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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像，凡是警告他不要相信手铐的朋友，都被扣上「反人民」「反党」铁帽，脑浆崩裂。他迫不及待的寻求历史对他的肯定，使他做出「最新指示」之类肉麻当有趣的蠢事。不管有没有制衡，权力都是一种滤过性病毒，谁沾染了它，时间越久，就越头脑简单，自以为是，越认为自己无所不能，这是一种权力痴呆症。摇尾系统呐喊得越使人背皮发紧，权力痴呆症就越无药可救。
再一次重复我的信念：「不要国家强大，只要人民幸福！」有好几个读者提出反对，说：「中国，不能没有国防！」这是一个严重的误解，没有一个人会主张没有国防？恰巧相反，我们必须有相当阻吓力量的国防能力。但我反对希特勒先生的「宁可不要牛奶，也要大炮」。和毛泽东先生的「宁可不要裤子，也要核子」！希特勒固然凶顽，但人民不过没有牛油吃而已，而毛泽东却使全国人民饥苦不堪。
国家强大最直接的受惠者是国家领导人，包括皇帝级和亲王级人物，这些高级官员，一手握大炮，一手握核子武器，每到一处，洋人必恭必敬──像阿尔巴尼亚，他们的代表还跳到联合国桌子上猛喊毛泽东万岁，面子十足。可是，也就在大家伙面子十足的时候，包括我女儿在内的奴隶级中国人民，却饿得两眼发昏，要扶着墙走路。毛泽东先生的援外，只有他和少数人享受国家强大的成果。等到假象拆穿，不但没有争来荣耀，反而成为国际笑柄。马歇尔计划是拿美国人吃不完的肉去喂贫苦邻居；毛泽东先生却是割下中国人身上的肉去喂并不比自己更贫苦的朋友。
追求人民幸福，不追求国家强大，更有一个原因是：当人民都幸福的时候，再去追求强大，比较容易承担。
爱滋病
没有一个人能承受爱滋病的侵袭，也没有一个国家能承受国营制度的摧残。
留在西安的最后几天，风沙已起，北国原野，满目荒凉，彷佛一场原子大战刚刚结束。对生长在江南一片青世界的香华而言，很不容易适应。中国之冬跟美国或欧洲之冬，最大的不一样，就在于此。中国北方的风沙，是一项灾难，记得小时候在开封，经常遇到大风骤起，尘土蔽空，伸手不见五指，等到风停日出，全家没有一处缝隙没有沙尘，连口腔都不能保持清洁，咀嚼时牙齿都发出响声。风沙的意义，不仅是一个人的身体感受，还有更重要的课题，那就是水的缺乏。我的故乡辉县，跟林县相邻，闻名世界的「红旗渠」，就在林县，听说已经干枯。北国的贫苦，大部份由于缺水。瀚海沙漠群，目前正以每年二十公尺的可怕速度，向南移动，若干年后，北京、西安，都将成为被沙漠埋葬的神秘古城。只有一样东西可以阻止恶化，那就是「水」，偏偏，北方就是缺水。现在共产党正在研究「南水北调」，必须面对沙粒扑面、干渴荒旱的广大黄土高原，才能了解这项计划是多么雄伟和卓见。
从这一点，可发现大陆上的问题重重，和问题的凌厉，每一个问题，都像一个铁环，套在另一个铁环之上，周恩来先生提出「四化」，已是重大的突破（看毛泽东领导下的五人帮对「四化」的坚决反对，可知改革派步履艰难），但是「四化」事实上不过是十九世纪清王朝末叶的「船坚炮利化」一化。当时，北京的权贵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帝王专制制度，是天下最完善的制度，只是船不坚、炮不利而已。在这种认定之下，改革出来的表面一些成就，诸如建立亚洲第一吨位的海军，不过是一个三期肺病患者戴上一双漂亮的拳击手套而已，却自以为天下已无敌手。现实是多么讽刺和无情，现在，北京的权贵同样认为：中国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是天下最完善的制度，只是科学不昌、技术不精而已。
问题就在这里，清王朝时中国的症结，不在船炮，而在政治；今天的中国症结，同样的也不在科技，而在制度。社会主义五十七种，似乎只马克斯等少数学派的社会主义废除私有财产。踏入中国大陆的旅客，第一件事恐怕就是忽然发现：一切都是国营。上自飞机制造厂，下到油条豆浆店，全属国家！国家是一个抽象名词，事实上属于人民政府，人民政府也是一个抽象名词，事实上属于某一部、某一司、某一科的某一位科员。这位科员，有资本主义社会董事长的决策权力，但是工厂日入斗金，他分不到一文，工厂倒闭，他也毫无损失。结果是：一个国家有国营制度，就跟一个人患上爱滋病一样，败坏了自己所有的生理机能。
战争的苦难使中国早已不再是礼仪之邦，永无止境的内斗，也使中国人不再是一个和睦友善的族群，你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得到证明：问问路、借借电话，就会留下深刻印象。到大陆后，这种情形更使人口呆目瞪。一九八七年时，美国广播公司驻北京记者柯达德先生，从北京经香港来台北访问我，结束的时候，我问他对台北有什么印象，他说：「台北人温暖，礼貌！」我和香华面面相觑，心里思索：他可以批评，但不应该讽刺！一直等我到了大陆，才知道他的话出自真心。很多大陆同胞充满了愤怒怨恨，就像一个饵雷，一触就爆，官员们的僚气，我们没有机会接触，但店员们的凶猛，连国宾级的华洋人等，都难逃此劫。资本主义社会，顾客永远是对的；社会主义社会，顾客永远是错的。散文作家林今开先生曾经在福州建议一家国营餐厅的女服务员说：「你们的动作应该快一点，说不定我们吃过走了，还可以再有客人！」他之遭受白眼在意料之中，社会主义国家中，店员的心情跟资本主义国家店员的心情迥异，顾客上门，她不但不欢迎，反而会愤怒的想：你跟我有什么仇？有什么怨？不到别处吃，却来找我的麻烦！这是一种国营制度下特有的情绪焦灼症，十亿人中，几乎五亿人在这种忿怒、怨恨、嫉妒、绝望的焦灼情绪中煎烤。天长地久，整个民族品质，都会堕落。马克斯社会主义如果一直不变，五百年后，我恐怕将再看不到文明人类，而只看到动物──「文明人类的初期阶段」。
有人说大陆跟台湾相差三十年、五十年，我不敢肯定到底相差多少，但敢肯定，如果大陆不能财产私有化，这差距将越拉越大，而不是越拉越小。很多中年以上的读者问我，是不是财产私有化之后，人民品质就可提高，所有问题就可解决？这又是一个误解，财产私有化后，人民品质才有可能停止恶化，所有真正问题──可以找到答案的问题，才会开始显现。因为财产私有化后，才可能产生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兴起后，才可能产生民主；而民主政治，必须依靠法治，才可确保。没有一个人承受得起爱滋病的侵袭，同样的没有一个国家民族承受得起全民所有制的摧残，因为全民所有制，就是全民没有制。以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优秀，以英国民主政治的根深柢固，工党把钢铁事业收回国营后，都无法阻止它的败坏，不得不发还私营。日本的国铁每年赔累不堪，而在私营后，转亏为盈，设备一新。
虚主义制
不谈主义，只谈问题，中国有没有救，在此一念。
财产私有化有两大困难，一是意识形态，一是实施方法。大陆上太多的人，尤其是高级官员，都认为取消了国营，就等于取消了社会主义，把国营和社会主义画上等号。但世界上也有准许私营，不过加以限制的社会主义，并不仅马克斯一家。而马克斯社会主义，经过十二个国家，长达四、五十年的试验，结果全部失败。德国药厂用天竺鼠、美国药厂用印度猴做实验，都受到强烈的反对，一个政治理想，却是用千万活人做试验，在十二个血淋淋的试验失败之后，没有人有权要求继续实验。我们对社会主义理想，充满尊敬，但马克斯先生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在它崛起与冲击之下，资本主义被迫作了大幅度的修正，修正得面目全非。马克斯先生今天如果再踯躅伦敦街头，恐怕也会张口结舌。社会主义应该具有资本主义那种大幅度修正的弹性，才能存在；否则，它只有死在它的那个坚硬的外壳之下。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已在这方面突破，一九八四年冬，就声明「马克斯主义不能解决现代所有问题。」因为，任何努力，一旦遇到「国营」制度，就跟任何医药，一旦遇到「爱滋病」病毒一样，完全没有效果，并且还使细胞变质，产生另一种毒素。像一度大力提倡的个体户，我到大陆后，才发现它为害之烈，那就是：不该富的富了。以上海作为例证，大多数个体户都是来自监狱的刑事犯，原单位既不接纳他，他也找不到别的工作，于是由公安局出面担保，向银行贷款，又指定街头地方，供他们设置摊位。勤劳加运气，个个都成了万元户，而堕落和恶劣的生活习性，已随着人民币的增加而四散发挥。我曾和一位小贩谈过话，他掏出一支三五牌洋烟，用Downhill打火机把烟燃起，轻藐的指着陪同我前往拜访他的当地一位年轻教授，告诉我说：「这是咱们这些人吸的，他们吸不起！」那种毫无忌惮，认为天下大事就掌握手心的神情，使人生畏。那位年轻教授的脸色更使我终生难忘，这种暴发户带给社会的影响是绝对负面的，价值标准完全颠倒。
个体户的影响充满伤害，承包户对国家的打击，更超过个体户，一个工厂如果租给承包户，期满交还时，所有的机器恐怕都成了废铜烂铁，试想，谁肯去作长期的维修？听说共产党正计划推出股份制，我渴望它早日实现，但应是彻底开放的股份制，而不是有种种限制、用绳拴脚式的股份制。我的构想是：把所有的工厂，包括土地和房屋、机器设备等，定出总价，分成若干股，分配给现在的厂长、副厂长、书记、副书记，以及重要的工厂干部和工人，以及所在地人民政府及党部的若干官员，一夜之间，这个国营工厂，就变成他们一群新兴的「社会主义资本家」的私有财产，由他们分期付款，把总价付满为止。如果破产，或是如果缴不出分期付款，就由国家收回，如法炮制，再卖给别人。工厂转为私营之后，再由国家征收税捐。跟英国的国营钢铁工业，完全恢复私营的程序相似。
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最强劲的政治集团，即令到了今天，它仍具有强大的再生能力，如果要改变的话，仍然能够改变。现在的大陆，用一句已经被用松软的话形容，那就是百废待举，几乎每一件事都使人心头沉重，但也正因为如此，在另一个角度看，大陆社会又像万马奔腾。毛泽东先生在位时代，中国也在万马奔腾，只因领导人领错了路，领到刀山之上，直奔地狱。现在的领导人则率领人群，正越过千山万水，直奔奶与蜜之地，方向是对了，只是看如何度过千山万水。
很多人对大陆的开放，感到速度太慢，对台湾的开放，也有此感觉。天下任何一件事，都有它成长的过程。台北曾经上演过《小飞侠》卡通影集，那位魔鬼党的元帅，原是某位女科学家的五岁幼儿，魔头把他俘掳后，教他吃一种成长的药，一年之内，他成长到三十岁，但心灵残缺不全，而且发出怪声。古希腊时代，马其顿王请阿基米德先生教他儿子学几何学，问他需要多久？阿基米德说：需要一年。马其顿王提醒对方说：「他是王子！」阿基米德说：「即令是王子，跟平民一样，也要一年，几何学不能速成！」一个小舢板，如果要它回头，三下两下就掉转船身，一艘航空母舰回头，要费好多个小时。所以，我们不怕「慢」，就怕「站」。
了解中国大陆，不能用显微镜，只能用望远镜，外国人对大陆一直抱很大希望，而大陆知识份子，却由于恨铁不成钢的心理，十分沮丧，甚至伤心绝望。看情形只有台湾和香港的中国人，才能比较持平。不过，无论怎么说，最明显的焦点是：任何懒惰而又说谎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也只有取消国营，财产私有化，由财产私有化衍生政治民主化，才有可能使中国人恢复固有的美德：勤劳和诚恳。
三○年代时，胡适先生曾经呼吁过：「少谈主义，多谈问题。」被国共两党的狂热份子诟骂得狗血喷头。现在，当广大人民在血泊泪湖中哀哀啜泣时，愿我们能回忆胡适先生的话，那是一句救世的暮鼓晨钟，假使当时国共两党都能接受，大陆何至弄到今天模样！专制制度转型为民主制度，有「虚君制」，今天，为了适合中国国情，是不是可以实行「虚主义制」？以后永不再为主义争辩，而只努力解决问题。国民党在台湾做到了，共产党在大陆应该更轻而易举的做到。
归来
大陆可恋，台湾可爱，有自由的地方，就是家园。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十日，我们乘中国航空公司班机，由西安直飞香港。距十月二十日从上海回到大陆，整整一月。周明、晓钢于我到西安后不久，就飞返北京，周明先生服务的《人民文学》太忙，催他回去，晓钢女士又要前往泰国参加世界诗人大会，北京、西安两地，多蒙两位关顾，周明是我兰州大学的学弟，又是陕西人，所以麻烦他的地方也更多。印尼华裔诗人犁青夫妇，也于稍后先回香港。从新疆来的老友杜文澄夫妇，因为夫人临时有病，则暂时留在西安诊治。
启程的前一天夜晚，家人们在人民大厦作最后一次团聚。一个月来，我和香华跟每一个旅人游子一样，都不断被询问：「你对大陆印象如何？」我们已回答很多次，现在，换我问在座的人：「告诉我实话，你们对我的印象如何？」一个外孙女吞吞吐吐很久，说：「您说了那么些话，我们都认为您很傻！」但她松了口气，如释重负的说：「幸亏您不留下来住！」我想追问她为什么，但我知道答案是现成的。一个月的大陆行程，每一个使我激动的现象，都使我思考那个现象背后隐藏的问题。有几次，在贩卖观光礼品的商店和小摊上，看到一种装饰用的小别针，上面用珐琅瓷嵌着每个中国人都从内心服膺的一些格言，如「难得糊涂」「糊涂是福」等等，我特别买了一个，带回台北，放在我的面前，每看一眼，都百感交集。面对着这个忧患沉沉的中国广大土地和同胞，既痛心而又庆幸，一九六八年在台湾坐牢前，我就被人讥为「老天真」，而今，二十年后，我仍不能蜕变得有福。「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年忧」。我已挑不动我想挑起的重担。
二十日凌晨，天还没有亮就到了飞机场，除了孩子们外，杜文澄，以及华岳出版社社长王克平等各位先生，也一齐相送，更感谢在咸阳市文化局服务的程琪先生，因为跟机场的关系很好，特别提前一天赶到西安照应，陪伴我们露天排队好几个小时，而到底有没有飞机，谁也不知道，使人备尝紧张，所好的是，中国特有的人情味把我们团团围住，倒一点也不惊慌。西安机场候机室设备，还比不上台湾的绿岛，乘客们都得在广场上等候，难御雨淋日晒、冷风刺骨。而班机又是这么少，西安遂成为口袋阵地，进来容易出去难。听说正在筹建新机场，希望早日落成。机场，是国家的大门。
临别之际，孩子们有的哭了，四十年隔绝，这次回来，不过蜻蜓点水，匆匆相聚，恍如一梦。通过护照检查后，亲友都被隔在外面，忽然听见香华大叫一声：「李萧锟！」那位从台湾来的杰出青年艺术家，他对色彩的敏感、水墨和书法的造诣，使他成为用艺术家的创意，来设计包装书籍的第一人。他在通关后忽然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吓了一跳，连行李袋都几乎掉到地上，还以为公安人员唤他回去问话。李萧锟对他那几乎要掉到地上的旅行袋，既懊恼又叹息，他指着狮子大张口般的裂缝说：「我前天晚上才买新的，装行李时就报销了。」我们再度肯定一个共同信念，制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可以提升，也可以破坏物的，以及人的品质。
飞机九时起飞，祖国山河，再一次消失在背后，只是这次离开，跟四十年前不同。十一时半，播音教我们扣好安全带，飞机渐渐降低，我把脸贴到机窗上，突然间，感觉到机轮在沉重的着地，机身跳动，逐渐的，它缓下来、慢下来，而终于停住。这次班机上有三分之二是外国人，当飞机停稳之后，我听到过去飞机着陆时从没有听到过的声音，那就是，霎时间，掌声如雷。
我们仍住华国酒店，微微拉开窗帘，看到下面的整齐街道，高拱的行人天桥，以及远处一片碧绿的海水和行驶的船只，这是一个南国的世界，对一个刚从北国风光，风沙扑面、极目苍凉地带归来的游客，深深的感觉到这个世界的温馨。
我们在香港停留一天，心情除了喜悦，还像磐石般的安稳，因为我们可以确切的知道什么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