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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中国文字的结构，在基本上是从左向右的。所以，横写时从左向右，字跟字间的距离，容易衡量。如果从右向左，就非常难掌握矣。像从右向左的「中国万岁」四字，猛一瞧固然均匀停当，各就各位。但考察一下实际，当学问庞大之士下笔挥毫的时候，却是先写「岁」，再写「万」，又再写「国」，最后才写「中」的，这种逆流而上的写法，如果遇到长长的一大句或长长的一大段，那真能把人累死。我真不明白，当一个中国人，何必非如此辛苦不可乎哉。
有人主张数学、物理、化学，以及英文文法书，可以从左向右横排，其他的书则必须从右向左直排看起来这是一个折衷办法，不过仔细一想，问题又出来啦。其一，这是一种使中文分裂的办法，中文势将成两类：一类曰横写的中文，一类曰直写的中文（而在横写的中文中，现在又分为二：一曰从左向右的横写中文，一曰从右向左的横写中文）。一个完整的书法体制，从纪元前三世纪大一统，到今天已两千二百年，成为中国人最大的向心动力之一，为啥用尽心机，非使它一分为二不可耶。只有我们的敌人，才忍心下这种毒手。其二，事实上除了数理化英文文法书之外，其他需要横排的地方，多如牛毛，即令一分为二，仍然乱七八糟，混淆的情形，更要严重。
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好比填起表来吧，「一二八战役发生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这即不是数理化英文文法书，又不能用相沿的直书（因为表是横格子的焉），遂成为一个崭新的课题，如果坚持从右向左，就成了「一二八战役发生于」「日八十二月一年八三九一」。这种奇异形式，读起来能把活人气死。假如「国民身份证」「Ａ字第102984868号」，一旦从右向左，读起来就成了「国民身份证」「号868489201第字Ａ」，到了这种程度，读起来摇头摆尾，不但能把活人摇死，简直还能把死人摇活。
吾友沈君山先生曾有〈中文横写和维护传统〉一文，叹曰：「以现代眼光来看中文横写，若一律从右向左，那台湾便成了世界科学文明的孤岛。」立法委员费希平先生也曾在立法院院会上告诉教育部曰：「文字的改革与简化是必要的，否则将因文字书写的浪费时间，而相对的减少吸收广博知识的速度。而中文横写，现在尚无最后的规定，但横写从右向左，不但不合世界潮流，且文字中夹杂阿拉伯数字时，也极为不便。」
谈到文字改革与简化，事体重大，柏杨先生曾为提倡简体字坐牢，现在封嘴大吉，但中文横写应从左向右，却是历史的定律，再顽强的阻力，只能延缓它的实现，不能取消它的实现。俗语曰：「人过一百，形形色色。」任何时代都有反对进步的顽固份子，生在清王朝末年，他们就反对革命，反对共和，反对剪辫子，反对放足。生在中华民国初年，他们就反对白话文，反对标点符号。生在现代，他们就反对文字简化，反对从左向右。而且每一次都使用发高烧的泛政治手段，磨刀霍霍，使人又怕又呕。
于此，奉告反对从左向右的学问庞大之士，谈学术最好单谈学术，如果一定乱罩，那么，贵阁下走路时，千万别先迈左脚。
中国面对着西洋文化的冲击，已不绝如缕，再不能不加珍惜，酱住它只有使它没落死亡。
文人无行乎？文人相轻哉
我有两位朋友，一位在大学堂当教习，一位是职业作家。有一天为了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恶言相加，教习詈作家曰：「你文人无行。」作家也詈教习曰：「你文人无行。」我本来英勇的从中劝架，希望爆发大场面的，但劝来劝去，看他们其笨如牛，任我怎么努力，都骂不出新花样，老是在「文人」这个小圈圈里翻筋斗，不由的兴起江郎才尽之叹。
两个家伙明明都是所谓的「文人」，却硬把自己身上的膏药，揭下来猛往对方脸上贴，大概对「文人」一词，印象不太好之故。想了半天，也想不出来「文人无行」这句话是谁发明的，真是鬼来之笔，成为克星。一旦惹谁冒了火，准飞来这四个字，雷霆万钧的套到头上，套的两眼昏花，招架不住，于是，「无行」遂成为「文人」的专利品，自己推也推不掉，别人抢也抢不去。
中国（其实洋老爷之国也一样）古时候，知识份子只是全民的一部份，而且是一小部份，他们治理国家，管理政府，干的都是不识字的人干不了的事──政府中也不断出现过不识字的高官，但只是少数，无碍于政治的运行，如果大多数都不识字，甚至全体都不识字，恐怕这个政府要下台鞠躬。小分裂时代一位后汉帝国老粗大将史弘肇先生，曾用充满了轻视的口吻曰：「笔杆有屁用，扞卫国家，全靠长枪大矛。」宰相之一的王章先生顶之曰：「没有笔杆，那些拿长枪大矛的人吃啥？」一个人的见解，往往受他的生活背景所拘限，史肇弘先生虽然最后爬到高位，但脑筋仍然酱在长枪大矛的阶段。
刘邦大帝所以高明，就是他具有超人的领悟力，对陆贾先生所说的话：「马背上可以得天下，但不能马背上治天下。」立刻全部吸收。他如果认为只有长枪大矛就够啦，他建立的西汉王朝势必早完了蛋。辽帝国的皇帝耶律德光先生，就差了一截，他率领契丹兵团，打到开封，把后晋帝国那位荒唐的皇帝石重贵先生捉住后，拒绝重建政府组织，认为他那种原始部落「打草谷」办法，任何地方都行得通，结果激起人的反抗，把他赶走，不明不白的死在杀胡林。
所以中国历史上，知识份子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当官的知识份子，一类是当不上官，或还没有当上官的知识份子。前者谓之「士大夫」，被称赞为国家栋梁，后者就成了所谓「文人」。发明「文人无行」的朋友，我们可以确定他准是幸而当上了官的知识份子，对于同时往上爬，而屁股还没有坐上权力宝座的朋友，一千零一个瞧不起，就跟猪八戒先生，见了当年的同类一样，立即大展猪威，狠狠的筑上一钯，藉以表示他已非昔日凡品。昔日凡品则一律纳入文人系统，简直臭而不可闻也，臭而不可问也。
于是乎没有当官的知识份子，凭空被插上「文人」的标签，成了没有甲壳的裸体动物，全身暴露，纵然是流氓地痞下三癞，以及假冒伪善的烂货，都可随时随地踩上一脚，詈曰「文人无行」而不愁后患。盖笔杆固然可以治理国家，短兵相接时，却不能使对方头破血流。
「文人无行」的节目，写起来能写一火车，轻一点的像司马相如先生勾搭小寡妇，韩寿先生勾搭宰相的女儿。重一点的──其实根本没有重一点的，没有当官的知识份子一旦能狠狠的把对手干上一记，那他准已经大大小小至少是个官矣。呜呼，作恶并不简单，不断的作恶更是亨字辈的特权，没有当官的知识份子，手无寸铁，坏一次良心就可能连老本都全部报销，没有坏第二次良心的机会。不过即以司马相如而论，勾搭不勾搭固然在男主角，但卓文君女士也不是幼稚园小班，接受不接受她自有主意，既接受矣，便是恩爱夫妻。如果正义之士坚持那仍是「无行」，那么他就得庆幸他阁下的老爹，幸亏有这种「无行」，才能娶到老娘，精彩的生下了他。至于韩寿先生，那更冤枉加三级，事实上是贾小姐先向他下手，只因韩寿是个没有当官的知识份子，就得背上这个黑锅。
天下勾搭女人最多的，莫过于皇帝。说他勾搭，未免过度温柔敦厚，绝大多数都是霸王硬上弓，搞的各级官民，家破人亡。玩腻啦一脚踢开，还杀之刮之，甚至连全家全族都要赔上老命。又有哪个正义之士，敢龇牙说一声「皇帝无行」乎哉。同样一件事，没当官的知识份子做啦，正义之士就哇啦哇啦，拉起来嗓门叫曰：「文人无行呀。」可是皇帝老爷做啦，正义之士的嘴巴里就像塞了一根香蕉，连哼哼都不敢，只敢铁证如山的喊「皇帝圣明」。面对着没有甲壳的裸体动物，义愤填膺，「虽千万人，吾往矣」。不但安全，而且还可以烘托「俺奴家可不是那种人」。如果一时把握不住，面对着九五之尊，「虽一个人，吾往矣」。恐怕一往不返。悲哉，发生在有权势的知识份子身上，丑闻会自动的化为佳话。发生在没权势的知识份子身上，佳话会自动的变成丑闻。
除了「文人无行」，还有「文人相轻」。这个疮疤的发明人我们可是知道的，他就是身为皇帝老爷的曹丕先生。曹丕先生的话，有他的根据，但问题也就发生在这里，一个动物学家曰：「蝴蝶是有翅膀的。」门徒们遂闭着眼睛一口咬定天下只有蝴蝶才有翅膀，但有翅膀的动物固千千万万也。文人固然相轻，可是医生就不相轻乎哉，教习就不相轻乎哉，商人就不相轻乎哉，当官的就不相轻乎哉，司机就不相轻乎哉，工程师、科学家、电影明星、开饭店的，都不相轻乎哉。柏杨先生最近想装一个小铁窗，以防贼老爷光临乱俘，当时就有三家铁匠老板，把对手褒贬的一文不值。连巷口磨剪刀的老张，就没把另一位打游击磨剪刀的老王，放在眼里，认为老王半路出家，是一个大大的外行，连刀刃上的薄钢都磨光啦，呼吁我们这一带亲爱的住户，不要上当。
古人曰：「同行是冤家。」「冤家」的情调，似乎比「相轻」要严重的多，可是正义之士却不敢碰冤家，只敢乡下佬吃柿子，专拣软的捏。没权势的知识份子没有保护自己的甲壳，只好被捏。被捏的结果是，「相轻」也就成了没权势知识份子的注册商标，动不动都会有聪明才子，掀起盖来让大家瞧瞧。中国的艺术批评，包括文学批评，以及严格的批评态度，始终无法建立，原因全出在这个注册商标上。你只要胆敢批评某一幅画或某一部书，对方只要一句话就可一手遮天，先作心平气和状，然后悠悠叹曰：「这不过是文人相轻罢啦。」一切公论，全付落花流水，甚至还可能惹得一身羶腥。
问题是，偏偏也有不相轻的。夫一个真正的作家──不是妒火中烧的作家，他实在没有时间去轻视别人。然而，在「无行」和「相轻」两块巨大的夹板之下，没当官的知识份子，遂倒了八辈子楣，连走路都得小心翼翼，不敢碰一个石子，否则正义之士和文坛打手，前击后攻，无不大败。
不过，时代已大大的不同，教育普及的结果，人人都成了知识份子。柏杨先生的一个朋友，老年丧妻，想找一位老伴，共度残年。有些朋友建议他最好找一位不识字的婆娘，以免她阁下挑三嫌四，胡思乱想。朋友辛辛苦苦找了几年，不得不悲哀的发现，要想找一个不识字的，可真不容易。这年头连五六岁的娃儿，用注音字母写起信来，都长篇大论。
每一个人都是知识份子，知识份子就特别不起来，不能构成一个阶层。当官的知识份子既非荣耀不凡，不当官的知识份子就没有资格被封为「文人」。在私人公司当绘图员的博士，在计程车上当司机的大学生，你总不能说他们是文人吧。嗟夫，教习就是教习，作家就是作家，「文人」跟「进士」一样，早已绝种，所以，这个法宝最好少祭，动不动就念念有词的正义之士和文坛打手，就得先把自己的尾巴夹起来，才不会被别人踩的哇哇叫。
恶补大国
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和最多的补习班
任何一件存在事物，都有它存在的社会条件。有了这些条件，它一定诞生，一定成长茁壮，搬块大石头压也压不住。没有了这些社会条件，你就是敲锣喝道，它还是不出来。君不见到处都有美容院乎，鼓其如簧之舌，保证满脸皱纹的阿巴桑，只要花上几两银子，被它那么一搞，立刻就千娇百媚。柏杨夫人前些时忽然冒出返老还童决心，不断向我伸手。而我是视钱如命的，岂肯乱用到那些骗子婆娘之手，柏杨夫人嚎曰：「老头，你不愿你老婆如花似玉呀。」凭天地良心，天下那有丈夫不愿自己妻子如花似玉的哉，不过据我的考察，就是把五十吨的蜜死佛陀堆到柏杨夫人头上，恐怕她阁下也如花似玉不起来。但是她老人家仍是往美容院猛跑，我虽然引经据典，并且弄了些洋书和洋大人的名言隽语，以张声势，结果她老人家猛如故。一年下来，尊颜未改，而我的稿费单却常常失踪，良堪痛心。
于是柏杨先生发现，世界似乎只有美容院，却没有丑容院，不禁恍然大悟，假使有位学问庞大的朋友，在台北开一家丑容院，宣称用不了十分钟，就能把一个如花似玉变成一个阿巴桑，恐怕能把他这个老板饿的死去活来。这道理连三岁娃都知道，人有爱美的天性，不但女人有爱美的天性，男人爱美的天性更为勇敢，所以女人为了漂亮而花再多的钱，臭男人都付得起。这种形势，连飞机大炮都挡不住。那也就是，如果开了丑容院，同样的，用飞机大炮，也不能把太太小姐轰进去。
恶补──恶性补习，也是如此。记得三四年前，或五六年前，某报社论突然宣布我们是「文化大国」，可惜自从猛叫了那一声之后，除了柏杨先生印象深刻，忍不住偶尔响应两句之外，已没人再提，大概是不好意思之故。我想，文化大国似乎太谦，事实上我们是「恶补大国」，台湾补习班之多，补习班之大──高楼巨厦，冷气电梯，以及教习待遇之高，使有些官办的学堂，黯然失色，补习班老板一个比一个阔，有的脑满肠肥，有的身揣绿卡，有的远在加利佛尼亚海滩，别墅焉、地产焉，好不风光。而一些「恶补大王」型的教习，更是身价非凡，柏老就有一位朋友，身在台北，每星期去台南一天，由台南补习班致送往返飞机票，早上呼呼飞往，晚上呼呼飞返，机场有人恭接，休息有高级旅馆，虽阿拉伯王子下东洋，也不过如此，好不羡煞人也。
但各位读者老爷千万不要认为这也不错呀，补习班真是尊师重道。事实上补习班完全是一个现代化的商业机构，在这个现代化商业机构之中，财神高高在上，既没有「师」，也没有「道」，所以也就根本无法去「尊」，更无法去「重」。补习班里只有「推销员」和「主顾」，推销员是教习，主顾是学生。也可以说，补习班就是马戏团，教习就是小丑，学生就是观众。你能招徕观众，你就是大牌红星第一等角色，不要说坐飞机，就是坐火箭，老板也千肯万肯。可是一旦你黔驴技穷，不能叫座，或年老色衰，门前冷落。彼时也，别说坐飞机，你就是甘愿坐钉子，老板也没钱买。
半年之前，一位回国不久，在某大学堂教数学的打狗脱，前来拜访，他深知柏老神通广大，拜托介绍教补习班，他是一个老实人，愁眉苦脸曰：「老头，你看我，靠大学堂的薪水，捉襟见肘。」进取之心，人皆有之，我就帮了他一个忙，结果不到两个星期，面无人色的被赶出大门。呜呼，补习班的教习，跟一般学堂的教习不同，学问大不值一个屁，主要的必须能招蜂引蝶。学生跟教习之间，既没有师生名份，更没有师生感情。普通情形之下，银货两讫，交易而退，谁也不欠谁的。盖学生老爷没考上联考，掏出银子，来收买两套本领，准备再干，如果教习不能卖给他两套结结实实的考试功夫，学生们总不能让银子泡汤，当然拍拍屁股就走，去别的店铺，打听有没有更好的货。嗟夫，学生就是饭碗，饭碗生脚，教习能不生脚乎哉。
补习班老板，把教习当作摇钱树──对不起，越比喻越不像话，这当然不是说你阁下，请别多心。而只是，谁能为他摇钱，谁就是活宝，恶补老板抢着重钱礼聘，活宝一咳嗽，老板就掏阿斯匹灵。如果摇不出钱来。就是爱因斯坦先生也不行，两节课下来，一看你讲的不见得抓住联考题目，学生立刻散了一半（没全部散掉已够面子啦），老板的脸色就像刚挨了破鞋底，如果再不知趣，第三堂仍敢走进教室，那恐怕真是世界上第一流胆大包天的冒险家。
补习班里，一切都是买卖，而且是无情的买卖，学生跟教习之间冷若冰霜，老板跟教习之间也冷若冰霜，而教习跟教习之间，同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