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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震动全国。各省革命党人纷纷发动新军、会党或商会起义。本来反对革命的各地立宪派绅商多顺风驶舵，转向共和，把他们控制的省咨议局变为鼓动独立的机关。清政府的封疆大吏有的弃职逃命，有的被迫表示拥护独立。武昌起义后一个多月，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上海、江苏、贵州、安徽、浙江、广西、广东、福建、四川等省区先后宣布独立，清王朝的统治呈现土崩瓦解之势。12月2日革命军攻占南京，长江上下游革命势力联为一气，南方各省均告光复。湖北和上海军政府都倡议组织临时中央政府。11月30日，各省代表会议在汉口英租界召开，决定在临时政府未能成立之前，由湖北军政府代行中央政府职权，并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代表会议还决定临时政府设在南京，在南京召开大总统选举会。经过反复协商，革命党领导人多主张推举刚刚从海外归来的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2月29日，十七省代表在南京选举临时大总统，每省一票，孙中山以十六票当选。黎元洪当选为副总统，仍留在武昌。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职，定国号为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1912年为民国元年，以五色旗为国旗。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誓词
新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是按照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府三权分立的精神建立起来的。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总统府秘书长为胡汉民。政府成员有陆军总长兼总参谋长黄兴、外交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等同盟会会员，也有实业部长张謇、交通总长汤寿潜等江浙立宪派名流，但张謇、汤寿潜等均未就职。掌握政府实权的是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一批同盟会员。同时，各省代表会议改组扩充为临时参议院，行使立法权，推举同盟会员林森为议长。临时政府成立之后，颁布了不少除
中华民国形势图
孙中山与临时大总统府官员合影
旧布新的法令。临时参议院通过的具有宪法效力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一般原则，使共和国的方案具体化和法律化。南京临时政府的主要成员及其所推行的政策，说明它是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政府。它的成立结束了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后，受到多方面的重大压力，存在着严重的财政危机。尽管临时政府声明承认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及革命前清政府所借的外债，企图取得列强的承认和财政援助，但列强不仅始终未予承认，而且以政治经济手段压迫临时政府与袁世凯举行南北和谈。先是，武昌起义后北方政局发生巨大变化，以载沣为首的清政府被迫起用北洋军首领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袁取得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和各地立宪派的拥护，掌握了清政府的军政大权。他所统率的装备精良的北洋军牢牢地控制着直隶、河南、山东三省，并南下攻占了汉口、汉阳。在北洋军的武力威胁下，湖北都督黎元洪及革命党的不少领导人都主张将民国大总统的职位让给袁世凯，以换取他推翻清王朝，支持共和国。袁世凯也不断表示他的出山是为了救国拯民，一面命令北洋军停止进攻，一面派唐绍仪为代表南下谈判。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前谈判已经开始，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通过南方总代表伍廷芳继续和谈。经过几个月的讨价还价，终于达成协议。清帝于2月12日宣布退位。次日袁世凯通电全国宣誓效忠共和。
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与北洋将领合影
孙中山辞职，并推荐袁世凯继任。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借口北方发生兵变和列强干涉，拒绝到南京就职。孙中山等人被迫让步，允许袁氏在北京宣誓就职，并将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北方各省的巡抚、总督一律改称都督。中华民国在形式上接收了北方的统治权，完成了国家统一。
北洋军阀的统治及混战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北迁后，依据《临时约法》规定，由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国家的政治体制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人员结构却有重大调整。原来在政府中起主导作用的、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员，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人和官僚所代替。凭借北洋军的实力掌握中央政权，他们改变了南京临时政府的民主施政方针，在解决重大政治难题时，常常直接以军队作工具，镇压人民，排除异己，实行军事独裁统治，以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但是，北京临时政府开始还不是北洋派独占的政府，同盟会在中央和地方都有不容忽视的政治和军事力量。除总统府由袁世凯直接控制外，唐绍仪内阁阁员大致是北洋派和同盟会平分秋色，宋教仁、蔡元培等同盟会员参加了政府工作。在北迁后的参议院，同盟会仍占优势。所以这是一个以北洋派占主导地位的联合政府，这个政府的不稳定性是十分明显的。
由于临时政府的存在，封建专制势力的政治思想统治已不可能象前清那样严密，而有了某些松动。民国元、二年间，全国出现了上百个党会团体，其中有政治纲领并企图竞争政权的就有三十多个。同盟会是最激进、最庞大的政党。1912年8月，它联合四个小党改组为国民党。这个党虽然有少数人关注议会以外的斗争和保存地方实力，但绝大多数领导人都试图通过议会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为了清除革命势力独揽统治权，他逼迫主张调和南北矛盾的唐绍仪辞职，换上心腹赵秉钧。接着派人暗杀了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镇压了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使资产阶级推行政党政治的计划破产。孙中山、黄兴被迫逃亡国外，继续坚持反袁斗争。袁世凯还联合梁启超、汤化龙等组织进步党，与由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对抗。1913年10月袁动员军警强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接着便下令解散国会，另行组织政治会议、约法会议和参政院等机构。这些机构的基础不是人民，而是官僚，议员均由政府指定，选举只是形式。它们是此后民国史上一切类似机构的滥觞。1914年5月，袁世凯废除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临时约法》，公布了《中华民国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成立政事堂和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美列强无暇东顾，日本大隅内阁乘机向袁世凯提出企图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经过五个月的交涉，1915年5月袁世凯承认了“二十一条”的大部分条款，希图以此换取日本政府对其帝制自为计划的支持。同年12月，袁世凯公然称帝，改称中华帝国，以“洪宪”为年号。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社会各阶层的愤怒，全国群起而攻之。蔡锷奉梁启超之命，潜赴云南，组织护国军，首先发难。贵州、广西、广东、浙江、湖南、四川先后宣布独立。北洋派也酝酿倒袁。袁世凯于1916年3月22日被迫宣布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6月6日忧惧而死。
袁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冯国璋为副总统。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握政府实权，极力主张对德国宣战。1917年，坚决反对参战的黎元洪解除了段的总理职务。段策动北洋派军人宣布独立。驻扎徐州的张勋乘机率兵进入北京，于7月1日拥清废帝溥仪复辟，改民国六年为宣统九年（见张勋复辟）。在天津进行幕后策划的段祺瑞，立即组织过逆军，攻入北京。于7月12日赶走张勋，重掌北洋政府大权，迎冯国璋代理大总统，并于8月14日对德宣战。段以“再造共和”自居，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1918年2月纠集官僚政客组成新国会（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
为恢复《临时约法》及国会，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他率领宣布脱离北洋政府的海军于1917年7月由上海到广州，联合两广、云贵地方实力派，召开国会非常会议，于9月组成中华民国军政府。孙中山任海陆军大元帅，云南督军唐继尧和两广巡按使陆荣廷为元帅。护法政府拟由湖南进军北伐。段祺瑞为了实现武力统一，于10月派兵进入湖南，陆荣廷等为了和北洋军妥协，操纵非常国会于1918年5月改组并控制了军政府，迫使孙中山辞去大元帅，离粤赴沪。
袁世凯死后，北洋集团失去统帅，内部权利之争日趋激烈，逐渐形成皖、直、奉三大系，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虽然把持中央政权，从日本得到大量借款，编练参战军，显示出比较雄厚的实力，但他没有能力控制整个北洋派，追随段的地方实力派只有安徽、山东、浙江、福建等省。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主要在直隶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包括江苏、江西、湖北），这一地区是英国的势力范围，直系得到英、美的支持。1919年冯国璋病死，曹锟和吴佩孚继承了首领地位。奉系首领张作霖则割据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在南方则有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军阀和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阀。此外，还有许多割据一省或一地的小军阀。除南北之间长期对峙的冲突外，军阀内部为争夺政权或扩大地盘而连年混战。为争夺中央政府控制权的大规模战争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1920年7月发生的直皖战争。1918年段祺瑞对南方用兵，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加剧了直皖两系的对立，使双方矛盾公开化。段企图利用直系军队进攻湖南，坐收渔利。而攻入衡阳的吴佩孚则暗中与南方桂系首领陆荣廷谈判。1918年8月通电主和，指责皖系亲日卖国。次年秋，鉴于皖系扩军备战，直系遂联络奉系组织八省同盟。陆荣廷等也决定“联直倒皖”，秘密向吴佩孚提供物资，促其北撤。1920年5月吴自衡阳领兵北上，直达保定。1920年7月，段祺瑞组成“安国军”与直系军在直隶北部兵戎相见。奉军入关助直，皖军一败涂地。直奉两系控制了北京政府。直鲁豫巡阅使曹锟坐镇保定，以胜利者自居，俨然成为北京政府的太上皇。对此，张作霖不甘心，双方为争夺地盘和北京政府的支配权，很快产生了矛盾。1922年发生了第一次直奉战争，这次战争，是以亲直的靳云鹏内阁倒台，亲奉的梁士诒组阁为导火线。吴佩孚指斥梁士诒亲日卖国，矛头指向奉系。张作霖指挥奉军入关，双方在京津和京汉两铁路线展开激战，后因奉军一部倒戈，全线崩溃，张作霖败退关外，宣布东北“自治”。与此同时，两广发生粤桂战争。滇、黔、川地方军阀出现内讧，谁也不再打“护法”的旗帜。南北政治对峙虽然存在，但南与南战，北与北战，南北都失去了统一全国的力量。此时联省自治的政治思潮应运而生。湖南军阀首先挂起自治的招牌，制定省宪法，希图自保的地方军阀如云南、四川、贵州纷纷效尤。控制北洋政府的直系军阀则依恃其庞大的军队，高唱“武力统一”和中央集权。
直系战胜奉系后，独占北京政权。它先打着“恢复法统”的旗号，推黎元洪复任总统，把徐世昌赶下台；接着便高价收买国会议员，操纵选举，于1923年10月抬出贿选大总统曹锟。这次“选举”使国会声名狼藉，议员被称为猪仔。从此在人们的心目中，国会彻底破产，曹、吴派兵南征北讨，军阀混战更加剧烈。
曹锟贿选后，全国各阶层代表人物纷纷表示反对，北方政局也发生变化。浙江督军卢永祥通电断绝与北京政府往来，浙、沪一带成为反直的中心。卢永祥和奉天的张作霖及广东的孙中山建立了联系，形成反直三角同盟。吴佩孚派孙传芳进入福建，又支持江苏督军齐燮元，以威胁卢永祥。1924年9月3日发生齐卢战争（又称江浙战争），10月15日卢永祥战败。齐卢战争爆发时，张作霖趁势率十七万奉军攻入关内。曹锟任命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吴统率二十五万直军迎战，于是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10月中旬正当两军在山海关激战时，与吴佩孚素有矛盾的直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从热河回师，发动政变，软禁曹锟，吴佩孚在山海关一带被奉军战败率残部自塘沽仓惶南逃。11月，张作霖、冯玉祥推戴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奉系重新控制北京政权后，势力扩张到河北、山东、安徽、江苏等省及上海，与地方军阀产生矛盾。军阀间的混战状态仍然没有结束。
国民革命的兴起和失败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变化及其发展，孕育了新的革命因素，为国民革命的兴起准备了条件。
民国期间，中国仍处于落后的农业社会，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农业工具落后，耕作几乎全部依靠畜力和人力，生产力低下。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加上频繁的战乱，造成农村极端贫困，动荡不安。与农村相比，城市经济较为稳定，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较前清有所发展。这一方面是因为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都颁布了一些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法令，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有所改善，无需再用金钱去捐官，刺激了他们发展实业的积极性；另方面，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先后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减少了对中国的经济压迫，给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有利时机。从1912～1920年，新建厂六百余家，新增资本总额约一亿六千多万元，超过1912年前五十年的投资。其中轻工业的发展比较迅速，1913～1920年间新增纺织工厂五十四家，资本总额五千五百余万元。除上海外，天津、青岛、武汉、芜湖等地成为新的纺织工业中心。在世界大战期间，新建面粉厂约一百家。中国由面粉输入国变为输出国。其他如蒸气动力、采矿、电力、交通运输、卷烟、榨油、造纸等工业也有较大的发展。工业厂矿的分布，有从沿海通商口岸城市向内地扩展的趋势。但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还很小，没有形成独立的经济体系，对帝国主义经济有很大的依赖性。与此同时，中国工人阶级迅速成长壮大。1918年在中外企业里工作的产业工人达两百余万人，此外还有一千多万手工业工人和店员。为了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自发的罢工斗争此起彼伏，罢工次数逐年增加。1916年罢工十七次，1917年增至二十五次，1919年三十一次，1920年四十六次。参加罢工的人数和规模不断扩大，动辄数千人，说明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内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
袁世凯的专横统治和其后形成的军阀混战局面，使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深为不满。为了改变假共和的局面，从改造社会入手，发动了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后改名《新青年》）杂志为起点。为该刊物撰稿的是一批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如胡适、鲁迅、李大钊等。他们提倡“民主”和“科学”，批判封建主义，树立积极进取的科学精神。同时他们主张推倒贵族文学，建设国民文学；推倒古典文学，建设写实文学；推倒山林文学，建设社会文学。他们提倡白话文，在文学领域进行一场革命，向“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旧文学挑战。新文化运动在思想文化领域给封建主义以沉重的打击，促进了人民大众的觉醒，但是这场运动局限在知识分子的范围内，没有与正在成长壮大起来的新社会力量相结合。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政府宣布废除帝俄政府同外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的消息，很快传到中国，给发动护法战争失败的孙中山及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很大的鼓舞。李大钊率先著文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宣传十月革命的划时代意义。他指出，十月革命是“劳工主义的胜利”，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先声”。一些参加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要改变中国的现状，只有发动工农群众进行革命斗争，走俄国革命的路。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战败而结束，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德奥等国也发生了革命运动。次年1月，英、法、日等在法国凡尔赛宫举行和平会议（见巴黎和会）。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派代表出席会议。但会议拒绝了中国代表团关于收回山东主权的合理要求，而决定将德国在山东掠夺的一切权益转让给日本。这个消息传到国内，群情激愤，舆论鼎沸。人们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幻想破灭了。
5月4日，北京大学等大专院校的学生三千多人于天安门广场集会和游行示威，要求“拒绝和约签字”、“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要求罢免亲日官僚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并放火烧了曹汝霖的住宅。北京政府逮捕学生三十二人，北京专科以上学校学生罢课，通电全国各地表示抗议，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见五四运动）。天津、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