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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继钊女士是一位奇女子，她父母反对她的婚姻，在意料之中，假使不反对，反而问题大啦，恐怕准不是亲爹亲娘。如果换了柏杨先生，说不定我会把女儿打断腿，你嫁给谁都可以，要是嫁给一个残废，做你娃儿的狗屎梦。然而坚强的爱心能使天地震动，天下只有不为父母着想的儿女，很少不为儿女着想的父母。父母在她婚后，将十万元巨额聘金退还给女婿，说明了老爹老娘当初背下的恶名，不是为了自己，到头来仍是为了儿女。
如今，郑丰喜先生已逝，留给吴继钊女士一副沉重的担子，相信她能像她丈夫一样的坚强，面对着残忍的命运微笑。最大的幸福是有能力把灾难当着向最高灵性升华的跳板，使生命得到有价值的充实，郑丰喜先生已经觅到，而且为那些遇到一点芝麻大的困难，就抢天呼地，骂大街兼咒祖宗的朋友，提供一个尊严的榜样。
再一个尊严的榜样
──女作家刘侠向残酷的命运挑战
青年人最大的特征是不相信命运，认为专凭拳打脚踢，就可闯出江山。老头则恰恰相反，几乎所有的白胡子，都垂头丧气的承认，冥冥之中，有一个看不见和摸不着的神仙老爷，蹲在宝座上，专门作弄他的子民。于是乎，命运是不可抗的，好运来啦，山都挡不住。霉运一旦光临，只有恁它埋葬，挣扎徒增烦恼。
柏杨先生不相信神仙，但却相信命运。命运跟神仙无关，它只是人生过程中不受人自由意志控制的一种事件的介入。所以，问题不在于信不信，而在于它存在不存在。如果它根本不存在，信不信是宗教范围，打一百次架也说不清。如果它存在，那就超越了宗教，而成为人生态度问题。是向它双膝下跪，听候宰割凌迟乎？还是烧香拜佛，求它手下留情乎？还是破口大骂，三字经倾盆而出乎？或是面面相对的向它挑战？
郑丰喜先生是一个典型，他遍身浴血的向命运决斗。而刘侠女士，是另外一个典型，她像一只身负重伤的小猫，向命运发出淡淡的轻蔑。
刘侠女士十二岁的那年，正是玫瑰花般的年龄，刚刚离开母亲的怀抱，踏进少女天地。突然有一天，她的手腕隐隐作痛，接着她的脚趾隐隐作痛，接着腿也隐隐作痛，连走路都发生困难。这是一个可怖的转捩点，从此结束了她应有的欢乐童年，开始漫长的痛苦生命。在医院里七进七出，最后终于证实她害的是一种迄今尚无药可医的「类风湿性关节炎」。那一年，她才小学六年级，勉强参加毕业考试，却无法参加毕业典礼。当全校师生欢乐的聚在一堂举行仪式的时候，这个小女孩却躺在病床上接受折磨。
刘侠的父亲刘德铭先生为了给女儿治病，把女儿驮在背上，从北投到台北，一个医生接一个医生，一个医院接一个医院，哀哀求治。每换一个医生，都燃起父女心中一线希望。每换一个医院，都使全家人再建立一次信心。然而，到了最后，她的病情反而急剧的恶化，孩子的小手开始肿起来，而且扭曲，而且变形。两脚也不停的向里弯折，向下挺直。腿也变了，同样的肿胀、扭曲，接着是其他还没有痛过的关节，也开始不祥的隐隐作痛。
这种悲惨的遭遇，再坚强的人都会崩溃。柏杨先生的生命弹性可够大了罢──很多朋友都要向我呈递「佩服书」，可是我保证我就不能承受这种打击，更何况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乎哉，刘侠女士最初的反应是不言不语，一天不说一句话，一开口说话就流下眼泪。读者老爷如果有一位十二三岁的女儿的话，试想一想一旦你的宝贝也成了刘侠的样子，孩子将会如何？大人又将会如何？这不是「心碎」两个字所能包括得了的。我如果有本领，我就把上帝老爷拉到刘侠女士面前，让他瞧瞧他的恩典。
然而，小小的女孩没有向命运屈服，她没有下跪，没有烧香，也没有埋怨。她面对着命运所加给她的残忍手段，安静的露着微笑，她练习写作。
不过，刘侠女士的写作要比别人困难百倍千倍，而且是基础的困难，没有几个人能克服的困难。第一、她只读过小学，很多大学堂毕业生连封信都写不通，何况小学程度。上帝永远不会赐给人们奇蹟的，任何奇蹟都出于人们自己的创造。刘侠女士开始看书，再多的书都填不满她饥饿的心灵，以致她的母亲唐绵女士，疲于奔命。二十三年过去了，她的写作能力已超过了「牧童骑在牛背上，边走边吃草」的伟大作家。第二个障碍更可怕，她变了形、弯曲了的手指，根本不能执笔，稍微低头，脊椎骨就立刻痛苦。《妇女杂志》编辑黄沁珠女士曾记下她印象：「那天，我在她房里看她弯卷着手，歪斜着身子，躬垂着头，握笔的手指，一点一点慢慢在纸上移动，我实在不忍再看下去。」就在每一个字就是一阵痛苦中，她完成了她的一部散文集《生之歌》，和两部剧本《谁之过》、《囚》。
台湾没有剧坛，舞台剧根本无法演出，而每天都在猛嚷剧本荒的电视公司，如果看到他们那一种提起剧本荒就痛心疾首，求贤若渴的景观，同情之心油然而生。可是《谁之过》、《囚》并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却引起香港的注意，而先后在香港演出。──《囚》是今年（一九七七）八月间在香港大会堂演出的，大众传播界轰动的报出台湾文坛这枝奇葩。
《生之歌》，刘侠女士把它献给妈妈唐绵女士，我们可以想像到，二十三年漫长的岁月中，这位母亲对女儿所付出的爱心。──柏老又要发议论啦，我不明白，一年一度的模范母亲，为啥不选出刘侠女士的母亲、郑丰喜先生的母亲、王晓民女士的母亲，天下还有哪一位比这三位更伟大的母亲。
《生之歌》很难买到，书摊没有，书店没有，打电话到出版该书的巨浪出版社，每一次都没有人接（我建议巨浪出版社老板考虑一下是不是应该上吊）。在这本散文集中，我们听不到病榻的呻吟，听不到挣扎的呐喊，也看不到命运所加到她身体上和心灵上的残酷烙痕。每一篇都是那么安详，安详得像墙角下的一株鲜花。仅从这部散文集，谁都不能发现作者所忍受的苦痛。在刘侠女士心灵中，只有爱，没有恨。这只有大慈悲的胸襟，才有这种大慈悲的人生。这一点，柏杨先生虽比她老了两倍，却做不到她的一半。
这是刘侠女士对命运挑战后的胜利果实，在《生之歌》中，她曰：「许多年前，有一位长辈逃离大陆，她因过度思念留在大陆的儿女，导致精神轻度分裂，几度自杀未果，母亲将她接到家中疗养。她常握着我的手泣不成声，我不知道如何安慰她，只有轻轻搂住她，让她靠在我肩上，希望以一份亲情的温暖，抚慰她的伤痛的心。分享别人的快乐很容易，然而，与哀伤的人一同流泪，却是一门艰深的学问。我从小脾气暴躁，恃宠而骄，上欺姐姐，下压弟妹，俨然家中的小霸王。但是二十多年来，上帝让我经历了极大的苦难，破碎的心，以及无数哭泣的黑夜，这一颗刚硬的心，方被锤链得较为温柔细致了。」在另一篇中，她曰：「我曾有过一双美丽的手，白皙柔软，十指纤纤，许多人都羡慕、赞赏过，我也深以拥有这样一双手为荣。然而曾几何时，十指的关节一个个在病魔的侵蚀下逐渐肿大、弯曲、僵硬，变得古怪而丑陋。……虽然我的手不再美丽，但我希望它多学习一点付出的功课，在别人危难时及时的伸出来。」
这是人生的至高境界，今年才三十五岁的刘侠女士──她躺在病床上已二十三年，感情正无止境的悄悄的升华。《生之歌》至少可作为中学堂的教材。它所表达的文学造诣，远超过现在使用的那些官老爷编选的课文，但作者身世所含的意义是对孩子们的深切鼓励。
刘侠女士拥有一个温暖的家庭，她姐姐刘仪跟刘侠女士同样的为我们所崇敬。刘仪女士去美国念书，在得到硕士学位之后，就辍学做事，为残废的妹妹在台北买下一栋房子，供其他的弟弟妹妹都大学毕业，十年后的今天，等到弟妹们都已成长，她再去攻读她的博士学位。她分担父母的重荷，看顾同胞幼苗，这就是孝道，也就是厚道，为我们这个日趋堕落的社会，带来暮鼓晨钟。
郑丰喜先生的残废只是双足，而刘侠女士还绵延到她的双手；郑丰喜先生在装上义肢后，还能站起来，刘侠女士却只能缠绵病榻，她似乎悲惨更多。但他们向命运挑战的勇气和获得胜利，却同样的使鬼神垂泪。柏杨先生在电话中建议刘侠女士写写小说，因为小说的涵盖更广，她迟疑她没有能力，柏杨先生曰：「简单得很，散文加对话，就是小说。」她大声的笑起来，是一种开朗的笑，蔑视命运的笑。
柏杨先生平常不大祝福人的，但我祝福刘侠女士，眼泪哭尽的勇气才是真正的勇气。向命运挑战，说起来容易，写起来也不过几个字，但做起来却千难万难，而你已经做啦，不要自怜，不要气馁。你，以及你的姐姐，你的父母弟妹，已为我们再提供一个尊严的榜样。
另一个尊严的榜样
──杨秀治和她的梅花绣
吾友胡适之先生虽然驾崩，却留下了两句名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敬请读者老爷大胆的想像一个前半段的剧情，在一个荒僻的小镇上，住着一个贫苦的木匠，他有六个儿女，因为没有力量抚养，在最小的女儿只有一个月的时候，只好狠下心肠，把那小小的亲生骨肉，送给别人做养女。养女的命运，读者老爷在报上读到的多啦，用不着老再耳提面命。结果是可以预知的，这个可怜的小养女好容易读到初级中学堂二年级的时候，眼睁睁的看着别的同学蒸蒸日上，由高级中学堂焉，而大学堂焉，而漂洋过海出国进洋学堂焉，锦绣前途上充满愉快歌声。这个小女孩却不得不因为没有钱而望校兴叹，从此和正式教育永诀。那一年，她才是一个十四岁的孩子。
显然的，这是一幅黯淡的画面。最伟大的发展也跳不出她那窄狭而平淡的生命轨迹，像路边一棵不受注意的苇草一样，结局不是被折断，就是无声无息的自行枯萎。如果她运气好，能开一爿小杂货店，当一个小店老板娘，已算天官赐福啦。
假设到这里为止，现在让我们求证，求证的结果恐怕要吃一惊，这棵脆弱的苇草，不但没有折断，没有枯萎，没有被埋葬在人生残酷的踏践之下，反而茁壮起来，为中国艺术界和世界艺术界，开创了另一个新的天地。犹如毕加索先生在绘画上为世界开创了另一个新的天地一样，她开辟的是人们从来没有听过，更从来没有见过的新的天地，那就是，她创造了使人迷惘惊奇的一种刺绣──我们姑称之为「梅花绣」。
这位苦命的养女，就是杨秀治女士。
柏杨先生跟郑丰喜先生和刘侠女士，从没有见过面，但是跟杨秀治女士，却是见过面的。这就要感谢女作家寒雾女士，柏老跟寒雾女士，真正的是忘年老友，邦交一向敦睦，可是因为她最近一连串荒谬的措施，使我对她很不满意。心平气和检讨的结果，当然都是她的错。第一，她年纪轻轻，就当了大学堂教习，我一想起来就不舒服。第二，我向她借钱，她总是借给我（就以上个月说吧，我借了八次，她一次都没有打回票），任何明眼人都可看出她是故意使我债台高筑，引诱我养成浪费恶习的，居心如此不良，所以我就越来越懒得理她。那一天，她声言要我到她尊府开开眼界，见见一位奇女。寒雾女士才华横溢，能使她递「佩服书」的人不多，所以我虽然心里生气，仍然很大方的原谅了她，买了一副烧饼油条，前往探望，于是和杨秀治女士第一次见面。见面之后，寒雾女士就迫不及待的拿出七八幅杨秀治女士的梅花绣，当下我老人家就目瞪口呆。先是远远的瞧，继之是近近的瞧，再继之是把尊鼻碰到上面瞧，最后是在惊叫「不要动手，老头，你要死啦」声中，在画面上乱摸。
呜呼，挑剔的言语无穷，赞美的言语易尽。真不知道用啥话来形容它的美，才能恰到好处。我的第一个感觉是，杨秀治女士已为艺术史上写下了新的一页，「梅花绣」不是「绘画」「刺绣」「浮雕」的综合体，而是「绘画」「刺绣」「浮雕」的化合体。──艺术领域中的一项最大贡献。
艺术家永远在追求平凡人物认为不可能的事，音乐家希望在他的声音中呈现色彩，画家希望在他的色彩中呈现声音，小说家希望在他的小说中显示立体实物，诗人则希望在他诗中发出芳香。但是还没有一位艺术家想到绘画、刺绣和浮雕，溶解之后再制出另一种崭新的作品。
我敢打一块钱的赌，一定有人嚷曰：「老头，你说了半天，说的不过是车绣、湘绣、乱针绣罢啦。」呜呼，那可把柏杨先生看成了瞪眼瞎。梅花绣如果是那么简单，还用得着贵阁下穷嚷乎。车绣杂芜，湘绣呆滞，杭绣一股匠气，乱针绣则像一堆稻草。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而比过的人多矣。已故的名书法家梁寒操先生曾对他的艺术界朋友叹曰：「中国有七亿人口，像杨秀治这样有才情的女子，却只有一个。」吾友胡为美女士在台北《妇女杂志》上曾有一篇报导，说明梅花绣的特质，其中一段曰：
「杨秀治拿出一幅梁寒操先生送给她的墨宝，上面龙飞凤舞的写了十个大字：『勤修戒定慧，息灭贪嗔痴。』我赞叹说：『好字。』寒雾在旁边笑着说：『你再仔细看看。』我走上去，看了半天，又用手摸了摸，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车绣绣的。那种力透纸背，浓淡俱宜，一勾一撇，纤微毕显的功力，只有毛笔才能够发挥到这种境界，谁能相信这只是仿制品。欣赏杨秀治的『梅花绣』，实在分不清它是『绣』是『画』？」
柏杨先生还要加上一句：「欣赏杨秀治的梅花绣，实在分不清它是『绣』，是『画』，还是『浮雕』？」你必须亲眼见到才能相信，因为她的成功远超过我们已有的知识，而人类的常态是，对过去经历中所没有的东西，往往排斥它的存在。
一个偶然的契机，往往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杨秀治女士在初中二年级被摒出校门之后，就去学洋裁车绣。没有几天，她的二哥结婚，妈妈要她为新婚夫妇绣一幅八仙彩图，这简直是教一个小学生写一篇开国文告。她曾拿着那块大红缎子去请教车绣老师，车绣老师嗤之以鼻。所有的成功人物，都定律的一定要遭到轻视、嘲笑、侮辱、刁难，以及其他稀奇古怪的打击，一灰心就从此结束。而杨秀治女士却没有灰心，她天天跑到土地庙观察水泥做成的浮雕，她那时就像一个疯子，连做梦都在梦八仙该穿啥衣服？该骑啥怪兽？而吾友李铁拐却是穷得连啥都没得穿的，于是杨秀治女士就不得不小心翼翼的数着他的肋骨。
这是杨秀治女士的第一幅作品，像《启示录》上的呼喊：「天忽然开啦！」她领悟出两大道理，一是她领悟到她针线的奇异功能，可以办到必须用笔才能办到的事，也可以办到必须用雕刻刀才能办到的事。一是她领悟到她如果追求完美，必须有高深的绘画素养。于是十几岁的苦命养女，决心到台北觅求名师。
杨秀治女士是台湾省台中县丰原镇人，大亨之类从台中到台北，犹如从卧室走到客厅。而杨秀治女士从台中到台北，则跟柏老从台北到巴黎一样困难。她在一个暑假中，用她特有的闪电速度，给学生老爷老奶们绣学号，积攒了一笔钱，凭着她的热诚苦修，得到艺术界前辈喻仲林先生、姚谷良先生、谢书贤先生、黄君璧先生，以及其他诸位先生的指导。──梁寒操先生就是在黄君璧先生家看到她的作品之后，而感叹系之的。
今年（一九七七）二月，国立历史博物馆为她举办了一个展览，立即引起海内外的注意，她的作品已先后运到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展出。而就在今年冬或明天春天，还可能在纽约举办一个大规模的特展。上个月，美国卡特总统把他小女儿爱美的照片寄给她，拜托她的绝技，相信不久的将来，华盛顿白宫美国第一家庭的墙壁上，将出现一幅从来没有过的可爱女孩的梅花绣肖像，那将是一个中国女子在世界艺术界一项重要展示。
但我恐怕这个不久的将来可能拖延得很长，因为杨秀治女士不但是一位才女（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