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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呼，一条主轨加上两条辅轨，不是三轨是啥？本来是对双轨改革的，结果反而多出来一轨，自然大泄元气。对联考的改革亦然，联考只是恶补的形式能源，而不是实质能源。表面上看：为了联考，后生小子不得不恶补。恶补的目的，也只是为了通过联考。事实上，干掉了联考，恶补仍然恶补。当初实施九年义务教育时，大家努力宣传，说恶补从今绝迹啦。柏杨先生就拍胸脯保证过，纵是延长义务教育到十二年，恶补仍会大放光芒，大概拍胸脯拍的声震屋瓦之故，被封为「反调」，遂吃不了兜着走。如今有人又在联考上打主意，柏杨先生忍不住又要拍胸脯。恶补这样普遍而深入，使我们成了名满全球的恶补大国，它的根不在义务教育，更不在联考，联考只是恶补的一个环节，不是必要条件。四○年代全国举办分区联考，就没有听说过恶补，恶补的根自有所在也。
在我们还没有发明更好的考试制度之前，联考就是最好的考试制度。千万别把它搞砸啦。
恶补的三大病源
第一是人口膨胀，只要老爷老娘闭着眼睛猛生，恶补问题就无法解决。
恶补问题，每隔一些时候，都要猛烈的闹上一闹，于是乎大官训词、小官挥笔，倒楣份子乱倒其楣。等到闹过一阵，国泰民安，又恢复原状。大家心理固然有数，却谁也不敢去通这个马蜂窝，一律闭口无言，恭候第二次发作。如此一热一冷，一冷一热，毛病不但如故，而且越来越糟。
这种发作的情形，跟走马灯一样，周而复始，循环不已。第一幅画是，表面风平浪静，恶补暗流汹涌。第二幅画是，阴沟里翻了船，出了大小纰漏。第三幅画是，大官怒发冲冠，誓言如不能消灭恶补，他就跳井。第四幅画是，小官叽叽喳喳，写办法的写办法，拟草案的拟草案，报纸登消息，记者撰报导。第五幅画是，几个走背运的恶补教习，记过的记过，调差的调差，卷铺盖的卷铺盖──今年（一九七八）更出现鎯铛入狱的镜头。第六幅画是，咦，这时已不是第六幅画，而又转到第一幅画矣，大家精疲力尽，而又束手无策，只好渐渐鸦雀无声。如此这般，团团转兼转团团，转了三十年，结果仍是一盏老走马灯。
恶补对学生最大伤害，一是身体上的，台湾的后生小娃，几乎百分之九十都是近视眼。小小年纪，鼻梁上二饼在焉。吾友虞和芳女士曾从遥远的德国来信，喟然叹曰：「女孩子一戴眼镜，便千娇百媚一笔勾。」这一点我不完全同意，盖女孩子带上眼镜，反而有一种书卷气和灵秀气。不过眼镜的度数不可太过于惊人，如果凹的像一个洗脸盆，就啥风光都没有啦。夫恶补大国是一种内容，诚于中而形于外，外在的表现则是眼镜大国，举目所及，到处都是眼镜，实是世界奇观。不过深度的近亲，除了破坏仪容外，最大的危险，似乎还可能瞎掉，有几位知名度甚高的朋友，若许世瑛先生焉，钱穆先生焉，都是榜样。不仅眼睛一端，嗟夫，孩子们从十岁恶补起（事实上现在读幼稚园都要考，六岁起都得恶补），要恶补到二十岁，有些还要补到三十岁。一个个面目焦黄，骨瘦如柴，饮食难进，大便难通。于是弯腰驮背，行肉走尸，青春年华，全付恶补。全国青年都被糟蹋到这种田地，而国家的重责大任，将来却要落到他们那些弱不禁风的双肩上，那怎么得了乎哉？柏杨先生常看到一些小小身躯，不过小学堂五六年级，三更半夜，背着世界上最大的书包，低着头，弯着腰，一面咳嗽，一面踽踽而归，连我老人家这副麻木不仁的心肠，都忍不住垂泪。
另一个对学生最大的伤害，是心灵上的。一个后生小娃，从他能够独立吸收新知识那一天开始，他吸收的几乎不是什么新知识，而只是敲门砖──敲中学堂，大学堂，以及敲美利坚洋学堂门的敲门砖。现行的教育制度，也就是中华民国成立以来，迄未大变的教育制度，柏杨先生名之为「一条鞭」，由小学堂而中学堂，而大学堂而美利坚的洋学堂，每一学堂都有一考，每一考都是一场生死决斗，诚如唱本上说的：「走一山又一山，山山不断。过一水又一水，水水相连。」小学生千修百炼，炼出敲中学堂大门之砖，劈里扑拉，把中学堂之门敲而开之。中学生又千修百炼，炼出敲大学堂大门之砖，劈里扑拉，把大学堂之门敲而开之。大学生再千修百炼，炼出敲美利坚洋学堂大门之砖，劈里扑拉，再把美利坚洋学堂之门敲而开之。猢狲爬竹竿，节节高陞，表面上前途无量，实际上一鞭到底。学生老爷奋斗的目标，不是获得真正知识，也不是获得性灵，更不是获得明辨是非的能力和发展创造性的能力，而只是一心一意企图获得下一个敲门砖，「万般皆下品，唯有砖头高」。
问题是，一块砖只能敲一个学堂，登堂入室之后，这块敲门砖摆在那里都妨害交通兼有碍观瞻，只好用脚一踢，踢到阴山背后，此生此世，永不相见。千修百炼的结晶，竟弃之如破鞋，大好光阴，白白消磨。如此踢一个又一个，好容易等到踢掉最后一个（如得了马死脱，打狗脱，以后用不着敲啦，年华老去，已开始戴假牙矣），斯时也，脑筋僵硬，新的思想，新的观念，和新的见解，简直越看越不顺眼，连接受都困难，更不要说开世奇葩也。
恶补的罪恶，擢发难数，说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主要的不仅伤害了年轻的一代，也伤害了国家。但罪恶三十年，而仍在走马灯，硬是拿它没办法，是啥子原因乎哉。吾友孟轲先生曰：「挟泰山以超北海，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我们现在的情形恰恰相似，根绝恶补，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不能的结果是，除了一提起恶补就骂大街外，别无他法。
现代医学发达，既有各种奇怪之药，又有各种奇怪之仪器。任何奇怪之病，只要查出病源，它就难逃药网──除非你故意捣乱，非害砍杀尔别别苗头不可。恶补亦然，弄到今天仍群医束手，只是没有发掘出病源罢啦，也可能已经发掘出病源而闭口不说。不管怎么吧，我们认为恶补的病源有三个焉，一是人口膨胀，一是科举精神的复活，一是殖民地意识的作祟。正因为病源盘根错节，坚硬的像一个原子炉，所以靠枝枝节节的干，如砸掉联考焉，免掉教习焉，颁布法令规章焉，大官叫焉，小官跳焉，都不过乱锯箭杆。
人口的膨胀是可怕的，天下道理没有比这更简单，却偏偏有些浆糊罐朋友搅和不开。一个只能容纳十个人的小屋，而五十个人往里挤，结果是啥，还用请张天师摇六爻课哉。即令小屋不断加大，不断增多，可以容纳八十个人，可是往里挤的却膨胀到五万人，结果是啥，似乎也用不着请张天师。不是把小屋挤爆，就是绝对大多数人都被挤到小屋外面。柏杨先生于一九六五年就曾努力嚷嚷，赞成节育，被帽子铺掌柜的搞的头破血流，后来政府把节育定为政策，帽子铺掌柜的才嗒然若丧。不过十年以降，人口仍在飞涨。今年（一九七八）四月十五日的《联合报》上，曾有一段报导，我们用来作为说明：
台北县后埔国民小学堂现在有一百六十五班，每班六十五人，全学堂学生就有一万零三百人，比台北县所属的「乌来」「坪林」「深坑」三个乡的人口总和还多。该学堂四周都是密集的住宅，校址无法扩张，只好向上发展，在当中留下一块空地，作为可怜的操场。每天升旗时，只能容纳一个年级的学生，其他各年级学生，都站在走廊上发呆。各班的课外活动，都在教室里举行。即令吉星高照，分到操场的一角，也只能踢踢毽子跳跳绳。如果打打棒球，恐怕大棒一挥，身旁就得有小宝贝应声倒地。
然而，膨胀的情况并不到此为止，报上说，预计今年（一九七八）暑假之后，（柏老按，也就是现在，已九月矣），至少要再增加十五班，那就有一百八十四班，明年（一九七九）就可能到二百班矣。今年一万人，暑假后一万一千余人，明年一万三千余人矣，以致学堂当局不得不准备利用三楼楼顶作为操场。那简直更不堪想像，恐怕总有一天会发生孩子们空中飞人的悲惨节目。
人口拚命增加，十年前是一年一个高雄市。十年后虽然一年仍是一个高雄市，但此时的高雄市人口，比彼时的高雄市人口，几乎多两倍。到处人挤人，学生老爷更满坑满谷，往只能容纳他们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的学堂里，豕突狼奔，既不能靠老爹老娘有钱，又不能靠老爹老娘有势，只有靠硬碰硬的考试。那么，你不教他恶补，你教他干啥。你不教他「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你又教他干啥。柏杨先生亲眼看见，中华民国初年学堂考试，二取一已是天大新闻，后来人心不古，了不起也不过偶尔的三取一，而今年却是八取一，九取一矣。呜呼，只要老爹老娘，不自殒灭，闭着眼睛猛生，纵是观世音菩萨下凡，恶补问题，也无法解决。
新科举坑道
──我们庆幸旧科举已被时间淹没，却悲哀它借尸还魂，又出现了新科举。
科举制度是一种在坑道里爬山的考试制度。自从八世纪隋王朝发明了这玩艺，经过历代政府的修正再修正，到了十四世纪明王朝，终于被凝固成为一个毫无弹性的模式，是知识份子面前唯一的一条道路。爬到了「秀才」，就有资格当教习，受地方父老重视。爬到了「举人」，就成了乡绅，「乡绅」跟现代流行意义的「绅士」可不一样，乡绅的意义就是地主，就是一方之霸，上勾官府，下踩平民。更进一步是爬到山顶，成了「进士」，那就背着佛爷过河──神透啦，横冲直撞，天下无敌，不管当啥官，都无往不利。
我们说科举这个坑道是知识份子前面「唯一」的道路，只是强调它的要命性，学问庞大之士千万别举出若干例证抬杠。不过我们也可藉着这些若干例证，说明科举道的身价。吾友赵葵先生，宋王朝大将也，以辉煌的战功，被任命为宰相，政府全体官崽，立刻哗然，认为他不是进士，不具备宰相资格，「宰相须用读书人」，读书人的定义就是从科举坑道爬出来的知识份子，赵葵先生只好一滚了之，这种资格的限制，越往后越趋严格，爬科举坑道就也越成为一种荣耀。人们所熟知的民族英雄左宗棠先生，如果不是他，新疆省那块一百余万方公里的国土，早没有啦。前方战争打的最激烈时，他忽然辞职不干，辞职不干的理由是，他要到北京爬坑道──参加进士考试，把那些中央政府的满汉大官，搞的又急又跳，只好由皇帝老爷下一道特旨，赐他一个进士，他才心满意足。然而这还是小小焉者，连皇帝老爷都羡慕坑道终站进士这个荣衔，唐王朝第十九任皇帝李忱，就自封「进士」，在金銮宝殿的御柱上，亲笔题名曰「进士李忱」。
科举坑道虽然又窄又狭，黑漆漆兼坎坷坷，但它给知识份子的却是一种无法抵御的诱惑，为了往里面爬，谋求科举功名，一个个原形具现，丑态毕露。这种现象，《儒林外史》描写的最为淋漓尽致。《儒林外史》不是一部通俗的和消遣的书，而是一部需要高级心灵领悟的书。第一位出场的是周进先生，为了没有爬进科举坑道，考取秀才，竟昏倒贡院，醒来后触景生情，伏地大哭，哭了个天昏地暗，日月含悲，一听众人要凑银子为他报名入场，立刻爬到地上磕头，泣曰：「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俺周进变骡变马，也要报答。」科举坑道之劲大矣哉。而这股劲发作最厉害的，还是第二位出场的范进先生，他阁下要到省城考「举人」，向岳父大人胡屠户借钱，被胡屠户一口啐到脸上，骂了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你癞虾蟆想吃天鹅屁。凡举人老爷，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你不见城里张府那些老爷，都有万贯家产，一个个方面大耳。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泡尿自己照照，趁早收了这个心。向我借盘缠，我一天杀一个猪，还赚不了钱把银子，都教你丢到水里，叫我一家老小喝西北风。」可是等到范进先生考取了举人之后，又是一番景观。范进先生正饿着肚子在市场卖鸡，一听他考取了举人，立刻就发了疯──真的发了疯。大家认为请范进先生平生最怕的人揍他一顿，才能开窍，于是想到岳父大人胡屠户，而胡屠户大惊曰：「他虽然是我女婿，如今却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好容易打了一巴掌，范进先生明白过来，胡屠户又曰：「我常说，我的这个女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就城里张府那些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接着张老爷（张府那些老爷的头目）来拜访范老爷（范进这时已脱离平民，进入老爷阶层，成了乡绅矣），送上五十两银子（胡屠户杀五百条猪也赚不了这么多），又送「三进三间」的高级公寓一栋。自此之后，有送田的，有送店铺的，有投靠当奴婢的，在科举坑道中只爬了一半，就不但大贵，而且大富。
科举坑道真是动人心弦，范进先生不过考取了一个「举人」而已，已享尽人间荣华富贵。如果爬到尽头，考取了「进士」，更成了一条龙。如果再一跃而起，中了状元，简直是杠上开花，又加一番。宋王朝时，进士及第的朋友，晋见皇帝的排场，成为当时一大盛典，以致有人叹曰：「纵然是统军大将，万里之外，灭国开疆，百战荣归，所受的欢迎，也不过如此。」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不崇拜英雄，只崇拜圣人。英雄们活着的时候不可能有电影上那种外国英雄凯歌归来，万人夹道欢呼，落花如雨的大场面。盖功高一定震主，震主就要砍头。只有对科举制度下从坑道爬出来，手无寸铁而脑筋僵化的人物，才肯放心把荣耀颁给他们也。
知识份子了解，如欲荣耀与实利一举两得，非爬科举坑道莫属。范仲淹先生有〈严子陵墓〉诗曰：「君为功名隐，我为功名来，羞见先生面，乘夜过钓台。」没有人责备范仲淹，他除了爬科举坑道外，没有别的方法。清王朝统治中国后，立即了解科举坑道的功能──能把知识份子搞成浆糊罐，所以入关不久就恢复了科举，教知识份子往里猛爬。那些满洲鞑子知道，对汉民族知识份子最毒辣的手段，莫过于把他们驱入科举坑道。这个效果可大啦，一则幽默故事说，有一个知识份子气急败坏，手执笔砚（现在则是手拿钢笔原子笔矣），往北京狂奔，别人问他干啥，他曰：「我去参加『不求闻达科』考试呀。」
科举坑道是攫取荣耀、接触权力和谋取财富的最佳途径，要想过关斩将，在激烈的竞争中，只好拚命读书。呜呼，读书一旦拚命，就属于恶补矣。历史上这种拚命读书的镜头，如囊萤，如凿壁，如映雪，如随月，都成了佳话（古之恶补，成了佳话，今之恶补，却要犯法，异哉）。他们拚命恶补的书当然是儒家学派的「五经」「四书」，除了五经四书外，其他任何书都不读，盖科举坑道中只靠五经四书开路，读别的书徒浪费宝贵光阴。知识份子除了五经四书知识外，其他任何知识都没有，因为其他任何知识都不能帮助他爬出名堂，也就瞧不起其他任何知识。到了后来，连五经四书也不读啦，只读那些已考取了进士的人，他们在考场所作，并赖以考取的八股文──术语称之为「墨卷」。于是，除墨卷外的其他任何知识，也就是除了作八股文知识外的其他任何知识，全都是鸭子屎，不屑一顾。
我们庆幸旧科举坑道已被时代淹没，但又不得不悲哀它现在又借尸还魂，出现了新的科举坑道。这只要列一个古今对照表就可一目了然。古曰「秀才」，今曰「学士」。古曰「举人」，今曰「硕士」。古曰「进士」，今曰「博士」。古曰「功名」，今曰「学位」。古曰「墨卷」，今曰「考试大全」。古坑道由秀才，而举人，而进士。今坑道由学士，而硕士，而博士。知识份子一个个咬定牙关，双眼冒火，你挤我，我挤你，跌跌撞撞，在坑道中气喘如牛，一旦失手或失脚，跌了下来，就有粉身碎骨，哎哟一辈子之虞。当其勇猛向前也，「凄凉灯火映灰脸，汗珠烛泪滴衣襟」，古今辉映，无一不惊天地而泣鬼神。但因有绝大的利益在焉，所以结局仍然是父以教子，师以教弟，互磋互励，互劝互勉。报上常刊出一些有头脸人物的谈话，要年轻人不要往坑道里爬，不要以学位为重，不要以文凭为重。我想说这些话的朋友，真应该得诺贝尔瞒天大谎奖。事实上，他们本身差不多都已弄到学位（不管用的是啥妙法）。而且谈话完毕，回到家里，一瞧他的子女被他的真知灼见所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