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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以及文化史观和英雄史观。20世纪初的方兴未艾的新史学，虽然各家著作中有不同的思想倾向，有高低优劣之分，但比之封建性的旧史学，都在不同程度上显出了进步性和优越性。近代后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中国史学中存在着两种历史观：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包括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两种史观的斗争，促使中国史学发生了重大的变革，逐步走向科学化。五四运动以后，唯物史观伴随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在中国传播开来。李大利在北京大学等高等学校开设了“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等课程，发表了不少史学论文，出版了重要的史学论著《史学要论》。在其论著中，李大钊阐释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指出了唯物史观对于史学与人生观的重要意义，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最初的奠基人。此外，蔡和森亦写成中国第一部用唯物史观和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为指导思想的社会发展史《社会进化史》。这个时期，西方资产阶级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也介绍进来，如何炳松讲授和翻译了鲁宾逊的《新史学》。梁启超晚年致力于史学，讲授并出版了《中国历史研究法》，论述了中国政治史和清代学术史。梁启超的学风失于浅尝多变，晚年关于史学的议论，甚至有倒退到以前所抨击的封建史学“四弊”的倾向。胡适把实用主义的哲学观点用于历史学，反对马克思主义及唯物史观，认为“历史是一个百依百顺的女孩子，任你怎样擦抹和装饰”。在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的严峻形势下，发生了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论战，其实质是，是否承认马克思主义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论战才告休止。在抗战时期及战后，很多进步的学者，如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胡绳等，运用唯物史观，对种种唯心史观如“民主史观”及“意志哲学”等，进行了严正的批判。他们写出了一些历史科学专著，也注意到历史理论的研究与传播，如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时，毛泽东发表了很多关于史学工作和中国历史的言论。他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他还提出了研究历史的正确态度与方法，强调对待历史遗产要批判地继承。
“五四”以后，中国史学在资料搜集、整理、刊布与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很大成绩。自20世纪初以来，陆续发现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史料，经过整理，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这些史料包括：①考古学方面发现了“北京猿人”、“山顶洞人”、“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等；②自发现甲骨文以来，王国维、罗振玉、董作宾、郭沫若等作了深入研究，商代历史以从来所未知晓的崭新面貌出现；③汉晋竹木简的发现，为当时边疆的开发、军事的设施、民族关系与中外关系等，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珍贵史料；④敦煌宝藏的发现——几万卷写本和大量壁画、雕塑等，为中古时期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提供了丰富多采的历史资料。此外还有明清档案的整理，太平天国史料的发现，等等。这些都是近代史学中意义重大、成绩卓著的工作。
五四运动以后，历史研究的内容发生了变化。昔日以帝王将相和某些名人为主要研究对象，这时开始扩大到研究社会各方面，撰写的史书有通史、断代史以及各种专史和专题论著。论著的形式也不同以往，主要是章节体的著述和专篇的论文。同时出现不少专门性的历史刊物，如《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各大学的学报等。这些成绩，很多都为以后史学工作者所继承和利用。在古代史和近代史的研究方面，傅斯年和蒋廷黻起了倡导和推动作用。
这个时期有一些以考据为主要研究手段的学者，如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顾颉刚等，他们对史学某些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史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王国维在文学和史学方面，都有精湛造诣。他治史的特点，是把新发现的史料与古籍记载结合起来，以考证古史，提出了“二重证据法”。他十分重视和大力整理新发现的材料，并以甲骨文、金文、汉晋简牍、敦煌遗书等印证和解释古史，使新史料在历史研究中发挥了作用，为古史研究开拓了一条新的途径。在先秦史与甲骨文字的阐释方面，贡献尤为突出。但他的“二重证据法”限于“以事实决事实”的实证法，不作理论阐释。他的学术论著主要结集为《观堂集林》。
陈寅恪学识渊博，思想敏锐，通晓多种东西方文字，治学严谨，很有史识。他重视民族与文化史的研究，治史强调通识，把握民族与文化史的发展变化，每用相反相成的思想说明问题，具有朴素的辩证法。他注意史料真中有伪、伪中存真的特点和诗文的史料价值，善于以史注诗文和以诗文证史，著有《秦妇吟校笺》、《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等。除隋唐史方面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之外，在魏晋南北朝史、中国佛教史、蒙古史、敦煌学等领域，都有不少精辟论述，起了开创的作用。
陈垣在中国宗教史和历史文献学方面有很大贡献，著作很多。有关于古代几种外国宗教传入中国的研究《古教四考》，以及与宗教有关的《元西域人华化考》等。这些著作填补了中国古代宗教史的空白。关于佛教史和道教史，他也留下了极为有用、裨益后人的著作。在历史文献学方面，有目录学、年代学、史讳学、校勘学等方面的专著。《通鉴胡注表微》则是以考史形式寄托爱国热情。他治史重史源，讲类例即分类列举之法，优点是条理清晰，缺点在平列事例，不利于历史地分析问题。
顾颉刚最先以“疑古”著称，所编著的《古史辨》是以此观点考辨古史的集体著作。他以疑古为手段而以考信为目的，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对一些古史的荒谬传说起了廓清作用。他对历史地理也有研究倡导之功，创办了《禹贡》半月刊，同时也重视少数民族史和中外交通史的研究。
不少学者重新审视中国历史，在通史、断代史、专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邓之诚撰写的《中华二千年史》，以王朝为序，叙述各朝政治经济文化因革递嬗之迹，是一部具有通识的力著。周谷城的《中国通史》、岑仲勉的《隋唐史》、郑天挺的《清史探微》、孙毓棠的《中国古代经济史论丛》，皆各具特色，不同程度地填补了中国历史研究的空白。
由于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涌现出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在史学界产生影响。郭沫若自1928年旅居日本后，开始研究中国古代史和古代文献，在史学上不断地辛勤著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方面，写出了第一部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中国历史的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后又写了《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等论著。在文献学方面，运用唯物辩证法对甲骨文和金文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并利用甲骨文和金文研究中国古代史，取得显著成就。
在30、40年代，还有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在通史、社会史、思想史、近代史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在通史方面，吕振羽著有《简明中国通史》，范文澜主编了《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著有《中国史纲》。范书是中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地研究和叙述中国古代史的名作，在历史思想和编撰方法上很有特色，夹叙夹议，文字简洁，深受读者欢迎。在社会史方面，吕振羽写了《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等著作，邓初民写了《社会史简明教程》（后改称《社会进化史纲》）和《中国社会史教程》，侯外庐写了《中国古代社会史》（后改称《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何干之写了《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等等。在思想史方面，吕振羽首先著有《中国政治思想史》；侯外庐建树最多，著有《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等；郭沫若、杜国庠等也有关于思想史的著作。在近代史方面，有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著作问世。范书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在占有大量材料的基础上，系统地叙述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具体过程，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指出中国人民与统治阶级走着不同的道路，热情地歌颂了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走上了科学的道路。胡书是马克思主义的近代史专著中的代表作，阐述了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势力将中国变为半殖民地，中国人民与中国反动势力对待帝国主义的不同态度。这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分析占有材料，总结中国历史；二是为革命而从事历史研究和著述，也就是贯彻了史学的科学性和现实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大史学工作者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发扬实事求是的严谨学风，不断开拓进取，虽然先后经历了形而上学的极“左”思潮、教条主义、狭隘地“为政治服务”以及影射史学等的干扰，中国历史学仍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在史学论著、发掘和鉴定史料、考古、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无论是数量和质量，广度和深度，都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是旧中国史学界所做不到的。
参考书目
尹达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郑州，1985。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施丁：《中国史学简史》，中州古籍出版社，郑州，1987。
（施丁）
《中国史研究》
《中国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的学术性刊物。季刊。1979年2月由林甘泉主持创刊。该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深入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各种问题，坚持历史学的党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提倡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鼓励和支持创造性的理论探索及不同学派、不同学术观点的自由讨论，以促进历史学的繁荣和发展。该刊内容包括：史学理论的探讨，重要史实的考辨，历史人物的评价，史学论著评介等。创刊以来，以其严谨的风格在国内外史学界产生一定的影响。主要编辑人员有：李祖德、彭卫、杜婉言、许敏、席康元。
（曲鸣丽）
《中国通史简编》
《中国通史简编》
范文澜1940～1942年在陕西延安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和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期间，组织撰写的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叙述中国历史的著作。
《中国历史简编》初出上、中两册，上册叙述上古到五代的历史，中册叙述宋、辽至清代中叶的历史。其取材与观点，都不同于一切旧史书，不同之处有以下五点：①肯定历史的主人是劳动人民，否定旧史书以帝王将相为主人的观点。②按照一般社会发展规律，划分中国历史的段落。③分封建社会为三个不同的发展时期，从西周起到秦统一为初级封建社会；自秦到南北朝为封建社会第二阶段；隋唐到鸦片战争为封建社会第三阶段。④重点写统治阶级压迫农民、农民被迫起义以及民族英雄与人民群众英勇抵抗外族入侵，说明中国人民具有反抗压迫，反对侵略，敢于斗争的传统。⑤注意反映古代科学技术发明及有关农业、手工业生产等史实。该书自1951年起开始增订重写，先后完成第一至三编，篇幅扩大四倍。第一编一册，自远古到秦统一；第二编一册，自秦到南北朝；第三编分一、二两册，包括隋、唐、五代。宋以后部分因范文澜病逝，未能亲自完成。
《中国通史简编》上、中册分别初版于1941、1942年，由延安新华出版社出版；1948年由上海新知书店出版修订本，取消上、中册名称；195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195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196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一、二册。该书在写法上夹叙夹议，文字简洁生动，深入浅出。自1941年问世后，在国民党统治区遭到严禁，但深受读者欢迎。几经修订再版，累计印数达数百万册，成为中国近五十年来一部主要的历史读物。（参见彩图插页第144页）
（曾业英）
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
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
清末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的分支机构。1911年7月31日（宣统三年闰六月初六）在上海成立。总务会议长为谭人凤。职员有谭人凤、陈其美、宋教仁、潘祖彝、杨谱生五人。谭人凤等一部分同盟会会员认为同盟会本部只注意南方各省的武装起义，而对长江流域各省的革命活动重视不够。1910年夏在日本东京举行的十一省区同盟会分会会长会议上，他们就主张积极推进长江流域的工作，并酝酿成立中部总会。次年，四月二十七日（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同盟会一些领导人意气消沉，谭人凤等遂在上海正式成立中部总会，并在南京等地设立分会。其《宣言》和《章程》中规定：“本会以推覆清政府，建设民主的立宪政体为主义。”“定名同盟会中部总会者，奉东京本部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而以中部别之，名义上自可无冲突也。”他们曾派吕志伊到香港，敦促黄兴北上主持湖北起义的工作，还曾派人到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等省联络。中部总会的成立事先没有取得本部的同意，但它仍是依据同盟会的奋斗目标，并在其组织内从事活动。它的成立对武昌起义和江、浙、皖等省的响应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辛亥革命后，同盟会本部自日本迁回国内，中部总会的活动自行结束。
（金冲及）
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的四大官僚资本银行之一。前身是1904年清政府创办的户部银行，1908年改称大清银行。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大清银行营业困难，于次年2月由上海大清银行改组成立中国银行，委派孙多森为总裁。1913年4月，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中国银行则例》，定名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
中国银行发行的五百元纸币（1942年）
为银元六千万元，官股商股各半。总裁为汤睿。总行设北京，上海中国银行改为分行，各省在原大清银行基础上亦陆续成立中国银行分行。1916年3月由于袁世凯称帝失败，5月北京政府下令中国、交通两行停兑，中国银行沪行正副经理宋汉章、张嘉璈，抗拒停兑命令，筹集资金照常兑现，数日后即将上海金融风潮平息，中国银行信誉大著。1917～1927年张嘉璈升任该行副总裁，掌握大权。1923年，北京政府财政支绌，将所持官股五百万元出售，于是中行摆脱了北京政府的控制，成为江浙财阀的金融机关，与交通银行共掌全国金融的牛耳。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总管理处移设上海，1928年10月该行改组，加入官股五百万元，商股仍维持两千万元，定为国际汇兑专业银行，设总管理处于上海，以李铭为董事长、张嘉璈任总经理，该行成为国民党政权的主要经济支柱之一。1935年6月，国民政府利用金融危机，修改中行条例，规定资本总额四千万元，由财政部发行金融公债两千万元作为官股，改派孔祥熙为董事长，宋汉章任总经理，从此，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控制了中国银行。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银行总管理处迁重庆。1942年财政部再拨官股两千万元加入，资本额增至六千万元，官僚资本占股三分之二；并规定该行为发展国际贸易银行。战后该行迁回上海，国内外分支机构增至两百二十余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人民政府分别接管，其总管理处迁至北京，成为专营外汇业务的专业银行。
（熊尚厚）
中国远征军
中国远征军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应英国政府请求而组织的一支远征缅甸的抗日部队。
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