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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节目被具有高度「被广告欺骗可能性」较高的观众所驱逐排斥──一些金光党最欢迎的朋友，只能听听唱歌，瞧瞧十六字真言。假如《开天辟地》是大学堂毕业生级的水准，十六字真言不过幼稚园小班，说起来，幼稚园小班也很够份量啦，新几尼亚那些吃人部落的欣赏水准，恐怕只是托儿所。无论如何，幼稚园小班比托儿所要高，偶尔被一个洋大人仰慕的中国文化，比那吃人部落的文化要高。上不足而下有余，大家依然可以怡然自得。
中国电视公司坚持把《开天辟地》演到底，我们致无限的敬意。电视公司当然要赚钱，但赚钱不应该是唯一目的。如果这是唯一的目的，演妖精打架，银子会更多。电视因为属于大众传播工具，它有强大的影响力，所以也同时具备了暗示性和示范性──也就是教育性。就在上个月，纽约一位十五岁的男孩向一个八十二岁的寡妇抢劫，并且把她「干掉」。这位名叫朗奴？萨摩拿的小凶手，他是哥斯达黎加人，四岁时被妈妈带到美国。老娘自己必须到外面做事，而她又没有银子雇一位保姆，就把他放到电视机前面，由他看了就睡，睡了再看。电视就成为他最尊敬最信赖的教习。他的律师在法庭上向陪审员喊曰：「我要让你们看一个电视的启示性足以破坏一切的例证。当他下手时，他只知道自己是在上演一幕电视剧，上演一幕冷血预谋的凶杀案。」
台湾最近的分尸案和奸杀案，甚为雷厉风行，实在令人汗流浃背，而尤其令人汗流浃背的，是这些等等之案，警察老爷硬是破不了。从前还有苦刑拷打的锦囊妙计。自从有一次一批「自动招认」「坦承不讳」的朋友，因真凶出现而带着满身伤痕当庭开释，警察老爷反过来吃了官司，情形好像有点好转。只不过一旦被剥夺了苦刑拷打的法宝，警察老爷就束手无策。但凶手做案的干净俐落，即使不全是受电视的影响，恐怕至少也沾点边。君不见青年朋友口口声声自称「奴才」，一句一个「喳」乎。中国人的奴性已经够叹为观止矣，电视上那些层出不穷的摇尾贴耳，下跪磕头，蹂躏人性尊严的镜头，真是存心要把中华民族的灵性赶尽杀绝。
一提起电视不堪入目，电视大亨就理直气壮曰：「剧本难找。」这句话一点也没错，彪形大汉端来一百盃茶，你硬是咬定牙关，非如花似玉端来的不肯喝，一面硬着舌头曰：「渴死我啦。」渴死当然渴不死，不过却渴得自己作呕，观众抽筋。
亚之先生在《新生报》上有一大文，谈到剧本荒和剧本，狠狠的说了几句「内行人不屑听的话」。亚之先生曰：
「你剧本编得再好，如果没有人引见制作人或导播，没有人用你。幸而制作人或导播肯用你的剧本啦，他有绝对生杀大权，不把你的剧本删改得面目全非，绝不善自罢休。又幸而用你的剧本啦，稿酬要拿出三分之一，甚至一半，来孝敬他们，否则你就永远被封杀。还有大牌明星演员，你也要卖卖账，否则他一不高兴，来个拒演，你的剧本即使好到可以拿诺贝尔奖金，也会被冻，半文不值。」
好啦，「剧本难找」的答案全部在此。原来电视公司里山头林立，每一个山头都有绿林好汉在那里称孤道寡，「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从此路过，留下买路财」。凭真本领硬碰硬的剧作家，胆敢说半个不字，一声梆子响，万箭俱发，稿本遂死无葬身之地。纵使莎士比亚先生重生，遇到这些绿林好汉，凭他那两下子，即令闯了五关，斩了六将，最后也逃不脱蔡阳先生被喀嚓一刀的命运。于是乎，中国的电视就永远停滞在幼稚园小班阶段，称孤道寡的朋友一个个发了大财，脑满肠肥，却干瘪了中国文化，窒塞了中国人的智慧。
有一次，柏杨先生遇到中国电视公司的大官之一的程抱南先生，我们是老朋友啦。我就把亚之先生的话问他，他拉大了嗓门喊冤，为了证明清白无辜，还举了两火车的例子，最后正色曰：「老头，你把剧本拿来。」我想我用不着拿剧本，就已经知道结果。盖「好」「坏」也者，是由绿林好汉下定义的，你折腾个啥！但我还是相信老友的话，因为我希望它是如此。不过，我却不相信台湾一千六百万人口，加上海外多如繁星的华人，全是白痴，而只有现任的那几位山大王顶尖。
嗟夫，「长江后浪推前浪，自古新人换旧人」。坐地分赃太久的朋友，应该坐得屁股痛了吧。让让座，如何？让座等于让饭碗，当然毫无希望。那么请高抬一抬贵手，也算是给「文化大国」放一条生路。
喜剧？闹剧？悲剧？哭剧
台北《新生报》刊出一则合众国际社汉城消息，曰：「韩国广播界人士今天说，为了配合政府所订禁止闹剧的政策，韩国电视在不久将看不到喜剧。这些人士说，韩国三家电视台将于（一九七七年）十月底及十一月初开始，停止播映喜剧，以期杜绝低级的滑稽剧及闹剧节目，这种节目曾招致观众的严厉指责。」
柏杨先生没有看到合众国际社的原文，所以弄不清有没有翻译错误，盖「喜剧」和「闹剧」不同，韩国政府杀的似乎是闹剧，却忽然连喜剧也一并处斩，很显然的是把「喜剧」跟「闹剧」混在一起，而且简直当成一码子事。张三丰先生偷钱，不但打了张三丰先生的屁股，连张四丰先生的屁股也挨一顿，未免过度新鲜。
一个国家禁止演出喜剧，可称之为一九七七年世界上最大怪事，喜剧竟然会被认定为没有教育性，那么，一定是悲剧才有教育性啦，这真是三岁娃儿乱涂鸦──不像大人的话。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最大的差别之一是，东方文明悲剧的成份多，而西方文明喜剧的成份多，所以西方影片中很少啼啼哭哭的场面。东方──包括大日本帝国在内，却啼啼哭哭得天翻地覆。西洋悲剧靠剧情，东洋悲剧靠眼泪。无以名之，只好名之曰「哭剧」，以别于高级格调的悲剧。吾友尼禄先生，在罗马帝国当皇帝时，曾有一个眼泪瓶，专装他阁下悲从中来的眼泪。我老人家曾约略估计一下，台湾三家电视公司萤光幕上，那些男男女女的眼泪，如果也储蓄起来，恐怕每个月都能流满两缸。
事实上，喜剧比悲剧难写而且难演，悲剧比哭剧更难写而且更难演。哭剧只要有眼泪就行啦，喜剧却必须有结实的剧情，这剧情还必须含有或多或少、或轻或重的现实反应。麻烦就发生这里，观众虽然欣赏，官老爷恐怕承受不住。不久前，台湾电视公司播出周末影片《爸爸兵团》，是一个纯英国型的喜剧。美国型的喜剧是火爆的，英国型的喜剧则是温温的焉，给人的是细细的品味，和会心的微笑，但它不能离开对世俗的嘲弄。爸爸兵团是一群爱国心炽热的老糊涂，组织成的乡村自卫队，银行经理自封为队长，走马上任，先封一个老头当他的助手，官拜「杀尔筋」──士官是也，另一个肉店老板则要求当一名传令兵，银行经理曰：「你太老啦。」肉店老板立刻从腰里掏出一包香肠；刚被封的杀尔筋张口反对，肉店老板就立刻又掏出一包香肠，于是二人马上同声认定他并不算太老。另一段，汉奸（英国似乎不产汉奸，大概是英奸吧）把绳子砍断，爸爸兵团拚命拉住，可是将军驾临，不由分说，大声喝令他们敬礼，他们只好立正举手，绳子一脱，将军和断桥荡荡乎顺流而下。再一段，德军劫持教堂人质，爸爸兵团的老弱残兵挤在墙角，叽叽喳喳束手无策，一会一个家伙跑来，正色曰：「我是边防军军官，这事必须慎重处理，我已通知消防队。」接着又一个家伙跑来，正色曰：「我是正规军军官，这事必须慎重处理，我已通知警察局。」接着又一个家伙跑来，正色曰：「我是警察局警官，这事必须慎重处理，我已通知消防队。」接着又一个家伙跑来，正色曰：「我是消防队队长，这事必须慎重处理，我已通知边防军。」
──幽默是喜剧的主要原素，上面所述的几段，表达得并不尖锐，但如果这电视剧是中国人写、中国人演，恐怕要绿岛一游。韩国所以不能容忍喜剧，是不是原因也是如此，我们就莫宰羊啦。
「闹剧」和「喜剧」压根是两回事，闹剧的主要目的是让观众大笑特笑。好的闹剧必须具备高度的想像力，而且必须没有眼泪。这就有心跟我们的剧作家和制作人，及导演过不去，盖我们对这些正是缺货。若干年前，电视上有美国闹剧《太空仙女恋》影集，从头闹到尾，闹得观众人仰马翻。故事是一位太空人在海滩上捡到了一个《天方夜谭》那种瓶子，拔开了瓶盖之后，跳出来的不是一个彪形大汉，而是一位千娇百媚。比这更早的有一个影集曰《神仙家庭》，漂亮的妻子嘴唇一动，就天下大变（谁要是认识这种美女，千万拜托，别自己霸占，介绍给我老人家当柏杨夫人，也算一大义举，我就不必辛辛苦苦往格子里写字，只要贤夫人嘴唇一动，银子就咂到头上，就是把头咂个窟窿我也干）。
──闹剧的定义，应是不合理的喜剧，但它必须合乎自己剧情的逻辑。闹剧闹到太空人身上，必然的牵涉到高级军官，如中校焉、上校焉、将军焉，一个个被稀奇古怪的现象，搞得丑态毕露。在一个神经衰弱的社会，疑心重重，其不君怒臣怨者，未之有也。
喜剧闹剧有高级的格调，才能发挥它的功能，而这高级的格调却非常难以保持，仅外在的困难就无法克服。吾友莫里哀先生的喜剧，不仅在他的祖国法兰西，即在全世界，也坐第一把金交椅，原因之一是法国国王和贵族能容忍他，当他们看到舞台上年迈的爵爷偷俏婢女，偏偏偷不上手时，他们没有老羞成怒，喝令「锦衣卫，拿下！」反而认为妙不可言，哄堂大笑。
内在的困难是作者的本身，写哭剧易如反掌，只要规定演员哭出多少眼泪，就落成大吉。而喜剧闹剧却不行，一旦不能保持高级的格调，就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由研究院而大学堂，由大学堂而中学堂，由中学堂而小学堂，由小学堂而幼稚园大班，由幼稚园大班而幼稚园小班，终于不可收拾。洋大人的影片中，最典型的一位是裘利路易先生，这位在每部影片中以呆瓜出现的大明星，实质上也确实是一个呆瓜，他的才华和能力，也只允许他演出他这一类的闹剧，观众只觉得索然无味，不觉得怦然心动。
柏杨先生想，韩国政府再差劲也不会差劲到不能接受高格调的喜剧闹剧，只是不能接受低级的喜剧闹剧罢啦。低级的喜剧闹剧，比低级的悲剧──哭剧（像目前那些两缸眼泪型的连续剧），观众更需要坚强的抵抗力。在监牢里，柏杨先生被迫看了一部国产片，片名已经忘记（纵是不忘记，我也不说）。剧情是三个穷演员租了一栋房子，努力追求房东的女儿。三位姓名响叮当的大牌明星，在银幕大叫大跳，装腔做势，挤眉弄眼，做了许多自以为观众一定会猛笑的嘴脸和对白，结果观众呆若木鸡。还没有演完，我就扬言要自杀，被朋友连吓带哄，总算没有抹脖子。
喜剧有高度的教育性，闹剧有高度的娱乐性，悲剧有高度的净化作用，哭剧则是高度的呕吐剂。所有的问题不在剧的性质，而在剧的情节，也就是剧作家以及制作人、导演们诸位老爷的灵性和技巧，以及艺术素养。一旦堕入下流和伧俗，无论啥剧，都能教人越看越痛不欲生。
剧本治荒法
汪莹女士在《联合报》上发表一文，题目曰：〈电视剧本荒是世界性的〉。柏杨先生完全同意，但我还得补充补充。盖这些年来，因为地球的缩小，「世界性」已经跟老和尚「阿弥陀佛」一样成了口头禅，而且拿在手上，耍得呼呼生风，变成一种推卸责任和不肯长进的挡箭牌。嗟夫，石油涨价乃世界性的，这是事实，但美国国内生产的石油却并没有涨。电视剧本荒乃世界性的，也是事实，但德国的电视剧本却并没有荒，只是美国的电视剧本荒罢啦。即令各国都电视剧本荒，我们也不认为我们就可以原谅自己。假设别人流行起来黑死病，难道我们也必须弄几个细菌回来传染传染乎也。黑死病这例子有点离谱。我们还是回到电视剧本，难道中国人的才干就不能第一个突破此荒，而必须等洋大人突破了之后，再在马蹄后跟着跑哉。
所谓电视剧本荒者，只是高水准电视剧本荒。至于二流三流，以及七八九十流的低水准电视剧本，恐怕要多少有多少。汪莹女士曰：「归根到底，还是人才缺乏。」这才是真正原因。汪莹女士并举一例曰：「美国《家》影集的制作人尼格麦肯德，去年就改写过无数剧本，其中有几本被改得一字无存的，竟然得到了艾美奖的提名。而出面竞选的，却是原编剧，所以情况可谓相当荒谬。」
柏杨先生却不认为有啥荒谬的，不但不荒谬，而且可歌可敬。第一，它证明美国人才并不缺乏，原剧本虽然玉石俱焚，但却提供出来一个故事大纲，制作人根据这个故事大纲，重新组织它的结构。故事大纲有赖丰富的想像力，本身就具有无比价值，美国工商业所以突飞猛进，就在于把这种想像力当作能源，所以他们不但购买实物，也购买观念。第二，制作人把原剧本改得面目全非，而竟然仍让原作者去得奖，这种度量可供我们膜拜。如果换在台湾，恐怕是原稿退回，改写的大爷领银子去啦。你说故事是你的，那简直是自己往自己脸上贴金。
治疗电视剧本荒的唯一妙法是敞开大门。于是既得利益老爷嚷曰：「我们是敞开大门的呀。」不错，大门是敞开着的，而且摆着山珍海味，等候大吃。可是，当大家都知道桌子底下藏着一个一触即发的原子弹时，恐怕就是拿铁链去拴，也拴不到客人。既得利益老爷所做的不是猛嚷，而是应该先把原子弹拿掉。这件事说来轻松得很，做起来可难啦。一旦拿掉，门外人蜂拥而来，俺还吃啥。
万不得已，柏老建议既得利益老爷不要自己再写剧本啦，以江淹先生之辈，他还有才尽之日。天天写下去，旦旦而伐之，纵是机器，用久了也会金属疲劳。不写剧本并不是断绝财路，财路还是各位老爷的，而只是变变方式，改编改编现成的小说，似乎事半功倍。以台湾现在文坛蓬勃的气象，佳作风起云涌，一年之中，挑选三百六十五篇，纵是三家电视台一齐下手，也不过一千零九十五篇。屈指一算，应该不成问题。能有尼格麦肯德先生的高尚胸襟更好，没有尼格麦肯德先生的高尚胸襟，硬说是自己发明的，也未尝不可。反正观众有可看的就知足常乐，是谁写的谁编的，管他娘。
把小说改编为剧本，最大的好处是平空增多了无数想像力和无数不同的内涵，也就是平空增多了无数的基本故事，不必再在自己已经挖空了的脑筋里苦挖──苦挖的结果，挖出来的全是现在萤光幕上出笼的煤渣，不会挖出金元宝。满坑满谷的各式各样现货小说，正是电视剧本的金矿，真不知道为啥不去开采，或许跟虚骄之气有关。呜呼，越衰弱的人，越勇于表示他强壮。越是如柏杨先生之流半瓶醋，越要展示自己的学问奇大。希望实力雄厚的朋友，☆能多出几个。我宁死都不相信萧伯纳先生如果把钟肇政、杨逵、王拓几位先生的小说，改写☆为电视剧本，就使萧伯纳先生黯然无光。我认为，那反而会更增加我们对萧伯纳先生的尊敬。
现在似乎一窝蜂在拍《红楼梦》，过去有家电视台也上演过《红楼梦》，结果一恸而绝，将来《红楼梦》电影也会同样的一恸而绝。这不是编剧导演太蠢，而是原着太长。柏老发现了一个定律（就靠这一发现，明年我就得去一趟瑞典领诺贝尔奖金），长篇小说根本无法改编为成功的电影剧本，纵然九莲圣母下凡，也会一败涂地。读者老爷不妨检查一下，《红楼梦》的原书比《红楼梦》的影片好，《乱世佳人》的原书比《乱世佳人》的影片好，《基督山恩仇记》的原书比《基督山恩仇记》的影片好。看了原书再去看影片，就等于吃了水蜜桃再去吃地瓜。
长篇小说所以难以改编，主要原因是情节太多太复杂，而影片受时间的限制。好像把一大堆珠宝硬要塞进一个小瓶里，如果不把小瓶塞爆，就得忍痛抛掉被认为不重要的大部份，而留下被认为重要的一小撮。这问题就出来啦，像《红楼梦》一书，几乎处处重要，仅大观园省亲那一幕，就够得上几个单元，十个小时都演不完。于是，应验了中国的古话「挂一漏万」，而一漏就原气尽泄。
同样主要的原因是造型问题，吾友林黛玉女士天下第一美女，每个人心目中的林黛玉，都不相同，女主角在某些人看来沉鱼落雁，在另一些人看来不过中人之姿，实在唐突了林妹妹。贾宝玉更糟，简直是个娘娘腔的小白脸，用文字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