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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毕业生何处去
《笑林广记》上有这么一个故事，甲先生和乙先生在道上相遇。乙先生曰：「听说你生了一个儿子，恭喜。」甲先生曰：「不是一个儿子，是一个女儿。」乙先生曰：「也罢。」甲先生一肚子火，恰巧过来一顶轿子，四名臭汗淋漓的轿夫，抬着一个官太太。甲先生曰：「老哥，你瞧，四个『恭喜』，抬着一位『也罢』。」
中文系在现代人们的观念中，似乎也有点「也罢」的滋味。美国哈佛大学一向有一种优越感，认为只有哈佛才算大学，别的大学不过小杂货铺，引起的反感可就大啦。有别的大学斯密斯先生和约翰先生焉，闲逛动物园，斯密斯先生指着一头企鹅曰：「他阁下一定是哈佛毕业生。」约翰大惊，斯密斯曰：「看他那种昂头阔步，目中无人的模样，不是哈佛毕业生是啥。」我们也可以反而套之，在目前的台湾，一个大学生如果看起来精神不振，自顾形惭，用不着到测字摊算卦，就可以肯定他是中文系的。柏杨先生就常有这种奇遇，有一天，到朋友家串门，朋友的大学生儿子进来，我就问曰：「你念的是哪一系呀？」只见他面红耳赤，扭扭捏捏，我就赶紧往别的地方瞎扯，可是吾友没有柏杨先生这么聪明，不了解现代行情，催之曰：「告诉柏老呀。」小伙子只好硬着头皮答曰：「中文系。」声细如蚊，要不是柏杨先生耳朵奇尖，简直听不见。
中文系在大学堂各系中的排列顺序，是第一把交椅，只要有中文系，在各系中一定要坐首席。我们既是中国人，又说中国话，又写中国字，又读中国文，而中文系却马尾提豆腐──提不得，实在教人双目流泪。最近，台北《自立晚报》刊出陈缓裕女士的一篇大文：〈中文系毕业生何处去〉，道出了中文系的种种伤心。嗟夫，柏杨先生念北京大学堂文科时，文起九代之衰（本来是八代的，我又给它加上一代，就是「五四」那个使大家七嘴八舌，心惊肉跳的一代）。还没出学堂哩，各衙门敦聘「夫子」前往屈就的八行书，就雪片飞来。连洋教习都承奉颜色，弄了一大堆各式各样奖学金兼安家费，像摆地摊卖地瓜似的，摆在八仙桌上，苦口婆心的央求学生老爷，务请光临敝邦。想当年何等威风，如今落得「也罢」局面，竟然焦急的不知道「到何处去」，怎不教人掩面唏嘘也哉。
中文系现在这么狼狈，是残酷的事实，陈媛裕女士的文章代表了中文系学生老爷老奶们的心声，也代表了非中文系，包括全面社会的心声。柏杨先生也早都有这种感觉，我虽然没念过中文系，但察言观色，感同身受，而现在又是靠着在格纸上写字吃饭，更不由得同病相怜。不过翻来覆去的左思右想，似乎事实并不如表面上所显示的那么单纯，有很多节骨眼的地方，值得商量商量。
第一，是近程的，中文系因「不被社会所需要」，出路太窄。「出路」──眼前来说就是吃饭，是中文系满面无光的焦点。不过大学堂跟专科学堂最大不同的是，大学堂设立的目的，不是培养就业人才，而是培养追求更高深学问的基础人才。如果为了就业而上大学堂，那算走错了路，既然谁劝也不听的走错了路，走来走去走不到目的地，还抱怨个啥。中文系自认最佳的前途是当中文教习，这就跟柏杨先生晋见大官一样，还未鞠躬，气已先馁了半截，太小看了自己。夫中文教习当然由师范大学堂担任比较合适，不可以认为凡中文系就一定能教中文，犹如不可以认为凡中国人就一定能教中国话。从前洋大人学中国话，只要是中国人，他就拜师，现在的行情有点大变。柏杨先生有位朋友的太太，言语天才是第一流的，英文版《新约全书》简直能倒着背，在美利坚合众国教洋大人学中国话，每天两个小时下来，就像跟谁打了一架，回家之后，气喘如驴。盖那些洋大人死心眼，三更半夜不睡觉，却听白天课堂上的录音，而且听得仔细，某一句中某个字的发音跟另一句某个字的发音，稍有不同，第二天她就得作满意的，也就是有学理根据的解释。中国人对自己语文语气的高低、四声的分辨，一向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但洋大人却是逼着她非说出个道理不可。于是有一天，她被赶出大门，只不过她坚持「鸡蛋」就是「鸡蛋」，而洋大人却坚持标准的北京话，非要读成「鸡子（儿）」不可。──去他妈的「鸡子（儿）」，北京话在语尾所加的轻声「儿」韵，实在混账王八蛋，它把语气搞得既轻佻而又不正经，至少它把庄严的气氛完全破坏。可是洋大人也有他赶人的理论基础。是非且不必管，反正吾友之妻如果是中文系，就不愁没饭吃矣。
陈媛裕女士又叹息外文系可以当英文秘书，中文系却沾不上边。这就要问啦，台北市各衙门或公司，有几个英文秘书哉，职位有限，纵是外文系自己人，也挤得丢盔撂甲。何况「英文秘书」跟「中文秘书」的意义不同，目前所谓英文秘书，不过打字员罢啦，中文秘书却是三号老板。当打字员易，当三号老板那就得狠狠的下点工夫。目前的现象是，英文人人都会挤两句，最香气四溢的是阿拉伯文，谁要是精通阿拉伯文，就跟有一个金矿一样，可是万一中东的石油涸竭啦，又怎么办？也是一位朋友，会葡萄牙语，在巴西大使馆就像太上皇，现在也开始没啥意思。中文系的风光，自有不同。
我们可用「出路」衡量一个系的市场，但不能衡量一个系的价值。师范大学堂中文系的学生老爷，命中注定要当中文教习，其他大学堂中文系就不必流口水。能在一家公司润色稿件，正是一个起步，难道一开始就能写出一部让诺贝尔先生花钱的大作乎。至于待遇太低，嚷这干啥，清汤挂面，无依无靠的朋友，有几个是待遇高的？一个大学堂刚毕业的老爷老奶，就要高待遇，那已经毕业三十年四十年的老家伙，难道白活啦。
中文系又羡又妒的，是外文系见了洋大人，可以咭哩咕噜，有较多的机会赚洋银子。其实中文系的只要下三个月的苦功，照样也可以咭哩咕噜。主要的是，千万拜托，别传染上流行性感冒，误以为中国人乃天下第一聪明，洋大人脑筋都少一条摺纹。除了咭哩咕噜外，还得有点结结实实的本领才行，否则只能当保艾，或者给洋大人擦背。如果想博得洋大人的尊敬，中文系也占优势得多，有一个家伙上月杪赴夏威夷大学堂当客座教授，洋银子哗啦哗啦的响，他讲的不是莎士比亚，而是「老庄与禅学」，假使中文系能把《红楼梦》弄出一个体系来，你对自己和对国家的贡献，可大得多也。
不但中文系，任何大学堂刚毕业的学生老爷老奶，都不应该有「大才小用」的心理。「大才」不是毕业出来的，而是追求、苦修、磨练出来的。薪水太低固然可恨，但薪水太低的结果，绝不铁定产生陈媛裕女士所肯定的：「只求餬口，既少有自我鞭策，更少再进一步进修充实的工夫。」恰恰相反的，薪水太高，恐怕反而会产生这种局面。我可不是也赞成低待遇政策，因为我们现在不是讨论这个问题，只是讨论在低待遇政策下所必需面对的现实，公子才女们总不能天天守株待兔，等钱多啦再发愤图强吧。有些从大学堂刚毕业的朋友，一下子就拿一万两万，它值得羡慕，但并不能保证那就是福。一个没有家累的年轻人，只要还没有饿得躺到马路上哼哼，他就有的是自我充实、自我进修的机会。一定要太监在左边装水烟袋，宫女在右边打扇子，灵感才能被搞出来，才能有盖世之作往外冒，自盘古开天地，可从没有听说过。
要说悲哀，大家一齐悲哀，中文系的悲哀不特别多。理科工科的固可在洋大人之国安家立户，中文系安家立户的机会同样不少，只看你中文的道行如何。只要中国不亡，中文系就永远是一个宝库（即令中国亡啦，像罗马帝国一样不见啦，以中国文化的丰富，中文系更会成为珍宝）。所以，问题不在中文系不中文系，而在你有没有中文系应具备的神通。说句老实话，（老实话者，得罪人的话也），目前真正不好意思的应该是政治系，中文系实在没有顾影自怜的资格。
第二、远程来看，中文系的受用是无穷无尽的。举个简单明了的例子吧，任何行业的顶尖人物，到了人老珠黄，都要从顶尖上扑通一声摔下来，学院派谓之「退休」。一旦退了休，他就没得折腾的，只好到街上荡荡，到公园坐坐，晒晒太阳，找找同类，骂骂年轻人把世界搞得不像样，然后瞪着眼等阎王爷下请帖。只有中文系朋友，职业上有退休，事业上永远没有退休，即令活到两百岁，只要一纸一笔在手，仍照样驰骋战场，写写回忆，谈谈往事，深入的检讨人生，可为国家，甚至为人类留下无价之宝。吾友冯志翔先生对打发退休生活，有个一点诀。曰：「忙。」但任何系都忙不起来，物理系的总不能在家弄个原子炉，经济系的也总不能在家开个银行，政治系当官的更苦，他总不能在家再充壳子摆架子，吆五喝六吧。只有中文系才有能力「忙」，而且忙得有意义、有成果、有贡献。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但我们只能长话短说，中文是全世界法定的五种言语之一，国家弱啦，语文跟着也就不值钱（法国人为了他们的法文不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国际语文，简直恨入骨髓，以致准备了很多钉子，随时拿出来给不会法语的人碰），国家强啦，语文的行情就看涨。中文是一个除了西崽之外，谁都不敢轻视的语文，在殖民地型的意识形态中，西崽遍地，隐隐然把美利坚当成祖国，非会英文，跟洋大人拉上关系，简直没得混。但西崽的烦恼是永无止境的，非洲有位作家（偶忘其名），曾在他的大着里，列出英文、俄文、法文、中文、阿拉伯文，认为这五种文字，是世界任何一个学者必修的语文。我们绝不用洋大人乱唬，但这位学者是非洲黑种同胞，就恰可看出中文的份量。柏杨先生可能见不到啦，但陈媛裕女士这一代是可以见得到的，现在中文正位置在时代巨潮的尖端。我们应该认输的，就应该有勇气认输；不应该认输的，实在不必努力认输。中文系各位老爷老奶，以为如何。代邮
郑玉玲女士：看了你的信，无限感动，「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养儿不知报娘恩」。你对怀中三岁女儿的爱，正是你母亲当初对你的爱。男女之间，一失足成千古恨，尤其是女人，有时候简直无法回头。不要责备母亲认错了人（谁敢保证自己就认对了），要怜悯母亲的悲惨遭遇。你预备在一万元以内送给高秀娥小妹一副义肢，前天报上报导，善士们已为她装了义肢，我们为她高兴，但我仍建议你能寄一点钱给她（直接寄给她也可，我想，寄给《中国时报》代转也可），因为她还有卧病在床的老父，我代她向你叩谢。
冉裕宽先生：一文钱不算少，一百万元不算多，帮助高秀娥小妹，不是施舍，我们爱这位可怜的孝女，钱千万别让我转，据说柏杨先生有点不老实，可能中饱。
一个尊严的榜样
──纪念郑丰喜先生逝世二周年
常有朋友向我喟然叹曰：「柏老，柏老，你阁下这一生，真是一个悲剧。」有些人为了证明他所言无误，虎目之中，还流下眼泪。柏杨先生称之为「泪证」，以与「人证」「物证」，三权分立。不过我对着镜子细看，又翻了个筋斗再看，实在看不出有啥剧可悲的，盖一直到今天，我都体壮如驴，活蹦乱跳，毫无不景气之象；视七十岁以下的家伙们蔑如也。至于家破人亡，夫妻子女离散，那不是悲剧不悲剧，而是幸福不幸福。而幸福不幸福，却是主观的焉。盛暑期间，一位朋友来访，看见柏杨先生光着脊梁兼光着脚丫，蓆地而卧，连个芭蕉扇都没有，着实为我难过了一阵子，殊不知我却硬是心静自然凉。环顾朋友借给我住的这个汽车间，纵是约旦国王的皇宫，我也不换。
幸福是啥，幸福含有快乐，但快乐并不就是幸福，尤其是有缺陷，有瑕疵的快乐。好比说，你阁下偷了三十万元美金──对不起，你阁下当然不会偷。好比说，柏杨先生偷了罢，三十万美元固然可带给我很多奇景，恐怕心中一直是个疙瘩。假如是谋财害命，那疙瘩准会更大，说不定发起癫痫。电视上那种坦然自若的职业凶手，并不很多，而且即令是坦然自若，也只是表面的，他的警觉性使他连觉都睡不好。物质的快乐，不等于心灵的幸福，物质的不快乐，同样也不等于心灵的不幸福。
幸福是人类追求的最后目的和至善总和，它赋给人类生命以真正的意义。洋大人常抬杠，有人说幸福是上帝的恩赐，有人说幸福是个人努力的结果。上帝的恩赐属于命运学，我们不必谈它，因为谈它也没有用，反正上帝自己在那里擅作主张，不听我们这一套。我们只认为，幸福是心灵活动，由此活动而认识真理；快乐是获得心灵完美之后的一种必然反应。生命中遭遇到的一些可怖的风暴、挫折、磨难，只能使人不快乐，却没有力量使人不幸福，只看你怎么面对这些风暴、挫折，和磨难。
因之，我们崇拜郑丰喜先生。在他面前，柏杨先生的遭遇不过像打一个喷嚏。
郑丰喜先生逝世将近两周年，他唯一留给我们的一本书，就是他的自传《汪洋中的一条破船》，他出生在最贫苦的一个台湾农家，是母亲的十二个儿女之一，一生下来，就是一个残废，「右脚自膝盖以下，前后左右弯曲。左脚自膝盖以下，突然痿缩，足心翘上」。这是一个可怕的畸形儿，他永远不能走路，而只能坐在地上，用手爬行。做母亲的李员女士当场晕了过去，她不是担心自己，而是担心孩子的将来。当家里垫高地基时，孩子们一拥而上帮忙平土，都跳着脚踩，只有郑丰喜，他只能用屁股去顿，以致祖父哭曰：「宝贝，你顿的地最平。」
这个穷苦而残废的乡下孩子，大概七、八岁左右的时候，（书上没有说明年龄），跟着一位耍猴戏的老人，流浪江湖。这个老人──赵老伯是郑丰喜的恩师，一面到处玩猴戏，一面教他读书识字。然而，在一个码头上，赵老伯被流氓架走，永没有再回来。只剩下一个残废的孩子和猴子，被两位也是逐村卖杂货的女人收留，继续演他的猴戏。可是不久，「二伯妈」被人用石头打死，「大伯妈」认为郑丰喜是个「不吉利的人」，乘他熟睡的时候，把他遗弃在荒郊野外。
我们不再详细的往下介绍，我请求读者老爷去买一册《汪洋中的一条破船》。但我们要提到吴丽卿女士，这位国民中学堂的教习，力排众议，收留下只会爬着走的可怜动物。到了四年级，李守孔先生是级任导师，把他训练成一个坚强的孩子。知遇之恩，人生难觅，这两位教习，祝福你们。当李守孔先生知道郑丰喜每天上学都是由妈妈背着接送时，（伟大的母亲）！他教郑丰喜搬到学校跟他同住，但李守孔先生一年后却被调走，因为他力争郑丰喜去参加演讲比赛，而得罪了校长老爷。而最使人流鼻涕的却是那位继任教习，他跟李守孔先生是死对头，恨乌及屋，就把全部怨气转嫁给那个只能用屁股走路的残废学童，摆出乌干达总统安明先生的架子，花样百出，甚至在满分的卷子上批一个「屁」字。不知道这位屁教习姓啥叫啥，现在又在何处批屁，值得打听打听，以便我们恭献尊号。
同样使我们感动的是郑丰喜的妻子吴继钊女士，一个大学毕业生竟肯嫁给一个残废丈夫，她如果不是疯子，就是有高贵的情操。如火如荼，奋不顾身的爱情，持久不变，始终如一。郑丰喜先生对他能得到吴继钊的垂青，掩饰不住他的喜悦，他在书上说：「想不到一个地上爬的穷人，想不到一个自小受尽苦难、折磨得残废，竟然有这么一天──结婚了，而所结婚的对象，竟是一位大学毕业的江西小姐，啊，当新娘拭干我的泪水时，我幸福的微笑。」郑丰喜先生有充分的理由骄傲，我想当洞房花烛夜之时，他回忆坐在地上耍猴戏的儿时往事，会恍如昨日。
然而，五年的幸福婚姻，在他们生了两位女儿至玉、至洁之后，郑丰喜先生却抛下他的爱妻爱女，与世长辞。呜呼，不该死的却死了啦，该死的如柏杨先生之类，却没有死。天道无常，夫复何言。
郑丰喜先生是一位奇男子。他所不能掌握的命运，对他是残忍的。他所遭受的不仅仅是风暴，而是无情的和不可理喻的地狱。恰如他所说的，他是一条破船。千千万万这样的破船都命中注定的是场悲剧，不是沉没海底，永不见天日；就是支离破碎的展览在海滩上，供游人唏嘘、凭吊──却没有尊敬，世界上没有人会尊敬一条碎了的破船。只有郑丰喜先生，他用眼泪和毅力使它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