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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孩子误喝了巴拉松,一瞧浑身青啦,就把他往井里一扔。我们所要求的不是不应该打官司,而应该是肃清司法界败类。记得有一年,大概是成功大学堂教习钱歌川先生吧,和人公堂相见,报上便大加嘲弄,说教习还告状呀,不像话,不像话。呜呼,难道教习就不是人,受了凌辱,就不能要求法律保障哉?
最近有人据案号咷,说经济起飞啦,号咷声中也有人喊经济并没有起飞的。经济学这玩艺是一种复杂的学问,较之原子核子那些平铺直叙的自然科学,复杂多矣。简单的说,美国人偷了德国人的秘方,中国大陆又偷了美国人的秘方,只要偷到手,照方配药,都会有一个可怕的家伙出现。可是属于社会科学的经济学,就不这么容易,亚当斯密斯先生的经济学原理支配了美国一个世纪,可是拿到中国便砸了锅。盖自然科学对象是物质,社会科学对象是人。物容易控制,而人难搞也。
所以中国经济到底起飞了没有,学问太大,实在弄不清楚,反正如果起飞了当然更好,如果没有起飞,我们希望它快点起飞。只有一点感想的是,任何东西起飞,都必须观念先行起飞。经济也好,工业也好,文学也好,都像货物,观念则是飞机。飞机起飞啦,货物才有可能跟着起飞,飞机起不了飞,恐怕啥都起不了飞。畸形人把一包钉子往半空里一扔,喊曰:「看呀,钢铁业起飞啦。」喊声未了,钉子掉下来砸到他尊头上,说不定立刻就砸出可观的窟窿。经济起飞是不是也属于扔钉之类,真教人担心。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纷纷复兴,只有中国努力内战,记得吴稚晖先生一本书上提到过,忘记是哪个大官啦,买了一架飞机,请了一位飞行员,打算飞到敌阵上空,来一个泰山压顶。有一天狂风暴雨,前线紧张,官大人下令该机出动,飞行员以天气太坏,拒绝升空,官大人大怒曰:「这算啥话,你以为我不敢枪毙你呀。」飞行员只好上机,可是官大人一想,不妙不妙,那小子心中正在有气,如果一去不返,岂不赔了夫人又折兵,灵机一动,就弄了一条长长的铁链拴到飞行员腿上,目的是他既可以照样的飞,但却不能逃之夭夭。
嗟夫,张之洞先生的「中学为体」的观念,就是那根铁链,不把这根铁链弄断,飞机恐怕飞不起来。旧观念如果不彻底铲除,新的社会就永难建立。我们的经济到底起飞了没,前已言之,实在使人担心。只从银行的本质上看,不过是一些当铺,恐怕实在是还没有起飞,但一定要说它起飞啦也未尝不可,盖当铺就是根铁链,起飞就像扔到半空中的铁钉,当它没有掉下砸破尊头之前,谁都不能说它不是正在起飞也。
与其责备银行变成当铺,毋宁检讨中国同胞对权利义务观念的混淆,这似乎是更基本的。就在今天早晨,柏杨先生正在柏府喂小孙女吃稀饭(她从前吃稀饭,只要有咸菜就行啦,最近几个月,顿顿都要吃肉松,肉松每罐十八元,岂是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文化人吃得起的,我只好乱讲故事,以作佳肴),只听巷口那里,人声沸腾,又哭又喊,又叫又闹,好像出了人命,不禁大惊。
原来巷口那位姓刘的老头向王先生借了一万元,言明利息二分,三月本利还清,而且开了一张三个月的支票给他,支票是上星期一到期的,届时王先生前往银行取款,没有取到;第二天又去取款,又没有取到;第三天再去取款,坐在柜台上那个家伙索性弄个图章往支票上一盖,曰「拒绝往来户」,那就是说,天塌地陷都取不到钱啦。第四天王先生找上门来,刘老头笑脸相迎,一再道歉,言明本星期二一定储款以待。到了本星期二,刘老头指着祖宗牌位发誓,说延到今天一定付清。王先生今天三度光临,刘老头仍然没有,王先生急得跳高。这一跳高糟啦,不跳高还有笑脸可看,一跳高连笑脸都没啦。以刘老头为首,孩子老婆一拥而上,一家大小,又流泪又哀号,尤其是刘夫人年轻时大概当过电影明星,还以头撞墙,作痛不欲生之状,要不是我闻声赶往,一个箭步把她拉开,可能弄假成真。
事情闹过,大家出面调停,请王先生宽限一个月,王先生还有啥说的,只好狼狈撤退。这时人头乱钻,你一言我一语,把王先生说成莎士比亚笔下的赛洛克。回家途中,我听两个年轻人一面走一面交换意见,一个叹曰:「把人一家人逼成这个样子,那家伙未免太黑心啦。」另一个也叹曰:「他们还是多年老朋友哩,为了几个钱,二十年交情一笔勾,这种人,猪狗都不如。」
呜呼,当着刘老头的面痛斥王先生,那是一种安慰,未可厚非。而该两位年轻人在背后叽叽咕咕的话,柏杨先生便越想越觉得问题严重,这种一面倒的观念,其发展过程大概是这样的,第一步:「任何有钱的人,其钱都是肮脏钱。」第二步:「有钱的人全都不是好东西。」第三步:「有钱而放利息,更不是好东西。」第四步:「王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曰利的一定毁弃仁义。」第五步也是终结:「索取欠账就是毁弃仁义,猪狗都不如。」
这种观念是一种只同情债务人,而不同情债权人的狗屎观念。柏杨先生有一次就调解过这种纠纷,另一位正人君子型的调人,拍着债权人的肩膀曰:「无论如何,是他欠你钱,不是你欠他钱,你高抬一下贵手,他就过去啦;你不高抬一下贵手,他就过不去。」一个单纯的权利义务观念,凭空被泛道德观念所代替,大家一致认为借钱的永远是弱者,永远是被压榨的可怜虫,而借给他钱的永远是强者,永远是剥削份子。这种观念越积越厚,遂形成一种阻吓力量,把中国社会搞成为一个没有信用的社会,所有的人情味,也因之一扫而光。
咄咄逼人
说起来人情味,大家一定还记得美国留华学人狄仁华先生的一番话(他本来只是学生的,不过既已经在国立台湾大学堂毕了业,依照时下流行的习惯,自应改称他为「学人」,以示华洋一也),他说中国人最缺乏公德心,而较多人情味。这对我们这个五千年文明古国,实在是口下留情。
昔人是不是一个个都温柔敦厚,难以肯定。不过到了今天,年头如此,恐怕是公德心固不太多,人情味更淡寡如水。这是中国人天生的贱乎?好像不是,如果昔人不贱而今人贱,那就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的矣。这问题和观念有关,阴历年时,我老人家不是在高雄避年欤,住在一个朋友家里,养尊处优(他家的弹簧床睡得我老骨头痛),有一天,一个家伙来访,为了眉目清楚,我们称之为赵先生,话说赵先生气急败坏的撞了进来,向朋友曰:「拜托拜托,借两千元。」朋友曰:「我哪里有两千元。」赵先生曰:「你昨天刚标了一个会,以为我不知道,初十铁定奉还。」朋友曰:「会是标啦,钱也拿啦,但当时就付了电唱机分期付款,初十那天小孩子注册缴费,钱还没有着落,我正向柏老借哩。」赵先生泣曰:「你真不够朋友。」朋友也泣曰:「我要有钱不借给你,教我男盗女娼。」
赵先生看他赌出如此血海大咒,只好抱头鼠窜。赵先生抱头鼠窜后,我大惊曰:「阁下,他和你的交情不深乎哉?」朋友曰:「怎么不深,五十年的老朋友矣。」我又惊曰:「那么你真的没有钱?」他曰:「怎么没有钱,两千元还放在抽屉里。」我不禁叹曰:「那么你竟赌下如此严重的咒,大概脑筋进步啦,不再迷信啦。」他曰:「我不赌咒,他怎能走呀?」我一看世界上竟有如此寡情寡义之人,一言不发,就去收拾行李,朋友太太拉住我曰:「老头呀,不是不肯借给他,上次也是借给他两千元,他说一个星期还的,我们就列入预算,准备一个星期后缴住院钱──那时我娘在医院开刀呀。可是到时候他没有送来,去找了他几次,他都大发脾气,还到处宣传我们视钱如命,他穷得连下锅米都没有啦,而我们还穷凶极恶逼他。无论如何,我们是放账的,而他是借钱的,连通融几天都不肯,四、五十年交情竟不抵两千块钱。可是医院一天催几次,我娘躺在床上直流泪。最后只好把孩子的学费挪用,而孩子就为他停学了一年。现在这两千元就是为今年给孩子缴学费用的,他如果到时候不还,我们怎么得了。是再去找他?或是孩子再停学一年?老头,你说呀。」
这是一个严重课题,在落伍的旧观念里,遇到债的纠纷,一律不问青红皂白,也不经过大脑,马上就下判断,认为债务人是对的,债权人是错的,而朋友交情比社会信用和个人荣誉都重要。巷口刘老头和王先生争执,大家几乎一面倒的袒护刘老头,没有一个敢挺身曰:「你欠人家的钱,当然应如期偿还。」其实「不敢说」还是高级的,盖当面不敢,背后总敢也。而是根本没有人在观念上认为赖债是不道德的,这就连小辫子都拔掉了矣。
孔丘先生生在春秋时代,遇见观念上的问题,他就「托古」一番;我们生在现时代,用不着再托古啦,只要看看摆在眼前,别人的自由经济社会就可以啦。当一个美国人,他如果想在社会上立足,第一件事是他必须有卓着的信用,美国佬身上很少现钞,其武器大约有三,曰支票,曰信用卡,曰签字。说到签字,中国也有签字,有些在大庭广众之中,尤其遇到有女人在座,签起字来,真是龙飞凤舞,铁画银钩,其财富之雄厚,连煤球大王都得给他捏脚。可是一旦等到账房先生到他府上或写字间讨账时,便面目全非。据说统一饭店那位犹太经理,在这上便开了眼,他一脑筋现代化古怪的想法,认为凡是签字的客人,天经地义的应该亲自到柜台上结账,殊不知他的天是现代化的天,他的地也是现代化的地。而中国的天和地,仍在狗屎观念笼罩之下。账房先生登门拜访到第十次能把钱拿到,还是高等主顾哩。不要说私人啦,前年台北市政府在蜀腴饭店签字,达十余万元之巨,差一点把人逼垮,但当时的市长固面不改色,认为那有啥了不起。
我们现在逐渐流行分期付款,这就是一个崭新的观念,不过其麻烦也不亚于签字。美国佬一旦付不出款,公司卡车马上大驾光临,搬了就走,主人夫妇连屁都不放,而我们的主人夫妇恐怕不会这么好欺负。柏杨先生前年不是买了一架黑白电视机乎,分十个月付款的,一直到现在,我才付了三期,每次那个霉气脸来收钱,我都「不在家」,不要说把电视机搬走啦,就是他的话稍微重了一点,柏杨夫人就抬头号咷,说他欺负老太婆。有两次保人被逼得发急,也来参加助阵,但我们是老朋友矣,他总不能为了几个臭钱帮别人说话,连老朋友都不要了吧。催了几次,看我摆出的架势,有点狗咬刺蝟,无处下口之感,也就自动不再来啦;前天听说公司向法院告了一状,要查封保人的财产。老妻颇为不安,其实想当年山东英雄秦琼先生,为朋友两肋插刀,现在仅只不过在他家大门上贴个封条,正是他表示道义千秋的时候,有啥大不了的哉。
口不言钱
我们一直是一个轻商主义的社会,汉高祖刘邦先生曾用他的皇帝权力,努力打击做生意的朋友,下令凡是商人,再有钱都不能穿丝质的衣服,也不能坐各种之车,而且捐税奇重。刘邦先生魂归地狱之后,他的老婆吕雉女士又下令商人的子孙概不准做官,也不准做吏,于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和美利坚那种「万般皆下品,唯有经商高」,恰恰相反。
──美国是一个重商主义的社会,君看过一则幽默乎,有一班小学生上算术课时,老师把七岁的约翰叫起来,问曰:「二加二是多少?」答曰:「五。」老师曰:「不对。」乃改嘴曰:「六。」老师曰:「也不对。」又改嘴曰:「七。」老师脸色发青,罚他去院里站着,好好想一想到底是几?小子只好去院子里站着,站了一会,一个迟到的小朋友惶惶赶来,发现该小子在院中金鸡独立,不禁大讶,问他干啥,他说了一遍,小朋友叹曰:「二加二当然是四呀。」小子拉住他曰:「我想你还是不要进去,免得他再把你赶出来。我给了他七,他都不答应,你只给了他四,他怎能便宜你。」
美国第一流人才都当经理,而经理人才也是美国第一流人才。有人说这是美国文化的危机,危机不危机是另一个问题,而连小学生都一脑筋生意经,可说明一种现象,那就是经理人才就是经商。经商的目的就是发财,要想发财就必须讲究效率,减低成本,信用第一。蒋梦麟先生未驾崩前,曾介绍过这么一个故事,从前美国人见中国人,往往问曰:「你在哪家洗衣店呀?」问得中国人又羞又怒。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问洗衣店啦,而是问:「你在哪个实验室呀?」中国人一听,舒服舒服。蒋梦麟先生叹曰:「殊不知其瞧不起则一也。」盖均是以劳力赚钱,不过换了个窝而已,而美国人崇拜的则是以钱赚钱。
中国人很难一下子了解和适应这种观念,在轻商主义之下,我们是有点假装忌讳钱的,晋王朝宰相王衍先生便是一个绝妙例证,他阁下口不言钱,太太一气之下,把钱堆积如山,团团围住,以为他总该说钱了吧,谁知道他只曰:「举却阿堵物。」译成白话,便是「把这玩艺弄走呀!」
这个「阿堵物」典故,几千年遗传下来,家喻户晓。看起来王衍先生,玉姿婆娑,不但品格高,而且气质雅,一位绝代佳人。不过读者老爷最好不要再往下打听,以免大失所望。王衍先生后来被当时目为大盗土匪的石勒先生捉住,吓得顺着裤腿撒尿,为了保命,不惜投上一机,劝石勒先生当皇帝。呜呼,现在劝人当皇帝没啥关系,在君权高涨时代,以他的位,以他的高,以他的雅,竟说出这种乱臣贼子的话,便内外太不相称。
王衍先生口不言钱,假如没有石勒先生最后掀了他的底牌,岂不清香扑鼻一辈子乎哉?其实即令没有石勒先生掀他的底牌,他也不会清香扑鼻一辈子,盖那些把他团团围住的钱,是哪里来的?正因为他有妙法弄到那么多钱,他才「俺可不是那种人」,一旦没有那么多钱啦,本性就会发作。有一次,萧伯纳先生为了他的剧本上演,和戏院老板拍桌子争吵,有人劝他算啦算啦,他曰:「不吵不行,我们的观点始终不能一致。」问他啥观点不能一致,萧伯纳先生曰:「他只对艺术有兴趣,而我只对钱有兴趣。」呜呼,王衍先生在阴曹地府如果遇见了萧伯纳先生,不知道尊脸红不红也。
萧伯纳先生着实的讽了那位戏院老板一刺,他爽爽快快的口不离钱,不像王衍先生酸溜溜的猛戴虚伪面具。孟轲先生见梁惠王魏罃先生,也有这一套,魏罃先生曰:「贵老头不远千里而来,将何以有利于吾国乎?」孟轲先生答曰:「王何必曰利,唯有仁义而已。」弄得千载以下,魏罃先生脸上一直挂不住,其实我们实在看不出魏罃先生有啥不对之处,倒是孟轲先生,具有王衍先生「俺可不是那种人」嫌疑。然而这种畸形观念,却像干屎橛一样堵塞在中国人脑子里,使我们的社会浑成了一盆泥浆。
有一种现象,不知道读者老爷注意到没有?那就是,越是多少年的老朋友,当你需要他「通财之义」时,越是借不到一文钱。高雄那位朋友就是一例,盖他不借钱给你,你们还是朋友,一旦有金钱来往,好比说,言明三月五日偿还的,届时你阁下龙心一想,我和他如此交情,也不是不还他,只不过迟两天,有啥关系哉?关系当然没关系,但他下次恐怕是不再借给你矣。是他不珍惜你这份友谊乎?非也,正因为他非常珍惜你这份友谊,他才不借,盖不借给你钱,友谊还在,一旦鬼迷心窍,借给你钱,那才真是钱也没啦,友谊也没啦。
结果是,我们的社会既缺公德心,又乏人情味。就在上个星期,柏杨先生暨夫人商量一番,想分期付款买个电冰箱。这年头家里没有电冰箱,简直活着等于白活着,一切手续都办好啦,就是保人难找。原来保我买电视机的那位朋友,不念四、五十年老交情,竟然用种种藉口,一会说图章不在家啦,一会说身份证缴到人事处查对还没发下来啦,反正是不肯保,把我气得脸色异常难看,逢人就宣传他是势利眼兼冷血动物。不过话又说了回来,如果他阁下和我换换位置,我照样也不肯保他,只保了一个电视机就弄得在大门口贴上法院封条,而仍执迷不悟,再去保电冰箱,那才真正是自作孽,不可活也。
写了这么多,似乎颇有点站在有钱人那一边的趋势。提起来有钱人,不要说我们小民啦,纵是上帝的独生儿子耶稣先生,对他们的印象,都十分恶劣,所以曾喟然叹曰:「骆驼穿过针眼,比有钱人进天国还要容易哩。」以天地间的至神,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