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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肇湘先生在电视上特别介绍了一篇高级中学堂国文课本上归有光先生的大作〈先妣事略〉，归有光先生的妈妈深以子女太多为苦，有一个大愚若智型的女人，教她一方，她照方吃了几个田螺，好啦，虽然孕是避啦，而她也成了哑巴，再不能说话矣。
胡乃英女士和归有光先生的母亲，是古今两位子女过多的牺牲者。对一个女人来说，生育过多，实在是可怕的刑罚。有识之徒可以一面卧薪尝蛋，一面说风凉话，但做母亲的却不能不付出血汗青春和身体，孩子们不纯靠吃饭长大的，也不纯靠臭男人那几个钱养活大的，还要靠母亲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爱，而这爱能榨干母亲的生命。如今再加上经济的迫害，呜呼，衣食不继明明摆在眼前，廖维藩先生却嚷「自趋平衡」，不知道那个「自」是谁？当归有光先生的母亲以子多为苦时，有识之徒却以子多为乐；当胡乃英女士卖儿卖女时，有识之徒却说天主会掉给他们面包。不但是瞎了眼，也昧了心。罗素先生对反对节育的朋友，下一个批语，曰：「那些倨傲自负的人们，对于幸福快乐绝不关心，尤其是别人的幸福快乐。」咦。
古之时也，人类数目不多，天下有无穷空旷土地，恁其垦植。不幸的是，土地有限而人口增加无穷，终于大地被挤得满坑满谷。胡乃英女士如果只有一个孩子，而不是有八个孩子，他们夫妇的生活恐怕要好得多，而健康也要好得多。廖王汤的男女公子，个个都受有良好教育，有的还在外洋，请问一声，如果各位均有周文王姬昌先生的造诣，都生有百子，恐怕天主掉不下来面包，而孩子们也受不了高等教育。不要说受教育啦，如果孩子们的衣食开支超过各位有识之徒的收入，则请指教指教，阁下将怎么使之自趋平衡哉？是也卖掉几个乎？抑趁人不备，使他们失脚淹死乎？或抑拚命兼差，以便多挣几文乎？如果找不到兼差，或兼差的收入仍不足喂饱孩子们的小肚皮，则阁下是否「假借」贫苦之名，贪赃卖法，把社会搞得一塌糊涂乎？或只好冒着被汤如炎先生割掉生殖器的危险也节育乎？
前曾言之，不过还得再说一遍：越是富有的家庭，孩子越少，而越是贫苦的家庭，孩子越多；据说是，贫苦朋友似乎只把颠鸾倒凤，当做唯一的娱乐。我们如果更进一步的观察，家庭环境较好的夫妇，多半有相当知识和相当教养，知道用种种妙法避孕，药房里「节育素」固多得很也。而家庭环境较差的夫妇，往往不知道孕是可以避的焉。《自立晚报》记者张震先生询问胡乃英女士为啥不避孕时，其茫然之情，令人心碎，她当然不是怕汤如炎先生把她丈夫阉掉，而是她根本不知道啥叫避孕，啥叫乐普。廖王汤三公和其尊贵的夫人努力敦伦时，是不是也有避孕措施，事关天地良心，我们不知道，如果没有采取过，而其男女公子的数目竟恰巧没有超过他们的能力负担，我们没有话说，只好说他真是走运。
潘金莲再世
富有的朋友往往孩子们少，是教养、知识，和智慧使之然。不在于其娱乐节目多也。事实上有钱家伙荒淫的生活，简直不能想像。英国国防部大臣在游泳池畔，光着屁股追逐裸体娼妓，该镜头比起穷朋友在被窝里不安份，似乎更为严重。可是高阶层都有避孕的措施，问题就显得少了矣。美国大学堂女生们，皮包里很多都带着保险套或避孕药（柏杨先生在台湾疗养院看尊肚，顺手拿一本《灯塔》杂志，是一位美国牧师在上面这样写的，非情急乱造谣也，中国大学堂女学生是不是也有如此装备，不敢乱讲），这可说明一点，富人家的孩子少，不一定是因为他清心寡欲，一个个都是圣崽，而是因为他的花样繁多。呜呼，君有没有这么一种感觉，越是贫民区，孩子们也越多，其父母们对节育避孕的知识，差不多都愚昧如猪。提倡节育似乎不单纯的限于节育，而是一场向愚昧攻击的苦战。盖有识之徒一手执「圣言」，一手执钢剪，在凉棚底下品着香茗，望着别人卖儿卖女，嫣然而笑，小民们想要脱离苦海，恐怕不太容易。
马尔萨斯先生的人口论，和新马尔萨斯学派的节育论，均是对全世界而发，不是专对中国而发。从前日本人占领东北，成立了满洲帝国，曾发明了一种学问，说日本人的体质最适宜吃稻米，满洲帝国臣民的体质，则最适宜吃高粱米──没有吃过高粱米的朋友有福矣，高粱米涩而散，难以下咽。但日本人既有如此科学发明，有啥办法哉。后来抗战胜利，满洲帝国臣民根据科学研究，也发明了一种学问，那就是满洲帝国臣民乃天生吃稻米的，而日本人的肚子却最适宜消化高粱米，于是俘虏营里的金枝玉叶，一天三餐都吃高粱米，有时候还配一点树叶之类的菜肴，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这种科学是假科学，不但是侵略的，侮辱的，而且也是他妈的。马尔萨斯先生和新马尔萨斯学派的人口论固非是专为中国而设，认为中国必须减少人口，洋大人却可拚命猛生。世界上越是文明的国家，生育率也越低；越是落后地区，生育率也越高；这只是愚昧问题，不是侵略问题也。美国是一个普遍节育的国家，难道是柏杨先生在打歪主意，洒毒汁，要他们断子绝孙哉？
有识之徒反对节育的另一个理由是：「影响反攻大陆（王梦云先生语）。」从前越王姒勾践先生，「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节育岂不是破坏生聚乎？姒勾践先生「生聚」的详细计画和实施情形，史书上囫囵吞枣，难以知其内容。但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越王国生下的孩子，一定都受到适当的看顾，不但有衣有食，而且会使之长得结结实实，受到必须的教育。如果他们生下孩子，父母养活不起，八个中就得卖掉两个，剩下的又在死亡线上挣扎，那种「生聚」，有啥意义？恐怕就是二千年生聚，一个个目不识丁，未老先衰，营养不良，排骨嶙峋，一步一喘息，三步一咳嗽，风一吹就感冒，太阳一晒就头昏，那能打胜仗欤？
马尔萨斯先生人口论是悲观的，认为人口增加不可避免，所以痛苦也不可避免，像胡乃英女士一连生了八个孩子，除了奄奄待毙一途，别无他法。自从曼彻斯特派经济学落伍之后，大家都以为马尔萨斯先生也落伍啦，他当然是落伍啦，但落伍的是他的悲观论，痛苦不可避免论，和多子多女父母天生倒楣论。新马尔萨斯学派则是乐观论者，认为痛苦可以避免，父母们有办法可以不倒楣。
廖王汤三公加上卢崇善先生，努力反对节育，一位读者老爷来信问曰：「他们跟中华民族有啥大仇大恨，忍心下此毒手？」话似乎不能这么说，如果这么说，便和廖王汤一个模子矣。不过人与猪是有分别的，猪父母生了孩子就是单纯的生啦，而人父母还有无穷的责任。有责任养之育之，使之温饱，使之免于饥饿残废，使之有高尚的品格，使之受到教育。如果没有力量做到这一点，而只一味猛生，恁其自趋平衡，或靠着天主掉面包，便是猪的办法，不是人的办法也。
最后，我们介绍一段罗素先生的评论：
「反对节育的人们，假如懂得一点数学的话，就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在主张人类永远需要不必要的死亡。在过去，大多数小孩出生后未长成即死去，现在较穷苦的地区仍有这种情形。牵连在这种早死中的一切浪费、悲伤和苦痛，都是不必要的。坚持这种学说的人们，对其因独断论而产生的一切痛苦，自不能不负责任。在制造人以外的任何东西时，谁也不会支持这种浪费的理论，假设制造面包的方法，在不知多少年间，使其所做的面包有一半不能吃。又假如有人发明了新方法，依新方法做出的面包，几乎全部都可以吃，而仍主张新方法是坏的，认为浪费也有好处，那能算是贤明吗？坏面包自然没有痛苦，但被浪费的儿童，却不得不在受苦多年后慢慢死去。凡目睹饿毙惨状（柏杨先生再加上一项：「凡目睹卖儿卖女惨状」），而不觉应该设法防止者，他就未免心肠太硬了。假如他不是硬心肠时，他就不会发表那种残忍的言论。」
（罗同先生来信介绍四月号中文《读者文摘》上〈人潮泛滥和危机〉一文，我想大家都一定看到过，不再抄录矣。）
节育问题，讨论到今天为止，因为有识之徒都自以为爱国爱得要命，所以忍不住再介绍一段吾友潘金莲女士的话。《金瓶梅》上说，西门庆先生把她阁下娶进家门当第五房小老婆后，又和李桂姐在外面辟了第二战场，半个月不回家，潘女士就勾搭上了书僮，被西门先生痛一顿。当天晚上，她就给西门庆先生上起来洋劲，「百般殷勤扶持，屈身忍辱，无所不至，」然后嗲曰：「我的哥哥，这一家谁是疼你的？都是露水夫妻，再醮货儿，惟有奴知你的心。常言道，家鸡再打团团转，野鸡不打满天飞，恐他家粉头淘坏了你的身子，院中唱的，一味爱钱，有甚情节，谁人疼你？」有识之徒洋洋洒洒提出质询，一副「谁人疼你」的爱国忧民嘴脸；而主张节育的朋友反而全成了淘坏了国家身子的粉头，真教人鞠躬也不是，撅屁股也不是也。
敬答
一台北市一读者先生：
来信对马尔萨斯人口论反覆论列，拜读一过，关于马尔萨斯人口论中错误的部份，或因时势变迁而失去价值的部份，柏杨先生没有深入研究，不敢多嘴。马先生认为人口增加按几何级数，粮食增加按算术级数，即令这并不十分正确，但如果修正一下，成为「学生增加按几何级数，教室增加按算术级数」，恐怕就有点差不多矣。兴建教室和兴建学堂的速度如果赶不上学生增加的速度，恶补就一天不能消灭，阁下以为然乎。二屏东一读者先生：
人口猛增是恶补的主要原因，官儿们再哇啦哇啦，都是治标的办法，只能使恶补加深，只能使恶补变形，只能使恶补转入地下，不能使恶补消灭也。台湾省政府主席黄杰先生周游世界归来，主张「学生下学不准把书包带回家」，这是一项进步的观念。但我敢跟黄先生赌一块钱，两个月下来，学生们家里就会另有一套课本或恶补教材，不过徒增加贫苦家庭的负担而已。现在所有的办法都是扬汤止沸，只有节育才是釜底抽薪，信不信睁着尊眼瞧好啦。
但仅只单纯的靠节制生育，似乎也不能完全使恶补马上根绝，犹如虽然釜底抽薪啦，仍需要不断扬汤止沸。那就是，政府对各级学堂，需要严格督促他的水准。盖中学堂是升大学堂的阶梯，若某校焉，若某校焉（恕我不敢指出名字，一指准坐牢），毕业等于失业，铁定的考不取大学堂，更别说就业啦。这种学堂，家长怎能放心把子弟送进去攻读哉？大家遂免不了一窝蜂往好学堂里挤，恶补仍会存在。
于此，我们认为节育和健全学堂，是两大力量，不但可以消灭恶补，也救了下一代孩子。阁下举你服务的学堂为例，图书还不到一千册，这种学堂，似乎应该关门才对。──对不起，对不起。三台中市周耀文先生：
大函云：「有时候实在替先生担忧，故凡你的着作，都购有存，以备万一时，传之后世。」十分感激，而且悚然不安。我和廖王汤三公，根本不认识。呜呼，我是何等聪明，岂有不知世道险巘之理，自会小心。不过一旦伏在案上，自以为尾大不掉；三昧真火一冒，就往往忍耐不住，忘了天高地厚。而且有时候也实在是感慨太多，像廖先生焉，反对注音符号，反对简体字、反对节育，几乎凡是使我们中华民族向前一步的东西，他都反对。林肯先生于一八六二年在国会中演说，要求打破和忘掉过去的传统，呐喊曰：「过去那平静的教义，已不再适用于动乱的今日。我们必须有新的想法，新的作为，我们必须把自己从过去的束缚里释放出来。」此理使我发烧，我爱吾国，爱之切，故言之也苛，明知道这是糟透了的，但又忍不住大愚若智，扯开嗓门乱嚷，稍微有点道行的人都不肯者也。奈何乎哉，再谢谢你。
且看苏舆先生
一个新观念的建立是不容易的，有赖于经济本质的改进，社会是非标准的建立，以及思考方法的养成。对节育问题如此，对其他问题也都是如此，对男女问题，更是如此。如果我们不能用新观念来正视这个一日千里在蜕变中的社会，真能把自己气死。呜呼，仅只气死自己，其害还算小焉者也。麻烦的是，该落伍腐烂了的狗屎观念，往往盘据在有识之徒的尊脑里，于是「放欲宣淫，毫无忌惮」，那就不仅坑了自己，也坑了别人，势必成为一块异常可敬的绊脚石，阻碍社会和国家的进步。
一八九五年，吾友樊椎先生，在他的故乡湖南邵阳，组织南学分会，提倡「民权」和「平等」。到了今天，即令是顶尖的有识之徒，恐怕也不会提出反对。可是一个新观念一旦钻入旧的脑壳，该新观念遂成了「邪说异术」兼「大逆者流」，以致闹得邵阳各界，全体譁然。
在当时的众有识之徒中，柏杨先生特别推荐苏舆先生作为代表，并特别介绍他阁下的言论，以便读者老爷，温故而知新，长长见闻，泄泄尊气。盖这玩艺乃是「古已有之」的老模子，「以河洛《易经》为中心之经典」的老模子矣。
樊椎先生提倡「民权」「平等」，被选为会长，规定凡「伦常乖舛，违背孔教者，不准入会」。有识之徒苏舆先生立刻洞烛其奸，痛责之曰：「若然，则樊椎永宜屏绝不准入会，盖平等邪说，自樊倡之也。无亲是无父也，无疏是无君也。无父无君，尚何兄弟夫妇朋友之有？是故『等』不『平』而已平，则一切倒行逆施，更何罪名之可加？岂但所谓『乖舛』云乎？圣人人伦之至，以乎灭绝伦常，岂格外更有『违背』者乎？若而人者，在会诸公宜如何处治，以挽伦纪，以扶圣教，岂真『屏绝』已哉？今诸公反推为会长，其于学会章程，大相刺谬，阅者省览焉。」
有识之徒「阅者省览焉」，柏杨先生顺便在此也劝「阅者省览焉」，读者老爷中如果有患血管硬化的，最好不要继续往下再看，否则的话，看着看着，发现平等原来是邪说，则血压增高，因之脑充了血，就十分抱歉啦。
樊椎发表〈开诚篇〉一文，曰：「自民之愚也久矣，不复见天日也亦已甚矣，其上以是愚之，其下复以是受之，二千年沦肌浸髓，梏梦桎魂。酣嬉怡悦于苦海地狱之中，纵横驰骋于醉生梦死之地，束之缚之，践之踏之，若牛马然，若莓苔然。」
有识之徒驳之曰：「我朝（清王朝）开国以来，教养兼尽，上何尝愚之，下何尝受愚！且二千年自汉迄今，其间圣君贤相，理学名儒，不可殚述；樊椎谓其梏梦桎魂，酣嬉怡悦，束缚践踏，若牛马莓苔，目中固无千古矣。不知其祖宗，亦在二千年内也。樊椎不产于空桑，安得出此丧心病狂之论。」
有识之徒劈头就是「我朝」，接着就是「圣君贤相」，在那个时代，这些话都是牛魔王的钢鞭，小民很难招架。
樊椎先生建议曰：「是故愿吾皇纵五寸之管，半池之墨，不问于人，不谋于众，下一纸诏书，断断必行曰：『今事已至此，危迫日极，虽有目前，一无所用，与其肢剖节解，寸寸与人，税驾何所，蹑天无能，不如趁其未烂，公之天下，朕其已矣。』」
这一下有识之徒抓住小辫子，一脸忠贞学出笼，苏舆先生号曰：「天子诏命，岂臣下所敢戏拟，况此等大逆无道之言乎？国典具在，脔割寸磔，处以极刑，似尚未足蔽其辜。」
有识之徒的最大特征是一头栽到酱缸里，然后靠祭「国法」以撒绊马索。所谓「天子」也者，指的是载湉先生，不久就断了尊气，不过现在还有一个未死的活天子溥仪先生在当图书馆管理员，大概可以帮一下忙，把泡到酱缸的尊头拉出来。
樊椎先生提倡民主，曰：「四海一心，一心者人人有自主之权，人人以救亡为是，穷极生变，郁极生智。」
有识之徒连民主也受不了，大怒曰：「治天下者，大权不可以旁落，况下移民乎？所宜通者，惟上下之情耳。樊椎贵人人有自主之权，将人人各以其心为心，是使我亿万人民散无统纪也。樊椎谓可以一其心，吾谓实亿万其心也。此则亡且益速，又焉能起而救之。泰西国固多民主，然法国议院朋党蜂起，卒为国祸，在泰西国且不可行矣。樊椎曰穷极生变，郁极生智，推其意直欲以我列圣以来干纲独揽之天下，变为泰西民主之国，其斯以为智欤？真汉奸之尤哉！」
一谈民主，就拉上法国，这是偶尔看见别人偶尔跌倒，自己就宁可泡在酱缸里，泡僵泡死，都不肯爬出来的奇异观念。俺泡在里头多舒服呀，你瞧呀，那小子连膝盖都跌破了呀。但最后仍忍耐不住，「汉奸」出口，这和「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