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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人家当时记下她的住址，想去她家看看，可是因尊肚胀痛不止，没有去成，就把此事告诉记者朋友张震先生，他第二天便按址前往，回来后写了一篇专访，刊于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八日《自立晚报》，我想读者先生都看到了矣，为了也许有人没看到，原文抄录于后──
题标曰：「多子非为福，生活逼坏人。结褵十载，八子临门，食指浩繁，不堪其苦。」
文曰：「（本报专访）在大同中学操场的一角，有一座用竹子扎成矮矮的房子，里面蜷曲着一位三十四岁的河南籍妇人，一位四十七岁的山东汉子，和五个十岁以下的孩子──那是由爸爸、妈妈、儿女们组成的一大家人家。然而，这个家庭，却因为吃饭的人多，赚钱的人少，生活失去了均衡，整天笼罩在一团穷困的烟雾中，一天、一月、一年，夜以继日的在跟贫困和疾病搏斗，一直悲苦的挣扎残喘在饥饿的领域里。不过，他们却渴望着有一天，能够爬出那种坎坷的漩涡！」
专访继续报导曰：「这个喘息在逆境中的家，男主人叫李桂林，在大同中学当校役，每月薪金三百一十元新台币，另外还有五十四斤大米；女主人名胡乃英，在家里长病，和生孩子。说她长病，一点不过份，因为十年以来，没有一天，她不在病魔的缠绕下活着；说她生孩子，那她可真会生呢！平均不足一年零四个月，便生下一个，称得上是一位多产的妈妈。且看她的生产纪录──
一九五四年，生下了长女玉凤。
一九五六年，生下了长子玉山。
一九五八年，生下了次女玉华。
一九五九年，生下了三女玉琴。
一九六一年，生下了次子玉水。
一九六二年，生下了四女玉莲。
一九六三年，生下了三子玉海。
一九六四年，生下了五女玉×。
「说也奇怪，这些小宝贝，一个长得比一个乖；看起来聪慧、伶俐、活泼，美丽得像一群从天国里来的小天使。然而他们却由于爸妈的穷困，因而享受不到家庭的甜美和爸妈的慈爱。像三女玉琴，次子玉水，以及还没有取名便被人抱走了的五女，均先后为了家庭的贫困，送给别人，使那三个小宝宝，在懵懵懂懂的时候，便饱尝着失去亲情的痛苦了。
「那三个无辜的孩子，和这个被穷困所威胁的家庭，便是由于中国『多子，多孙，多福寿』的观念，造成的惨淡局面。
「『多子多孙』的观念，也许在某一时代的农业社会中是适合的，但在台湾，这样人口密集的地区，又是在一个半工业化的社会里，一个经济薄弱的小家庭，如漫无止境的添人进口，确是生活上的一大威胁！
「『你们怎么不节育呢？』记者问。
「『……』那对被生孩子、养孩子、和教育孩子磨折得枯萎干枯的夫妇，茫然不知所对。
「然而，他们终于从痛苦中摸索到解脱的办法了。女主人胡乃英微喟着说：『在我们生最后一个孩子时，请医生给「扎」了。』（扎住输卵管）『可是，』这位多产的妈妈又解释说：『虽然我们不会再有孩子了，但目前我们五个孩子，还是没法过活呀！』
「她的丈夫李桂林也有气无力的说：『我每月领的五十四斤大米，根本填不满一家七口的肚皮；为了怕孩子们饿肚子，在冬天大家胃口好的时候，要每月添四十斤，夏天大家胃口较差，也需要补充三十斤才能活下去！』
「这位被生活鞭子捶打得一脸茫然之情的爸爸，沉痛的回味着说，过去二十多年的黄金岁月，都贡献给社会国家了，民国四十九年（一九六○）因病转业后，因自己目不识丁，在社会上找不到一份足以养家餬口的工作，最后把他们一个女儿卖给人收养时，对方曾给了他们三千块钱，于是他们先买了一个面摊子，晚上在通化街口卖面点，做了不久，却被流氓用刀子杀伤了他的太太，那个用自己骨肉换来的面摊子，也被砸了个稀烂。另外，他们还加添了一点钱，买了一部流动三轮车，但哪晓得踏了不到两个月，关节炎症复发，无法再继续了。
「这对不幸的夫妇，际遇坎坷，用女儿换的面摊被流氓砸烂，而三轮车又歇业，那段生活，几陷入绝境。就是这个时候，幸而在大同中学谋到了每月三百一十元和五十四斤大米的这份工作，否则，那可真的要被饿死了。」
专访最后曰：
「目前，他们一家七口所赖以栖身的，那幢用竹子扎成的小巴巴房子，还是台湾疗养院一位好心的吴太太，和一两位好朋友分别送钱、送竹子，帮他们撑起来的，要不，他们一家老小七口，可能连略避风雨的窠都没有呢。
「『我们太感谢那些帮忙我们的好心人了，』胡乃英用激动的口吻说：『我们一家大小能够活到今天，全是他们的给予。』
「由于他们生活困窘，长期营养失调，他们的大女儿玉凤患着贫血病，三子玉海因为食物不洁，脸上、四肢，起了密密麻麻的红点子，据医生们说，那是食物中毒，但因为没有钱诊治，竟一任它蔓延……
「然而，胡乃英这位多产的妈妈呢，也患了大肠和输卵管连结在一起的毛病，但她为了养活五个孩子，却渴望能得到一份端茶、扫地的工友工作。
「她啜泣着：『如果有人帮我找一份工友职业，我的五个孩子便可以养活了；因为，再穷──我们也决不会再送给人家了，将来我们老了，要靠孩子们养活我们两口子呢！』
「然而，世态炎凉的今天，谁肯为这位多产的妈妈，年仅三十四岁的小妇人一伸温情的援手呢？是的，在台北市长春路一六七号，那幢潮湿灰暗的小房子里，蜷曲着的五个孩子，和那对被儿女债磨折得褪却了生命色彩的夫妇，确是社会上慈善人士济助的对象。他们热切的渴望着，眼巴巴的期待着你伟大同情的手！」
以上是报导全文，当初柏杨先生拜托记者老爷访之写之，内心有一窃窃盼望，愿该文刊出后会有软心肠朋友，为这对可怜的父母和可怜的孩子们，捐出一点钱，集腋成裘，只要能够凑两千元，就可以使做母亲的能够开刀，也可以使孩子们获得医治。可是刊出该文迄今，一再向报馆打听，似乎并没有什么反应，可能是读者老爷把这条消息忽略啦，也可能大家看到比这还要惨的事多矣，因而无动于衷。不过不管怎么吧，柏杨先生暨老妻柏杨夫人，谨在这里再向读者老爷哀告，援助她一点吧，千儿八百不算多，十元八元不算少，直接寄给她送给她也可（台北市长春路一六七号），或交由柏杨先生转也可；现款不方便，邮票也可；没有邮票，衣服也可；没有新衣服，旧衣服也可；没有旧衣服，孩子们看的图书和玩具也可；在你阁下看起来不足道的慈心，在她和孩子们都受恩无量。
胡乃英女士想找工作，我想她工作有问题，盖五个孩子──最小的刚会爬，放到家里，不发生惨剧者几希。所以还是请求读者老爷捐助，先让她迈过第一关再说。在这里，我特别泣恳廖维藩先生、王梦云先生、汤如炎先生，呜呼，这个家庭虽然不是看了各位大人的高论而身体力行的，但其行为却和各位的高论暗相吻合。无论如何，三位应该也捐助她一些，太多啦我出不了口，我想一个人赠她一万元，以示嘉慰，而励来兹，总不能假装不知道吧。
廖王汤
李桂林先生暨夫人胡乃英女士，以每月三百元薪水，五十四斤大米，而生了八个孩子。──以后物价变动，读者老爷或许不知道三百元的购买力有多少，我想举一个例子，你的印象就深刻啦，三百元固不够纨裤朋友买一只皮鞋的也（阁下如果心脏良好，不妨去台北市中山北路第五街商店之类玻璃窗外瞧瞧，也不妨把尊头探进去问问价钱，一双鞋六、七百元，还是普通的哩），用别人一只皮鞋的价钱来养活全家十口，他怎能不卖儿鬻女，悲悲惨惨哉。
廖王汤三位有识之徒，捐助了八子之母没有，现在还不知道，盖从银行提款也需要半天。但柏杨先生当密切注意这件善举，一旦送去，定行跪谢。不过有人说每人一万元似乎太少，吾友希特勒先生及墨索里尼先生当政时代，孩子超过五个，就一定大奖特奖。中国政府在没有采纳有识之徒建议之前，当然不便蓦然颁发点啥。但三公大喜之余，每人送上三万五万，实在不算多也。不过三公是不是真会言行合一，民胞物与；抑忽然间大智若愚起来，假装没听见或顾左右而言他，则说不准矣。但以三公之爱国忧民，仁人圣心，至少每人一万块钱，固敢预卜者也。
唯捐助是一回事，八子之母活下去又是一回事。依廖维藩先生的见解，李桂林夫妇根本就不应该有啥问题，而大家为他洒泪，当然是「侵略主义者」兼「非愚即妄」在作怪。他阁下不有言乎：
「须知天地间万物有消长生谢，人类亦有生死，以消长生谢肆应人类生死，自趋平衡，而有余裕，何患乎食不足衣不充耶？宗教家亦云：『如果一个家庭有五个孩子，他一定也会藉着天主的帮助，得到第六个孩子的面包。』有识之徒及侵略主义者，假借衣食问题，以推行节育，非愚即妄。」
呜呼，胡乃英女士有八个孩子，而卖了三个，这是否就是廖公的「消长生谢」「自趋平衡」？如果这就是「消长生谢」「自趋平衡」，现在他们只剩下五个啦，仍还没有「余裕」，依有识之徒的真知灼见，是不是还要教该可怜的妈妈再送三个女儿到妓女户，以其出席费的收入帮助家用，才算真的消长生谢、自趋平衡哉？天乎，靠卖儿卖女才能「何患乎食不足衣不充」，真使人疑心这是冷血动物的想法，不像是立法委员的想法也。好啦，三公如果大怒，认为柏杨先生血口喷人，俺并没有教他卖儿卖女呀，那么，我们就恭请三位大人，为他们指出一条生路。
最精彩的是，廖先生还为此特别引用了一个「曰」，该曰乃宗教家曰，咦，廖先生是立法委员，而不是洋和尚；面对的是社会，而不是灵魂；应为国人解决的是现世问题，而不是来世问题；讨论的应是苍生，而不是鬼神。以后再有发表高见的机会，务请把稳了舵才好也。不过三公之劲奇大，而汤如炎先生又有钢刀在手，所以我仍认为他说的有理，于是我只好隆重建议胡乃英女士全家都去廖公府上，要他代为祈祷天主，掉下几个面包吧，当然不一定要掉面包，能藉着天主的帮助，感动廖先生的善心，从他阁下荷包里掉出十万元，也就行啦。
日本有中将汤，调经之妙药也。中国如今出了廖王汤，对猛生朋友，乃一大福星，值得我们小民额手称庆。我想三公于捐助胡乃英女士之余，最好有志一同，联合全国大师兄二师兄，以及所有的有识之徒，组织一个「第六个孩子掉面包委员会」，凡因子女过多而奄奄欲毙的夫妇，都可有一线生机矣。只要廖王汤肯向天主祈祷，天主听见之后，大风起处，呼呼呼呼，你瞧大雨倾盆吧，要面包有面包，要衣服有衣服，要鞋子有鞋子，要学费有学费，要吃药有药，要开刀就掉下来一个医生。如果天主不能往下掉──掉当然会掉的，我要说不会掉，岂不是非愚即妄乎？但可能天主那一天领出席费去啦，恰好不在家，没有听见祷告。那么廖王汤总不能言行相悖，瞪着尊眼不管吧。
台湾疗养院那位好心肠副院长是谁，一时打听不出来，听说已经出国啦，这种人在廖王汤尊眼里，乃属于「绝子绝孙之办法，消灭中华民族之毒汁」，他丧尽了天良，把那位多子的妈妈扎了输卵管，其罪当然不可逭也。以廖王汤之意，不但不应给她扎输卵管，简直还应鼓励她继续不断猛生才对，她阁下目前才三十多岁，平均下来，一年零四个月生一个，再生十个八个，固如探囊取物，轻而易举。至于生下来后，卖的卖，病的病，死的死，残的残，而又没有钱供其受教育，乃属于「消长生谢，自趋平衡」，廖王汤大悦的范围。该副院长幸亏畏罪潜逃，而又隐姓埋名，否则汤如炎先生一马当先，捉而阉之，那才教报应不爽矣。他阁下如有亲友在台，千万写信劝他留在外国不要回来啦，回来恐怕有人会「宫」了他，危哉。
不过有一件事，柏杨先生得声明的，胡乃英女士的惨境，结结实实摆在面前，廖维藩先生曰：「无识之徒及侵略主义者，假借衣食问题，以推行节育运动。」说我们小民是无识之徒，恭受如仪，不敢抬杠；说我们小民是侵略主义者，也恭受如仪，也不敢抬杠（只心里有点疑惑）；但李桂林先生暨夫人的衣食问题是实实在在的，决不是假借的也。他们有名有姓，有详细住址，任何人都可前往参观参观，考察考察，看看是不是「马尔萨斯先生的流毒」？抑「起于神经系统之唯物主义思想」？是不是「一二不肖之徒，迅速推行亡国灭种之节育运动」？抑「一二丧失民族道德助桀为虐之徒，利令智昏」？不要说廖王汤捐十万元啦，就是他们三公能光临李府瞧瞧，然后给我们一个答案，就感谢不尽矣。王船山先生曰：「柔以丧节，险以斁偷，不自知也，不自媿也。窃其形似而自以为是，挟圣言以欺天下而自欺，其心阉然。以欺孤寡，戕骨肉而无忌。圣人之言，无忌惮之小人窃之以徼幸，岂非圣人之大憾哉。」廖王汤乃有名的仁人君子，当然不会像王船山先生所说的，但总不能不教小民愁肠百结。
有识之徒
廖王汤的高贵言论，中国人已一一领教。另外还有卢崇善先生，似乎也是一位英勇可敬的有识之徒，可惜手边没有他的质询全文，不能照抄共赏。但王梦云先生的质询中提到过他的见解，该见解曰：「乐普杀人于未生之前。」这种奇形怪状的观念，不知道在卢先生脑筋里怎么形成的？受孕之前是为精；受孕之后是谓胎；呱呱坠地，有了呼吸之后是为人；停止呼吸是为尸。呜呼，卢先生一时正义上冲，照柏杨先生尊肚上就是一刀，那叫杀人。但一旦柏杨先生晏了御驾，贵阁下觉得敝老头死有余辜，照捅一刀不误，那就不叫杀人，而叫毁尸矣。如果贵阁下再气得暴跳如雷，照柏杨夫人尊腹踢了一脚，而恰巧她身怀六甲，踢流了产，卢先生能甘心承认这是杀人哉？尤其是柏杨先生人老心不老，最喜欢学少年之人，关门自渎，卢公卢公，你怎好意思说我杀人千万，甚至谋杀儿女乎？
法律如此，生理更是如此，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他直接呼吸空气，也就是他有生命，即令我们说胎儿也有生命，但节育并不是堕胎，而只是防止成胎也。如果一口咬定，硬说精子也有生命，则毛发又何尝没有生命？卢公这一辈子大概都不理发不刮胡子矣。夫一个人只有一个生命，臭男人身上有精子千万，我们不能说他就拥有千万生命也。一个人犯了死罪，只可以杀他一人，总不能连他们的子孙都杀个净光──这个文明法则，卢先生恐怕是同意的，纵像汤如炎先生之仁人圣心，也只是「宫」不肖之徒本身，而没有狠到连子孙都「宫」之也。如果按照卢先生逻辑，杀一死囚，岂不灭绝了他的子孙乎，他子孙何辜，竟遭此毒手？
王梦云先生认为装置「乐普」之后，天下一定大乱，盖「荡女淫男，尽可放欲宣淫，毫无忌惮」。原来拥有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华民族男女间的道德规范，竟如此脆弱，全是靠着「怕怀孕」的一念而维持的。一旦不怕怀孕啦，道德便跟着没有啦，两性只要一见面，女的便上床，男的便脱裤。王先生有儿有女，请问一声，贵男公子和贵女公子洁身自爱，守身如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均一代完人，是出自内心的自律耶？抑不过只为了怕怀孕撒不了鸭子耶？我敢跟你赌一块钱，王夫人也好，王小姐也好，便是装置了乐普，也是雍容华贵，神圣不可侵犯。如果照王公这么一说，岂不是糟啦。
仲肇湘先生在电视上特别介绍了一篇高级中学堂国文课本上归有光先生的大作〈先妣事略〉，归有光先生的妈妈深以子女太多为苦，有一个大愚若智型的女人，教她一方，她照方吃了几个田螺，好啦，虽然孕是避啦，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