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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重重包围
收音机播出：「各位听众注意，各位听众注意！」
北平城像一个孤立在烈火中的蚂蚁窝，但人们对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的信心，仍很坚强，只是怀疑他用什么方法解除当前的困境。物价像脱缰之马一样飞涨，西单市场手拿银元的小贩，口里单调的念念有词：「买俩、卖俩！买俩、卖俩！」我已忘记当年银元和金元券的兑换率是多少了，只记得当小贩从街这一头，一块银元兑换五千元金元券时，到街那一头，就兑换五千五百元，等到再回原来位置，一块银元就兑六千元金元券；反过来说明：当小贩在街这一头，金元券五千元可买到银元一元时，等他走一趟回来，大概二十分钟，你就必须用金元券六千元才能买到银元一元。我从渖阳带出来的家产，只剩下两块银元，前途茫茫，没有一文收入。常常，我和徐天祥在西单市场前徘徊，饥肠辘辘，望着路旁小吃摊上热腾腾的「茶汤」「油茶」，升起阵阵饿火，我告诉自己：「你吃不起，懂吗？你流落到今天乞丐地步，是你自己的错，你应该挨饿，你应该饿死街头！是的，你应该饿死街头！」徐天祥吃惊的问：「你跟谁说话？」我说：「我跟我说话！」他呆了一下说：「你饿疯了，明天死也比今天死好，换掉最后一块钱，去吃碗『茶汤』！」
我们不知道明天还有没有吃的，也不知道明天身在何处？有些人打算继续逃亡，有些人身有余钱，租了房子或买了房子，组织了温暖家庭，他们说：「共产党还不是中国人？」宁愿留下。然而，不管哪一种，都忧心重重，眼看着暴风雨就要来到，却无能为力。北平各学校学生几乎早就随着他们所敬佩的教师，全成了共产党虔诚的门徒，形成一种具有强烈裹胁性的狂热。国民党的学运彻底失败，所有作家几乎全部唾弃国民党，当然，国民党早也唾弃所有作家（当时全国知名作家，只梁实秋、王平陵先生二人到台湾），于是不仅是北平学生，而是全国学生，成为一面倒的趋势，倾向共产党。
我曾在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住了几天，住在一位研究生兼助教的李思忠宿舍，他现在是国际闻名的鱼类学家，已自中国科学院退休。当时，他正年轻，对共产党崇拜得入迷，每天早上，当他看到在楼下体育场操练的傅作义的部队，就叹息说：「可怜，这堆国民党的炮灰！」第二天他再说时，我就反驳说：「是谁把他们打成炮灰的？国民党？共产党？事实上两党都是凶手！」但我们到底是从小同窗，感情至笃，他劝我不要继续逃亡，他说：「你在国民党里绝对没有前途，你的性格太显明，而又总是喜欢讲话，你非惹祸不可。共产党是个民主洪炉，有非常大的空间，你可以尽量发挥你的才华。答应我，不要走！」
后来，我搬到口袋胡同二号，他仍不时来找我，要我发誓不走。意识形态不同，会像患了麻疯病一样的，把人的感情隔绝破坏，我觉得我们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但我仍答应他：决不再走！
日子在熬煎迷惘中度过，各地败报频传，张家口失守、丰台失守、杨村失守，最后，北平城门以外，都是人民解放军天下，共产党嘲笑说；「是傅作义保护北京城？还是北京城保护傅作义？」人心开始动摇，报上再没有引起希望的消息，只看到一则，河北省政府主席楚溪春先生，召集省府全体官员，凄凉的说：「我们一生清白，却跟那些贪官污吏落得同一下场。」全场啜泣！楚溪春先生当渖阳守防司令官时，为了准备巷战，曾在每个十字街口，建立碉堡，可是没有一个碉堡不偷工减料，楚溪春宣布说：依照当初设计原图，用什么样的钢筋、用多少成份的水泥，足可以承担多大口径的炮击，他要把那些承包商集中在碉堡里，由他发炮试验。但后来不了了之，因为承包商恐慌之余，自有化解办法。
已经忘记确实日子，北平陷落（解放）的前一天，大概是一九四九年元月三十日，没有什么风吹草动，也没有什么异样，一个巨城的主权转移，已经秘密安排妥当，可是人们并不知道，下午时分，我在街上闲逛，几个军人向大家分发传单，我也接到一份，传单呼吁人民信任政府，上面说：不要因为国军不断转进而沮丧，要了解在挥出致命的一击之前，必须缩回拳头！大家都为这份悲壮的传单感动，已经成为焦炭的心情上，再度浮起一丝微弱的希望。一个人沉到大海里，抓到一根草都会认为抓到一条救命索！
这是当天下午的事，晚饭时候，我正在常咸六家，收音机像经常那样播出当时最流行的歌曲〈小俩口对骂〉，女的怨男的：「自从嫁了你，幸福都送完，你没有黄金美钞，也没有金钢钻……」男的怨女的：「自从娶了你，整天听你烦，吵着没有吃来没有穿，又吵着没有送你出国玩……」危城中流行这样歌曲，保卫危城的战士听了，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想到，他们也没有黄金、美钞、金钢钻！忽然间，歌声停止，经过几秒钟诡秘的静默后，一个男性声音出现：
「各位听众注意，各位听众注意！」声音嘶哑而沉重，「假如你们家人在外面的话，请去找他们回来，一项非常重要的消息，在十分钟之后宣布，届时希望每一个市民都能亲自听到。」
巨城末日
有些人连背后给英雄一声赞叹都不肯，反而认为别人都「傻」。
这是一个震撼的呼唤，一会儿功夫，房间里坐满了人，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只是不知道不祥到什么程度。十分钟到了，〈小俩口对骂〉戛然中断，男播音员声音：
「各位听众注意，各位听众注意，本台报告重要新闻，华北总部、人民解放军联合公报；华北总部、人民解放军联合公报：第一条……，第二条……。」
最后一个字播完后，立刻再响起：「自从嫁了你，幸福都送完……」
纵是一个穿透屋瓦，打到地面上的霹雳，都不能使人如此震惊，「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变成「华北总部」，「剿匪总司令」向所「剿」的「匪」归降，时隔四十年，公报的条文已记不清，这是一份历史性文献，很容易查明，大致上不过宣布北平和平解放，规定国军撤出北平最后时间，和人民解放军什么时候进城，以及从明天开始所有岗哨，都由国军、人民解放军，和将改称为「人民警察」的现任警察，三方面共同维持秩序；又规定凡是没有单位隶属的国军官兵，都到西城报到，参加三天讲习后，发给返乡证，回归家园。
聚集在常咸六家听广播的朋友们，霎时间，一个个目瞪口呆，面颊下陷，尤其是一些国军军官，他们不能想像围城之役竟这样结束，像越南奠边府的法军一样，竟向他们根本看不上眼的「匪徒」屈服，一定是什么地方弄错了。而最痛苦的是，就在当天下午，他们还被要求相信政府，他们也确实相信政府可以拯救他们脱离苦难，可是只转了一个身，就发现原来是一场骗局！他们哪里去找宣称跟阵地共存亡的将军？又哪里去找鼓励他们誓死不屈的长官？一些耳际仍荡漾不息的训词指示，每一句话和每一个字，都变成无情的嘲弄，大家鸦雀无声的离开座位，分别出去探听消息。
时已初夜，北平城在严寒下像沸腾了一样，街上挤满了人，大多数是流亡客，少数是北平市民，他们在人群中走来走去，希望得到进一步消息，有人甚至希望联合公报是假的，华北剿匪总司令部会收回刚才的广播。东城一带适时的响起连续枪声，有些人大为振奋，认为入援的国军正攻击东华门。
我在人群中找到孙建章，他说他决定随着十六军被释放的军官，再向南京逃亡。但徐天祥却十分沮丧，他说：「天下虽大，往哪里走？国民党已经瓦解，我决定留下，看能不能活！」他问我怎么办？我却犹豫不定，脑筋一片空白。回到住处，收音机仍每隔十分钟重播一次华北总部和人民解放军联合公报，接着又是「自从嫁了你……」。
第二天（元月三十一日），人民解放军举行盛大入城式，我和徐天祥挤在人群中参观，学生们的秧歌舞，一个接一个上场，那是一种连一点美感都没有的简陋动作，我不知道共产党为什么把它当作圣舞一样，到处展示！至于学生，国民党为了讨好、安抚，天天供应他们大米白面，可是学生却天天游行示威「反饥饿」，国民党束手无策。现在，北平解放，一夕之间，大米白面无影无踪，学生改吃陈年小米（小米一经过冬，油性全失，难以下咽），和半咸半不咸的干菜。使人不能理解的就在这里，学生反而没有人敢提出异议，这是一项奇妙的对照，说明共产党的法宝远高过国民党。也说明政治情绪一旦发作，是非黑白，全部颠倒，天理良心，也全都埋葬。
虽然是人民解放军的入城式，但武器却大多数是国军的，尤其是卡车，青天白日军徽还没有涂去，驾驶兵青天白日帽徽刚刚摘下，尚留着圆形的白色痕迹，而坐在车上游行进城的男女学生，一个个兴高采烈，大唱特唱。就在车队行进中，一个身穿整齐军服、领佩少校阶级的国军军官，突然从群众中跳出来，拦住去路，手指着车上的年轻人破口大骂，那些年轻人似乎没有想到这个场面，面面相觑，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反应！后边车子上的学生却在吼叫：「冲啊，冲啊，压死他，压死他！」我不敢再看下去，以后的结局可能是血肉模糊，也可能只把他扣押，那可是众目睽睽下的反革命现行犯。当我把看到的告诉同住在口袋胡同另一位其他的国军朋友时，他嗤之以鼻的说：「傻子！」我打了一个寒颤，有些人连背后给英雄人物一声赞叹都不肯，反而认为别人都「傻」，只有自己绝顶聪明──那当然是中国人传统模式的绝顶聪明。
我决定走！
像恶魔一样抓住他
忍不住失笑，笑声使我从四十年前的北平恶梦中惊醒。
在漫长的一生中，我有太多次面临抉择。一九四九年春季，我在北平再一次遇上：留下来的话，虽然有些朋友愿意安排我到人民大学和华北学院，但我已经嗅到不自由的气息，在「铁的纪律」下，一些共产党朋友对我几乎只讲《人民日报》上早已讲过的官式语言，我听不出那些话的实质内涵，越来越不能忍受。可是，如果我走，又往哪里走？徐蚌正在会战，蒋中正先生任命了以猪脑袋闻名于世的刘峙当总司令，已注定失败（这是历史上一项奇异景观，天下人都知道会战非失败不可时，首领却独具只眼，认为不会），我必须在他失败前赶到江南；流浪一个地方，算一个地方。可是我身上最后一块银元就要用完，当时逃难路线只有一条；从北平出发，经济南，到仍在国军固守中的青岛，然后乘船到上海；到上海之后，再谋生路，这是一个长达一千公里的艰难跋涉，我不能没有盘缠就贸然动身，如果全可以步行，我可以沿途乞讨，但乘车乘船，却非钱不行，而我没有钱，「一文钱逼死英雄汉」，我心如火焚。
就在这时，徐天祥找到我，不声不响的拿出十五块银元，推到我面前，说：「你的路费！」这是我能不能离开北平的最大转捩点，惊喜和感激，一齐涌上心头，我说：「天祥，你从哪里弄来的钱？」他说：「你不用管！」我说：「天祥，可是，你怎么办？你是一个老国民党！」他才三十多岁，精神却委靡到毫无斗志的地步，我说：「天祥，你生活怎么办？」他一味的笑，那是一种茫然的笑。我腼观的收下，这是救命钱，使我有资格逃亡。腆
一九四九年二月初的一天，天色微明，北平城安宁得像一只刚睁开眼睛的婴儿，我背着行李，在朋友的祝福下，踏向茫茫前程，继续人生飘泊！那年，我二十九岁，当时穿着一件长袍，是我初到北平时，一位刚刚从大学毕业，而又刚刚结婚，名叫杜继生的朋友送我的，我一直穿到台湾，又在台湾穿了十年，穿到破烂不堪，才把它丢掉，但友情温暖，使我永感。再也想不到，这件棉袍却像恶魔一样的抓住他。杜继生现在河北省教育学院教书，因为听信共产党「交心」的保证，把一生中鸡毛蒜皮的事都坦白交代，当然包括那件棉袍，他受到很大的赞美，说他是最可敬的进步人士，可是当开始清查旧账，认为他赠我棉袍这件事，发生在「解放以后」，而「解放以后」的意义就是「资匪」（在台湾，也有「资匪」节目，不过「匪」「匪」不同），杜继生怎么解释都没有用，直到前年（一九八六），我到香港第一次会亲，他就透过我的女儿，要我写一文件，澄清当时实情，我写了，不过，我一面写，一面忍不住失笑。
大概我的笑声突如其来，使我从四十年前的北平恶梦中惊醒，我们的车子仍在机场到北京的林荫大道上奔驰。周明显然被我无端的笑声吸引，问我笑什么。
「我笑的是，」我照实说，「共产党对他自己的干部都不相信，却相信一个被称为『匪』的逃犯。」
我自己对这个解释并不满意，我应说得更清楚一点，但车子已到北京饭店。那是一个古老建筑的现代化旅馆，一九二○年代，也就是民国初年的政坛上，曾经扮演过重要角色，因为建筑仍保持当初模样，使人很容易想像当年的风光。
我们把行李放妥，周明和晓钢提醒说，如果我们要攀登长城的话，应该明天就去，否则，朋友们一旦会面，应酬多起来，恐怕就难排出时间！攀登长城是一个动人心弦的诱惑，尤其，对我而言，还有特别意义，它在我坐牢这件事上，多少有点贡献；一九四八年从渖阳逃往北平，经过山海关时，人民解放军已经进驻，拒绝国军俘虏入城，大家只好从山海关西侧「墙」「城」相接处爬过去，爬到长城里面。可是，台北调查局调查员李尊贤先生，却认为我说谎：「长城那样高，你怎么爬上去？」偏偏山海关「墙」「城」接连处的长城，是里外都可爬上去的，但这没有用，特务认为爬不上去，就爬不上去。结果，像紫人国的「人民甲」一样，我自动招认爬不上去。这次前往大陆，我本来想再去山海关，原样再爬一次，拍一卷录像带的，实在因山海关太远，而且香华毫无兴趣，她说：「顺便还可，专程不必！笑谈还可，认真不必！纵使当时特务承认长城可以从外爬上去，你难道就能走出狱门？你自己常说：专制封建社会，无罪不能无刑，你自己都忘了。」不过北京情形例外，到北京而不爬长城，犹如到凤凰城而不一游大峡谷一样，脑袋一定被驴踢过。
紧缠绕着地球
长城无罪，有罪的是有些使用长城的人！
我是一个幸运的人，因为我爬过山海关的长城头，也看过嘉峪关的长城尾（嘉峪关长城不过一道颓塌残破的土墙，无法攀登），但是，还没有见过长城的腰。十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时出发，沿途是四线道的柏油公路，经过居庸关时，下车凭吊，关门孤立在一个山头上，附近全是小贩，我们开始尝到北国风沙，虽然只是初起，已足够使一个人披头散发。
八达岭位于北京西北，航空距离约六十五公里，公路虽然弯曲盘绕，但一个多小时，仍然抵达。长城，每个中国人都熟悉它，它是中国人的骄傲，认为从太空回望地球，唯一可以看得见的人工建造物，就是长城。太空之旅发展到今天（一九八○年代）为止，证明并看不到，但长城确实是伟大的工程之一，应没有疑问。中国两千年历史中，有一千八百年，外患来自北方。北方简直是「野蛮民族」的出产地，消灭一个部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