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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刘少奇回答说：「平平的腿没有事，那是一个骗局！」毛泽东微微一笑，刘少奇请求辞去国家元首职位，希望和妻子儿女到延安或故乡种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尽可能减少伤害。毛泽东沉默不语，只是不断吸烟。过了一会儿，他对刘少奇提出的问题和请求，都不回答，而只温情的劝告刘少奇要多多的认真读书，特别推荐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着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的《机械人》。临别时，毛泽东亲自送到门口，用一种感人肺腑的声调，告诉刘少奇说：「好好学习，保重身体！」目送他的猎物离去。当刘少奇先生全家都庆幸情况将变好之际，第二天，一月十五日，红卫兵冲进办公室，叫刘少奇、王光美在刺骨的冷风中，站在一张靠墙的独脚椅子上批斗（刘少奇的家人想拨电话给毛泽东都不能，当然，拨也没有用）。一九六八年夏季的一天晚上，监狱中已经病入膏肓的刘少奇，忽然发起高烧，毛泽东先生下令用所有的力量抢救他的生命，这跟史达林下令用所有的力量抢救艾古洛夫的生命一样，这不是慈悲仁爱，而是毛泽东要由他自己，而不是由上帝，来破坏刘少奇的灵魂和肉体，他要刘少奇活着看到自己被开除共产党籍。对一个终身奉献给党，而又是党的副领袖而言，仅此一项打击，就够羞愤、痛苦、万箭钻心，那是一项最恶毒的摧残，毛泽东用来对付刘少奇。
引蛇出洞
引出的蛇并不是全国知识份子，而是毛泽东藏在内心深处的那个邪恶灵魂。
毛泽东先生，这位世界上最魁伟的恋尸狂患者，比起他的两位师父，希特勒和史达林，恐怕更为出色，因为他的恶性破坏对象是全体中国人（如果他统治世界，对象将是全人类），希特勒先生仅只在战败时才要求德国人都去死，毛泽东先生在太平盛世，就彻底摧毁了所有中国人的尊严。
我们常注意到「真小人」「伪君子」的讨论，大多数都认为「真小人」比「伪君子」要高，于是遂有人公开标榜他是「真小人」。这些自称是「真小人」份子，目的就在利用人们某种错觉，认为一个人一旦公开承认他是真小人，他不但不是真小人，而且还有一种不同流俗的道德标准；这是一个陷阱。伪君子在情势逼迫下，还不得不做出一点好事，而真小人就无时无刻不在动他的脑筋，利用别人对他「率真」「洒脱」「英雄气概」的印象，做出丧尽天良的事。世俗称这种人无耻，而「无耻」正是所有罪恶的开端。毛泽东在听说有人攻击他是暴君秦始皇时，他轻蔑的说：「秦始皇才杀多少人，我杀得比他多一千倍！」听说有人攻击他专制时，他轻蔑的说：「是的，先生，我是专制，比你想像的还要专制。」面对这种流氓，所有人类崇高理想和道德规范，都没有作用。这种人越多，社会越堕落。不幸这种人再掌握没有制衡的最高权柄，社会就一定成为沸腾的地狱。
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一九六六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分水岭，这跟事实绝对不符，持这种看法的人，显然只注意到量的败坏，而忽略了质的败坏，没有质的败坏作基础，就不会发生量的败坏。
共产党质的败坏从一九五六年冬季爆发，毛泽东先生要求全国人民大鸣大放──百鸟争鸣、百花齐放，对共产党提出批评，这是一个多么动人的号召，又是一个多么有道德勇气的开阔心襟，历史上只有反对党批评执政党，执政党多方面为自己辩护，想不到执政的毛泽东先生竟主动要求批评，还亲口保证：「言者无罪！」这项运动开始时反应并不热烈，说话的人寥寥无几，毛泽东先生于是发动虚怀若谷的攻势，最后甚至派出大小官员，手提礼物，分别访问一些高级知识份子，当面恳求：一定要指出共产党的错误，一个党不可能没有错误，这不是批评，而是帮助共产党进步。有些人深受感动，说了一些真心的话，写了一些真心的文章。大鸣大放进行了一年多，中国真的走向民主政治了，那是充满美景和喜悦的一年，可惜，只有一年。
第二年，一九五七年，记住这一年，这一年才是真正的分水岭。毛泽东先生在收集了大量批评意见后，并不调查批评得对不对，也不调查批评者的用心，霎时间拉下脸来，像《封神榜》上殷郊先生念念有词，祭起翻天印一样，毛泽东也念念有词，祭起铁帽，铁帽上刻着「右派」，所有人遂都成了右派，纷纷落马，他们都是举世知名的高级知识份子，包括农村专家费孝通、化学专家曾昭伦、政治评论专家储安平、力学专家钱伟长，以及被共产党推崇备至的「民主进步人士」六君子中的章伯钧、罗隆基、王造时等。
──这里面要特别介绍：费孝通先生是中国民主同盟现任主席；储安平先生则在他主办的《观察杂志》上写过一段绝句：「美国对日本太好了，只不过投了两个原子弹；对台湾却那么狠毒，竟投下国民党！」罗隆基先生对共产党更是醉心，他也说过一句绝句：「国民党有百非而无一是，共产党有百是而无一非。」人生飘渺，得失难明。这是四十年的往事，历历在目。
──跟毛泽东先生要求批评的同时，台湾的蒋中正先生也要求批评；雷震先生响应号召，由他所主办的《自由中国》杂志，出了一期「祝寿专号」，后来也被捕入狱。不过罪名不是「右派」而是「左派」，海峡两岸知识份子的命运，竟是同一模式。
「反右」是人类有史以来空前未有的大骗局，不是指它伤害之大，而是指主持这场骗局的骗子，不但毫不羞愧，不但没有罪恶感，反而对他自己的欺骗手段，洋洋得意；对自己的欺骗行为，称之为「引蛇出洞」，这是一个恶毒的戏谑，使人为善良诚实品德的沦落，悲痛叹息。不过，事实上，被引出洞的蛇并不是全国知识份子──他们不过一群上当的呆瓜而已，而是毛泽东隐藏在内心深处的那个邪恶灵魂，从大鸣大放到「反右」，他把说谎变成美德，他剥下自己身上最后一层「羞耻」表皮，露出血淋淋的恋尸狂患者的形象，令人颤栗。
问题是，当时有这种警觉的人太少，甚至很多侥幸没有被划成「右派」的知识份子，还在一旁帮拳。必须等到这些帮拳的朋友，也受到打击，才恍然大悟。毛泽东终于达到他的目的，使中国大陆有这样一个谚语出现：「十亿人口九亿骗」，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民族悲剧。但毛泽东受到的报复却严重十倍，他在位期间，中国再没有人讲真话、再没有人不说谎，所有的人都誓言效忠毛泽东，以致他无法分辨这种效忠是真是假。结果是，他尸骨未寒，就发生他最恐惧的全国皆叛事件，对他鞭尸。
毛泽东与武照
毛泽东跟武照情况相似，所以他得以维持南周王朝瓦解后武照仍维持的地位。
鲁迅先生曾有过一段话：「一部《水浒》，说得明白，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终于是奴才。」这是对投降主义的一种不满，但鲁迅再也料不到，他逝世十年之后，毛泽东先生就向国民党投降，毛泽东亲到重庆，振臂高呼「蒋委员长万岁」。不过毛泽东的运气比宋江、李秀成好，宋江在征讨别的强盗时覆没，李秀成写下供词后就被处斩，而毛泽东先生在投降后，因为国民党堕落崩溃的加速，形势倒转，这段投降事件，遂被封杀，在不得不谈到时，也被美化。
站在天安门广场中央，像站在一片灯海之中，万籁无声，我凝视着天安门城头巨大的毛泽东先生遗像，他头上的「八字发」浓厚的分开两旁，这个绝顶聪明，以熟读《资治通监》闻名于世的阴谋家，他对中国人心，有灵活的把握，他了解，他作再多的恶，中国人不敢反天子的奴才性格，就是他的保护符，他将永远独霸龙头。到今天为止，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无误。一九七六年的北京政变，一举粉碎五人帮，标榜的就只是反江青、反张春桥、反姚文元、反王洪文，而不是反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是天子，中国人的奴才性格，表露无遗。我们看到很多伤痕文学，包括当时一些高级官员的子女和家人写的文章，他们痛斥江青女士、林彪先生之余，没有一个敢触及到罪恶之源。在文化大革命山崩地裂的大风暴中，毛泽东先生，让江青、林彪完全蒙蔽，好像是个木偶，以致政变后称江青女士等为四人帮，而把毛泽东排除在外，认定文化大革命跟毛泽东无关。但大陆上广大愤怒的人民，当说到「四人帮」时，总是同时伸出五个手指，这是中国人特有的沉默抗议。事实上，毛泽东先生是整个犯罪集团的首脑，应该再加上林彪、康生，合称七人帮。没有毛泽东发号施令，什么事都办不到，没有林彪的军队，没有康生的特务，更是连别人的一根汗毛都动不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不过四个可怜的小毛虫。所有的人都知道如此，可是却没有一个人用笔写出真相，说明中国人的懦弱和卑屈。德国人有勇气批评希特勒、俄国人有勇气批评史达林，中国人却没有勇气批评毛泽东。以毛泽东为首的五人帮，污蔑知识份子是臭老九，就事实真相而言，有它片面的道理。
我们常听到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再也不会发生文化大革命之类的暴乱。因为人们受尽痛苦，早已觉悟。但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我认为像文化大革命那种反潮流、反人性之类的暴乱，恐怕随时都会发生。人们所说的「再也不会发生」，是指原班人马登场，江青女士再出来干嚎，毛泽东在天安门再出来亮相，也发动不了红卫兵。那当然发动不起来，历史不能回头重演。问题是，只要培养毒草的土壤在，它就一定会再长出毒草，只要制造牛鬼蛇神的工厂在，它就一定会再制造出牛鬼蛇神，而大陆这种土壤和这种工厂，仍原封不动的存在，只是因为过度疲惫的缘故，暂时沉寂，一旦九霄云外，响起野心家的巨雷，灾害仍会重现。因为，人们已把文革遗忘，政府也在故意推行遗忘政策，中国人口头上最可怕的两句话：「算啦，算啦！」「过去的已经过去了！」这是两句毁灭中国人的话，表面上听起来是一种宽厚心理，实际上是掩饰内心恐惧的外衣。德国慕尼黑纳粹集中营纪念堂石碑上，刻着一段警句：「当人们忘记这件灾难的时候，这项灾难就会重演。」中国大陆也是如此，当人们忘记文化大革命那场灾难时，文化大革命绝对会再重演！根本用不着到一九九○年代，就在八○年代，一次反精神污染、一次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连电视播报员的衣服都改了装，而这两次运动之所以无法推展，是由于上面克制，而不是由于人民抵抗。巴金先生曾提议建立「文化大革命纪念馆」，全国人民热烈响应，但官员却热烈反对，人民和官员一旦对立，人民总是大败，官员的目的就是要人民忘记创伤，官员脑筋稀奇之处，在此又多一例证。而更稀奇的是：直到今天，人民政府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大概自己也觉得脸上挂不住，于是声称：「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本人没有关系！」这可是只有中国人才敢发明出来的怪诞逻辑，发明这项怪诞逻辑的官员，大概坚信别人的智商跟他一样。
全世界的人都对毛泽东在大陆上的地位感到不解，但历史上却有前例。那就是颠覆唐王朝、另行建立南周王朝的女皇帝武照，她阁下不但灭唐王朝之国，还把唐王朝皇家骨肉，几乎屠杀殆尽。当唐王朝复国时，武照当然是一个叛徒，当然绑赴刑场，当然屠灭九族。可是，就在这节骨眼上，她不但没有被绑赴刑场，反而当起唐王朝的皇太后，皇帝还要向她叩头请安。因为，重建唐王朝的皇帝李显先生，是武照的儿子，皇帝固可杀叛徒，儿子却不可杀娘亲，偏偏叛徒是娘亲，无法下刀，更不要说灭九族了，灭九族第一要杀的是叛徒的儿子，而叛徒的儿子却是皇帝自己，七搅八缠，最后只好拒绝承认武照是叛徒，所有问题就迎刃而解。毛泽东先生的情形，跟武照女士类似，如果把他正名为叛徒除掉，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没有了头，再加上有些人的私欲和保护既得利益，遂使毛泽东先生得以维持南周王朝瓦解后武照女士所维持的地位。
那天深夜，十月三十一日的深夜，就在天安门广场，我凝视毛泽东的巨像，他在屠杀和凌辱了千万以上共产党后，竟然仍受共产党当权派的赞美，不禁百感交集。共产党能不能开创第二共和的新气象，摆脱丑恶的第一共和的阴影，中国人是不是还要继续当奴才，我们只要看那幅巨像会不会继续挂下去，就可得到讯息。
孙建章也参加民盟
警务处官员向他保证：「你只要说柏杨是匪谍，立刻发表你当分局长！」
十一月一日，星期二，下午七时，我离开北京，前往河南省省会郑州市，再转车前往辉县。香华不能随我一块回去，因为她在台北时，几个月来，一直肚痛，当作胃病医治，临从台北出发的前几天，宏恩医院秦重华大夫才检查出她患的是胆结石。出发前一天，还作白血球检查，幸好正常，否则根本不能成行，秦重华特别吩咐不要离开大都市，万一剧痛时，好动手术，而辉县距最近的新乡市火车站，还有二十公里。于是决定我一人回去，她仍留下来，和北京诗人聚会，十一月六日，再在西安会面。
那天没有任何约会。在到北京之前，我曾向香华夸下海口，要当她的向导，可是到了北京之后，连自己都摸不清东西南北。我渴望重温四十年前的北平旧梦，我们一早出发前往西单，西单似乎没有大变，但西单市场已重新改建，沿街林立的饮食摊贩，那最熟悉、曾经引我饥肠辘辘的「油茶」「茶汤」摊子，却一个都不存在，令人怅惘，我一直幻想总有一天再坐在饮食摊前，痛吃两碗，拍着肚子，骄傲的宣称，我，我终于有一天不担心钱而吃得饱饱的！沮丧的是，竟没有人知道什么是饮食摊子，什么是「油茶」，什么是「茶汤」。后来周明先生的助理，那位可爱的张尼小姐，买了四包油茶、茶汤，拜托香华带到西安给我，我再珍惜的带回台北。
我拜访我在北京时住过的口袋胡同，参观了几栋房宅，老北京的败破陈旧，印象依稀。稍后，我独自溜达到头发胡同，在胡同口徘徊，四十年前，十六军军部连驻在这里，孙建章先生──那位和我在台北同时因叛乱被捕的池鱼，从渖阳逃到北平后，就住在他的朋友、头发胡同军部连连长的宿舍。北平和平解放后，孙建章随瓦解了的十六军军官，逃亡南下。他是中央警官学校正科毕业，到台湾后进入警察界，一九六八年我被逮捕时，他正在苗栗县警察局当督察长，有使人称羡的前景，却想不到恶运突然把他抓住，我被捕后，只有孙建章先生可以证明我清白，于是，我要求他出庭作证，想不到调查局却把他也逮捕入狱，同时成为被告。这是特务办案的惯性，福建省立南靖师范全班师生，包括早已成为家庭主妇、儿女成群的女学生在内，一起逮捕，全都成了被告，因为「同案被告有不利于自己的陈述时，得作为证据」。南靖师范全班同学就都判了罪，一网打尽，一人不剩。孙建章在被捕后，「坚不吐实」，调查员忍不住警告他说：「我们对付的是柏杨，你不过陪斩，你如果不合作，我教你陪葬。」台湾省警务处安全室主任岳梓宇先生向他保证，说：「现在还来得及，只要你检举柏杨是匪谍，立刻升分局长，我可以把任命状先拿给你！」孙建章显然不肯合作，而又不肯当分局长，于是，被囚禁四年。我出狱后，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和刚认识不久的香华，在台北衡阳街上，蓦然和他相遇，对着面目憔悴、白发苍苍，受我牵连而家破人散的老友，我万箭钻心的抓住他说：「建章，对不起你！」他用充满宽慰的眼神望着我，苍凉的说：「谁又对得起你！」这句话我终身不忘，香华尤其震惊，她在一个简单的小世界里长大，不太知道人生坎坷，亲睹这样一幕，感动至深。
《家园》写到这里，孙建章先生从苗栗县打来长途电话，他说：「你只说你参加民主同盟，我也参加民主同盟的呀！」我奇怪说：「你什么时候参加？」他说：「跟你差不了几天，他们把你的口供拿给我看，我只好也参加！」我说：「我怎么不知道？」他沮丧的说：「我们同一个起诉书，你竟然不记得？」放下电话，找出台湾警备总司令部起诉书，果然，孙建章也参加了民主同盟。起诉书时间是「一九六八年七月」，起诉书文号是「五十八年度警检诉字第○○六号」，军事检察官是「郭政熙」，白纸黑字，千真万确，而我却忘得一干二净，十二万分抱歉，事隔二十一年，往事斑剥，如云如烟。
除了头发胡同，我还想去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