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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从马六甲回吉隆坡的中途，前往淡边村的，在一条漫长的街道尽头，丁字形小巷底部，一排平房中间，我看到四妹，她已戴上假发、假牙，脸上堆着笑容，她迎上来，那一双鲜红的眼眶，像刚被割下四周眼肉似的，赤血好像仍往外流，我悲怆的抓住她伸出的双手，双手仍然粗糙得像包着一层砂纸，我抱着她，握着她的双臂，我接触不到肌肉，只握到两根细骨。
「你瘦了！」
这是我的第一句话，显然的她的健康不佳，但四妹坚持她不瘦，我让她闭一下眼帘，她应声把眼帘闭上，我建议她应戴墨镜──马来西亚的太阳比台湾的太阳又有不同，那是一个直射地带，可是她说戴墨镜就什么都看不见，这说明她视力严重退化，在盘问下，她承认已很久不写信，也很久没有阅读书报，大多数时间只能收听广播。
四妹生命中最沉重的打击，发生在今年（一九九一）四月，娘亲逝世，在她老人家最后的日子里，只剩下她那最被家人嫌弃的小女儿──四妹，陪伴她住院，和从医院回来后陪伴她躺在后院山坡上，默数着生命的流失。安葬过娘亲后，在这个艰难的世界上，四妹就只剩下孤苦一人，虽然她还有兄嫂，但那代替不了娘亲，四妹要自己做饭、要自己去果园，只靠着一对「血肉模糊」而视力渐失的眼睛，哭母的哀恸使视力退化更为迅速，她没有收入，我忽然感到战栗。
在记者、邻居、朋友们紧迫注视下，以及闪光灯不断闪亮下，我们几乎没有什么话可说，我只好请四妹把我带到她的卧房「说悄悄话」，好容易静下来后，我脑筋几乎仍是一片空白，但四妹的笑容代表一切，她什么都不需要，她说她得到的已经过多，她每月去吉隆坡接受一次陈胜尧医生的义诊，药品由陈医师「半价」供应，她确实十分满足，她穿的和吃的都很简单，我坚持要她看眼科，她说陈医生介绍过眼科，问她医生诊断的结果，她说医生没有说要用什么药。我再一次的问她需要什么，她再一次回答什么都不需要！是的，她说：「这世界对我太好！」她几乎记得十年前台北每一个照顾过她的「恩人」，在这个单纯的女孩内心，十年来都在用来回忆这些人的面貌。但我打破这个温馨的话题，单刀直入的问：
「四妹，对不起，你还有多少钱？」
这个鲁莽的问话，十年来一直在我脑里酝酿，而凡是关心四妹的朋友，也都集中在这个焦点，这是可以理解的，一个贫苦的农家女孩，突然间拥有远在台湾的血缘兄弟姐妹为她募集的巨款，在物价低廉的马来西亚，马币一元折合台币十元的贬值情形下（过去，马币一元折合台币十七元），足以使她过一个长期安定的生活。
「好啦。」她笑得开朗「反正还有很多，你放心啦。」
「很多是多少？几百？几千？几万？」
「我一时算不清啦，你放心啦。」
我当然不放心。
「你要告诉我还有多少？」我说，「就在今明天晚上。」
她知道我的住处，她点点头，憨笑着，我惭愧我直盯着她的钱不放，而她却从不为钱担忧，她自认她是世界上最幸福、最幸运的女孩，她感谢冥冥中的主、感谢朋友、感谢世界！我几乎没有什么话安慰她，因为不久我就发现被安慰的反而是我！我的眼疾，我的膝盖，事事她都担心，我坐在她那简陋而挂着蚊帐的床板上，想到我受的一点委屈苦难，比起四妹，我又算什么！
上苍，你为什么这样对她，这太不公平！
匆匆告辞，真的是匆匆告辞，当同行的朋友邀四妹到镇上共进午餐时，四妹推辞不去，我也不勉强她去，那吵闹的乡下饭馆，徒使她成为众矢之的。我此行已打乱了她的心境，让她迅速的恢复平静吧，忘掉像我这些给她制造吵闹杂音的访客吧！我握住她那长满鳞片的双手，和枯竹般的双臂，再度伤感！以她的身体，以我的年龄，我知道，这次一别，后会难期。
回吉隆坡的第二天晚上，我和四妹共同认识的一位朋友、拨电话说：四妹要她告诉我她现有的存款数目，我忽然想脱口而出：
「我盼望看她的存摺！」
但我咽回去，我已经十分过份，这样作将是更难以宽恕的过份，我相信四妹懂得我的意思。最后，我离开马来西亚的前一天，拜访了十年如一日为四妹长期治疗的陈胜尧医生，在他的诊所里我们却很少谈到四妹的病，因为病已成定局，所谈到却仍是四妹的钱，他用缓缓的语气，检讨社会上的义行，叹息的指出，很多光明面之后，都有阴影，要靠无尽的慈悲，才能突破。他同样也为四妹担心。
我知道陈胜尧是留英医学博士，但我不知道他是马来西亚的国会议员和反对党副主席，前年他入狱时，四妹医药中断，病势陡然转剧，以致紧急向台北长庚医院求救，得到支援后才度过难关。于是我想到人生的际遇，假设有心人抓住这场会晤，用以证明柏杨走到哪里总是跟反对派人物接触，我恐怕无论怎么做，都解释不清，这算是访问四妹的外一章吧！
回台北已经数周，四妹来信说：吉隆坡《中国报》社长周宝源先生已送去鱼肝油，长期供应，但我仍希望她能早日戴上浅一点的墨镜。上苍，看顾更需要你看顾的儿女吧！
──一九九一？七？二六？台北《中国时报》
怀乡亭记
──一九九五年，在台湾的河南辉县同乡，集资在故乡辉县百泉，建立一亭，名「怀乡亭」，由同乡会会长柏杨执笔为记，刻文于碑，永结两岸亲睦之情。
辉县位于高耸天际的太行山东南麓，而台湾更在辉县东南航空距离二千八百华里之外。昔年交通不便，女儿出嫁，总不超过十五华里，为的是归宁时可以当天从容往返。如果超过十五华里，便算远亲。抗战时，辉县女郎有嫁给驻军阿兵哥者，家中老幼，哭啼悲切，只因湖南湖北，远在蛮荒，姑娘一去，难卜流落，何况台湾更孤悬天涯地角，早在甲午战后，割给日本，对它一片茫然。台湾岛上居民，对于辉县，更是连做梦也不会梦到。然而，时代创造奇蹟。
一九四九年，国民政府被逐出大陆，率领部份军队和难民，退到刚从日本手中收回的台湾，在部队和难民中，辉县籍青年约有二、三百人，分散全岛，互不相知。不过谚语有云：「人不亲地亲！」泥土的芳香，互相吸引，终于出现纯辉县人的小型聚会，年复一年，与会人数越来越多，故乡也越来越远，片纸只字，不能相通，西望海峡，云低涛急，大局非个人愿望所能左右。岁月匆匆，转眼之间，有些同乡不幸衔恨逝世，不见九州太平，有些同乡幸而得存，男婚女嫁，迄今为止，子复有孙，甚至已传到五代，瓜瓞绵绵，落地生根。对收容和善待我们的马来裔原住民，和三百年前第一波移民的闽南族群和客家族群，由衷感谢！唯一遗憾的是：故乡重见无期。
一九八七年，时代再现奇蹟，海峡开放，睽违四十年之久的两岸，得以初步复通，在台同乡，携儿带女，陆续返乡。「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催！」而我们下一代子女，乡音已改！当初离家时老年前辈，多已故去，离家时尚在襁褓的孩童，也都儿女成行，徘徊在祖先坟墓和晚辈欢宴之间，恍如隔世，有感于我们都将终老台湾，安葬台湾，子孙亦然，不禁感触万千。募建此亭，长留怀思。但愿两地后裔，体念先辈艰苦，相爱相重，互通有无。定居台湾的同乡，犹如嫁出去的女儿，盼望继续得到娘家温暖。仍住辉县的同乡，则如娘家兄弟姐妹，互相照顾。献上无边祝福，分送两岸！
一九九五年元月
──一九九六？四？台北《中原文献》
就是这首诗
人生最具有讽刺性的事，莫过於一个反对新诗的人，终於娶了一位以写新诗为第二生命的妻子。而这个故事的男主角，却竟然是我。
事实上我并不反对新诗，只是太多的新诗使我逐渐不能吸收。我曾经写《打翻铅字架》小说，结果使我成为新诗的拒绝往来户，想不到却在一个悲惨的情况下，我发现第一首我喜爱的诗：〈水银〉。
距今（一九九二）十九年前的事了，一九七四年夏天，位於火烧岛一端的政治犯牢房──国防部感训监狱，像炼钢厂的鼓风炉一样炙热。那时候，政治犯只准看两份经过监狱用刀剪裁的报纸，一份是《中央日报》，一份是《青年战士报》，知识的铮屎蜕畹难现乜菰铮刮颐橇街蛔侄疾环殴戳擞挚矗亮擞侄粒驮诒蝗噻Я说摹肚嗄暾绞勘ā返母笨希鞘资鹈畔慊吹男∈哿薄Ｎ业氖泳趸姑挥兴ネ耍钥辞宄似渲屑妇洌�
仅存的空间
我的生存是
无定的升、降、浮、沉
银白灼亮的眼泪
为着欢娱和轻蔑
除外，我不做什么，我不能
我把报纸拿到手里，呆呆的一直在那里凝视，汗珠像我在苦刑下的眼泪一样滚下。我反覆吟咏：「我不做什么，我不能！」我用手把那首诗小心翼翼撕下，才看清楚是当年（一九七四）五月十八日的《青年战士报》，我把撕来的报纸夹在一册书里。
漫长的四个年头过去了，一九七七年，我被释放，回到台北。在一个朋友的宴会上，看到那首诗的作者，这是一桩奇异的相聚，我怀着震撼的心情叙述，她则怀着好奇的心倾听，当她看到我撕下来的那块旧报时，我们的感情飞增，并且是我们很快就举行婚礼的原因之一。
而另一首我更喜爱的诗：〈我爱的人在火烧岛上〉，也就在这时候，在香华笔下写出：
有一个岛屿
有一首歌
有一个我爱的人
过去，他曾经出现在我的梦中
那时，我在海上挣扎
救生艇的木桨折断了
我随处飘泊
找不到岛屿
听不见歌
遇不着我爱的人
我爱的人在火烧岛上
没有美丽的青山、溪流
没有碧水涟漪
只有恶涛巨浪
烈日风沙
青草枯黄
菜蔬焦死
飞鸟敛迹
窗栏外的白云，凝结成硬块
那时，我爱的人
绕室唱一首〈老黑爵〉
他苍凉的歌声
淹没了我的身影
他衰退的视力
不能辨识我的容貌
他不能知道我疲惫的心
因为他比我更疲惫，疲惫於无望
如今，我爱的人
来到我身旁
伸手给我，救我出灾难
使飘泊成为过去
疲惫如拍落的尘土
他教我对抗风浪，修补断桨
他教我观察天候星象
我们用臂围成一个避风港
我们用温暖的眼色，点燃火苗的希望
我们将合唱壮丽的诗章
不能忘记那些没有星月的黑夜
只有海潮的哨音，日晒的烙痕
如今，我们纪念那个岛屿
我们怀念那首歌
每一个字和每一个音韵，都像鹰爪似的抓住我的心，尤其那「烈日风沙，青草枯黄，菜蔬焦死，飞鸟敛迹」，紧扣心弦。多少年来，我怀念香华这首诗，不能忘记那个岛屿，不能忘记我唱过的歌。这首诗收集在她的诗集《不眠的青青草》里。
一九九一年，香华在南斯拉夫十月国际作家协会上，用中文朗诵，再由该国诗人用塞尔维亚语眩粒谌衔鞘撬煞蛟庥鏊吹氖追子康教ㄇ跋蛩课首８！�
这是一首沉痛呐喊的诗，是一首平静呼唤的诗，是一首血和泪织成的和平的诗，也是使人沉思的诗。在我自己的诗集《柏杨诗抄》中，我用它作为〈代序〉。在我离开这世界，而埋葬的时候，我要把它刻在我墓碑上。当夜深人静、月黑风高之际，我的灵魂走出来徘徊，我将抚摸着每一个字，为我们的爱情，再一次垂泪。
就是这首诗，就是这首诗。
──一九九二？三？
──载陈冷主编的《我喜欢的一首诗》？台北河畔出版社出版。
附记：〈我爱的人在火烧岛上〉这首诗，以后逐渐受国际诗坛注意，陆续译成英文及南斯拉夫文。日本名诗人今辻和典先生译成日文，由东京青树社出版；出版后，并在东京举行盛大发表会。一九九九年五月，作曲家翁至鸿先生，将这首诗配谱，母亲节前夕，由张香华朗诵、国家交响乐团及全国合唱团，共一百二十余人，在台北国家音乐厅演奏。并制作录音带、ＣＤ、录影带，ＣＤ有ＰＴＶ版及现场版两种，分别用中文、英文、日文字幕发行。一个台南姑娘的故事
在讲这个故事之前，我们假设有一位菲律宾女孩，刚到了台南，就突然发生车祸，我们会有什么反应？这个菲律宾女孩身上没有证件，大约三十岁左右年纪，我们会如何对待她？或许有人会说，如果我把她抬到车上去，她却说是我撞的怎么办？就算有人很有勇气地送她到医院，医院又要问谁是保人？有没有健保？医药费谁付？以致发生没有人作保就拒绝入院等等课题。基于人道，医院好不容易收留了，每天又会问她姓什么？叫什么？有没有护照证件？有没有钱？不要说是一个菲律宾人到了台南出了事，就算是一个台北姑娘到了台南，人生地疏，发生了车祸，她会有什么遭遇？台南人会怎么待她？医院会不会也有上述的那种情形？
再举个例说，如果你从台北搭飞机回台南，机场人员在你的箱子里发现一把手枪，你想会受到什么对待？你可以想像那种情形，他们一定会问你带手枪做什么？劫机吗？如果你说「我买的是玩具枪」，有关人员还会问谁把枪交给你的，你又预备交给谁。如果你说「我怎么会劫机呢？」他可能又会肯定「你的同伴会！」坦白从宽，赶快招供，不招会有什么什么后果。再换个假设，如果台南小姐到了大陆北京，也发生车祸，可能三天三夜都没有人管。因为如果当地人救你，搞不好会被公安捉去讯问：「私通台湾吗？国家机密卖了多少钱？」请一想便知，我们如此待外地人，外地人一定也会如此待我们。然后，当你发现下列事实时，会发现，中国人只有在中国土地上，他才没有尊严。
现在进入正题，我来说一个台南女孩到英国的遭遇。她是一位交换教授，贵宝地安平人氏，现在国立台北艺术学院任教的许素朱博士，她到了英国伦敦的第三天，就遇上大祸。当地是靠左边走的。她上街办事，也许她才刚到英国，还不习惯靠左走，另一方面又在思考一些学术上的问题，没想到一辆大卡车开过来，将她撞倒，把她的脚骨给辗碎了，躺在街头。
当时，她听到有车子停下来，一个老太太俯身告诉她：「没有关系，我可以作证，不是你的错，而是这辆卡车撞了你。」卡车司机也下来向她道歉，但表示他并没有错，他也有证人，可以证明他并没有违反交通规则，不过撞了她还是很抱歉，他还要去工作，但法院审理此案时，他一定随传随到。许博士躺在伦敦的街头上，听到这些话，觉得非常感慨，如果今天她是在台北街上发生这件事，不知会如何？
她被送到医院后，医院告知她有哪种身份的外国人必须自费负担医药费，哪种身份的外国人则是由国家负担。当许博士告以本身是交换教授后，医院回答说应由国家付费，她在那儿治疗了半年，医院只问了她这句话，没向她要过任何证件，基本上这就是一种尊重人格，充份表现对人的信任。她深深感觉受到了尊重。我们中国人住院，常常有很多亲人朋友来医院看护照顾，喜欢群体生活，而医院的医护人员也会看你有没有人来探望，来定你的身价。但这个台南籍的年轻女教授，因为刚到英国，没有熟识的朋友，也不敢打电话回台湾，怕父母朋友担心，所以没有任何人来探望她，并没有一位护士轻视她，也没有一位护士不睬她。等她的伤势渐渐康复，护士知道她很孤单，都会来跟她聊天攀谈。像这种情形如果发生在我们国度这里，会不会是这样？
住院期间，也令她颇生感慨。她住的病房有七、八个床，都是老太太，大多是骨折住院。有一天，有一位老先生带着一束花到病房来探病，一进门就说：「我那可爱的小女孩在哪里呢？」我们这个台南女孩觉得奇怪，这个病房只有老太太，哪来的小女孩？只见隔壁病床的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太笑了，赶忙拿出口红来擦，原来「小女孩」就是这位老太太。中国夫妻间可有这种情味？
外国人勇于表达心中的爱，这位台南女孩说，她从未在自己的家人、父母、同乡中看到这种爱。我们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