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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习班里，一切都是买卖，而且是无情的买卖，学生跟教习之间冷若冰霜，老板跟教习之间也冷若冰霜，而教习跟教习之间，同样冷若冰霜。柏老曾参观过台北最大的补习班之一，看到下课时的奇景，不禁吓了一跳。诸教习像沙丁鱼一样的挤在休息室，乌黑一片，却鸦雀无声，大家面目痴呆，精疲力尽，互相间不交一语，不但谁也不知道谁姓啥，简直是谁也不知道谁是男是女。盖正式学堂上课，教习可慢慢的讲，扯扯闲话，发表发表属于自己的见解，训训学生出口自己的闷气，而补习班却是严阵以待，教习必须使出浑身解数，真刀真枪，一有冷场，就要卷铺盖，话题稍离考题，也得卷铺盖。严格说来，挣那份银子可真不容易，那不能称之为教书，只能称之为拚命。下得课来，自然奄奄一息。
有些恶补大王一星期能教五十六小时的课，不分昼夜，埋头苦讲，连星期天都不休息，目的不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而是奋不顾身的赚钱，于是，台湾的教习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恶补教习，小焉者生活宽裕，悠哉悠哉。大焉者除了没有私生活，没有人生的情趣外，其他应有尽有，汽车焉，洋房焉，有的甚至跟恶补老板比美，此乃第一等人物，使人起敬起畏。另外一类就不必提啦，只靠固定薪津的正规教习，面有菜色，迂不可及。
──其实当教习的，还有两条大路发展，一是搞上一个有钱或有权的腿抱之，弄个顾问、委员、董事、监事之类的名堂，一旦奉命，立即提笔上阵，搬出学术理论来支持大亨怎么搞都是正当的。另一是钻个官做做，「学而优则仕」，中外如此，谁也没啥可说。
问题是，教习老爷岂真愿当恶补大王哉，乃不得已也，现在的待遇，初级中学堂的教习，每月大约六七千元。高级中学堂的教习，每月大约八九千元。大学堂的教习，每月大约一万余元。我们说「大约」，因为教习每月到底多少钱，谁也不知道，教习自己也不知道，恐怕请主计会计的朋友张口，也一言难尽，盖数目无几，却名目繁多。倒转过来说，虽然名目繁多，却数目无几。生在笑贫不笑娼的工商社会，五口之家，真得有点挺劲。要想进一步的温饱──台湾亚热带气候，夏天长而且热，应该改为要想进一步的凉饱，如买个电风扇，或雄心万丈，买个二手货的冷气机之类，既然没有别的妙法，只好乞灵于恶补矣。
学生老爷恶补的唯一目的是考上学堂，教习老爷恶补的唯一目的也是使学生老爷考上学堂──学生老爷必须能考上学堂，教习老爷才有钱可拿。补习班老板好像月下老人，把双方撮合在一起，两情相愿，各取所需。跟美容院一样，有它存在的社会条件，再大的力量都无法把他们拆散，更阻挡不住它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
三大考场舞弊案
希望中华文化在考场舞弊案的处理上，复兴复兴。
恶补的历史，可谓古矣，却在今年（一九七八）出了可大可小的纰漏。台北市培元补习班，在戒备森严的联合招生委员会中，来一个钱能通神，弄到试题，该补习班的学生老爷遂有福啦。当事情喧腾之初，联招会官员怒发冲冠，一推二六五，咬定试题没有外泄，凡说外泄的，都是恶意中伤兼包藏祸心。这是传统官场中的「摀粪缸盖」绝技，啥事都承认，就是不承认错误，对任何批评，就跟刺蝟一样，自己先行口吐白沫，针锋森森，教人不敢张嘴。不幸的是，这次没有摀好，被查出了真赃实据。印刷厂小小的吃了官司，培元补习班悻悻的关了辕门。硬嗓子的官员，则竹报平安。事态如此重大，处分却如此稀松，于是国人大惊。
这使我们有勇气回顾清王朝的三次考场舞弊巨案，三次考场舞弊，分别发生于一六五七、一六九九、一八五八。
一六五七年，南京主考官方猷先生，副主考官钱某先生（名字一时记不起来），二人率领十八位考试官，有志一同，大做买卖。发榜的那一天，全城哗然。一位考生老爷就写了一本《万金记》小说，「万」者，「方」字去一点也；「金」者，「钱」字去一边也，把送贿受贿的种种关节，作详细的描绘。清政府不但没有逮捕该书的作者，反而下令调查，把方猷先生的本家方章钺先生抓到北京。方章钺先生遂供出全部内情──跟「万金记」书上说的一模一样。清政府就把全体考生（举人），集中起来再考一遍，花钱的大爷遂全部露了原形。结果是，方猷、钱某两位正副主考官砍头，十七位考试官一字排开，一个个绞死（考官之一的卢铸鼎先生，鸿运当头，早翘了辫子），他们的父母妻子，全体放逐到边疆，财产全部没收。那露了原形的有钱大爷，一齐充军。
跟南京考场舞弊巨案同时，也是一六五七年，首都所在地的顺天（北平），考场也发生舞弊。主考官李振邺先生、副主考官张我璞先生，眼睛只看见银子，没看见十年寒窗苦读的贫穷考生。他们跟有钱的大爷约好，由有钱的大爷在试卷上作一个暗号，然后按暗号行事，代价是银子六百两。以当时的购买力而言，一个人一个月的伙食，不过二两。六百两够一个人吃二十五年，可谓庞矣大矣，无怪动人心魄。动人心魄的结局是，李振邺、张我璞以下，包括行贿的考生，以及中间的媒介体。一齐法场斩首，家产没收，父母妻子有祸同担。
四十年后的一六九九年考场舞弊，也发生在顺天（北平），放榜之后，大家先是瞪眼，接着是奔走相告。那时候还没有报纸，只有用笔写的「招贴」满街飞。清政府也没有捉拿写招贴的要犯，同样的也立刻明查暗访。主考官李蟠先生，是一位知名度很高的「大儒」，七十岁时考取了状元，皇帝玄烨先生瞧他一副德高望重的模样，不久就派他当主考官，在科举时代，当主考官是一种最大的荣耀。副主考官姜宸英先生，则是李蟠先生同榜的探花。但状元也好，探花也好，照样见钱眼开。
明查暗访的结果是，李蟠贬窜到蛮荒，姜宸英死于监狱。
五十年后一八五八年考场舞弊，是三次考场舞弊案中最大的巨案，地点仍是顺天（北平）。主考官柏莳先生，官拜宰相之职（军机臣），而且还拥有「紫禁城骑马」的殊荣。副主考官是部长级官员朱凤标先生（尚书），跟程庭桂先生（左副都御史）。柏莳当大官当的时间太久，一切不在乎，加上年老体衰，凡事都交给他的侍从（门丁）靳祥先生去办。靳祥先生小心恭顺，把柏莳搞的心服口服，当作亲信，一切都听靳祥的。呜呼，驴大啦，驴尾巴也大啦，俗不云乎：「宰相的家奴七品官」──县长就是七品，靳祥自然威振天下。不知道他收了那位曾当过演员的平龄先生多少银子，反正是平龄先生考试及格，高中第七名举人。夫「演员」在现代社会，贵不可言，柏杨先生这一生最大的憾事，就是缺少一位演员朋友，自觉门楣无光。但在十九世纪，演员却是没有资格参加考试的。平龄先生这么往上一窜，自然喊声雷动。
平龄先生是第一个关键人物，第二个关键人物是罗鸿绎先生，他阁下的程度比平龄先生的程度要高，但在成绩上仍差一大截，于是靳祥先生就跟考试官之一的浦安先生，合作无间，把另一位倒楣考生的试卷换到罗鸿绎先生名下。这本是高度的机密，天老爷也不会知道。可是，偏偏平龄的事一闹大，靳祥一被捕，这件事以及其他类似的五十余位有钱大爷的事，全抖了出来，其中竟然有副主考官程庭桂先生的儿子在焉。处理这件巨案的程序仍是老办法，清政府把那些考生（举人）集中到皇帝的「南书房」，作一次覆试。作文题目「不亦悦乎」，作诗题目「鹦鹉前头不敢言」，结果丢盔撂甲。平龄先生拿起笔来就好像抱起一门重炮，战战兢兢，汗出如浆，怎么写也写不出几个字，这不能怪他，他本来就不认识几个字。罗鸿绎先生比较高级，倒写了几句，但也只是几句而已。
靳祥先生不过一个宰相的仆役，竟能把国家最隆重的考试大典搞的天昏地暗，当然不简单，盖他的主子当他的靠山支持他，谁都木法度也。靳祥先生认为「天塌啦有大个子顶住」，现在塌啦，大个子却顶不住。皇帝奕诧先生鼻孔冒烟，召开御前会议，要裁决怎么处理时，只有十七位高阶层参加，气氛紧张，以致身为部长（尚书）的麟魁先生竟吓的撒了一裤子青颜色的尿（据说是胆破了的缘故）。结果，宰相兼主考官柏莳、考试官浦安，有钱大爷考生罗鸿绎，穿针引线的媒婆李鹤龄，以及一位代替弟弟出面应讯的冤枉鬼程炳采，一律砍头。副主考官程庭桂（程炳采他爹），放逐边荒。至于巨案中两大主角平龄先生和靳祥先生，则早死在牢房之中。──他们的死也是一个谜，是杀人灭口，免得牵连更多欤，抑或真的寿终正寝，我们不知道，也不必知道，反正是死啦。
这场考场弊案，是一场大贪污大贿赂巨案。当时盛行「条子」之风，条子者，条子也。有钱大爷在一张便条纸上写明他阁下试卷上的暗号，好比说，在试卷上某一个地方，一定用某一个字之类，然后看自己的经济力量，在便条纸上划几个圈圈，一个圈圈是银子一百两，用不着补习班恶补，只要圈多就行，有的能划五六个圈圈，那就是银子五六百两，然后请介绍人送给考试官。到了后来，大家都成了无耻之尤，连介绍人都不要啦，而由自己直接面交。考试官等到发榜，凭条收银，皆大欢喜。有钱大爷固然乐不可支，考试官也以接到的条子越多越光彩。盖五圈一张的能有十张，便是五千两，天下生意，哪一行有此庞大的利润哉。
清王朝考试制度经过一再整理，所以严肃的时候居多，成为清王朝的美政之一，直到那拉兰儿女士当了皇太后，为了表示她的宽大仁政，考试才一溃而不可收拾，大批牛头马面官员出笼，国事遂无法挽救。
这些都是往事矣，到了今天，上距一八五八考场舞弊，恰一百二十年，又发生了台北联招会泄题丑闻，可是反应却大大的不一样。
以上是「回顾」。既有「回顾」，势必要「前瞻」一番才合乎作文之道。于是柏杨先生希望整天嚷嚷的复兴中华文化运动，最好先在考场舞弊案的处理上，复兴复兴。
别仇视联考
在我们没有发明更好的考试制度之前，联考就是最好的考试制度。
恶补为人诟病久矣，联考也为人诟病久矣。所谓「诟病」，完全学院派姿态，事实上简直被痛恨入骨。可是，诟也好，恨也好，二大巨瘤稳如泰山，屹立不动。
联考不是新兴事物，远在对日本作战的四○年代，中国就有联考，不过因为地大物博之故，不能集中在一个地方举行，而是把全国划分为若干区，分别举行的焉。若「西北区大专院校联考」，包括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绥远、甘肃，考场分别设在洛阳、西安、兰州。若「西南区大专院校联考」，包括四川、西康、湖北、湖南、广西、云南，考场分别设在成都、重庆、昆明。那时大专学堂有限，每省少的只有一个，更少的索性一个也没有，而且校际之间，相距数百公里，甚至千余公里。后生小子只有往距离自己最近的学堂里钻，钻不进就有此生休矣之叹。联考实施后，等于学生大交流，而且节省可贵的财力和时间，在那个交通困难的时代，尤其对女学生，更是功德无量。云南的后生小子想读成都的学堂，只要到昆明考上一考，甘肃的后生小子想读河南的学堂，只要到兰州考上一考，就可如愿以偿（当然你要考得取）。如果没有联考，那就要跋涉千山万水，很少有火车可坐，只有靠藕断丝连的公路，向一个陌生城市碰运气。不但痛苦，而且危险。
联考有过崇高的贡献，原封搬到台湾，也搬了三十年。但这三十年的日子似乎颇不好过，年年都有人把它抨击的体无完肤。记得十五年前曾一度火爆，一些痛心疾首的朋友，主张把联考干掉，因而引起广大的反应，反应几乎是一面倒：认为如不把联考干掉，一切罪恶──包括恶补在内，都无法肃清。感谢上帝，幸亏没有把联考干掉。我们可以准确的预测，干掉了之后，比留着它更糟。盖旧毛病依然存在，而新毛病势将如倾盆大雨，从天而降，那可就惨也。
试想一想，一旦联考寿终正寝，将会有啥变化。如果各学堂的考试日期定于同一个日子，第一个现象是，后生小子一窝蜂涌向好的学堂，好学堂门庭若市，坏学堂则门可罗雀。门庭若市的激烈程度，跟联考有啥分别乎哉。门可罗雀的招不到学生，只好关门大吉。结局仍是大批大批的学生老爷，被挤出学堂大门。为了要读好学堂，恶补就更旺盛，近视眼镜也就更多。第二个现象是，门可罗雀的学堂如果不肯关门大吉，那就必须「续招新生」「三招新生」「四招五招新生」，一直把名额招满为止，于是怀着骑马找马的落第士子，就要经过「续考」「三考」「四考」「五考」，而每一次考试都是一场能送掉老命的肉搏战，对后生小子伤害的程度，比联考要严重三倍四倍五倍。
如果各学堂考试的日期是错开的，台北的台湾大学堂考试日期是八月一日，师范大学堂考试日期是八月二日，台中的中兴大学堂考试日期是八月三日，台南的成功大学堂考试日期是八月四日──假定各学堂都是考一天的话。那么，贵阁下不妨睁大尊眼瞧吧，考生老爷就要每个学堂都报一次名，报名时人山人海，怨天咒地，甚至大打出手，浑身挂彩，不必细表。一旦八月一日来临，大家怒潮一样，轰轰然扑向台湾大学堂。八月二日，原班人马，再轰轰然扑向师范大学堂。考场出来，又轰轰然扑向──这一次是扑向火车站、公路车站、飞机场。而计程车、私家车、野鸡拉客车，纷纷参战，出现百万考生下台中的伟大壮观。八月三日从中兴大学堂考场出来，如法炮制，再出现百万考生下台南的沸腾镜头。
呜呼，这要消耗多少精力财力乎哉，这么一窝蜂像蝗虫一样的阵势，跟联考有啥不同乎哉。联考不过只轰轰然一次，如今却要轰轰然个没有完。换了老家伙，早被活活累死，纵是后生小子，也得病倒的病倒，抽筋的抽筋。这只不过四个学堂，如果把所有学堂一字长蛇阵摆开，学生老爷从头考到尾，恐怕考的骨瘦如柴，口吐鲜血。与其被零考这么凌迟，还不如联考那么一刀两断。
报上刊出参加「国建会」的海外学人朋友，对联考提出了一个新的改进方案。主张把初级中学堂的成绩作为百分之二十，高级中学堂的成绩作为百分之四十，高级中学堂全国会考的成绩作为百分之四十。平均达到若干分，才具有投考大学堂的资格，这资格有效期间十年。海外学人认为，这么一搞，考生就不必急于参加本年的考试啦。
现在正是海外学人时代──严格的说，只是留美学人时代，不过提出的上项妙计，似乎使问题更为复杂。
嗟夫，要经过那么多考试，才能「具备投考大学资格」，而现在凡高级中学堂学生，只要经过一次毕业考，就已具备投考大学堂资格矣。压力已够沉重，再加上一次会考，其不被压疯压癫者几希。改革的结果反而更增加烤的次数，那又何必改革，老样子反而舒服的多。而且毕业证书有效期间是长久的，多了一烤之后，其有效期间反而减为十年，真是越吃药越聋哑矣。现在大学堂入学年龄并无限制，一个人活到八十岁，如果仍想去学堂学点本领，国家都不会拒绝。在洋大人之国，老祖父老祖母型的大学生固多的是，何以当一个中国人便要被整的如此惨兮兮乎。既然十年期满之后，连投考的资格都丧失啦，这十年之中，岂不是更挤的脑浆迸裂。最奇妙的是，海外学人认为这么干，后生小子就不会急着参加今年的考试，须知毕业生每年增加，考生的数目明年比今年更多，后年比明年更多。学生老爷今年毕业，趁热打铁，当然今年要考，只有聪明睿智如海外学人，才会等到把功课忘了个净光之后，再去报名。
我们不敢说海外学人在瞎扯淡，只敢说一个故事。记得抗战之前，世界各国都正努力研究发明「单轨火车」。盖铁路都是双轨的，建筑起来花钱如流水，又因为摩擦的关系，速度不能加快。如果有了单轨铁路，不但物质上可节省一半，速度上也可快上一倍。终于有位洋朋友研究出来啦，不过他研究出来的单轨，无法防止火车不向左右倾斜，火车仰面朝天，血流成河，那还不如双轨为宜。该洋朋友为了弥补这个缺点，就在单轨的两侧，加了两条轻便的辅助轨，果然干净俐落，安全可靠。可是，就在试车表演的前夕，一位记者老爷忽然冒出了一句话，使得全盘计画，化为乌有。该不识相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