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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三石。而且不论丰歉，多是全收，并加收斗面、鼠耗，索要他物。各地都有勒迫附近民户认种职田，或佃户逃亡则令民户包纳，或未拨到职田而按应得数额摊配民户纳租的现象。
明太祖洪武十年（1377），赐百官公田，以其租入充俸禄。后（年代不明）收职田，改为折俸钞颁给，职田制遂废。
（陈得芝）
职役
职役
宋代役法之一。也称吏役。封建国家按照户等高下，轮流征调乡村主户担任州县公吏和乡村基层组织某些职务，称差役。这些职务如由封建国家出钱雇人担任，则称“雇役”。差役、雇役、保役及义役都是实行职役的方法。
宋代官府按照税钱、物力等的多寡，将乡村民户划分为五等（见户等制），再按户等的高下及丁口多少轮差相应的色役。差役分为乡役、州县役两大类：①乡役，是指在乡村基层组织“乡”、“管”或“耆”中担任头目和一般办事人员。包括里正、耆长、户长、壮丁等。里正为一“乡”之长，负责催督赋税，在乡村第一等户中轮差，役满后，勾集去州衙担任衙前。乡书手隶属于里正，为文书会计，轮差第三或第四等户。耆长和户长是一“耆”或一“管”之长。耆长负责督捕盗贼和防止烟火，轮差第一、二等户。户长承受官府的符帖催税，轮差第二等户。壮丁隶属于耆长，轮差第四、五等户。②州县役，是指在州县官府中担任公吏，包括衙前、人吏、承符、散从、步奏官、弓手、手力、院虞候等，还有杂职、斗子、拣子、掏子、秤子、仓子、解子、拦头、医人、所由等。衙前在州衙管理府库，运输上供官物，筹办时节宴会，送迎官吏，管理馆驿；衙前有军将至左右押衙、都知兵马使等阶，任职日久，一般升至都知兵马使，可出职补官。人吏或吏人，主管文书等，州衙的人吏在雇募不足时，选差中、下户任职；县衙的人吏，有押司、录事等，选差有田产并谙熟公事的乡户任职。承符、散从、步奏官，分属州衙各曹，负责追催公事，选差乡村第三等以上户或坊郭户（有的地区实行雇募）。其下有人力当差。弓手，隶属于县尉，“专捉盗贼”，轮差第三等户。手力，在县衙负责追催公事和在城赋税，轮差第二、三等户。院虞候、杂职，依承符、散从官例，选差乡户。斗子、库子、秤子、拣子、掏子、仓子等，是州县仓库的下级管理人员，选差下户或中户“有行止人”充当。拦头在村店要津设卡收商税，差第五等户。
宋代的职役始终是差、雇两法兼行，但各代比重有所不同。宋太祖赵匡胤至宋真宗赵恒时期，差役法逐渐确立。此法规定，官户、坊郭户、未成丁户、单丁户、女户、寺观户免役，乡村下户的职役较少，上户的职役较多较重。对于乡村上户，差役使他们完全控制农村基层政权，并占据部分州县吏职，便于统治广大农民，这是封建国家赋予他们的权利；同时，又使他们承担官府规定的一些义务。对于乡村下户，差役是继唐中叶以来封建徭役的新形式，是封建国家对下户无偿劳动的直接掠夺。
从宋仁宗赵祯朝起，差役法的弊病日益显露。主要是许多乡村上户在担任衙前期间，因丢失官物或为官吏敲诈等而倾家荡产。因此，乡村上户普遍视衙前役为畏途，想方设法逃避。至和二年（1055），朝廷改行衙前“五则法”：废除里正衙前，只差乡户衙前，将上户按财力和衙前役按重难各分为五等，根据户等的高低轮差相应的衙前。但是，直到宋神宗赵顼朝前，乡户衙前依然是乡村上户的沉重负担。所以，从神宗熙宁四年（1071）开始，在全国范围实行新役法，改差法为雇法，以前的当役人户交纳免役钱，坊郭户、官户等以前无役者交纳助役钱。统称新役法为雇役法或募役法。在雇役的同时，也保留部分差役，如开封府界仍旧轮差下户充当壮丁，上户充当耆长。又如自熙宁七年起，恢复了乡役方面的差法，并与保甲法相结合，形成了“保役法”。这时，即废除户长和坊正，又轮差城乡保丁充当“甲头”，使之催纳赋税、青苗钱和役钱。不久，又废除壮丁、耆长、其职责归于都副保正、大保长；裁减各地弓手名额，用保丁补充原额的人数。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除衙前外，恢复差法，按五等丁产簿定差。接着，又逐步实行部分雇法。绍圣年间（1094～1097），改进免役法，同时兼行部分差设法：各地有不纳役钱而轮差壮丁者，依旧；仍以保正、保长代替耆长，甲头代替户长，承帖人代替壮丁，后又以保长取代甲头，负责催税。南宋时，兼行差雇二法，免役钱照旧征收，而大量地差乡户应役。保正承行文书，保长催税，不免赔累甚至破产，因而上户多将此役转嫁给中、下户。宋高宗赵构时，婺州金华县百姓结伙出田和米，帮助役户轮充，称为“义役”，各地陆续仿效。宋孝宗赵眘时，一度命官户跟民户一样，轮差保正。宋宁宗朝直至南宋末年，不少地区实行两浙路的义役，以保证差役的实行，但常遭猾胥奸吏的阻挠和破坏。
元代以后，职役通称为“差役”（见杂泛差役）。
参考书目
漆侠：《关于宋代差役法的几个问题》，《宋史论文集》，中州书画社，1983。
聂崇岐：《宋役法述》，《宋史丛考》，中华书局，北京，1980。
（朱瑞熙）
指南针
指南针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利用磁铁在地球磁场中的南北指极性而制成的一种指向仪器，有多种形体。战国时期，已发现磁石吸铁的现象，并用天然磁石制造“司南之勺”，“其柄指南”。此后，经过长时期的实践，发现人工磁化的方法，造成更高一级的磁性指向仪器。宋代科学家沈括首先记载了地磁偏角，说用天然磁石摩擦钢针，使之磁化成为磁针，可以指南，而常微偏东，并介绍了四种支挂磁针的方法：一是浮于水面，二是放在指甲上，三是放在碗沿上，四是线缕悬挂（参见彩图插页第75页）。宋军中配备指南鱼，是将薄铁叶剪成鱼形而磁化，用于阴
战国时代的司南（模型）
天和黑夜判断行军方向。后来又发展成磁针和方位盘联成一体的罗经盘，即罗盘。曾三异在《因话录》中记载当时有“地螺”，“或有子午正针，或用子午、丙壬间缝针”。这种地罗还是一种水罗盘。当时，阴阳家用地罗看风水。在清丈田地和判决土地诉讼时，也使用地罗。据《萍洲可谈》、《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诸蕃志》和《梦粱录》记载，至晚在北宋后期，指南针已用于航海，南宋时，使用“针盘”导航。这种针盘还使用“浮针”，这对于海上交通的发展，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起了极大作用。
参考书目
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卷24，第437条，上海出版公司，1956。
张怀礼：《指南针，中国人民的伟大发明》，《光明日报》，1951年9月8日。
（王曾瑜）
制钱
制钱
明清两代按其本朝定制，由官炉所铸的铜钱。以别于前朝旧钱和本朝的私铸钱。
明代制钱 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朱元璋即位前七年，于应天（今江苏南京）设宝源局，铸大中通宝钱，与历代旧钱兼行。洪武元年（1368）在各行省设宝泉局，与宝源局并铸“洪武通宝”钱，严禁私铸。以后各代也多铸钱。
明代钱币
洪武通宝钱分当十、当五、当三、当二、当一共五等。“当十”钱重一两，“当五”钱重五钱，余递减。洪武四年改铸大中通宝和洪武通宝为小钱，重一钱，制钱形状亦为圆形，方孔。小平钱背面孔右有“一钱”两字；当十钱背面除“一两”两字外，孔上还有一“十”字，表示“当十”之意。各行省所铸钱，背面还镌有重量和局名。
由于铜产量减少和受白银流通的影响，明代铸钱多于元代，但不及宋朝。洪武二十六年，北平、江西、陕西、广东、四川、山东、山西、河南、浙江、广西等十行省共设铸炉三百二十五座，年可铸钱十八万九千余贯，约及北宋铸钱的百分之三。明初以铜产地江西、陕西、山西三省铸钱较多，仅江西即有铸炉一百一十五座，铸钱数占十行省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余各省只是强迫民间毁坏铜器缴给官府充作铸钱原料。
洪武以后，永乐九年（1411）铸永乐钱，宣德九年（1434）铸宣德钱，弘治十六年（1503）后铸治钱。当时朝廷滥发宝钞（见钞）以搜刮民财，并不重视铸钱，铸钱数量不多且多积储不用。官钱不行，导致私铸私贩猖獗。市用新钱多苏、松、常、镇、杭州、临清人私铸。伪钱滥恶不堪。京师流行的一种伪钱，字迹莫辨，触手可碎；有的不用铜而用铅铁，不以铸而以剪裁。每三百文仅值银一钱，致使物价腾涌。嘉靖六年（1527）大规模铸嘉靖钱，且补铸累朝未铸者，三十二年补铸洪武至正德九号钱，每号百万锭，并铸嘉靖钱千万锭，一锭五千文。以后，隆庆、万历、天启、崇祯均铸有本朝年号钱。时铜价上涨，钱中混入大量铅沙。天启、崇祯新钱，含铜只二三成，质脆薄，落地即碎，民间拒绝使用。
（从翰香）
清代制钱 清入关前已开始铸造制钱，名“天命通宝”。顺治元年（1644）定都北京，正式设置户部宝泉局、工部宝源局铸造“顺治通宝”钱。同年颁布钱式命令各省、镇开局鼓铸。此后，京省各钱局铸额卯数、钱文重量、用料规定时有改变，铸局设置的地点和数量也有变更。但终清之世一直是代有鼓铸。
清代制钱基本形制仍为圆形方孔。钱文正面铸有“某朝通宝”字样（咸丰以后因铸当十、当百大钱，有改铸“某朝重宝”、“某朝元宝”）。制钱背面一般铸有钱局简称，文字为汉字或满汉文并用。雍正以后，以背面铸两个满文字为通例。
清代钱币左上为努尔哈尔称帝时所铸“天命钱”（满文）
制钱成分一般以铜六铅四的比例配铸。但配铸比率往往受原料短缺或价格波动等影响而有变动。“顺治通宝”规定七成红铜三成白铅，康熙朝按铜六铅四配铸，雍正朝改为铜铅各半；乾隆五年（1740）以后又加入百分之二左右的锡，铸成青钱。其重量也常有变动。雍正十一年（1733）以前，清廷把控制制钱重量作为稳定银一钱千的官定比价的主要调节手段，每枚制钱的重量规定在一钱至一钱四分之间变动。雍正十一年以后，限定以一钱二分为铸钱的标准重量。嘉庆（1796～1820）以后，尤其是咸丰（1851～1861）开铸大钱后，钱制混乱，制钱的重量也不断减轻。
制钱以文为单位，法定一千文为一串，合银一两。但在实际流通中，银钱比价波动频繁。在清代不完整的银钱平行制度下，制钱名义上具有无限法偿能力，但实际上其职能受到各种限制。一般大额、远途交易往往用银，小额、近程交易用钱。乾隆以前币制相对稳定时，制钱基本上具备作为货币应有的价值尺度、流通、储藏、支付手段的职能。嘉庆朝以后，随着币制的紊乱，钱文减重，用料粗劣，制钱的名义值与实际值差距扩大，逐渐丧失了金属足值货币的性质；其储藏手段职能也随之减弱。鸦片战争以后，制钱制度日益崩溃，至清末机制铜元出现，制钱遂最终被逐出流通领域，不复行使。
（谢杭生）
制置三司条例司
制置三司条例司
熙宁变法开始时的决策机构。变法以前，宰相枢密使不得与闻财政大计，造成兵、财、民三权的脱节，问题丛生。为改变这种情况，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任参知政事的同时，即创建了这个机构，以“经画邦计，议变旧法，以通天下之利”。创建以后，原拟由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和王安石兼领。但陈升之在改任宰相之后，以耻言财利为借口，拒不接受。王安石则认为，财利是宰相大臣的真正职任。在他的建议下，改由枢密副使韩绛同领。为使变法付诸实现，这个机构一方面吸收一些有志改革之士参加，议论各项问题，另一方面让三司判官、发运使、转运使及内外官员，以及“诸色人”等，陈述意见。又选派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和王广廉等八人，到各路“相度农田水利、税赋、科率、徭役利害”，以便从对现实情况的了解中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以兴利除弊，变而通之。于是，在这个机构积极努力下，于熙宁二年七月之后连续发布了由吕惠卿拟就的均输、青苗（常平法）、农田利害条约等法，对役法的变革也确定了“使民出钱雇役”的基本原则，从而使改革事业蓬勃展开，取得非常明显的效果。变法激起了反变法派的激烈反对。他们指责条例司聚集了一些儇薄无行、只知言利的年轻官员，变乱祖宗旧章，误民害国。其中三朝元老韩琦，在熙宁三年奏疏中称，“制置三司条例司虽大臣主领，然终是定夺之所”，“不关中书、枢密院，不奉圣旨直可施行者，如此则是中书外又有一中书也”。这些反对意见，反映了条例司在变法初始时所起的重要作用。变法派在朝廷上逐步占了上风后，条例司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于熙宁三年五月废去，其权归于中书。在王安石直接领导下，中书五房和司农寺成为变法的决策机构，新法通过司农寺名义予以发布。
参考书目
邓广铭：《王安石》，人民出版社，北京，1979。
漆侠：《王安石变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車一夫：《王安石新法の研究》，日本風间盡房，1970。
（漆侠）
制置使
制置使
北宋边疆地区临时性的军事统帅。如太平兴国四年（979）灭北汉时，潘美曾任北路都招讨制置使。元丰五年（1082），宋夏战争期间，陕西各路原已设有经略安抚使，作为常设的军事长官。此时，宋政府拟由泾原路进攻西夏，任命宦官李宪为泾原路经略安抚使兼制置使，授以节制陕西各路军队之权。后因宋政府的计划改变，制置使亦随而撤销。后又任命李宪为熙河、秦凤路经略安抚使兼制置使，不久又罢。崇宁四年（1105），为夺取河湟地区，曾任命宦官童贯为熙河兰湟、秦凤路经略安抚制置使。北宋末，曾以种师道为京畿、河北制置使，作为抗金的军事统帅。南宋初，常设制置使为方面军统帅，以抗金或镇压叛乱。辖区内的安抚使及地方官吏并受节制，后改为只节制军事，其他归地方政府。建炎四年（1130）定位在招讨使之下，后又规定安抚使不再带制置使，制置使只作统兵文武官员的官衔，也不常置。只有四川安抚使仍带制置使，职权略同于宣抚使，但不管财政。官高者或称制置大使。此外，还设沿江制置使、制置副使、沿海制置使。
（陈振）
质库
质库
中国古代进行押物放款收息的商铺。亦称质舍、解库、解典铺、解典库等。即后来典当的前身。在南朝时僧寺经营的质库已见于文献记载。唐宋以后，社会经济日益发展，质库亦随之发达。富商大贾、官府、军队、寺院、大地主纷纷经营这种以物品作抵押的放款业务，同时还从事信用放款。明代质库的经营者多为徽商，他们遍及许多城市，“每以质库居积自润”。明嘉靖间，礼部尚书董某“富冠三吴”，除田产外，“有质舍百余处，名以大商主之，岁得子钱数百万”。送入质库抵押的物品，除一般的金银珠玉钱货外，有时甚至还包括奴婢、牛马等。普通劳动人民则多以生活用品作抵押。质库放款时期限很短，利息甚高，往往任意压低质物的价格，借款如到期不能偿还，则没收质物，因此经常导致许多人家破产。
（关履权 王棣）
治安强化运动
治安强化运动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为巩固和加强在华北的统治，强迫推行的一种屠杀与怀柔（奴化）相结合的政策和措施。1938年7月，日军华北方面军根据日本大本营关于确保华北占领地区安定的命令，制定了《军占据地区治安肃正纲要》。接着于1939年1月至1940年3月，进行了三期肃正作战。1941年，华北方面军又把治安肃正扩大为治安强化运动，并于2月制定了《治安强化运动实施计划》。3月30日，在日军操纵下，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开始推行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到1942年底共进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
日军把华北划分为“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敌我争夺的游击区）、“非治安区”（即解放区），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和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