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犀牛型的高烧
──殭尸不能复活，门第世家不能再出现，宋光宇先生最好去小馆吃碗凉粉。
话说宋光宇先生的大吼，发表在台北《综合月刊》上，题曰〈〈论团结之道〉读后感〉。〈论团结之道〉是《综合月刊》前一期的一篇报导，报导三位政论家──吴丰山先生、陈少廷先生，和朱坚章先生的谈话。宋光宇先生就是看了那篇报导，写出他的读后感。我们讨论的不是三位先生的谈话，而是宋光宇先生的读后感。
宋光宇先生开宗明义三句话：「大家都呼吁团结，却把团结跟专制扯在一起，没有弄清楚团结的层面。」看样子宋光宇先生似乎把团结的层面弄清楚啦。我们现在就瞧瞧他阁下清楚到啥程度。宋光宇先生曰：
「仔细分析在政府中任高官的青年才俊的家世背景，可能发现有如唐代的『士族』的迹象存在。青年人想做高官，除了个人的学识与能力之外，若没有其他条件配合，也很难参与庙堂之事。」
现在是二十世纪最后的二十年，依正常人的智慧判断，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呈现出人事上「除了学识能力，还得有其他条件」的现象，都会汗毛倒竖。盖民主政治和我们所追求的政治目标，就在于一个人只需要靠学识与能力就够啦，绝不再需要其他条件，尤其是诸如金银财宝，打手如云，或门第世家。所以，猛一瞧宋光宇先生的层面，似乎是谴责这种现象。再也想不到人心隔肚皮，宋光宇先生原来却在为这种现象拍巴掌叫好。他曰：
「优先起用有才能的官宦子弟，是古今中外皆然的事。」
好一个「皆然」，简直是太乙真仙的天罗地网，不由分说的就往下罩，把「古今中外」，一网打尽，为门第世家的存在，奠立理论基础。然后，他阁下为小民庶姓悲哀曰：「寒素之士在政府中任职，依照刻板的人事制度，慢慢升迁，熬到白头，可能只是一名科长而已。」
宋光宇先生似乎连政治学上最低级的常识都敢杀价。咦，一个公务人员，在「刻板的人事制度」下，不仅可以升迁到科长，还可以升迁到司长，还可以升迁到常务次长。连最起码的文官制度都不了解的宋光宇先生，竟大谈文官制度，犹如连最起码的核子科学都不了解的柏杨先生，竟然大谈美国三里岛核子电厂爆炸事件一样，都属于犀牛型人物，貌虽吓人，其实只不过全靠皮厚。
在宋光宇先生的逻辑下，老爹没当过官的小民，只好走「终南捷径」「参加竞选」。一提起这种民选出来的公仆，宋光宇先生就发起高烧，认为比哥儿公子，差得远啦（英美法日等国，可都是选举制的，它们之所以日渐没落，眼看要亡，道理在此）。千言万语，还是哥儿公子好。宋光宇先生曰：
「世家子弟有他的优点，从小看到、听到、接触到的，都是与庙堂有关的事务，很自然的养成了一种雍容大度的气势。平民出身的人与之相比，就显得急躁不安，汲汲于名利，而且纵情放肆。」
这一段高烧下的呓语，不过炒元宏、李德裕二位先生的冷饭。呜呼，宋公，你阁下既然义愤填膺，跟小民庶姓誓不两立，就应该弄点新式武器才行，却捡起千余年前使用过，而且在当时就丢盔撂甲，朽烂了的回马枪，闭着尊眼猛戳，不管是维护哥儿公子的利益也好，或是拍哥儿公子的马屁也好，恐怕是武太郎打飞脚，出手不高。只有高烧到八十度的急色儿，才敢大言不惭的咬定哥儿公子「很自然」的就「雍容大度」。这就要问一声：纨裤子弟和荷花大少，都是哪里出来的玩艺哉。世家是官位造成的，世家的开山老祖，固也是平民出身的也。即令老爹是大官，国家有国家的机密，老爹岂能回到家里，把庙堂事务，一五一十，传授给哥儿公子？即令传授，形势一日万变，小时候学的那一套，等到长大，已面目全非，排不上用场矣。事实上哥儿公子所学的不过只是台盘上的一套──所谓「台风」罢啦，这玩艺没啥，属于花拳绣腿，跟真本领无关，即令小民庶姓，只要上学堂，念诗书，握握手，鞠鞠躬，照样精通。
然而，最惊人的是，不知道宋光宇先生根据那门学问，对小民出身的官员，下定义曰：「急躁不安，汲汲于名利，而且纵情放肆。」好像官宦之家的哥儿公子出身的官员，都心静如水，淡泊名利，而且循规蹈矩。真是树林大啦，什么鸟都有，连这种奇怪的声音都叫得出口。「古今中外」，大多数圣君贤相、英雄豪杰，包括儒家学派的圣人孔丘先生在内，以及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都是小民出身。宋光宇先生一口咬定他们无一不急躁不安，汲汲名利，而又纵情放肆。恐怕是心急如火，烧得老眼昏花，下错了嘴巴。尤其奇异的是，宋光宇先生一面强调官宦子弟是如何如何之妙，一面又强调平民子弟是如何如何之糟。夫平民的对立体应是贵族，门第世家再勇不可当，不过老爹当过官，或正在当官罢啦，仍不能说他们就有皇家血统也。宋光宇先生用刀劈西瓜的二分法，把全体中国人分为平民之家和官宦子弟，使他们对立，这种团结之道的层面，真教人能把尿撒在裤子里。
接着，宋光宇先生索性举例为证，他曰：「中美断交后，美国的新闻记者来台湾做电视访问，外交部次长钱复在接受访问时，侃侃而谈，应答流利，充份显示出他的才华和能力。而立法委员黄信介在接受访问时，说话的内容就显得散漫。这段访问影片在美国电视台播放，无论右派、中间派、或左派的华人，都对钱次长赞誉大加。」
事实上在美国的华人，所有的反应，并不全是如此。而且，即令如此，只用一场电视访问，就来判断谁有才华能力，似乎压根就不伦不类。盖只有在严格的同一基础上，才能比较。黄信介先生我不认识，至于钱复先生，我们却是老朋友啦──也可以说，他阁下是柏杨先生的小朋友。他的才华能力，不容置疑，但不能用电视功夫来跟黄信介先生比。钱复先生是职业外交官，当然驾轻就熟，如果他在台北竞选国会议员，争取选民支持时，比不过黄信介先生，难道他就没有才华能力乎哉？柏杨先生最擅长翻筋斗，可以头不着地，忽冬一声，就是一个，想当年就曾露了一手给钱复先生御览，他立刻甘拜下风，难道他就没有才华能力乎哉？人，有所能有所不能，不应该拉在一起乱比。吾友曹雪芹先生跟蒙哥马利先生，又是哪一个有才华能力？曹先生到诺曼第滩头阵地，可能发抖。但蒙先生伏案疾书，恐怕就是骨头都抖碎，也抖不出一本《红楼梦》。
宋光宇先生高烧层面，还在后头，他曰：
「华中一带人们的基因库，带有许多外来的基因，混血者常比纯种者来的好。无论在特性、长相等方面，都要好些。因此，外省人（特别指华中一带的人）是比台湾省人好看些，这是客观的生理条件。」
好一个「客观的生理条件」，客观得有点歪嘴吹喇叭──邪气。人类的遗传的基因，是所有生物（包括植物与动物）中最复杂，最变化莫测的一个项目，到目前为止，既不能了解，又不能实验，全世界还没有一位科学家敢作任何肯定，想不到宋光宇先生又使出犀牛绝招，大嘴一张，就下了定论。搬出「基因」行话术语，说外省人比台湾省人聪明漂亮，外省人中，华中人又比其他省份人聪明漂亮。虽是茅山老道登坛作法，也不敢如此呼风唤雨。如果宋光宇先生的见解是真的，那就更怪，华北人比华中人更混血得厉害，除了「戎」「狄」「夷」外，还有「匈奴」「突厥」「回纥」「蒙古」「女真」「羯」「氐」「羌」，统统融化在华北人的血液里，华中人凭啥特别起来？如果现在的官宦之家不是华中人多，宋光宇先生还会不会发明这种客观条件？
宋光宇先生的大吼，字字珠玑，美不胜收，可惜纸短情长，言不能尽。但仍要再抄一段，宋光宇先生曰：「曹操主张：『有才能而无德者，吾用之。』结果造成魏晋交替，五胡乱华。」五胡之所以乱华，另有原因，怎么忽然把大帽子砸到曹操先生头上？一个人不但做人要有品德，做学问也要有品德，对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即令咬碎钢牙，也不算英雄好汉。这种层面，可以说天下少有，地上无双。
呜呼，殭尸不能复活，门第世家不能再现，再卖劲都没有用。宋公宋公，假使你有时间，我建议你去小馆吃碗凉粉，也是治发烧的妙法之一。
我们的歌
──中华民族恢复昔日「载歌载舞」的光荣时代，成为可能。
上个星期，柏杨先生在台北听了一场演唱会──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跟时报文化出版公司，联合主办的「我们的歌」演唱会。柏杨先生日理万机，那有时间听人乱唱，只因柏杨夫人到处宣传我老人家没有音乐细胞，乃千里迢迢，御驾亲听，以示音乐细胞多不可言。散场之后，在走廊上兜了七八九十个大圈兼小圈，希望碰上一位记者老爷慧眼识英雄，问问我的感想如何？既无人理睬，只好自己下手。
感想曰：
大多数歌手都唱得很好，他们穿着日常的服装，用一种中国舞台上很少有的简单扼要而又幽默风趣的对话，作为穿插，这是一项崭新的贡献，看惯了电视综艺节目的那种挤眉弄眼、装腔作势──电视演员的绝技之一是，唯恐怕观众不知道他在那里故作滑稽。两相比较之下，耳目一亮。「我们的歌」不是皇家剧院嗓子咯咯咯咯，跟公鸡叫一样的贵族之歌，也不是舞台上衣服亮晶晶、红口血淋淋，跟火鸡叫一样的明星之歌。参加演唱的歌手没有特别之处，他们生活在我们小民中间，甚至于，他们就是我们──假如我们有那么好的歌喉的话。
歌手唱的，都是自己作的，或其他中国人作的歌。中国民歌在近五年来的兴起是两种极端引起的反应，一种极端是西洋音乐，一种极端是一天比一天使人难以消化的流行歌曲。「我们的歌」演唱会上人山人海，座无虚席，而且年龄大多数都在三十岁以下。这是一个好消息，说明中国青年已从两个极端──「崇洋」和「伧俗」的夹缝中，破茧而出，尝试着走出自己的道路，唱中国人自己的歌。只有在这些歌中，我们才感觉到自己的血液在自己身上澎湃，和自己生命的充实。
然而，最大的意义更超过于此的，那就小孩没娘，说来话长，柏杨先生在六○年代就喟而叹过，叹的是中华民族似乎是一个没有声音的民族（附带的，中华民族似乎也是一个没有动作的民族）。古中国人可是有声音的，「音乐」还被列为六经之一，地位的崇高用不着说啦，所以刘邦先生以皇帝之尊，说唱就唱。其他小民，恐怕更是歌不离口。可是后来不知道怎么搞的，柏杨先生认为，可能跟道学理学有关，十一世纪以降，道学理学成为儒家学说的主流，要求每个人都要做圣人，而做圣人就要动心忍性，起敬起畏，小说不能看、诗不能作、歌不能唱、舞不能跳──除了一年一度祭奠孔丘先生华诞时跳一阵那种教人起鸡皮疙瘩的六佾舞。于是想圣人、思圣人、看圣人、拜圣人，一心一意的要当圣人。中国人的灵性遂逐渐被酱住，舌头也硬啦，腿脚也僵啦，一千年来，走肉行尸。
记得一九四六年抗战胜利那一天，大日本帝国投降，天大的捷报传到后方，中国人欢欣若狂，可是欢欣若狂归欢欣若狂，却无法表达这种欢欣若狂，大家在院子里燃起熊熊营火，只有围绕着该熊熊营火，呆若木瓜，想唱不知道怎么唱，想舞不知道怎么舞，因为大家都不会，天崩地裂般的感情，像哑巴一样无由表达，那情景教人看啦，忍不住为中华民族的老大和衰落，流下眼泪。试看西洋同胞，他们是如何的接受胜利的哉。
──回忆一段历史上的小事。想当年清王朝宰相李鸿章先生赴欧洲访问，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御宴招待，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威先生当场就高歌一曲，这被酱萝卜认为「有失身份」的举动，吓了李大宰相一跳，但他也只好跟着唱，他阁下肚子里既然无货，情急智生，就唱了一段〈十八摸〉，「一摸摸到姐儿的裤子边呀」！幸亏洋老爷不懂中文，恁凭摸了个够之后，报以掌声如雷。
往事已矣，经过音乐界大力朋友的提倡，中华民族终于发出自己的歌声──真正的中国人的歌，和日益普遍的民族舞蹈相结合，使中华民族恢复昔日那种「载歌载舞」的光荣时代，成为可能。当然，千余年来累积下来既稠又浓的酱缸，不是一下子就可跳出来的，但有一分努力挣扎，就多一分新鲜空气帮助灵性的成长。
「我们的歌」是青年努力的一部份。赵学萱、张小雯二位女士的〈拜大年〉，以急风骤雨的节奏，表达出绥远省──事实上是全中国，在农业社会中新年时的欢乐。郑泰安先生，这位充满了爱心，多才多艺的精神病科医师，用方言唱〈杯底不可养金鱼〉，道出台湾同胞举盃高歌的慷慨豪情，每一句都会在听众心头引起一声呐喊。张伯仁先生是一位杰出的歌手，他用丰沛的感情和雄浑的歌喉，唱〈玛家乡的多纳村〉，那是一个游子的心声，在离乡背井若干年后，再回到他童年生活的地方，再相逢熟悉的山川，和忽然亭亭玉立的美丽姑娘；呜呼，世界上最美的回忆是童年，不管童年日子是幸福或不幸福；世界上最使人不忘的是童年生活过的故乡，那里的土地比任何地方的土地都洋溢着芳香，这种歌声，特别震人心弦。
最突出的一个节目是吴至青女士吟咏古词〈摊破浣溪沙〉〈如梦令〉〈雨霖铃〉，这虽是一千年前的古老词句，可是因为现代学堂的中文课程里，都有词选的缘故，所以在观众心灵中也很容易共鸣。词的吟咏没有伴奏，而是独吟。乡土的声音引我们回到故土，词的声音引我们回到一千年前宽袍大袖的时代，而一点也不觉得陌生。
赵树海、黄大城二位先生〈打鱼的儿郎〉，使人想起三○年代的〈渔光曲〉，不过三○年代的渔家充满了无可奈何的哀怨，八○年代的渔家却生气勃勃的面对着汹涌的海洋，歌声就是信号，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的信号。
这几位歌手的歌是成功的，然而，少数歌手，和演唱会方面，也有值得严重检讨的一面，也就是柏杨先生认为差劲的一面。我想，如果作为一个同乐晚会，无懈可击，如果作为一个售票一百元，甚至二百元的正式演唱会，就不够水准。抛开有些不成熟的演唱不谈，仅舞台就没有好好利用，而若干歌手似乎太弱，弱到使人有一种凑和的感觉。
有位歌手先生唱他自己作的词，意思是感慨往事如烟。呜呼，往事如烟应该是柏杨先生之流老家伙们的事，不应是年轻小伙子的事。小伙子当然也有往事，问题是，还不到感叹的时候，辛稼轩先生曰：「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愁自不能深刻。年轻朋友要习惯于眼睛往前看，前途固如锦如花也。中华民族不能再往下沉啦，我们希望青年唱出他们的喜悦、他们的盼望，甚至他们愤怒，但不希望他们唱出林黛玉女士的情意结──那种顾影自怜，自怨自艾的灰白色情意结。各位老弟老奶，以为如何乎哉。
诗词吟咏，为我们的歌开辟新的天地，但这里似乎有一个问题，唱出现代人的感情易，唱出古人的感情难。尤其是，古诗词都是用的古音──现在保存古音最多的是闽南话和客家话，例如「天上人间」，必须闽南话或客家话发音：「天上人干」，才真正是古诗人的原味。如果用现代北平话发音，稍微粗心大意，处理不当，就成了莲花落。
最后，就是伴奏的乐器，从头到尾，百分之九十九，都是用的吉他，吉他是西方社会的言语工具，对东方若干情调，在结合上有相当困难。〈好了歌〉如用二胡或月琴伴奏，恐怕更能表达出那种消极沉郁的人生情绪，换上吉他，就跟在锣鼓喧天的京戏台上，唱圣歌一样，「乐」跟「歌」处于格格不入的窘境。嗟夫，既然是「我们的歌」，就不要搞成「他们的歌」。最显着的例子是压轴歌「海棠──我爱中华」，那才真正发挥吉他的功能，疾风暴雨，怒潮狂涛，包围着赵树海、黄大城二位先生雄壮的歌喉，使全场震动，听众融化在伟大的认同之中。
再最后，节目不宜变动，不宜临时改得跟节目单不一样。时间要控制，不能控制，一万个理由之外，再加一万个理由，都是缺憾。
头发的故事
光秃秃兼秃秃光，不但丑陋，而且是一种隐性的谋杀。
中国人的头发跟中国人一样，五千年来，多灾多难。第一场灾难发生於十一世纪，金政府下「剃发令」，这个剃发令在历史上没有留下强烈的痕迹，在民间也没有引起强烈的反应。但它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