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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级法院判决周海婴败诉。
判决说：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先生的稿酬，截至一九五八年止，共人民币三十四万零一百九十七元一角一分（这是一个使人发疯的天文数字，依照当时平均薪俸，每月六十元，这笔稿酬等于一个中级官员四百七十五年的薪俸），但人民文学出版社很多次通知许广平、周海婴母子领取，他们没有领取，「并且于一九五八年两次写信表示愿将这笔稿酬上缴国家」，人民文学出版社经「上级机关同意」，留三十万元设立「鲁迅文学基金」，后来因有关单位出面，周海婴取走三十万元。至于日译《鲁迅全集》中有鲁迅从未发表过的作品，稿酬应由周海婴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平分。于是，北京中级法院命人民出版社一次付给周海婴这笔稿酬二百九十七元（中级官员两个月的薪俸）；驳回周海婴所有诉讼，诉讼费由周海婴负担（诉讼费四百二十二元，加上律师费、交通费、高达两千元【中级官员十六个月的薪俸】）。
周海婴先生是本年（一九八八）才接到判决的，面对判决书上密密麻麻的条文，如雷轰顶。更糟的是，香港舆论开始对他嘲讽，说他「出尔反尔」「说话不算数」；国内更有人表示不屑于他这种行为，好像孔丘先生的后人忽然卷进一桩桃色案件似的，鲁迅先生的后人竟会为了钱而打官司，实在使传统知识份子泄气，盖儒家精神是「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如果有人敢「谋其利」「计其功」，就大失所望，悲愤交集，用显着的眉题刊出：「鲁迅想不到他儿子为他的稿费问题进法院！」然后用拉裤战术说：「鲁迅后裔当不了大官，争回一些钱总是有用的！」
是这些一面倒的嘲讽使我站在周海婴这一边，对官司内情，我一点不知道，但我认为周海婴先生是一个「人」，跟你我，以及跟拉裤派一样的，都是一个「人」，他有责任维护他的权利，这是一个人的基本尊严，不要说他是全国崇敬的鲁迅先生的儿子，即令他是全国唾弃的林彪先生的儿子，我也会用同样的热情支持他争取！周海婴先生犯了谁的王法？连到法院控告的资格都被剥夺？连请求法律保护他权益的资格都被取消？中国知识份子最大的丑态是；自己享受权利，但当其他知识份子维护权利时，又在旁嬉笑怒骂。这种心态，是中国现代化的绊脚石。
周海婴长得很像他老爹，我见过太多鲁迅的肖像，这位遵照遗命，不作「空头文学家」的儿子，第一次见面确实使我有一种鲁迅再生的惊讶，看到他没落的神情，我忽然想到，鲁迅先生的遗命可能错了，周海婴如果从事写作，他或许会更肯定自己，至少他可以跳过一个新作者必须经过的退稿的漫长挫折；如果那样，他现在或许用不着打官司。
我告诉他，如果北京中级法院根据的是确实的──你们母子于一九五八年已把鲁迅稿酬捐献给国家，国家又接受了你们捐献的话，这笔稿酬便属于国家，你就不能过问。
「我同意你的看法，」周海婴说，「问题是：北京中级法院的判决，完全照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片面之词，对我所作的举证全部不理！」这种作业方式，我完全熟悉，跟台北军法审判，完全照抄调查局的移送书，一模一样，证实马克斯说过的：法庭是一种镇压工具，不是判断是非场所。周海婴说：「一九五八年我和母亲确实表示过要把父亲稿酬赠给国家，但周总理（周恩来）不肯接受，并且指示冯雪峰把它存进银行。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财务科长汪静波，告诉我母亲派去查账的王永昌说：还有三十三万元（中级官员四百五十八年的薪俸）。」
一九七二年，周海婴在毛泽东为首的五人帮迫害下，身患重病，周恩来先生特别命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代为保管的鲁迅稿酬中提出三万元给周海婴治病。一九八一年，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出面要求下，人民文学出版社再交给周海婴二十七万元。除了一张支票外，没有任何说明。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人心里的不愉快，可以想像。
台湾同乡聚会
俗云：「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人不亲，地亲！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向日本「学研社」出卖《鲁迅全集》的日文译本版权，没有付给鲁迅后裔一文稿费或一本书，但日本「学研社」却是送了好几套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包括送给鲁迅家属的在内。当「学研社」听到周海婴连一套也没有见到时，十分惊讶。人民文学出版社对周海婴这种「大蔑视」，使周海婴告到法院。
人民文学出版社说：鲁迅作品已收归国有。周海婴说：一直到现在（一九八○年代）为止，人民政府还没有把作家版权收归国有的法律和行为，任何作家的作品，也没有成为国有的事实。周海婴自己也编过、国内各出版社也出版过多种鲁迅文集，从没有人过问。国家从没有以鲁迅智慧财产权持有人自居，人民文学出版社怎么可以以鲁迅智慧财产权持有人的身份，把它卖给日本？
周海婴顺便索取仍存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最初三十四万元人民币的尾款四万元和它应有的利息（四万元当时是一个中级官员五十五年的薪俸，贬值到今天，也是一个中级官员二十七年的薪俸）。而且，依照大陆文化部颁布的〈书籍稿酬试行规定〉，作者逝世超过三十年，出版首次发表的遗作，仍要付给作者家属稿费。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版十六卷《鲁迅全集》其中有大量首次发表的鲁迅遗作，却连一文也没有给。
周海婴已经提出上诉，并且向北京中级法院审判长重申：他不是为了钱，他将把这笔钱捐给教育界使用。我赞成捐钱，但对「不是为了钱」的观念，严厉反对，我应该得到的，就应该得到，一分钱都不放弃，不容别人用「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那一套把它断送；我们必须「谋其利」「计其功」，保护自己的权利，是民主法治社会不可缺少的观念。凡是呐喊「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都应自动去圣人庙报到吃冷猪肉，不准再来中国国土害人。
周海婴告辞时，问我对他官司的看法，我告诉他我知道的太少；他又问我猜他是不是可以获胜，我告诉他我在台北发明了一部在大陆上尤其适用的《说不准学》，可供他参考，他笑了笑。当鲁迅先生逝世时，我还念高级中学一年级，时光匆匆，他笔下的幼儿海婴，头上已有白发，而我竟有机会和他会晤，也不禁兴起「鲁迅想不到他的儿子为他的稿费问题进法院」叹息。
──在我们整个会晤中，我一直担心他会向我询问他的儿子周令飞在台北近况，因为我实在不知道。他竟然也没有问，我想，台湾同胞去大陆的很多，向他报导他儿子消息的，一定也很多。
同时，我也没有问周海婴：有什么作家对他支持？因为他给我的印象是，他彷佛孤军应战。我所以没有问，是因为中国作家跟其他国家作家似乎有异，其他国家一个作家一旦受当权份子迫害（好比被捕），所有作家都会声援！中国正好相反，一个作家一旦受当权份子迫害，定有一批作家纷纷表态，群起喊打，诟骂侮辱，赤膊上阵，累得口吐白沫，唯恐不受主子欣赏。延安王实味先生、北京胡风先生、丁玲女士，以及台北柏杨先生（顺便向读者先生推销一本曾被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查禁，行将再度问世的书：《七十年代论战柏杨》，上面就有国民党派作家到美国证实柏杨是「共谍」的报导），都有这种令外国作家百思不得其解的奇遇。所以，虽然现在政治开放，我却很难推测周海婴先生会获得谁的帮助。
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是北京最早邀我赴宴的单位，十月二十六日，我们从长城、定陵，风驰电掣般赶回北京，已晚了将近两个小时，联谊会联络部长林钗女士，和中国新闻社港台海外部主任王捷女士，仍在北京饭店等候，我非常抱歉，但实在不是我的错，因为我不知道绕弯到定陵，要费多少时间。联谊会会长林丽韫女士作东，同席的全是台湾同胞第二代，香华兴高采烈的说闽南话，希望她们听听乡音，但她们多半已听不懂，香华又改说结结巴巴的客家话，她们也同样多听不懂。这使我想到家在台北的儿子本城，他连一句河南话都不会讲；又想到家在旧金山义女刘元旭的儿子，说的全是英文。席间，我们谈一些她们或她们的老爹到大陆的情形，像我当初到台湾一样，都是四十年前的往事。
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形容异地相逢，人不亲，地亲，更何况人也亲。我先后也看到另两位来自台湾的同胞，一是陈鼓应，一是黄顺兴。陈鼓应先生，这位国立台湾大学哲学系的教授，在一次国民党「清除革命阵营」小动作中，全系教授被驱逐一空，导致他后来竞选国大代表，把「外交部」称为「断交部」，严重的伤害到国民党形象，然后前往美国，国民政府遂不准他再回台湾，他才应聘到北京大学教书。是他安排我和北京大学同学见面，以致发生一点小事端的。而黄顺兴先生，这位台湾反对党前辈，在台湾还是恐怖时期的一九六○年代，当选台东县长，后来更当选立法委员，他在他的女儿因去了一趟大陆，被捕判三年牢狱之灾，刑满出狱后，也前往大陆。他现在是人民代表，是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四十年，第一个发出反对声音的人，博得海内外的尊敬，他是台湾同胞在大陆的一颗巨星。一位朋友告诉我说，他抛弃妻子，在北京另行结婚，结婚并不是污点，但迄今为止，并没有这回事。他对政治的兴趣已逐渐消退，而把注意力转到环境保护上，那是一个更远程更艰巨的目标。当我们匆匆一晤，又匆匆分别时，我发现他跟在台湾时一样，满头白发，一脸沧桑。爱心，使他憔悴。
平等万美之母
我们迫切追求的应是民主生活和民主气质，然后才是民主政治。
陈鼓应先生是一个性情温和的知识份子，不是一个激烈抗争型的人，他在台湾对国民党所作的批评，并不严厉，可是他的宣传文字，却咄咄相逼，如果不是外交上发生变化，美国跟台北断交、跟北京建交，选举暂停，他可能当选国大代表。后来，他到美国，因为反对台湾独立，和选举伙伴也分道扬镳，最后才到北京大学任教，对于近代中国知识份子而言，北京大学有强大的吸引力，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对当初不准他回台的挫折，似乎还有一点点高兴之情。我同样的以能到北京大学访问为荣，所以当陈鼓应告诉我北京大学副校长罗豪才先生欢迎我到北大讲演时，我很高兴的答应，但是过了一天，他告诉我讲演没有场地，是不是可以改作座谈，我立刻知道，又是老模式变化。
座谈会于十月二十八日下午举行，进了校门，看不到任何举行座谈会的标帜，车子转弯抹角，在一座不知道名称的大楼面前停下，同样的没有半张海报；楼前站了些学生，茫然的看着我们下车，我还以为可能被带错了地方。在接待人员陪同下，上了二楼一间稍大的教室，已坐满了人，陈鼓应起立介绍，我才知道出席的有几位是北大教授，其他则是各社团负责同学（印象最深的是「学海社」，座谈会结束后，社长同学送给我一个北京大学纪念座牌，和他们出版的全套《学海》学报）。
名义上是座谈会，实际上形成一场「口试」──由北大师生当主考官，我当学生，我非常兴奋的接受口试，台湾有较多的资讯了解大陆，大陆对台湾（以及对外面的自由世界）的了解，则比较困难，我盼望有机会告诉他们有关我们的实情。
同学们首先问我民主的意义？和怎么追求民主？这是一个智慧的探索，自从西方Democracy被译成「民主」，传入中国后，民主就成为政治上最响亮的招牌，不管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只要他从事政治工作，他就是扞卫民主的斗士，甚至，他就是民主，民主就是他。于是不久就露出真相：争取民主的人，包括为争取民主而坐牢入狱的人，他们往往并不知道什么是民主。多少年来的情形是，大家都在向一个不知道的东西效忠，并为它奋斗。
有一件事发生在台北，至今使我震骇难忘，一位因抨击国民党不民主而被判五年徒刑的朋友，出狱后参加一家杂志社工作，由他担任总编辑，有一天，为了一本丛书的封面，和一位董事发生争执，他认为他的意见可以得到大多数董事支持，坚持提交董事会表决。表决的结果，除了他的夫人弃权外，全体投反对票。我的朋友脸色苍白的坐了一会，然后霍的站起来，用手指着全体董事，诟骂说：「你们这些人卑鄙无耻！」「我看不起你们！」大踏脚步而去，大家被他的诟骂吓呆了，包括他的夫人在内，目送他背影消失，很久很久，没有人发言。那个惹祸的董事喃喃自语说：「是他要求表决的呀！」我可以断言，这位朋友如果有权，铁帽一定出笼，那些投反对票的人，如果不是「匪谍」「挑拨政府与人民间感情」，就一定是「国特」「现行反人民反革命」。
非常抱歉我用我的朋友作为例证，因为这件事一直横亘在我的心头，不但没有随着岁月消逝，反而随着岁月而更增沉重，使我想到中国民主的危机，不在官而在民，发生问题的不是目前有权的官，而是现在还没有权，但将来一定会有权的民。我常伫立街头，观察那些来往的青年学生，也常想到监狱里正在服刑的被称为民主斗士的政治犯，他们将用一个什么样的体质，去接班掌舵？中国历来的改朝换代，都是不换宝座换屁股，我们一直认为只要推翻眼前看得见的暴君，让高喊民主口号的新屁股坐上去，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几乎是铁定的：我们最后都会发现高喊民主口号的新屁股，更为凶恶。这算不算中国人的悲哀？抬头问天，中国为什么不能像美国一样，在一场战争后建立一个三权分立的政府？为什么不能像英国一样，在一场革命后建立一个代议政治？为什么不能像日本一样，在一次外力冲击后，建立一个君主立宪体制？战乱一次，革命一次，不但不能提升一次，反而更堕落一次。
我想中国人追求的，应该是生活民主化！把民主定位在政治上，只要求政治民主，是灾祸之源。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家庭生活、学校生活，和社区生活。有了民主生活之后，才会有民主政治，跳过民主生活阶段，去追求民主政治，犹如一个小学生跳过中学大学，去进研究院一样，用一句简单的话说明：民主，要在日常生活中成长。我的建议是：我们应把努力换屁股的工作，交给选出来的代议士（议员或代表），而把努力换气质的工作，当作第一要务。这跟独善其身不一样，而是我们要明确、公开的，建立我们从来没有过的「人人平等」观念。平等，是万美之美，众美之母，一切美德的基础，一个人必须了解别人也是人，对方跟我一样，需要尊重和尊严，然后才有能力跟别人沟通、和别人团结、与别人合作、向别人让步、对自己克制。而沟通、团结、合作、让步、克制，就是民主生活。
四化到六化
财产私有化，是拯救中国大陆的唯一一条路，再无他途。
北京大学座谈会上，很多时间来讨论「民主」，从生活民主化到政治民主化。民主政治的意义在西方国家十分明了，但一旦掉进酱缸，细胞上就发生变化，野心家既没有胆量抛弃民主，又没有智慧实行民主，只好在它头上动点小手术，蒋中正先生发明「集中民主」，毛泽东先生发明「人民民主」「新民主」，将来再有英明领袖型人物出现，恐怕还有其他别的什么民主。他们所以辛辛苦苦发明，目的只有一个，他要过专制封建真龙天子的瘾！幸好旧野心家已经逝世，我们不知道会不会有第二波新野心家登场，但中国人民必须了解，民主政治是一个有反对党存在的政治制度，没有反对党存在的政治制度，就不是民主政治。一个国家如果抽去了反对党，它就是法西斯国家，不是民主国家。邓小平先生说：「实践检验真理！」我们同样说：反对党检验民主政治，丝毫不爽。同时，民主就是民主，一眼就可看出：头带花草的民主，绝对不是民主。每一个中国人都要成为监赏家，十手所指、十目所视，使舞台上的演员无所遁形。
我还回答了「酱缸问题」「四化问题」「台湾青年生活问题」「民主和暴力问题」，以及「中国统一问题」。在同学们提出统一问题时，香华递给我一张纸条，纸条上说：「你应该问问他们的看法？」但参与座谈会同学们，似乎对这件事并不十分关心，所以当我介绍过我的「长大再结婚」理论后，还没有来得及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