队的反击，于8月中旬开始在浙赣战线缩短防线。至8月底，浙赣西段之日军全部撤回原防，浙江地区日军撤至新登、兰溪、金华、东阳、奉化之线，战役遂告结束。此役国民政府丢失大片土地，浙赣两省的机场被彻底破坏，二十余万居民及士兵惨遭日军杀害；但日军亦遭受严重损失，据日军战史记载，日军死伤官兵共二万八千九百五十五人。
（齐福霖）
《贞观氏族志》
《贞观氏族志》
唐太宗时期序列氏族高低的官修谱牒。一百卷。隋唐之际，山东士族已经沦落，但他们仍矜夸门第。崔、卢、李、郑、王等旧时大族彼此互结婚姻，自矜高贵；如果嫁女于一般族姓，往往要多求聘财。此种习俗曾引起一些非议，唐太宗对此深为不满，诏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以及各地谙练族姓的文人，在全国普遍搜求谱牒，参照史传辨别真伪，评定各姓等第，书中以山东士族崔民幹列入第一等。书成以进，唐太宗仍不满意，认为全国统一后不应再以崔、卢、王、谢为重，应当重唐朝冠冕，根据当朝官职的高下确定等第。高士廉等依照皇帝的旨意重修，贞观十二年（638）成书，共收录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分为九等，颁于天下。在新修的《氏族志》中，崔民幹降为第三等。虽然《贞观氏族志》贬抑门阀士族，但在肯定氏族高卑、士庶有别的前提下，以当代官爵作为升降主要标准，改定氏族等第，实质上是建立以李氏皇室为首，以唐朝功臣（包括传统的关陇门阀和新贵）为核心的新的门阀体系，以取代南北朝时期的旧门阀体系。这对于巩固新统一王朝的统治具有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崇尚旧族望的习惯势力根深蒂固，太宗朝的功臣新贵房玄龄、魏徵及李勣等人，仍然力求与山东氏族联姻，《氏族志》所能起的实际作用是有限的。
（胡如雷）
《贞观政要》
《贞观政要》
记载唐太宗李世民政绩及君臣论政的史书。编纂者吴兢（约669～749），唐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大足元年（701），由宰相魏元忠、朱敬则等人荐举，被召入史馆，此后长期在国史馆任职。曾撰《唐书》九十八卷（一说六十五卷），《唐春秋》三十卷，均已散佚，唯此书存。
《贞观政要》系“随事载录”而成，凡十卷四十篇，约八万字。它以君道、政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等为篇目，分别采摘唐朝贞观年间（627～649）太宗李世民同大臣魏徵、王珪、房玄龄、杜如晦等四十五人的政论、奏疏以及重大政治设施内容，赞颂唐太宗的德政与治术，告诫李唐后继人“克遵前轨，择善而从”，以永保唐朝基业。主要内容包括治国方针、选贤任能、精简机构、申明法制、崇尚儒术、评论历史得失等方面，同时强调统治者的自身修养，如敬贤纳谏、谦逊谨慎、防止奢惰等。全书简明扼要，具有独创性。
《政要》颇受唐朝统治者重视，被“书之屏帷，铭之几案”，列为皇家子孙的必读教本。由宋至清，历代封建统治者皆推崇此书。《贞观政要》约在9世纪传入朝鲜、日本等国，受到重视，也被列为皇家、幕府的政治教本。
《贞观政要》国内外现存的古写本有二十余种，其中日本所存的十八种，均属12世纪以前的写本。木版刻本有十二种。现存最早的刻本是中国明朝洪武三年（1370）王氏勤有堂本（北京图书馆藏）。元朝儒臣戈直校勘诸本，加写注释和按语，重新编辑，并搜集唐、宋儒臣柳芳、欧阳修、司马光等的有关评论，附于章末，于至顺四年（1333）刊行。通称为“戈本”。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以涵芬楼影印明刊“戈本”为底本，删去书中评论，保留原注，重加标点印行。日本原田种成博士以日本古写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建治本”）为底本，就日本现存各种抄本、校本、刊本二十余种进行校勘，并参照《魏郑公谏录》等书加以核对，编成《贞观政要定本》，于1962年刊行。该本基本概括了日本现存各种版本的长处，其中有些内容为戈本所无。
（吴枫）
贞观之治
贞观之治
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封建统治比较稳定，生产得到较快发展，民族融洽，社会升平的局面。
唐太宗李世民亲历隋末的社会大动荡，他以隋炀帝杨广的破家亡国为戒，接受隋末农民起义的教训，从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在政治上励精图治，实行一系列的开明政策和措施，政绩卓著。其主要表现是：太宗以隋炀帝拒谏饰非为鉴，虚怀博纳，从谏如流；魏徵、刘洎、岑文本及马周等谏臣盈廷，多能面折廷诤，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见和批评，因此皇帝能够较好地实行“君道”，避免和纠正了很多错误。太宗善辨君子、小人，根据举贤任能的原则，用贤良，退奸佞，因而忠贤满朝，人才济济，如房玄龄、杜如晦是贞观朝的著名贤相，虞世南是一人兼数善的名臣。太宗能举贤不避仇，以诚信待下，信赏必罚，调动臣下的积极性，政治生活相当正常。以变重为轻、务行宽简的精神立法，选择执法官吏，尽量避免枉滥；国君率先遵守法制，执法不避亲贵。重视地方政治，慎择刺史，吏治比较清明。释放宫女，纵放鹰犬，提倡节俭，避免不必要的战争，实行轻徭薄赋政策，发展生产，以缓和阶级矛盾。太宗贯彻“重今朝冠冕”的原则，令高士廉等修成《贞观氏族志》，并禁止山东大族卖婚求财，抑制了旧士族的势力。由于执行上述政策和措施，也由于劳动人民的辛勤努力，贞观时期出现了牛马布野，谷价低廉，社会升平的景象。唐太宗还采取开明的民族政策，平定东突厥后，广设羁縻府州（见羁縻州），安置降众，不仅消除了北方的边患，也缓和了民族矛盾，因而被北方各族尊为“天可汗”；太宗遣文成公主和亲吐蕃，为汉藏两族间的友好交往开了先河，唐太宗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可与汉代“文景之治”相媲美的盛世。
唐太宗实行的政策和措施虽然具有进步性，但均服务于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贞观时期劳动人民仍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贞观后期，唐太宗逐渐走向奢靡，有时浪掷民财，纳谏、用人、执法等方面也不如以往；东征高丽的战争则给中朝人民带来了苦难。这说明“贞观之治”具有一定局限性。
（胡如雷）
真腊
真腊
7～15世纪印度支那吉蔑族所建王国名。唐代或以其当时的都城名之，称邑心国、伊赏那补罗国（■■āna…pura）；或又以其民族名之，称吉蔑、阁蔑（Khmer，今译高棉）。宋代亦作占腊。
该国原为扶南的北方属国，位于湄公河中下游，今柬埔寨北部和老挝南部。6世纪中崛起，7世纪中期取代扶南而为印度支那半岛南部的大国。其领土包括今柬埔寨以及老挝南部、越南南部，最盛时西与缅甸邻接。唐神龙（705～707）后，分裂为陆真腊（又称文单，今泰国、老挝、柬埔寨接壤一带）和水真腊（今柬埔寨和越南西南部）二部，9世纪时复归于统一。据《诸蕃志》载，宋时已都于禄兀（今柬埔寨吴哥），为其最繁荣的时期。13世纪时领有雉棍（一译西贡）等属郡九十余处。15世纪中期迁都金边。
自616年（隋大业十二年）至15世纪50年代（明景泰年间），和中国通贡频繁。623年（唐武德六年），真腊与唐廷建立联系，此后从628年（唐贞观二年）起，至813年（唐宪宗元和八年）不断遣使来华。唐玄宗在位（712～756）时，陆真腊王子曾率属下二十六人来唐，被授予果毅都尉。《旧唐书·经籍志》有《真腊国事》一卷，当为记载该国史的第一部专著，惜已亡佚。元周达观曾亲历其地，目睹吴哥盛景，归国后撰《真腊风土记》一书。明郑和下西洋时也经过该国。约15世纪时，真腊趋于瓦解，今柬埔寨和老挝等国的版图方渐确定。元、明时期，中国古籍对今柬埔寨已开始采用干不昔、甘不察、甘孛智、澉浦只、甘破蔗、柬埔寨等对音。
参考书目
夏鼐：《真腊风土记校注》，中华书局，北京，1981。
苏继庼：《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北京，1981。
（陈佳荣）
《真腊风土记》
《真腊风土记》
元朝有关柬埔寨情况的著作。一卷。撰者周达观，自号草庭逸民，温州永嘉人。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奉命随使赴真腊，次年至该国，居住一年许，至大德元年（1297）六月始返。该书即其返国后根据亲身见闻写成的。真腊即今柬埔寨，中国史籍中此名初见于《隋书》，唐宋时仍称真腊，元代又称为甘孛智、干不昔、甘不察，明万历后始译为柬埔寨。该书所记凡城郭、宫室、服饰、官属、三教、人物、产妇、室女、奴婢、语言、野人、文字、正朔时序、争讼、病癞、死亡、耕种、山川、出产、贸易、欲得唐货、草木、飞鸟、走兽、蔬菜、鱼龙、酝酿、盐醋酱面、蚕桑、器用、车轿、舟楫、属郡、村落、取胆、异事、澡浴、流寓、军马、国主出入共四十条。前有总叙。书中城郭条之州城，即柬埔寨的古都吴哥城（Angkor Thom，亦称大吴哥），《诸蕃志》作禄兀城，禄兀为吴哥之音译，意即“城”。城中有许多建筑和雕刻，为东南亚最著名的古迹之一。书中所记与今之遗址情况皆相合，足证撰者本人曾亲临其地，故确实可信。《元史·外国传》未列真腊，该书可补其缺。
该书是反映柬埔寨历史上文明极盛之吴哥时代（10～13世纪）最重要的文献，其所记吴哥城及当时柬埔寨人民的经济活动、日常生活各方面情况，是现存的同时人所写的唯一记载，故为研究柬埔寨历史的学者所重视。书中贸易、欲得唐货、器用诸条，皆记有真腊人与唐人通商往来情况，是研究中国与柬埔寨关系史的重要资料。由于时代的局限，撰者对于所谓“奇风异俗”的记述，有些地方夸大了落后的一面，并掺杂一些荒诞无稽的传闻。
《真腊风土记校注》封面
元末刻的陶宗仪《说郛》，收有该书，为其最早之刻本。后有明嘉靖刊《古今说海》本、隆庆万历间刊《历代小史》本、万历刊《古今逸史》本、明重辑《百川学海》本、清初重定陶氏重辑《说郛》本、《古今图书集成》本、《四库全书》本、清瑞安许氏刊巾箱本等。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夏鼐《真腊风土记校注》，以明刊本《古今逸史》为底本，对勘各本，并加注释，是目前最好的本子。国外有法、日、英等文字译本，以1951年出版的伯希和法文新译注本较善。
参考书目
夏鼐：《真腊风土记校注》，中华书局，北京，1981。
（陆峻岭）
镇
镇
宋以前指军事据点，后代有时沿袭，亦具有明显的军事意义；宋以后主要指县城以下乡村以上设有税收等机构的商业居住区。镇，有凭借威势以慑服之意。用于军事方面，则始于汉魏之际。曹操以诸将军使持节戍守方面，或称“屯”，或称“镇”。如建安中曹仁行征南将军，假节，屯樊（今湖北襄樊市），镇荆州。而后逐渐将出任都督者一概称之为“镇”或“出镇”。西晋重用宗室诸王，以诸王镇邺，许昌、长安等军事要冲，这些要冲又转称为“重镇”。但当时镇尚是泛称，并未成为独立的一级军事据点或行政区划。
北魏都于平城时，为抵御柔然侵扰，在北方沿边地区设置军镇，是为镇成为独立行政区划之始。北魏比较重要的镇有御夷、怀荒、柔玄、怀冥、武川、怀朔、沃野、薄骨律、高平、鄯善、敦煌、焉耆等。镇的最高长官为镇都大将，统兵防御，主管城隍、仓库等，秩品虽同于刺史，然因独领一方，兵权在握，故又重于刺史。北魏迁都洛阳后，柔然衰落，诸镇遂失去了抵御外敌、屏蔽京城的作用，不再为人所重。镇将、镇兵和镇民的地位急剧下降，最终爆发了反对北魏统治的六镇起义。镇亦旋即撤销。
唐初，在边地设置镇戍。镇戍兵力少，往往废置无常，不利于防边戍守。于是在镇戍的基础上逐渐出现了屯兵多且又有长期驻地的军镇，如安西四镇、范阳镇、平卢镇等。节度使辖制军镇，或一或二，多者达四镇，故又称“节镇”。后安禄山、史思明以节镇身分发动叛乱，唐王朝又在内地相继设镇，意在藩卫朝廷。结果事与愿违，反而在平定安史之乱后又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
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北宋政局后，有鉴于藩镇之弊，遂去军镇，夺节度使兵权。有宋一代，镇已基本上不具备军事据点的意义，而主要是从事货物贸易的商业居民区。
（杨光辉）
宋代镇市激增，主要原因在于商品经济、乡村集市贸易的发展。宋代对于一些商业居民点，户口虽不及县，但能够征收商税和酒税，即可置镇。宋代各镇设置监官，谓之“监镇”，虽也掌管“巡逻盗窃及火禁之事”，但征税榷酤则是监镇的主要职责。北宋一代上升为镇的共一百零六个，绝大多数是来自拥有上千家或几千家的商业繁盛的村市、草市、墟市和在交通要道上的驿传。其中四十个又分布在京东东路、京东西路经济发展的地区。据《元丰九域志》记载，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全国镇市达一千九百个以上，南方各路约一千三百个，其中以两浙、两淮、江东、福建等路较多，而梓州一路则有三百个以上。从这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各地商品经济发展的一般状况及其间的差距。镇一般都设官征税，个别不设官的，则将税“卖扑”给私人承包。各镇之间的发展也很不平衡，有的镇在经济上、财政上的地位，还超过它所隶属的县。全国有十多个镇的税收超过万贯以上，高的达两万八千多贯。密州板桥镇（今山东胶县）、华亭县青龙镇（今上海市青浦县境）为海舶会集的港口，北宋和南宋分别在这两个镇上设市舶司。少数的镇上升为县或监。镇和市的税收，在全国商税总收入中占不小的比重。它反映了宋代乡村居民同市场的联系较前代已大为加强。 （漆侠）
明清时期，沿袭宋制，“设官将防遏者谓之镇”。镇上一般驻有行政官吏，如巡检司、税课局、盐课司等。一些镇仍是以其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和地主官僚的聚居而著称。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镇也进入了大发展的阶段。除宋、元时旧有的镇外，在江南、东南沿海、运河沿岸出现了一批新型的镇。这些镇既有直接设置的，也有从市上升而来的。明嘉靖年间，上海地区有三十四个镇，明末达到五十五个，清代前期，又新增加了三十三个镇。自明代就以工商业发达闻名的震泽镇，在清雍正二年（1724）升格为县。镇的规模也不断扩大。明末清初，吴江县盛泽镇有五六万户，湖州双林镇有一万六千余户。有几千户的镇更是不计其数。在新增加的城镇人口中，多数是外来商贾、小手工艺者和流民。有些流民已成为受雇于他人的手工业工人。明代中叶以后，镇的发展呈现专业化的倾向。一批以从事丝织业、棉纺织业、缫丝业、榨油业、制陶业、铁器业生产为主的市镇出现了。由于分工的关系，在镇与镇及镇与市之间建立了一定的联系，初步形成了较为发达的市镇体系和地区性的市场。镇成为地区性的商业、交通运输业和手工业的中心。店铺、作坊、牙行林立，各类服务性、娱乐性的行业也有较大发展，市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