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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中国人坚信，和平只有通过不发达世界的革命运动瓦解帝国主义才能得到维护。相反，苏联人认为，社会主义世界（实质上指苏联）的日益繁荣与强大将制止西方帝国主义的战争倾向，社会主义世界仅靠榜样的力量就可以加速帝国主义的衰落，从而使不发达国家的革命能轻而易举地获得成功。。
中国人关于不发达世界的理论同样是好战的，在不发达世界中，他们与美国人和苏联人相反，有着作为非白种人和不富裕人的优势。中国人告诫说，不发达国家受到了帝国主义强国的统治和剥削，这些帝国主义强国既包括美国也包括苏联。这种不平等的关系只有通过革命才能结束，但革命不能出口；被压迫民族必须依靠自己。毛泽东的当然继承人林彪元帅的一篇著名文章引起了西方的恐慌，因为林彪在这篇文章中把当时的世界形势看作是〃农村包围城市〃。他说这些城市是北美和西欧，这些农村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中国农民曾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占领了他们的城市；林彪预言，不发达世界的人民大众将打败进行剥削的帝国主义国家，取得类似的胜利。但林彪也强调，胜利只有通过自力更生才能取得，不能依靠中国或其他国家的大量援助。他警告说，那些主要依靠外国人的革命者必将失去同本国人民的联系，变得十分无能。因此，中国的革命学说不是为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征服规定行动计划的〃我的奋斗〃，而是一套指导外国共产主义革命者的〃自制工具〃。
中国不仅在革命学说方面，而且在争取近90个国家的共产党的拥护方面向苏联提出了挑战。1964年初，莫斯科声称，90个共产党中至少有65个忠于它，但中国人反称道，世界上4250万共产党员中有一半站在他们一边。1969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党国际会议遭到了15个亲中国的政党的抵制。在75个派代表参加会议的政党中，14个党以各种方式提出了反对意见，例如拒绝签署会议的最后声明、尽管这一声明谨慎地避免提到诸如中苏争吵和苏联侵捷之类有争议的问题。主要由于中国的缘故，世界共产主义不再承认马克思主义教皇式的人物。尽管中国充当了一个多世纪国际外交的卒子，但它今天正在向世界最强大的两个国家提出有力的挑战。
六、两极分化的结束
到1970年——第二次世界大依结束后仅仅25年时，一个崭新的世界政治格局开始出现。在战后头几年中十分盛行的世界力量的两极分化已经消失。欧洲不再是世界棋盘上的一个卒子——或两个卒子，东欧和西欧；中国也不再是苏联的卫星国或地位较低的伙伴。
法国对共产党中国的承认显然象征着新的全球均势。对法国来说，这是对美国的一个大胆的、有意的挑战，它标志着美国发起的对共产党中国的贸易禁止和把北京排斥在联合国外的做法开始失败。对大陆中国来说，同法国的新关系标志着苏联的经济束缚开始结束，而且，用北京自己的话说，它还标志着北京发起的团结所有〃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一渴望摆脱〃美国侵略、控制、干涉、欺侮〃的国家和反对〃苏联领导人所希望的美苏联合统治世界〃的国家——的运动前进了一大步。
如果按照前面对过去5个世纪的世界历史的分析来考察所有这些世界性的发展，那么，这些发展将表明全球关系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人们将回想起，在欧洲发生决定性的转变和进行扩张之前，几大地区或是自治地并存着，或是完全孤立地并存着——自治的欧洲地区、穆斯林地区和儒教地区，基本孤立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完全孤立的美洲和澳大利亚。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之后，这种隔绝状态让位给了由欧洲支配、为欧洲所利用的日益增长的相互影响和一体化。到19世纪时，这一趋势最终导致了前所未有的欧洲几个大国的全球霸权。两次世界大战打破了欧洲的这一统治，取而代之的是莫斯科和华盛顿的仅维持一、二十年的两极统治——这一阶段的短暂反映了世界事态不断加快的发展速度。
虽然两极化状态的消逝现已不言而喻，但人们却说不清什么将取代它。中国由于它在东亚和整个不发达世界中日益扩大的影响，似乎正在获得可与美国和苏联相比的地位。但除此之外，有关各地区相互关系的未来形式仍然模糊不清、无法预料。人们也许会预言，随着现代化进程的迅速加快，其他非西方地区将仿照中国的做法，建立新的权力中心。无疑。现在已有了种种为了获得政治和经济的完全独立而试图统一各自的地区、并使之现代化的〃泛〃字运动，如泛阿拉伯主义和泛非主义。如果这些运动证明是成功的，那么，新的全球多极化状态会逐渐形成。各地区如中东、撒哈拉以南非洲、印度、拉丁美洲和欧洲新的权力中心会以各种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形式同美国、苏联和中国并存。如果出现这样的结果，在政治领域中便意味着传统的、1500年以前的地区自治得到恢复，而同时，在其他所有领域中，现代化的进行却会使所有这些地区空前地统一起来。
可以想象，地区间的关系也许会以这些方式发展，尽管这种发展至少对可预见的将未来说是不大可能的。事实上，现在，在大多数地区，离心力似乎大于向心力。非洲已因家教冲突和毫无意义的边界而四分五裂；这些宗教冲突包括尼日利亚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的冲突以及苏丹的穆斯林和异教徒的冲突，这些边界是19世纪的欧洲外交家划定的，现在却被各独立国家当作神圣的民族遗产来加以保护。在中东，除王朝间的世仇以及富国和穷国因石油产地使用费问题而发生的常年对立外，还存在着相应的宗教冲突，如穆斯林阿拉伯人和基督教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以及敌对的穆斯林教派之间的冲突。印度半岛已被分割成两个地区，但这两个地区极不稳固，印度的语言骚动和东、西巴基斯坦之间的紧张局势可表明这一点。同样，尽管欧洲在经济一体化方面取得了进步，但戴高乐的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的幻想在实际政治领域里仍是一个幻想。
除各地区中引起分裂的这些力量外，还存在着同样引起分裂的大国政策。这些政策的效力将在全球各地——在分裂的德国、在分裂的朝鲜和在分裂的越南——得到证明。由于在过去20年苏联和西方的竞争之外又增加了中苏竞争和中西竞争，大国的这种分裂作用在将来很可能得到进一步加强。
那么，对最近的将未来说，更有可能出现的不是一个由自治的区域集团组成的世界，而是一个由若干传统的大国势力范围组成的世界。沃尔特·李普曼几年前写道：
对势力范围的承认可以真正代替全球主义。它可以代替公开宣扬世界革命的共产党的全球主义。它可以代替允诺在各地进行反共战争的反共产党的全球主义。
对势力范围的承认已是苏联和西方在欧洲缓和相互间关系的主要基础。最终，它将为红色中国和美国提供和平共处的方案。
随着2O世纪70年代的到来，这一预见似乎被事态的发展证实了。苏美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在赫尔辛基举行；中美在华沙重新开始了正式的外交接触；苏中也在北京举行了谈判。如果这些试探性的接触能取得成果并导致李普曼所预料的缓和，那么，大国将可以自由地着手处理它们所面临的基本问题——诸如日益加剧的种族冲突、全球环境污染和富国与穷国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之类的问题。这种建设性的全球合作是否能实现是人类今天所面临的基本问题。虽然现在的某些趋势是令人鼓舞的，但是，美国人仍在干涉越南，苏联人的确侵略了捷克斯洛伐克，中东的战斗仍在继续。1969年9月，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在向联合国大会所作的年度报告中对当前的形势显然是很悲观的：〃在过去的12个月中，国际形势仍在恶化。……我几乎说不出整个世界在实现《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目标方面取得了什么进步。……而且，我强烈地感到时间愈来愈不够用。〃
第二十九章 西方的衰落与成功
苏联和美国的参战决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负。在这场大战中，传统的欧洲体系的崩溃已成为不可改变的事实。通常所称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欧洲〃现已死去，而且无复活希望。
哈乔·霍尔本，1951年
西方世界如今是人类命运的主宰者。似乎十分有悖常理但又千真万确的是，对西方实际统治的反抗已大大有助于完成西方文化对世界的征服。为了确保自己的生存，世界其余地区不得不模仿西方。正是西方的方式，信仰和目标已为人们所接受，并被用来同西方的控制作斗争。
F，L．K．胡斯，1953年
在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历史的进程意味着西方的衰落。伦敦、巴黎和柏林不再左右世界的新闻。它们也不再控制世界上的帝国。它们的陆军、海军和联盟体系已不再统治全球。例如，1860年，西欧的工业产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72％；到1931年时，这一百分数下降到42％；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下降到30％到1960年时下降到25％。不言而喻，欧洲19世纪的全球霸权已经结束，而且永远地结束了：欧洲已不可能恢复它的殖民帝国，也不可能重新建立以前的军事和政治优势。另一方面，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欧洲看来根可能会从首要地位下降到从属地位，但后来发生的情况并非如此。相反，尽管欧洲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势力相对地衰落了，但它的文化却正以前所未有之势横扫整个世界。
欧洲除了在进入一个衰落的时期外，还在进入一个成功的时期：它的思想、技术和制度正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迅速地传遍全球。从根本上说，这意味着欧洲三大革命——工业、科学和政治革命——的传播，这些革命早些时候曾赋予它向全世界扩张并征服巨大的殖民帝国的力量、动力和知识（见第十章、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但是，欧洲划时代的成功却产生了适得其反的结果：因为诸殖民帝国正是以它们的存在促进了三大革命的传播。诸从属民族深受这些革命的影响，他们的反应是有选择地采纳这些革命中的某些特别吸引人的东西，以便更有效地抵抗入侵的西方。
工业革命在19世纪从英国传播到了欧洲和美国。在20世纪前半个世纪中又传到了日本和英国自治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种传播迅速加快。当各个新国家赢得独立时，它的首要任务便是促进经济的发展。在全世界，各国正在制定和执行各种经济计划，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最典型的是加纳的七年计划（1963…1970年），这一计划旨在每年增加国民收入5。5％，七年中共增加42％。加纳总统克瓦米·恩克鲁玛在说明这一计划的基本原理和目标时所说的话清楚地反映了欧洲经济革命所产生的影响：
七年发展计划为加纳整个国家未来的进步与发展提供了蓝图。这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它建立在利用科学技术来彻底改革我们的工农业这一基础上。我们的目的是在加纳建立一个强大、进步的社会在这里，贫穷和文盲不再存在，疾病得到控制；在这里，来们的教育机构为加纳所有的孩子提供发展他们的潜力的最好机会。恩克鲁玛的继承者们宣称，他们的目标一如既往，但他们的新政策也许更能确保这些目标的实现。
科学也从欧洲迅速地传播开来，而且实际上已成为所有民族都渴望获得的一门知识。科学的客观方法论已使科学为非西方民族所接受，虽然这些民族可能对欧洲的艺术、宗教或哲学并不感兴趣。人们之所以热切地追求科学，还因为它是技术进步和经济全面发展的基础。因此，欧洲已失去了它对科学的垄断；60年代中期，美国和苏联所做的科研工作比西欧任何国家都多。到1970年时，美国在科学方面已获得81个诺贝尔奖，而它最主要的对手英国和德国分别只获得7个和6个。科学革命也开始波及非西方国家，不过，在非西方国家，由于科学和工业之间的相互关系，障碍一直很大。虽然纯科学的研究确可以不依赖工业，但科学发明的推广需要有相当大的工业基础。即使一位科学家掌握了分裂原子的理论并发展了分裂原子的技术方法，但只有拥有大量的财务资源和工业资源的社会才能从事原子能的生产。因此，只有在先进的工业国家里才有可能从事先进的科研工作。
亚非许多新国家陷入了这一恶性循环之中，因此，实际上，较穷和最不发达的新国家甚至连最小的科学进步都不可能取得。不过，另有一些新国家已拥有必不可少的人力物力资源，并充分利用了这些资源。印度和中国这两个大国的情况尤其如此，到1964年，它们已在科学方面分别获得1个和2个诺贝尔奖。印度一开始就拥有最强大的科研基地，因为英国人先前已在那里建立了一些技术学院，而且更重要的是，工业巨头贾姆希德吉·塔塔于1905年创办了印度科学院。它的活动范围在印度独立后得到了扩大，因此，印度的科学已开始在各个领域作出重大贡献。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中国政府同大多数共产党政权一样，将国民收入的极大一部分用于科学研究。
对科学的进步来说，同正式的计划和学院一样重要的是科学知识和技术在非西方地区人民大众中的逐渐传播。在马来亚，边远落后地区的巫医治病时除使用传统的咒语外，还开始依靠现代医学。在接受了政府机构关于抗疟药、维生素药丸、消毒剂和卫生基本知识的指导后，他们戴着表明他们享有作为〃医生助理〃的新地位的毕业证章回到了自己的村庄。现在，他们正在有效地利用自己的新知识和急救药箱，尽管他们在治病时仍同时使用古老的咒语而使科学蒙上神秘的色彩。
同样，在中国，科学技术知识传播协会到1964年时已有会员30万名，他们是教授、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这个协会还出版了几份发行量很大的科普杂志。英国一位科学家在1965年访问中国时报道说：
过去，农民们把庄稼得病看作是天祸，对得病的庄稼不采取任何措施。现在，在我所访问的公社里，每个生产队都对社员进行了训练，让他们认识最普通的虫害和各种类型的作物病害，并让他们懂得在发现病虫害时该采取什么补救措施。在中国各地，人民正在受到这样一种教育：人类不仅能掌握自然规律，而且往往还能利用这种知识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这种为大众所普遍接受的认识的意义还可以证明这种认识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欧洲的第三大革命即政治革命也正在席卷全球。这种政治觉醒的最明显的表现是在殖民地革命和帝国灭亡中显示出来的民族主义的迅速发展（见第二十七章）。但是，民族主义决不是从西方吹来的唯一的一股风。其他各种主义也正在包围全球，其中包括立宪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军事独裁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立宪主义曾因民主主义热情的浪潮而流行一时。不过，议会政体在一个又一个国家中向军事独裁统治或马克思主义的一党统治屈服了。应该指出，这种趋势在欧洲也是大有先例的。除捷克斯洛伐克外，中欧和东欧各国到1939年时已处于一种或另一种形式的独裁统治下。当时，出现了与纳赛尔、苏加诺和吴奈温将军酷似的人物——斯托亚迪诺维奇、迈塔克萨斯和毕苏斯基元帅。后三人同前三人一样，之所以能强行建立各自的独裁统治，也是因为议会制度腐败无能并缺乏必要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尽管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制度形式，但所有新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政治特征：民众正在逐渐觉醒并活跃起来，不管他们是否正在正式参加自己的政府。这就是政治革命的实质——上帝注定人类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这种古老的观念已不复存在。更概括地说，它意味着用现代主义的合作、知识和主动精神取代传统主义的隔绝、无知和默认。这一政治革命在一位美国记者的下面这段报道中得到了生动、明确的说明，这段报道描述了一位对自己国家的政府显然没有什么发言权的埃及工人。
在一个能俯视埃及南部尼罗河流域中即将建成的阿斯旺高坝工地的高地上，这位记者要一位衣衫褴褛的工人摆好伸出胳膊、指着工地的姿势让他照一张相。
照完相后，记者掏出一枚硬币作为赏金。赏金——一种小费——长期以来一直是埃及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少上了年纪的埃及人是通过获得一袋硬币来开始一天的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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