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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父亲于一九四一年病故开封时，已是租房而居。我把灵柩运回辉县安葬，看到黑漆棺木冉冉下降，里面躺的是父亲遗体，不禁抢地哀号：「爸爸，爸爸！」那情景，今天仍凝聚心头。
祭墓的车队在坐在前车的素萍引导下，出城向祖坟进发，祖坟不过麦田中墓塚累累的一小块葬地，我在父亲坟头立的那块石碑，仍矗立在那里，显得孤独凄凉，素萍焚起冥纸，纸灰随风飘荡。小时候，父亲常说：「等你娶了媳妇，我死也甘心！」停一会又说：「那也不甘心，我还要抱孙子！」而今，儿也有孙，父已化为泥土。我跪下向父墓叩首，思及再来何日？碑毁何时？不禁黯然。父墓左下方，安葬的是二弟郭德漳，他比我先亡；父墓正下方，是我的预定墓穴，而将来我却远葬台湾，因为我在台湾已落地生根，大半生时间在台湾奋斗、挣扎、入狱、重生，有我太多的汗迹和泪痕，有我儿孙的家室，有我太多的朋友情义。女儿扶我起身，原野北风又起。
常村故居
我停留的时间不过半个小时，满怀惆怅无奈。
祖坟在常村村头，常村定居的郭姓家族，父老们传说，当一八七七年山西省发生严重旱灾时，郭姓祖先在山西省洪洞县一棵大槐树下，摔破一个铁锅，兄弟姐妹，各拿一片，向四方流亡，希望有一天，即令自己不能，子孙们也要回到洪洞县故乡，各拿碎片，作为血缘证据，使骨肉重合。其中一支，就在辉县常村住下。再聚的诺言，子孙们已永远无法履行。中国文化的特色之一是家族观念很重，但中国人的家族意识，却很模糊，西方人一向被认为没有家族观念，但西方人的家族意识反而强烈，常能列举他们家族几代祖先，和他们的「英雄」事蹟。就以美国而论，一般人差不多都能追述第一代移民，甚至兴高采烈的介绍他们在欧洲的祖先，即令身是海盗。而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如果他出生时祖父已去世的话，恐怕连祖父叫什么都不知道，对曾祖父事蹟还能津津乐道的，万不出一。郭姓家族不能例外，早已不知道开创辉县基业的第一代祖先埋葬何地？叫什么名字！
抵达常村故居的时候，街上已挤满了人，我下了车，面对着单调划一，好像一片灰海的男女老少，他们大都是郭家的人，可是我却一个也不认识，一位缠着小脚，头上苍苍白发，一脸皱纹的老妇从人群中挤出来，抓住我说：「我就是二嫂呀。」五叔（我父亲的亲弟弟）有两个儿子；长子郭祥生、次子郭吉生。祥生精明而吉生老实，我称为大嫂的是堂兄祥生的妻子，已经去世，只剩下祥生健在，他住在儿子家，儿子媳妇排斥他，当女儿给他一点钱，买点肉回家时，儿媳妇却不准他用火。看着二嫂，那种老的形象，使我心中抽痛；我一手牵着她，一手牵着素萍，从人群中挤到我曾经住过的宅院，大门、堂屋、厢房、南屋，依然如昔，但全破旧不堪，依稀的仍记得那煤火灶，就在煤火灶台上，五婶冬天总是盘腿坐在上面。我在五叔常坐的已经破烂的木椅上坐下，二嫂扶着她丈夫吉生进来，安排坐在一旁，他行动迟钝，两眼发呆，我问他认识不认识我，他点点头，旁边一个人告诉我说，他已很久不能进食，吃了就吐，身体虚弱，行动不便，但晚上仍起床几次，给骡子拌草。我大声喊叫说：「你们应把他送医院检查！」我有心理准备，如果她们说没有钱，我会表示我愿全部负担，但二嫂的回答出我意外，她说：「他没有病，过些时就好了！」武勤英女士在旁也心情沉重的劝她们送他去医院，他儿子随意──我离家时，他还垂着鼻涕玩泥，也说：「俺大爷没病！」她们对亲人的那种态度，使我感到寒冷。耳际听到的是一片嘈杂，我摸着一些孩子们的头，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我终于告辞，临上车时，祥生挤过来，叫我买些风湿药。车子缓缓驶出村子，一去四十余年，今日重到，前后不过停留半个小时，怀着满怀的惆怅和无奈。
车子前往段屯。
我虽然是辉县人，而又在辉县读过小学和初中，但我从没有听说过段屯的名字；还是昨天晚上，素萍告诉我，我才知道。段屯是个小村庄，位于新乡市到辉县公路中途，我当时就决定，祭过父坟后，直去段屯。
我所以急于前往段屯，是我离北京的前夕，发生一件事情。
一位我很尊敬的朋友，到北京饭店，要求和我单独谈话，三分钟都可以。他压低声音告诉我说：「柏杨先生，你知不知道，你家乡给你立了一个塑像？」我说：「开什么玩笑，你听谁造的谣？」他说：「不是造谣，确有其事。」自从立像的风气传入中国后，中国似乎只会给有权杀人、有权捕人、有权给人官做的人立像，犹如过去帝王时代，只会给这类人物立碑一样。而竟有人给我立像，未免离谱得不可思议。然而，朋友的神情凝重，我开始有点不安。我问：「你听谁说？」他说：「我自有可靠的来源，你的意见怎么样？」中国历史上有无数人物打算靠一块石碑，传名万世；二十世纪以来，又有无数人物打算靠他的塑像群，使他的声威遍布他控制的土地上的每个角落。结果是，塑像跟石碑的命运一样，最后总是被人打碎。我把这个意思告诉他。我说：「如果还没有竖立，我回辉县后，会竭力阻止。」他说：「如果已经竖立了呢？」我说：「我会建议主办人把它打碎，自己动手总比被不相识的人动手好。」他声调忽然严肃的说：「你如果不能处理你的塑像这件事，对你会十分不利！」一直很融洽的气氛突然被这句含有威胁的话破坏无遗，我无法了解「不利」的具体意义，难道不准我回台湾？他解释说：「可能查禁你的书，可能不再出版你的书！」我告诉他在自由世界，想给谁立像，就可以给谁立像，雕塑家侯金水先生就给我雕过两个塑像送我，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国民党不会因为这个缘故，再向我下手。朋友说：「大陆不同，除了毛泽东，其他必须批准，而你不过一个作家，大陆上除了鲁迅，没有第二个作家立过像，这事很严重！可能超过容忍的限度！」我觉得我必须静一静，才能思考这个猝然发生的事件。
胸像
我不愿做矫情的事，更不愿在威胁下做矫情的事。
在京广线夜车上，我试图解决这项困惑，是谁想出这个念头的？是谁赞成？是谁反对？是哪位雕塑家设计？是立像、是坐像、是半身像、是全身像？雕塑家既没有见过我本人，他根据什么雕塑？这像竖在什么地方？有多高多大？为什么选择一个作家立像？如果这件事真的严重，共产党为什么不事先禁止？以共产党迄今仍强大的组织力量，禁止一百万个塑像，都易如反掌；如果并不严重，那位朋友又为什么透露风声！给我的印象是：共产党似乎并不愿意直接出面干预这件事，只希望用说服和压力，由我自己出面干预。不过，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共产党领导一个庞大的国度，影响十亿人民存亡的大权握在手中，何必分心管一个作家的塑像？为什么不能顺其自然，最后让「牧童儿打碎龙碑帽」，归于尘土！
回辉县的当天晚上，我就问素萍，她说：「有这回事！」我几乎楞柱，说：「能不能劝他们不要立！」素萍说：「已经立了。」我说：「在什么地方？」素萍说：「段屯，华侨食品厂大门口！」我说：「你事先怎么没有告诉我？」素萍说：「连我也不知道，落成典礼时，也没有通知我参加！」我说：「什么时候落成？」素萍说：「十月十五日，我还是事后见报才知道。」我说：「把报纸找来我看。」她说：「我就去找。」我说：「是谁提议？」素萍说：「我不清楚。」我说：「是谁雕塑？」素萍说：「李学，他很有名。」我说：「难道没有人反对？」素萍说：「听说县委会有意见。」
离开常村，不久就到段屯，当车子停在华侨食品厂门前时，一个纯白色的柏杨胸像，正坐落当道，走到它近旁，必须仰起头来，才能看到它的鼻端，它体积的庞大使我吃惊，估计连底座在内，约略有两个人高，塑像戴着眼镜，我必须退到一个相当远的距离，才能看到脸部全貌。面对自己的塑像，有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北国特有的碧蓝而又奇高的晴空，冷冷的紧扣着塑像四周这块大地，我像坠入时代隧道中，细数着人生澎湃的感情，「天若有情天亦老」，天不会有爱，而人会；天不会有感谢，而人会。我问素萍：「李学先生在哪里？我可以不可以拜访他！」素萍告诉我，听说李学先生在北京，但她会拍电报和他联系。
我们进去参观华侨食品厂，突如其来的访客没有给他们准备接待的时间，董事长茹呈智先生和负责人都进城办事去了，我和几位正在制糖果的女孩子谈了几句话，她们有辉县人的特征：木讷、害羞、胆怯，怕见生人，所以我希望探听一下这塑像竖立的经过，得不到任何答覆。当天晚上，素萍把塑像落成典礼的新闻剪报送来，是一则通讯，刊出在一九八八年十月十八日新乡市出版的《新乡晚报》，正是我离开台北飞往香港的那天。报纸标题及全文是：
柏杨先生的塑像在其家乡辉县落成
〔本报讯〕曾以杂文着作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的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先生的塑像，近日在其故乡辉县落成。
这座胸像的总体高度三？四米、宽二？二米，栗子色底座和玉白色的胸像相互映称，显得庄重肃穆，胸像坐落在辉县华侨食品加工厂的院子中央，四周栽有松柏、万年青、君子兰、菊花、月季等，她紫嫣红，给该厂增添了光彩。诧
辉县华侨食品加工厂的职工大都是三胞家属，他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塑造了柏杨先生的胸像，以寄托对海外亲人的怀念。
这座塑像是李学同志创作的。
十月十五日上午，新乡市的新闻界和文艺界的部份同志瞻仰塑像后进行了座谈，大家认为柏杨先生继承和发扬了鲁迅精神，是我们新乡的骄傲。
据悉，柏杨先生近期将携夫人张香华来辉县探亲。
李学先生于第三天从北京赶到辉县，一方面跟我会面，一方面他要把他雕塑的人民政府名誉主席宋庆龄女士塑像，从新乡运到北京，交给宋庆龄纪念馆使用。我握住李学的手，向他致敬感谢，他木讷朴实、不善言语，我问他：是一个什么原因使他兴起雕刻柏杨塑像的兴趣？他说：「我们家乡，以有你这个作家为荣！」李学是新乡人，但辉县是新乡的市辖县。我又问听说领导官员有意见，他说：「我们才不管它！」他说塑像还没有完工，因而还没有题字，李学这次去北京，目的之一就是要请人题字，我担心领导官员反对的情势之下，恐怕找不到题字的人，他说：「我一定会找到。」
李学和我再度前去段屯参观，我问他参考什么资料？他说：「有一本《柏杨六十五》，上面有几张照片。同时我早就到郭素萍家要了几张，揣测角度，再投射到塑像上。」又说：「因为像太大的缘故，照像机成仰角拍摄，可能有点不太像，但如果站在桌子上，成一个平线拍摄，就可完全传神。」我们二人在像下合影，我再向他致谢，心怀壮志的想提出请他打碎塑像的建议，已说不出口，而且这是李学先生的创作，和华侨食品厂的所有物，我如果坚持打碎，难道去法院控告？我不愿做这种矫情的事，更不愿在威胁下做这种事，所以唯一的反应是，对故乡的父老兄弟，心存无限感激之情。
回到母校
富学生伙食团吃白面馒头夹肉，穷学生伙食团吃杂粮青菜。
从常村故居回到百泉宾馆后的第三天，再访县城故居。辉县县城街道已彻底改变，县政府旁边的空旷广场「老师院」，这个名字恐怕早被人遗忘，现在全都盖成民房，那棵三个人都抱不住的粗大白杨树，当然早被拔去；故居菜园已经不在，花房也无踪可寻，父亲在世时不知道什么原因挖凿了一个地下室，也被填平；依旧可以辨识的只剩下三栋房子，还保持四十年前老样，但而今却全成了别人住宅，我找到上小学、初中时住的厅房：我住一头，表婶住另一头。姥姥──继母前夫的婆母，世界最可怜的老人之一，她跟我床对着床。当我指点床铺位置给武勤英女士和素萍看时，耳际似乎又听到她老人家的哀号；姥姥晚年得了不知名的怪病，双脚经常抽筋；县城故居共有三个院落和一个菜园，却只住着三个人。表婶是请来照顾一老一少的管家，我则是一个正逢叛逆年龄、楞头楞脑的淘气孩子，从来没有想到为姥姥分担半点痛苦，任凭她日夜哀号，我只要一倒头就能入睡。直到后来，那已是很久很久的后来，才逐渐体会出她可怜的身世。这跟我对姐姐一样，男孩子为什么成熟得那么晚！
常村和县城故居，全被共产党没收，另行住着别人，我这一趟如果是回乡定居，将置身何处？真正有国难归，有家难投？我不能想像，当我背着行囊，悄悄来到家门却被阻在门外，会伤感到什么程度？我徘徊在破旧败坏的窗棂下。幼时情景，一一回到眼前。我在辉县的孤儿岁月，最可纪念的一件事是，每逢过阴历春节，总是买一大把纸炮，塞到棉袍口袋里，燃一支香，爬到寂无一人的城墙上，一面走一面把它们逐一点燃，扔到城外，听它的爆破声，心里就有一种茫然的满足。我从小失去母爱，父亲又远在天涯，儿时说不出来那种若有所失的落寞感觉，长大后回忆这种天伦缺憾，使我对人间的孤苦，特别敏感。那位表婶，她是一个和气的长辈，早不知身在何处？连问都无人可问！
第三天的第一件事，就是参观百泉中学，幼年时最多彩多姿，也最荒唐的日子，就在那里度过，校舍已不是当年校舍，看到几个学生在那里打篮球，我告诉他们我从前也在这里打过篮球，他们停下来，不知所措的看着我，这是乡下孩子的特有表情。校长梁荣九先生出来接待，使我想起五十五年前的校长梁锡三先生，他是陈留县人，河南大学毕业，兼教我们英语，我就是抗议他而被开除的。抗议的原因是他星期天不放假，仍命学生上课，这纯粹是一番爱心，没有任何物质报酬。但老师的爱心，却靠强迫学生牺牲放假日子去完成，我不能接受。我从小就因为总是提出与别人不同的意见，在传统权威凌驾一切的社会里，走到任何地方，都会使人头痛，甚至使人讨厌。我终于被梁锡三校长开除，但他的认真教学，我仍心怀敬重。
百泉中学给我最大的创伤是，当时住宿学生，有两个伙食团，富学生吃白面馍（白馒头），穷学生吃杂粮窝窝头，我当然是杂粮伙食团的一员，但我多么渴望着能吃白面馍！我缴不起每月三块银元的昂贵伙食费，每顿饭看到家庭富有同学吃白面馍夹肉，心里就有一种卑屈的刺痛，禁不住暗中呼唤父亲：「爸爸，白面馍夹肉，好香！」贫富分明，像是无数钢针，伤害了多少少年人的心。我踯躅的走着，寻觅往日厨房的地址，当然早已无存。我走向一座高三教室，校长引我进去，让我讲几句话，我告诉同学，我曾经是这里的学生，并祝福他们明年（一九八九）考取大学。
再参观辉县第一中学，它前身是辉县县立第一小学，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我在这里读小学四年和五年级，当我对着唯一残存的两栋教室，而其中一座正是我当年的教室时，徘徊窗前，抚摸那又矮又小的课桌课椅！教室外原来是一个平台，平台一角有棵大树，那年春天，来了一窝蜜蜂，我孤孤单单的一个人，站在大树底下，仰望蜂群，在清寒的空气里，心神和大地一样，没有一点晴空万里的暖意。当年格非老师坐在讲台上讲解《渺茫的西南风》的身影，只留下记忆。另一位侯万尊老师的凶暴──我的数学烂透，就是被他打得兴趣全无，完全失去信心，形象也只依稀。
校长李榜栓先生和副校长赵志敏先生，领我到图书馆时，赫然发现架子上排列着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的《柏杨版资治通监》，使我感动！我也惊醒，时间飞逝，我离开这个培育我的母校，匆匆已五十七年。在送我出校前，我们穿过从前历任校长的古老住宅，我读小学时，校长是关朝彦先生，抗战中期担任辉县县长，在洛阳招兵买马，我那年刚考取兰州大学，既没有钱读书，又没有前往兰州的路费，一时间想追随他回乡，他警告我说：「你跟我回去干什么，爬也要爬到兰州！」我永远感谢长者指点迷津，如今已没有几个县民记得这位后来竟被枪决的县长了。
我一直认为辉县是一个很苦的县份，但看情形却不是最苦，不能只从衣食住行的简陋上判断文化的水平，当全国都在反知识的年代，辉县竟然拥有八个高级中学和十六个初级中学。迄今为止，在全县六十八万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