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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事实上共产党在男女关系上，严重落伍，举一个例子就可以了解，十年前北京女画家李爽和法国外交官白祥的恋爱故事，以及发生在南京的非洲学生和中国学生大规模冲突，无论政府或民间，都有一种听起来十分合理的说法，那就是：恋爱的目的如果是结婚，共产党绝不反对；如果只是恋爱，那就不行。在这种观念下，「恋爱」遂成了「相亲」，「相亲」遂成了「结婚」。可是海外人士都认为：恋爱的意义，就是要在交往中寻觅一个和自己合得来的终身伴侣，如果不准选择，第一个就是最后一个，那就不叫恋爱。☆
当然，农村穷苦，也是最主要的动力，落后不过是穷苦的产物。二十年前，台湾也曾流行这种人口贩卖，大多是平地人或军中低级军官和老兵，买一位被称为「山地同胞」的马来新娘。现在，则流行买「泰国新娘」，多少泰国农村女子乘飞机越过大洋，到台湾成为人妻。因为农村穷苦，不但妇女不能流入农村，农村妇女反而大量流出。大陆农村更苦，据我所知，很多地方，像陕西南部，有些女孩子到十一、二岁，还没有裤子可穿，听来令人酸鼻，这里的男人除了「抢」或「买」外，自然很难成婚。大陆本来就是缺少人权保障的地方，妇女比男人更没有人权。女研究生被拐骗案之所以爆发，只因她是女研究生，轰然发出巨响，但只不过救出一个人而已，事实上，全大陆被贩卖的妇女，高过「数万人」之多，从十三岁到七十一岁。她们先遭人口贩子奸污，再由二道贩子蹂躏，才再卖出。甚至在小乡镇上遇有公开市场，她们只穿贴身的裤子和标着售价的背心，人口贩子对着围观的群众，吆喝说：「黄花闺女，两千元一个！」而村政府官员却照样盖章证明是合法行为。这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武勤英女士只身前往郓城县追踪采访时，她一下车就要治安人员陪同出动，她说，她真怕走到路上，被人抢走卖掉。这不是笑话，这是大陆广大的妇女群的哀伤和忧虑。
少小离家老大回
车窗外就是故乡，但我已无家可归。
十一月一日夜七时，我和武勤英乘京广线火车离京南下，北京车站虽然人山人海，声音嘈杂，但月台上却很宁静。我买的是上铺票，下铺是一位《人民日报》记者，他愿意把下铺让给我；不要说在大陆，在台湾也很难得。我躺在铺位上，感觉到车身移动，不久，车窗暗下来，车子进入旷野，车身的震荡使我渐渐入睡，从北京到郑州，要十二个小时，十一月二日上午七点，就可到达，我真担心车到郑州时睡过了头，因为这列车直发贵阳。但就在晨曦初现，我便惊醒，坐起来微微掀开窗帘，那些熟悉的车站站名，在朦胧中惊鸿一瞥，向后飞奔逝去，不久，我看到新乡车站，那是距我家──辉县，最近的一个车站，本来可以在这里下车，只是，我误以为所有的快车都不停新乡，所以车票一直买到郑州。新乡过后，是小冀站，再南是黄河沿站，然后，列车终于隆隆的穿过古老的黄河铁桥，正当我盼望再穿过记忆仍新的邙山山洞时，却没有穿过（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什么原因），而列车已到了郑州。我在大陆时，河南省会在开封，离开大陆后──一九五○年，省会迁到郑州，这是一项明智的措施，郑州位居河南省几何中心，南北京广铁路和东西陇海铁路，在这里交会。飞机场是国际级的，又是中国四大通讯枢纽之一。城区面积八十九平方公里，人口九十二万人，比旧省会开封多出两倍。但开封仍是河南第二都市，我的第二故乡，可惜这次不能前往。在郑州，我这个归乡游子，受到意料之外的热情接待，感动至深，因为中央宣传部刚刚下令，要各传播媒体对我不作报导；稍后，我提出这一点询问朋友，我说：「难道你们没有接到指示！」他若无其事的说：「我们是接待乡亲，不是接待作家！」
河南省副省长胡悌云先生午宴款待，饭后，参加河南作家协会主席于黑丁、副主席郑克西、南丁主持的座谈会，发现小说家张一弓、徐慎，和评论家鲁枢元，都是开封高级中学的校友，当然，他们都是年轻学弟。会中交换意见，我再一次的介绍台湾的版税制度，以及海峡两岸文学的差异部份，跟相同部份。听到这么多作家用我久已生疏了的河南话交谈，亲切与兴奋交集。
座谈会结束后，离开郑州，迳返辉县，由河南作家协会派车，副秘书长杨晓杰陪同。辉县位于郑州市正北，航空距离八十公里，我们必须回头北上，再穿过黄河大桥，先到新乡市。新乡市距辉县二十公里，陆路有直达北京和广州的京广铁路，水路有直达天津的卫河，是辉县对外的唯一门户。辉县西北靠太行山，太行山的那一边是山西省，两地来往极少，辉县人到外面世界，差不多都要先到新乡，再乘火车北上或南下。
我们到新乡时，已经黄昏，暮色开始入侵大地，街上出现灯光，司机对路径不熟，他停下来询问一个小贩，那小贩告诉我们如何走，一面说一面指点。这时，一个推着脚踏车、脚踏车平梁上还横跨着一个小孩的年轻人，挤了上来，上下打量车子里服装跟当地不一样的我和武勤英，转身纠正那小贩的说法，告诉司机先走哪里，再走哪里；我们都深庆遇上贵人指点。还剩下的二十公里路程，估计最迟半个小时后就可到达。车子一出新乡，天就黑下来，不得不打开车灯，逐渐进入乡村小道，高低不平，曲曲弯弯，大地一片沉寂，万籁无声，偶尔有狗吠，只不过提醒旅人：这是一个有人居住的村庄。这样摸索前进，走了一个小时，仍在村落与村落之间，绕来绕去，又不知道身在何处，这时，司机先生才恍然大悟，原来那小贩说的对了，那推脚踏车年轻人，指出的显然是一条错路。我再想不到，已经回到自己故乡门口，却受这种挫折，是那年轻人故意误导？或是他自己就不清楚？他如果误导，目的是什么，他在其中并得不到利益。他如果自己就不清楚，可是看他当时的肯定态度，显示他充满自信。
最心焦的是，我女儿郭素萍，和她的家人会在辉县担忧，二十公里路程，车行两个小时还不见影踪，当然会往坏的方面想！怨天尤人已无济于事，但我仍对那推脚踏车的年轻人，无法原谅，假定环境许可，我一定要弄明白其中原因。原来只要半个小时的，在走了两个多小时后，司机指着前面一个灯光闪烁，轮廓模糊的市镇，对我说：「那就是辉县！」我霍的直起身子，把车窗摇下，向外眺望，黑夜中什么都看不见，但我心里在呐喊：「这就是我的故乡！」我有一阵阵上袭的凄凉感觉，我知道就在我的故乡，像《根》的男主角孔达坎地在他的故乡一样，已无家可归，父亲留给我们的，常村乡间，有一座包括两个小院的房子；在城里，有一座包括四个小院和一个菜园的房子，早被没收。长女素萍住在西关，家中拥挤不堪；自从香港会亲以来，我一直幻想有那么一天，悄悄的在女儿家门口出现，仔细体会：「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然而，我还是遵从朋友的劝告，变更计划，改住距县城两公里外的百泉宾馆。车子沿着昔日城墙拆除后的马路前进，街上偶尔还有行人，我想，说不定其中有我认识的亲友。我告诉自己，这里就是我童年生活过的地方，离开长达四十六年之久。当一九四二年把父亲安葬后离开时，辉县还在日本皇军统治之下。
他跟才女结婚
他一入狱，她就疾如闪电，站稳阶级立场，跟他划清界限。
人不能选择父母，也不能选择故乡，在属地主义感情下，我虽然生在开封──历时三百五十年之久的古都，虽然一切证件上也都注明我是开封人，但因开封是个大都市的缘故，有一种大都市特有的疏离气氛，所以，到了最后，只有辉县跟我互相认同。我十岁那一年，父亲因不忍看我继母对我的虐待，托九叔郭学澐，把我带回我从来没有回过的老家，安置在城里住宅，又请一位表婶陪伴，给我煮饭，我先就读辉县县立第一小学四年级，有位终生难忘的老师格非先生，在课堂教我们读当时称为新文艺的小说《渺茫的西南风》，对女主角的委屈遭遇，迄今仍回荡心际，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引起我对文学的喜爱。后来，再考上刚成立的私立百泉初中。
我从小丧母，母亲姓魏，是辉县西关人，外祖父母早已去世，记忆中的舅父、表兄弟，都很冷淡。母亲死时，只我姐姐郭育英抱着我在床前哭，姐姐是个苦命人，出嫁后生了一个女儿，不久，姐夫即行逝世（不知道怎么逝世的，只记得国民党清党时，他四处逃亡）。她就带着唯一的女儿守寡，一直到前年（一九八六）才病故。我从小不专心读书，在学校又总是闹事，当姐姐的操了不少心。
我在百泉初中读书时，姐姐已经寡居多年，我像游魂一样飘荡，一个正值叛逆年龄的男孩，在没有人管教、爱护下，自生自灭。我最后被学校开除，给姐姐带来伤心的打击，任何时候回想起来，我这个当弟弟的，都深感惭愧。
往事如烟，煞车声提醒我，车已到百泉宾馆，见到了一直等候在那里的乡亲，刚刚坐定，素萍带着孩子们赶到，虽然父女去年（一九八七）在香港会过亲，但当她扑到做父亲的身上哭时，仍无限伤感。这是我回到辉县的第一个夜晚。第二天，杨晓杰先生告辞回郑州，拜托他代购十一月六日由郑州赴西安的卧铺票。杨晓杰先生走后，我才知道新乡每天都有一班直发西安的夜快车，也有卧铺。如果早知道的话，我不致打扰郑州的朋友，但也庆幸信息错误，才得以认识郑州那么多新友。
新友两个字，提醒自己的年龄。第二天县政府宴会上，面对着热情招待的父母官县长刘廷和、共产党县委会书记李维海、辉县政治协商会议主席李作杰，向他们多少年来照顾素萍致谢，同时，询问各人的年龄，不禁叹息说：「你们都是我离开辉县后出生的！」所以，即令在辉县，仍然也几乎全是新友，虽不是丁令威化鹤归来，但我跟我最熟悉的故乡，当中却隔着一条时间鸿沟，无法逾越，无法使时间倒流。就在院子里，灯光黯淡，一个驼背的老妇人，满头粗糙稀疏而苍白的头发，脸上横布着时间巨斧砍出的深邃皱纹，一身破旧而不合身的衣服，她蓦地阻住我的去路，没有一句寒暄、一句介绍，就用半吆喝的声音，向我质问：「你瞧我是谁？」我望着她，对这位老太婆，从神情上可看出她跟我并不陌生，她再问：「你瞧我是谁？」我无法揣测，有些人围上来，我忽然发现她一定很窘，可能她已向亲友肯定我会认识她，于是她厉声再问：「你瞧我是谁？」我抱歉我的记忆不好，而且相隔四十年以上，我也无法想起，她有点沮丧，低声说：「我是杜育民！」她就是常咸六的妻子，就在她家，北京口袋胡同二号，我们和徐天祥一同聆听「和平解放」广播；同样的也在她家，我背起行囊，穿上杜继生送的棉袍，逃出北京。她，那个长发披肩、身材婀娜的美丽少妇，却成了今天这个模样，我突然喊说：「你是杜育民，我不能接受！」我抓住她的肩膀，喃喃自语说：「我可以接受你的老──」我没有说下去，但我心里悲哀的说：「但我不能接受你老得这么丑！」常咸六在北京「和平解放」后，回到辉县，以一个国民党军官，在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下，痛苦可知，更糟的是，好容易等到儿子长大，却在一次车祸中丧生，常咸六不声不响，在厕所里摸索着把绳子吊到梁上，自缢而亡。杜育民生活无着，只好再嫁，偏偏穷苦的后夫也跟着逝世。她虽然跟常咸六生了儿女，但在那个封闭的社会里，仍难逃祥林嫂的坎坷命运。
另一位国立兰州大学同学杜其庆，他是一个苦读生，家庭贫寒，师范学校毕业又教了几年书，才考上大学，毕业后，在重庆财政部人事处做事，跟一位他一谈起来就眉飞色舞、高不可攀的才女万书林女士结婚。对日抗战胜利，他调到上海税务局工作。一九四九年我离开上海时，曾在他家作客，小家庭布置得整整齐齐，那时他的长女不过一岁，夫妻把她当作公主一样照顾，是一个多么令人称羡的幸福家庭。上海易守，他们又一连生了三个女儿，然后，众所周知的灾难来临，杜其庆入狱，万书林女士疾如闪电的跟他划清界限，而且坚持阶级立场，把长女、次女交给后来出狱的杜其庆带回辉县育养，万书林女士则带着三女、四女，仍留上海。杜其庆前年（一九八六）曾和两个女儿到上海探望母亲，万书林在楼上勉强接见两女一面，但对杜其庆则阶级立场仍十分严正，连一面也不肯见。现在，长女、二女都是文盲。回想四十年前，在父母怀抱中撒娇的心肝女，她永不会了解，妈妈的党性会把她父女当作路人。
祭父墓
将来我远葬台湾，因为我在台湾已落地生根！
辉县是一个小县，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却大大出过一阵锋头，全国一窝蜂学「辉县经验」，结果是苦了辉县人，以毛泽东为首的五人帮，整天追求享受，却要求别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辉县位于太行山麓，除了「苦」和「死」外，还有什么可以输出！然而，辉县并不是河南省最坏的县份，辉县在全体民众努力下，做到了「三通」指标，这「三通」不是台湾海峡两岸的「三通」，而是辉县境内的「三通」──路通、电通、水通。四十年前我离家时，辉县只有一条通往新乡市二十公里的公路，没有公共汽车、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现在却什么都有，公路通到每一个村庄，而每一个村庄都有电灯，自来水也深入农村，凡没有自来水的村庄，由生产单位互相认领，遇到天旱井枯，各生产单位负责每天运水到它所认领的村庄。三通的意义不能用自由世界的标准去理解，公路大部份仍是泥土路面，下雨成泥，晴天扬尘；电力不足，而且大多数人都负担不起电费，我曾经到较贫苦的拍石头村参观，屋里一片漆黑，收音机发出声音，但没有人扭开电灯。自来水仍十分落伍，素萍住在县城西关，因地势稍高，龙头就滴不出水，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不可能改善，以致洗衣机放在那里，毫无用处。
辉县应是特殊县份，除了有「万元户」外，还有「亿元乡」──孟庄乡，我特地到那里参观，他们有自己的发电厂、化肥厂。即令我们郭姓族居的常村，千年来苦旱之乡，也忽然在村头凿出泉水，饮水情形自然完全改观。硬体建设比起四十年前，可以说突飞猛进，人民生活水准虽然比外面低，但比过去高。我踏进素萍家的第一印象，就是长长的叹息，但她现在已经很满意了，她们每星期吃一次肉，而在从前，她和孩子们每天只能喝一碗玉米稀粥，饿得双腿疲软，眼睛发黑，天黄昏后看不见东西，要扶着墙才能走。
前往大陆的海外朋友，往往从横切面观察，震惊大陆的落后和贫苦，但是如果从纵切面观察，大陆同胞生活，比起文革时期，确实获得急剧改善。
到辉县后不久，就看到姐姐的女儿窦芳爱，我离家时，她还是一个不满十岁小女孩，和我玩捉迷藏游戏，笑得咯咯的，现在已是一个白发太婆，而且不认识字，我问她为什么不念书？但立刻懊悔自己失言，寡妇孤女，能够有碗饭吃，就够显示那个大家庭优待了。大陆「解放」后，姐姐带着芳爱，给人帮佣做工，过继了一个儿子，也十分不如意。当我脱下项链挂到芳爱颈上时，她说：「舅舅，你救不了我，我家是个黑窟窿！」甥女似乎无法了解，我只是向已死的姐姐，聊表一个不争气的弟弟的一点心意。
最出人意料的是见到九婶，九叔郭学澐是一个淡泊名利的人，河南大学毕业后，在几个县主持苗圃，一直从事稻麦品种研究工作，抗战胜利后，他才回到辉县，担任县政府建设科长，年纪轻轻即行去世。九婶胖多了，行动不便，天寒风急，我扶她上车，答应她再去晋见老人家，叙叙别情，但日程排得太满，仓卒而去，回到台北后，特地写信给素萍，务必代我前去请安。我父亲兄弟九人，仍存人世的只剩下九婶，也是我在故乡唯一的长辈。
抵达辉县的翌日，十一月三日，去拜祭祖坟。父亲郭学忠先生在我们郭姓大家族中，是少数读书人之一，曾经当过通许县长，后来定居开封。他的官运一直坎坷，以后很少找到像样的差事，稍后娶了继母祁女士，是满清王朝的没落贵族，她养尊处优惯了，最初吸鸦片，后来吸海洛英，家庭遂告败落。父亲于一九四一年病故开封时，已是租房而居。我把灵柩运回辉县安葬，看到黑漆棺木冉冉下降，里面躺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