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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问题不是中国有没有救，而是，上帝既不能吹口气使中国消失，那么，它就必须有救。我们看到病人倒在街头，还要伸出援手，而不管他是不是有救，为什么对自己的国家要发出这种询问？不管中国是不是有救，我们都要救。而且，一种很明确的症候显示：中国一定有救，因为中国人已开始有胆量、有智慧，检讨自己的缺点，和面对自己的缺点。关于「四化」是不是会成功？我认为「四化」实际上只是「一化」。十九世纪末叶，清政府认为洋大人所以所向无敌，只因它船坚炮利而已，中国政治制度仍是天下最完美的制度，用不着更改。想不到一百年后，历史毫厘不差的重演一次。人民政府又在认为中国政治制度是天下最完美的，用不着更改，只要有现代科技就可脱胎换骨。根据历史法则，一个身体衰弱的老拳师不可能练出铁拳头，四化因之也不可能成功。多少年来，人们加上「政治民主化」，问题是，政治怎么才可以民主化，这不是主观愿望，必须靠客观条件。有人把希望寄托在大陆留学生身上，认为他们留学西方，会带回西方民主风气，这是一种脱离实际情况的盼望，把留学生的影响作过高的评估。有一件泄气的事要说明的，中国留学生对西方民主生活，很少吸收。有一次，我参加美国东岸一个大学的开学式，看了一段影片，由大学外籍学生顾问部放映，介绍各国留学生生活给新到学生，其中有一段专门报导由台湾去的中国留学生，自成一个族群，住在一起、吃在一起、玩在一起，吃中国菜、用中国话交谈，甚至教台湾家人买中译教科书寄来上课，学校有什么party，中国留学生就像海豹一样的挤在一起；很少到美国同学家作客，更很少跟美国同学郊游；美国同学在一起，除了谈女孩就是谈体育，中国同学在一起，除了传播一些是非，就是谈国内政治，双方格格不入，越拉越远。该影片在结束时，响起顾问部职员的呼吁：所有外籍学生，应以中国留学生为戒！我感到汗颜，但我可以肯定，三年五载转瞬而过，中国留学生连啦啦队长是怎么选举的都不知道，他又怎么知道民主政治？又哪里来的民主气质？又怎么能影响别人？大陆留学生因年纪稍大的缘故，学习功课已够痛苦，学习生活简直根本不可能，缺少语言能力、缺少时间、缺少金钱、缺少兴趣。不要说普通留学生，就以金银堆积如山的宋美龄女士而言，她可是吃英语长大的，并以登上第一夫人宝座沾沾自喜，第二次世界大战，她代表中国前往美国，罗斯福总统告诉她美国正遇到困难──罢工！然后顺便问说：「如果罢工事件发生在中国，中国政府会怎么办？」宋美龄女士举起她那涂满了蔻丹的尖尖手指，用一个不容置疑的姿势，往咽喉上一抹。罗斯福总统夫人在她的回忆录上叹息说：「宋美龄虽然身受美国教育，但她并不了解民主！」
中国大陆要想得救，不能奢望留学生；很多留学生，像宋美龄女士之流，只学会了英语而已（有的连英语也不会）。所以，救中国需要另一条道路：除了政治民主化外，还要财产私有化！使「四化」变成「六化」！当我脱口而出「财产私有化」时，教室里霎时鸦雀无声，我发现大家震惊的眼神看着我，感到空气似乎就在四周凝聚。
两千公里外信息
统战部说：柏杨来拿稿费，十分欢迎；设立文学奖，我们有困难！
北京大学座谈会六时左右结束，副校长罗豪才先生接我和香华到北京市区共进晚餐，罗豪才先生来自新加坡，他已很久没有回国。不过，就好像美国学者到英国当大学校长一样，他到中国任教，基本上没有文化的隔阂，水乳交融。他是法学专家，大陆需要法律，远超过需要核子武器。没有核子武器，国家还是国家，没有法律，国家不过一个未曾开化的野蛮部落而已。在文化大革命时，他也有暗淡的境遇，我想，对一个法律学者而言，伤痛似比普通人更深。
关于文学奖，虽然在上海踢到铁板，心里已了解我面对的是什么，但我仍不愿轻易放弃，一踏进北京饭店，我立刻向朋友们表达我的盼望，反应一律是「那太好了！」但没有下文。而就在罗豪才先生设宴招待的那天晚上，回到旅馆不久，忽然接到一个远自航空距离两千公里外的深圳，打来的长途电话，听筒上响起李玲瑶女士──一位美籍华裔企业家银铃样的声音。一九八四年，我在纽约曾接受她的款待，她在纽约从事房地产，而现在，她告诉我，她在深圳设厂。
「你的文学奖怎样了？」她问。
我告诉她碰了钉子。
「愿不愿听一个消息？」她说，我当然愿意，「去年（一九八七）三月间，我在报上看到你要设文学奖的新闻，正巧身在北京，有一次统战部请客，席间谈起你，我问阎明复部长说：『听说柏杨打算在北京设文学奖，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性？』阎部长说：『我们需要研究！』我说：『由哪个单位研究？』阎部长介绍一位处长，饭后我问处长说：『你们要研究多久？』处长说：『总要三四个月、四五个月。』然后，我回美国。
「今年（一九八八）年初，我再来北京，统战部又一次请客，我想起了这件事，再问阎部长说：『柏杨设文学奖，你们研究了一年，应该有结论了，结论是什么？』阎部长说：『柏杨先生来领稿费，十分欢迎；至于设文学奖，我们有困难！』」
我问她有没有询问什么原因，她说她的印象是，似乎因为我是一个反共作家。我向她解释我不但不反共，反而是一个「共谍」，我握有不容置疑的证明：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军法处起诉书和判决书。李玲瑶笑起来。我又声明：事实上，我不反对任何党派，包括国民党和共产党，我只是反专制、反封建而已。她安慰我不要激动。
「玲瑶，」我说，「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因为你从没有问我！」
「玲瑶，」我说，「你怎么知道我住北京饭店和房间号数！」
「你是名人呀！」
放下听筒，怅然若失，香华在旁提醒我说：如果能因此一下子结束文学奖的恶梦，李玲瑶真是一个天使。晚上，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睡。
第二天，十月二十九日，上午，拜访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拜访方励之先生，跟拜访王若望先生一样，目的只是向他说一声我对他的敬意。他是一位科学家，而且研究崭新的天体物理学，如果他对他所看到的民族危机和社会黑暗，不发一言，他的官爵势将节节上升，偏偏，他无法克制他的良知，说出一些真话，遂使他陷入窘境。中国真是一个奇怪的国度，只要讲真话，就是犯了罪。
监于拜访王若望的遭遇，我向朋友们表示很盼望拜访方励之时，总是先行声明：「如果不方便，你不必陪我们去，只告诉他的住址就行：如果地址不能告诉，告诉他的电话就行；如果连电话也不能告诉，你就说你不知道，但不要说他回山东去了。」我绝不提出使朋友受窘的要求。结果大家都不知道他的地址和电话，但都允许回去查到后再告诉我。一直到十月二十七日，也就是北京大学座谈会的前一天，和严秀、牧惠见面时，在场还有其他很多朋友，其中一位──暂时称他为赵先生，悄悄答应代我向方励之致意，当时就拨电话给方励之约定，十月二十九日上午，我们开车到赵先生处，由赵先生当向导，一齐前往，这真是一个十分顺利，万无一失的安排，可是再也想不到，二十九日早饭后，就要出发时，却忽然找不到赵先生的名片，无法知道他的住址，再找那天在一块聚会朋友们的名片，只要能找到其中的一位，就可请他查看；想不到那天拿到的一叠名片，竟全部遗失。我是有名的丢东西大王，在台北时，天天都丢东西，找得家人一个个心神不安，怨气冲天，但这次的名片却是香华保管的，她简直不能相信会一张不剩的全盘不见。忽然间，她想到一位同乡那天也正在场，于是请他查赵先生的名片，他在电话那端告诉说：「其他朋友的名片都在，只不见赵先生的名片。」请他查查看其他朋友的名片，他去查了一会，在电话上告诉说：「其他朋友的名片也不见了，真是糟糕。」
我们又陷于自找的一个束手无策的困局。
大家都在做戏
想不到只四天时间，情势竟然突变。
但我最后仍完成拜访，在焦急和无奈交加中，香华忽然想起她有方励之先生的电话，那是前天赵先生拨电话时告诉她，她顺手记到一张小纸条上。于是，我们动员了大清早就来旅馆探望的一些朋友，满屋寻找，总算在一大叠信封下面找到，找到后喘了一口气，香华直接拨电话给方励之，询问他的地址，然后动身，这时已经十时，大概四五十分钟车程，终于踏进方励之家的客厅。
方励之先生神情冷静，方夫人李淑娴女士活泼智慧，这一对同是物理科学家的杰出夫妇，已在历史上创下奇蹟。世人似乎只知道「文人无行」，却忽略了二十世纪后期出现的另一种现象，有些自然科学家也会在知情或不知情下，成为当权官员的摇尾系统，来宣导暴君的皇恩。一般人对自然科学家的信赖，往往超过对人文科学家、对文化人、对作家的信赖，认为自然科学家有坚定理性，不容易被揉花眼睛。当权官员了解这种倾向，所以刻意运用。
方励之先生暨夫人挣脱这种名缰利锁，跟中国原子科学之父的孙观汉先生一样，他们献身真理、献身人道的抗争行为，为中国科学家建立崇高的尊严形象，使人心仪。方励之先生身在国内，环境变化难测。但中国前途如果日渐光明，他们夫妇会竹报平安。
只吃了一杯茶，便和方励之夫妇匆匆到香格里拉饭店共进午餐，而就在餐厅，忽然遇到来自台北《自立晚报》的记者和她的朋友们，又是「老乡见老乡」镜头，使时间更为仓卒，而我必须下午二时前赶回旅馆，前往出席中国作家协会安排的记者招待会。所以，和方励之夫妇相聚的时间，更短如闪电，但已足够使我们发现李淑娴女士精辟的见解了。再一次证明：一个成功的丈夫，都有一个成功的妻子。李淑娴在区域选举中，击败共产党提名的对手，说明她与她丈夫同步。当我和方励之谈话时，我听见李淑娴告诉香华：「在物理学上，一个程式经过十次、二十次试验，结果全都失败，那就证明这个程式一定错误，必须抛弃。」我停止谈话倾听，科学家自称他的程式可以制造出来长生不老的甘泉，结果十次、二十次试验，每次都一盃下口，立即毙命，就说明不应该再用这个程式继续试验。马克斯式社会主义在苏联、在波兰、在捷克斯拉夫、在犹哥斯拉夫、在罗马尼亚、在保加利亚、在匈牙利、在中国、在北朝鲜、在越南、在柬埔寨，在那么多国家试验，全都失败。说明马克斯式社会主义是一个错误的主义，必须抛弃。
我震惊的把刀叉放下，凝视着她，不敢相信这么锐利的言论竟发生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土上，出自一个娇小的女教授之口！「反社会主义」是灭门大祸，我高兴中共开放尺度竟如此广阔，同时也想到方励之夫妇的道德勇气，和求真精神。餐后，目送他们夫妇回去，我想，他们应该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他们会无怨无尤。
我仓卒赶回北京饭店，时间将近两点，这时接到严秀、牧惠二位先生的电话，原来下午的聚会，中国作家协会本来答应除了邀请记者，还要邀请北京杂文作家一起座谈的，怎么临时变卦？他已告诉了很多人，却没有一个人接到通知，问我什么原因，我当然无从解释，我建议他问中国作协。刚放下听筒，朋友们纷纷赶来，传出一个又使人发呆的消息：所以不能设立文学奖，除了认为我是反共作家外，还认为我是台湾作家。除非中央政策改变，目前的情形是：台湾作家不能超过大陆作家！所以台湾作家设立一个比国家文学奖更高金额的企图，不合现阶段政策。
然而，更奇异的消息是，朋友告诉我，中央宣传部刚下达紧急指令，要各传播媒体对柏杨所有言论活动，不作报导；遇到必须报导时，只可少报导，或适度报导。记得刚到北京那天，《人民日报》刊出台湾作家柏杨夫妇抵达大陆消息，周明先生提醒我说：「这是对你们特别尊重，作家回国，《人民日报》从不提一字。」我了解《人民日报》的份量，诚挚的表示我的感谢，想不到只四天时间，情势突变。这信息使我惊奇，一个朋友跳起来说：「既然如此，要记者招待会干什么，你应该拒绝出席！」但我仍是前往，虽然我的谈话上不了报，但总可以见见新的朋友，而且，我也有话要说。
记者会在中国作家协会举行，出席记者有二十人左右，他们平静的问，我细心的答，当我想到我们都是在逢场做戏的时候，感到一缕悲伤，因为我们没有必要做戏！中国人为什么要活得如此曲折辛苦？中间，记者们果然提到文学奖，我趁势宣布，不再寻求设立，宣布后，忽然觉得一身轻松，如释重负，重温多少年前走出牢房时的那种感受。
当天晚上，几位报馆记者见告，她们已经把自行车推出大门，就要赴会时，被紧急叫住，认为不必采访了，助手去照个面就可以。记者招待会就在这种气氛中，举行了两个小时，我深深感谢记者朋友们的忍耐。
大陆文学大系
这是一个文化鹊桥，想不到出现我还不太了解的奇怪节目。
就在北京，第一次听见「捐门槛」一词，我既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又不知道它出自何经何典，而且跟我无关，所以根本没有留意。可是不久我就发现这三个字原来冲我而发，就不禁十分好奇，要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这要追溯到去年（一九八七）三月，我去香港参加香港电台主办的读书节目颁奖典礼，和作家彦火先生晤面，我告诉他我的构想，当时，海峡两岸还没有解冻，但暖和的气息，已开始扩散，我有心在台湾一系列介绍大陆作家的作品，使大陆作家能在台湾家喻户晓，作品能在台湾流传，并藉着台湾精致的印刷，更进入海外华文市场。但我对大陆文坛毫不熟悉，三○年代作家当然有印象，四○年代以后作家因两岸彻底隔绝缘故，连姓名都不知道。所以我拜托彦火先生义务帮忙，作家名单及作品，统由他决定，他初步遴选十二位作家（包括一位诗人），每人作品一册，共十二册（包括诗集一册），稿酬每册港币一千五百元。彦火先生对大陆作品在台湾市场情形，略有所闻，询问我是不是有出版社委托我办这件事，当他听说只是我个人的计划时，深为担心，但仍被我说服。
半年之后，十二位作家的十二册稿件寄到台北，我送给远流出版公司总经理王荣文先生，特别声明，第一、我同意不署名主编，他可以用任何人主编，只要能帮助推销；第二、他除了直接付香港彦火先生所转付的稿酬之外，我不收一文酬劳。但仍不能使王荣文动心，两个月后，他问我是不是可以转介给新地出版社，我说当然可以。结果新地出版社把稿件退给远流。我只好多复印一份，分别再向骏马出版公司总经理林明珠女士、林白出版公司总经理林佛儿先生推荐。最后，林佛儿勉强接受，他认为十二册不能一次出齐，准备一个月出两册，使资金的压力得以平均分配，但必须由我担任主编，并付我每册新台币五千元主编费，十二册六万元，那时新台币还没有升值，约合美金两千一百元，我很高兴担任主编，但不接受一分一毫报酬。这十二册书定名《中国大陆作家文学大系》，当我启程前往大陆时，已出版八册，我询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