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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尚厚）
中国远征军
中国远征军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应英国政府请求而组织的一支远征缅甸的抗日部队。
远征军由云南搬运重炮赴前线作战
日军于1941年12月袭击美国海空基地珍珠港，并进而占领了东南亚部分地区之后，于1942年1月发动了侵缅战争。中国政府根据1941年12月《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应英国政府请求遂以第五、六、六十六军，共十万余人组成远征军。由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罗卓英和同盟国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指挥，于1942年2月先后入缅作战。
从3月至4月，远征军在同古、仁安羌、腊戍等地与日军激战。其中仁安羌一战援救被围英军七千余人。远征军在缅北的抗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但由于中英美战略目标的不一致，使远征军陷于被动的态势，至4月底被迫后撤。8月，远征军大部退至怒江东岸，一部西撤印度。人员仅剩四万人左右。退入印度的部队改称中国驻印军，由史迪威任总指挥、罗卓英任副总指挥，统辖郑洞国的新一军和廖耀湘的新六军。退入滇西的部队，连同后续部队，于1943年春重新成立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由陈诚任司令长官、黄琪翔为副司令长官，统辖第十一、二十集团军及第八军。
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为掩护中印公路，沿公路向缅北推进，经十个月的苦战，于1944年8月攻占缅北重镇密支那。1944年5月，滇西中国远征军强渡怒江，沿滇缅路向缅北实施反攻。1945年1月27日，远征军与驻印军会师于缅甸芒友，打通中印公路，至3月遂将日军全部赶出缅北和滇西。此后，中国远征军返回国内。
1944年9月，中国远征军向缅甸境内的日军腾越守备队发起冲击
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重新打通了中国西南的国际运输线，有力地配合了盟军在太平洋的反攻，为盟军在缅甸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
（齐福霖）
《中国之命运》
《中国之命运》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陶希圣按照蒋介石的授意撰写，以蒋介石的名义于1943年3月出版的论著。该书分八章：①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发展；②国耻的由来与革命的起源；③不平等条约影响之深刻化；④由北伐到抗战；⑤平等互惠新约的内容与今后建国工作的重心；⑥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⑦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及其命运决定的关头；⑧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前途。最后是“结论”。共十万余字。该书在回顾中国历史之后，提出“中国从前的命运在外交……而今后的命运，则全在内政”，在抗日战争期间，认为“攘外必先安内”，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
《中国之命运》封面
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着力地渲染“一个主义”、“一个党”。把三民主义说成是“国民革命永远不变的最高原则”，“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的路线”，“汇萃我整个民族意识之思想”，“任何思想离开了三民主义，即不能长存于民族意识之中”；“三民主义的伟大，在其容纳各种的思想而冶于一炉”。根据这一说法，其他党派应当放弃各自的主义。蒋介石还强调，中国国民党是“领导革命建设国家的总机关”，“永为中国唯一的革命政党”，是“为整个民族的生存而组织的，亦是为全体国民的利益而革命”，要“全国一致集合于青天白日旗帜之下”。他要求“成年的国民务必加入国民党，青年的国民，只有加入青年团，才可以顾全全民族全体的幸福，保障国家整个的利益，筹划国家民族永久的安危”。
该书公开提出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认为“五四以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想，流行国内。他们对于中国文化，都是只求其变而不知其常”，“是与我们民族的心理和性情，根本不能相应的”；“共产主义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蒋介石暗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是“新式封建与变相军阀”。
《中国之命运》的出版，是蒋介石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新的反共摩擦的舆论准备。国民党政府通令各级政府机关、党部、社会团体、大中学校及军队全体官兵都要阅读，以加强其思想统治。中国共产党对其从政治上与理论上进行了系统的剖析与批判。
（严如平 左步青）
中国致公党
中国致公党
中国民主党派之一。简称致公党。由华侨社团美洲致公堂发起，于1925年10月在美国旧金山成立。抗日战争开始后，致公党号召党员参加抗日，并通过致公堂等团体发动华侨积极支援祖国抗战。1947年5月，致公党在香港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实行改组，发表宣言和告海外侨胞书，宣言提出联合一切民主力量，建立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走上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1948年5月，致公党响应中国共产党“五一”号召，与各民主党派联名通电表示拥护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发表宣言，号召广大侨胞积极支援祖国的革命，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贡献力量。1949年，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致公党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制定《共同纲领》，选举中央人民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形势的变化，该党的组织和活动，从海外转移到国内，在国内的归侨、侨眷有代表性的中上层人士中发展党员。1950年4月，致公党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确认以《共同纲领》作为致公党的政治纲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其后，致公党成为以归侨、侨眷和与海外有联系的代表性人士、专家学者组成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党，是与中国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一个参政党。1952年起，致公党的历届主席为陈其尤、黄鼎臣。1988年12月，致公党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董寅初为主席，推举黄鼎臣为名誉主席。
（左步青）
中国自办银行
中国自办银行
继外国在华银行创立半个世纪后，自19世纪末起由中国自办的经营货币资本，从事存款、放款、汇款、兑换等业务的金融机构。由于外国在华银行所获优厚利润的刺激、清政府财政上的需要、帝国主义在华贸易的扩大以及中国近代工业的初步发展和社会货币资本的一定积累等因素，中国新式银行遂得以兴起。1897年5月27日（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六），中国自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由太常寺少卿、全国督办铁路事务大臣盛宣怀“奉特旨开设”，总行在上海。在该行二百五十万两实收资本中，由招商局和电报局分别投资八十万两和二十万两；盛宣怀名下包括他本人和代其他官僚出面投资的达七十三万两。另有户部拨存、分五年还清的生息存款一百万两。中国通商银行是在清统治集团倾轧争吵、各帝国主义觊觎之下，几经波折才得以建立的资本主义银行，它虽受到封建势力的一定支配，但毕竟是中国近代信贷事业的肇始。继中国通商银行后，在20世纪初，清政府又在法律上承认民营银行的开设。在短短的十几年间，各地先后建立了十余家银行，反映出中国资本主义金融业有所发展。这些银行是：户部银行（1905，1908年改称大清银行，北京）、浚川源银行（1905，成都）、信成银行（1906，北京）、信义银行（1906，镇江）、浙江兴业银行（1907，总行原在杭州，旋移上海）、交通银行（1908，北京）、四明商业储蓄银行（1908，上海）、浙江银行（1909，杭州。后改称浙江实业银行，总行移设上海）、北洋保商银行（1910，北京）、直隶省银行（1910，天津，由直隶省银号改组而成）。殖业银行（1911，天津）、福建银行（1911，福州）、四川银行（1911，成都）。在这十几家银行中，不仅浙江兴业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信成银行、信义银行等完全是商股（后者还专门注重吸收储蓄存款），而且官办的户部（大清）银行、交通银行，除了官股以外也吸收了相当比重的商股。其他以省名命名的几家银行，也普遍招收商股。除一般存款、放款、汇款等业务外，中国通商银行、户部（大清）银行、交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北洋保商银行等还发行了钞券。
辛亥革命前，中国自办的银行虽有一定发展，有的还有分支行，但不论资力与业务总额与外国在华银行相比，都相差甚远。不仅洋商企业的款项往来，都由外国在华银行办理，而且有些华商企业的大宗款项往来，也通过外国在华银行。中国自办的银行资本并不雄厚，它们的兴起主要不是由于工业生产发展的结果，经营管理又十分落后，一遇时局变动剧烈，社会经济发生急剧变化，便会陷于资金调度失灵，以至倒闭。存在较久的只有中国通商银行、交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和浙江实业银行等五家，它们在新中国成立后参加了公私合营。
（洪葭管）
中华革命党
中华革命党
1914年7月8日，孙中山为推翻袁世凯专制独裁统治、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而在日本东京成立的资产阶级政党。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逃亡到日本。他从二次革命的失败中深切感到：国民党组织严重不纯，人心涣散，已不能领导革命继续前进。于是，他决心从整顿党务入手，重组新党，拯救革命。9月27日，孙中山亲自拟定入党誓约，规定入党者须绝对服从其领导，无论资格多老，皆须重立誓约，加按指印；并接受遵约履行手续的王统等人为新党首批党员。至1914年四五月，先后入党者达四五百人。5月10日，孙中山创办《民国》杂志，作为新党机关刊物。7月8日，在东京举行大会，正式宣告中华革命党成立。
中华革命党设本部于东京，推选孙中山为总理。
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日本成立时合影
本拟举黄兴为协理，因黄反对立约按指印，并在策略上与孙中山存在分歧，拒绝入党而虚其位。本部设总务、党务、军务、政治、财政五部，由陈其美、居正、许崇智、胡汉民、张人杰分任部长。其支部总计五十七个，大多建于海外各埠，国内各省仅占十八个。其分部则全部在海外。党员总计万余人。中华革命党以实现民权、民生主义为宗旨，以推翻袁世凯专制政府，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因此，它把武装讨袁放在首位。自1914年6月至1915年12月，在湖南、江苏、广东、江西、上海等省市先后发动大小武装起义四十多次，进行刺杀龙济光、郑汝成等四次暗杀活动。护国战争爆发后，在广东、四川、湖南、湖北、江苏、安徽、山东等省全面展开军事讨袁活动，在全国范围内牵制了袁世凯的军事力量。1916年7月护国战争结束后，中华革命党宣告停止一切党务。1919年10月改组为中国国民党。
中华革命党是二次革命失败后长期坚持武装讨袁斗争的唯一政党，但由于它忽视民族主义，未提出反帝要求，组织上又采取个人绝对服从主义，军事上实行脱离人民群众的冒险主义，终于没有取得护国战争的领导权。
（尹俊春）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
从清王朝灭亡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期间的国家名称和年号。简称民国。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转变的时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终结阶段。
中华民国的创立民国不同于此前中国的君主王朝，它是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斗争而建立的共和国家。19世纪末年，由于清王朝腐败不堪和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深入，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陷入严重的民族危机。先进的中国人纷纷探求救亡图存的办法。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和西方政治思想学说的传播，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开始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以孙中山为首的一批志士仁人首先选择革命救国的道路。 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组成兴中会，提出推翻清王朝，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兴中会的活动一开始便和传统的王朝更替模式区别开来，而具有新时代的特点。但孙中山的创举当时还不能为广大群众所理解，追随他的志士，只有百余人。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维新变法的失败和随之发生的义和团运动以及八国联军的入侵，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社会各阶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推翻清政府。于是，孙中山倡导的反清革命迅速地发展成为广泛的社会运动。20世纪初年，一批公开或秘密反清的革命小团体在国内出现。湖南有黄兴组织的华兴会，江浙地区有以蔡元培为会长的光复会，湖北有科学补习所，四川有公强会，安徽有岳王会，广东有群智社等。包括兴中会在内的这些小团体，在组织形式上大都受传统秘密结社的影响，彼此缺少联系。它们发动的反清起义或斗争相继失败，其领导人纷纷逃往国外。
革命的挫折并没有使小团体的领导人沮丧，相反却给了他们反思、改组和大联合的机会。由于孙中山和黄兴的联合倡导，流亡到日本的革命党人于1905年8月20日在东京成立了同盟会。会员包括十余省的革命党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政党。孙中山当选为总理，黄兴负责执行部。仿照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建立起来的同盟会，以激进的民主主义纲领把小团体参差不齐的政治水平提到新的高度。这个纲领就是孙中山提出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后来由此进一步阐发为以民族、民权、民生为内容的三民主义。同盟会还宣布在未来的民国：“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个共和国的蓝图，对长期受封建君主专制压迫的中国人民有巨大的吸引力。
同盟会成立后，发行《民报》等多种书刊报纸，揭露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祸国殃民的罪行，抨击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宣扬的君主立宪主张，鼓动人民加入革命行列。经过与康、梁论战，反清革命思想日益深入人心。与此同时，同盟会在南方一些省区不断组织会党和新军起义。以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是同盟会推进革命运动的基本战略。从1906年萍浏醴起义至1911年4月黄花岗起义，革命党人前仆后继，共发动十余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给清王朝一次次打击，显示出资产阶级革命派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由于起义有脱离广大群众的单纯军事冒险倾向，没能从根本上威胁清政府的统治。而起义的连续失败，却使一些革命党人产生消极情绪，成为此后同盟会上层涣散的重要原因。
一场真正的下层革命，从来不单纯是少数英雄的业绩，而必然伴随着广大人民的普遍觉醒。20世纪最初的十年，中国社会正处在剧烈动荡之中，城乡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如波涛相逐，一浪高过一浪。北方各省民变迭起。长江中下游各省连年发生灾荒，饥民成群流入城市，抢米骚动时有发生。为了抵制革命、缓和人民的不满情绪，清政府举办多种新政：练新军、兴学堂、成立各省咨议局、实行预备立宪，等等。1908年底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死后，三岁的小皇帝溥仪继位，其父载沣监国。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内部倾轧日益激烈。载沣放逐北洋新军首领袁世凯，组织皇族内阁，企图把军政大权收揽到满族亲贵集团手中，从而引起立宪派士绅官吏和北洋军将领的普遍不满。1911年5月清政府下令实行“铁路国有”。所谓国有，就是夺取民办铁路权力，转卖给列强，而拒不归还商民已集的股金。这一掠夺措施激起普遍的民愤。在与铁路权益有密切关系的立宪派士绅和革命党人的鼓动下，很快形成全国性的保路风潮，以川汉铁路经过的四川最为激烈（见四川保路运动）。当清政府由湖北抽调新军入川镇压民众时，武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乘机于1911年10月10日起义，一举攻占总督衙门，并迅速光复汉口和汉阳。新军协统黎元洪和立宪派首领汤化龙等都归附革命。黎元洪被举为湖北军政府都督。军政府宣布中国为中华民国，主权属于人民；号召各省响应革命，推翻清政府。
武昌起义震动全国。各省革命党人纷纷发动新军、会党或商会起义。本来反对革命的各地立宪派绅商多顺风驶舵，转向共和，把他们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