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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兰先生最后一句话，应该再重复一遍，那就是「家庭的道德范畴是不够的」。盖泛道德主义一旦侵入政治领域里，就准出现那种「开除学籍」「不足为人师表」的精彩节目。韦政通先生在《文星杂志》上写了一文，题曰：〈泛道德主义影响下的传统文化〉，画时代的名着也。全文太长，一时抄不完，且介绍一段于后，韦先生曰：
「把道德意识越位扩张，侵犯到其他文化领域（如文学、政治、经济）去做它们的主人，而强迫其他文化领域的本性，降于次要的地位，最终极的目的是要把各种文化的表现，统变为服役于道德，和表达道德的工具。中国过去因为道德意识太强，弥漫在传统文化中，不但各领域中的文化遭受极恶劣的影响，就是道德本身，亦因越位的关系，一面以道德垄断一切，竭力作虚妄的扩伸，另一面只能封闭和僵化在个体上，而没有一条落实的途径，这是传统文化缺陷最深的根源所在。」
男人也是弱者
泛道德主义胡乱越位的结果，是产生酱缸的原因之一，吾友孔丘先生的「格物而后致知，致知而后修身，修身而后齐家，齐家而后天下平」。一连串有韵律的推论，听起来好像圣人在那里「数来宝」──数来宝也叫「莲花落」，台湾不常见者也。在柏杨先生家乡，逢年过节，二三地痞流氓叫化子之类的朋友，腋下夹着长筒皮鼓，一家挨一家，唱上几句讨赏，不赏他就出花样。如果是商号，他唱曰：「大掌柜，胖敦敦，坐着好像活龟孙。」急忙给他几文，他立刻就改口曰：「大掌柜，胖敦敦，坐着好像活财神。」如果是住户，他唱曰：「这么大门楼这么大院，你们家姑娘为啥不养汉？」付钱如仪，他就立刻改口曰：「这么大门楼这么大院，你们家姑娘真好看。」因为有此绝招，以致所向无敌，都满载而归。
我们当然不敢说圣人的经书都好像数来宝，但数来宝有一种经书也有的特质，那就是洋洋洒洒，滔滔不绝，而两件事物之间，固没有必然因果也。呜呼，修身是内省工夫，跟齐家有啥关系哉？即令家齐啦，家是一个血缘亲情的原始单位，跟治国简直十万八千里。国是要靠武力法律维持的也。即令国治啦，也看不出它有啥办法可以平天下的。这跟「大掌柜」和「活财神」，「大门楼」和「姑娘真好看」一样，都是一种发射性的推论，不是一种科学定律。所以产生这种推论的原因，是代数学泛道德在作怪。在代数上，甲等于乙，乙等于丙，则甲一定等于丙。可是人生价值恐怕不是这么简单，柏杨先生爱柏杨夫人，柏杨夫人爱柏杨孙女，则柏杨先生一定爱柏杨孙女，这当然没有错。可是一旦柏杨先生爱柏杨夫人，而柏杨夫人却老来俏，竟爱上门口那个他妈的小白脸，柏杨先生能也爱上那个小白脸乎？代数式的泛道德论之下，有一条曰：「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圣人意思是，他既然不忍负其亲，安忍负其君乎？恐怕不太见得，名列二十四孝的王祥先生，卧冰求鲤，真是第一等孝子，曹魏帝国把他弄去当三公，可是结果他却扭扭捏捏，叛魏投晋。这对那些主张「身修家齐」而后「国治天下平」的朋友，不啻重重一脚也。
台北《民族晚报》有一篇社论〈人格与人权〉，曾对李森先生的男女纠纷，表示意见曰：「这只是那位教员的个人情感生活，是否德行败坏到不足为人师表，是否构成羁押的重大犯罪条例，值得讨论。我们觉得主管教育行政方面指责不配为人师表的说法，轻易的毁败了一位受过国家专门师范教育培养的青年，未免有点严重。」
更严重的是，这是一种僵化的，两值的，泛道德的，莲花落式推论的，代数学式的演绎。看见别人手上割破了一条伤，就乐不可支，马上跳高喊那人已彻底完蛋啦的烂而臭的下流观念。
台北《征信新闻报》〔今日春秋〕专栏，有一文曰〈始乱终弃型〉，读者老爷谅已拜读了矣，该文曾深入的就李森先生折腾出来的问题，加以研究。有一种现象真奇怪，有识之徒脑壳里可能空间特别的大，除了装其僵硬的尊脑之外，还剩下很多地方，储藏若干模子，遇到问题，不经过思考──其实思考也没有用，盖脑子僵硬如铁，消化不了也。以李森先生的三角关系为例，遇到这种纠纷，脑壳里马上就会轰然一声，幽灵一齐出动，七手八脚，把该件很复杂的事物，纳入其中一个简陋的模子里，一纳入之后，就酱在那里。而其嘴巴，同时也就像几个民营电台的「异口同声」节目一样，真的异口同声起来。可能表情上或有不同，有道貌岸然的焉，有不共戴天的焉，有一脸慈悲的焉，但其机械反应的本质固一也。
〔今日春秋〕把它叫作「始乱终弃型」，这是男的不要女的。如果女的不要男的，恐怕则是「水性杨花型」矣。多值的人生竟被如此抓住一根汗毛就往模子里塞，实在使人临模泣涕，不知所云。呜呼，即令该模子是古圣先贤，观察众生，提炼出来或铸出来的，但在新的社会形态下，该模子不但太古老啦，也太下流啦。男女间的关系，在基本上已发生变化。女人们逐渐脱离「弱者」的地位，──「弱者」这名词是吾友莎士比亚先生发明的，他有一句话曰：「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爬格子朋友一遇到女人的眼泪，马上就顺手牵羊，牵出使用，以加强哲学气氛。问题是，女人在莎士比亚时代，确实是弱者，经济不能独立，使她们的智慧和知识都无法跟臭男人较量。可是太古时候，女性固为社会中心；后来因农业发达，体力第一，才逐渐变成臭男人为社会中心；现在工业发达，脑筋第一，谁敢嘴硬说将来不再恢复到女性为社会中心乎？可能将来有一天发生在男性中心社会的怪现象，出现于女性中心社会。等到原子核子质子分子，以及其他混蛋之子逐一问世，军队变成无用，种田也靠电钮，斯时也，英雄气概，力大如牛的种种男性特长，不值个屁，女人的细密头脑控制着生产力。好啦，阁下瞧吧，第一个现象恐怕就是一妻多夫制，一个三围一般粗，使人无法起邪念的女国王、女总理、女部长之类，都豢养一大群听话驯顺的小白脸，而由女太监手提死光武器，严密看守。甚至于，臭男人全入牢笼，而女人们一部份专门传种接代，另一部份像工蚁工蜂一样，专门去搞政治经济，今天在阿拉斯加建一个水坝啦，明天在太平洋海底开一个金矿啦，而臭男人则被关在家里，天天排队打保克训，以练肌肉，而供女主人临幸。
写到这里，读者老爷中一定有些后生小子，心花怒放，咦，其实又何只后生小子心花怒放欤，就是道德学问都没啥可挑剔的柏杨先生，也都心花怒放，宁愿被太太小姐掳了去，随她怎么我都不在乎。不过这只是男人仍为社会中心的「占便宜」古老观念，一旦女人成为社会中心，在观念上是女人占了便宜，恐怕难免产生誓死抵抗的贞节烈夫节目。吾友林之洋先生到了女儿国，女国王一瞧他英俊漂亮，龙心大悦，就封他一宫，缠脚穿耳，把该小子整得杀猪一样乱叫；当天晚上，趁人不备，拉掉裹脚布，吐了一口气。好啦，第二天，女国王下了圣旨，来了几个孔武有力的胡子宫男，把他掀翻在地，在其可爱而雪白的屁股上，打了四十大板，打得他哎哟之声，连新加坡都听得见。呜呼，臭男人一旦落到这种地步，心花恐怕是怒放不起来也。
《镜花缘》只是一本小说，且不细表，现在再介绍一段学院派的报导──
「一位未经发表姓名的人士在危险状态中，被送至此间的一所医院，据说他在赫洛克（Hurlock）附近树林中，遭受到三位女子的严重伤害。那个男子正在步行，当时汽车中女子提议顺便带他一程。他接受了，在坐了一段短路之后，这位男子说，那些女子把汽车停在一条偏僻的路上。在随后的一阵调情中……其中一位女子嫌他不够热情而发怒，争吵于是开始，两位女子按住他，另一女子用发针戳他，最后那群女子逃走，把他遗留在地上，束手待毙。」
这篇报导刊载于一九二六年三月号《美国使者》上，《美国使者》是一个高水准的刊物。这件事如果被台北社会新闻记者发现，恐怕写出来要过瘾得多。不要说那个臭男人啦，任何男人有如此艳遇，都会跳上汽车，左拥右抱，然后高潮迭起；然后被乱戳得奄奄一息，比林之洋先生还要惨不忍睹。
我们所以介绍这件事，不是说已经到了女人强奸男人的时代啦。而是说，社会在变，现代女人不但不是百年千年前的女人，也不是二十年前的女人矣。从前臭男人追求如花似玉，要表示他的强壮，不但身体好，智慧也高，足以保护她而有余，一会吹牛说他一拳能打死一只老虎，一会吹牛说他一月有八万元进账，一会吹牛说他家有千亩良田，一会吹牛说他会七、八国语文，一阵狗皮倒灶之后，女孩子眼中射出服贴的光芒，于是就嫁了他啦。可是逐渐的这一套不太灵光，小子们必须咳声叹气，蓬头垢面，跪到她跟前，说没有她的话，他就不能活；女孩子怜悯之心，油然而生，为了救他老命，只好一把拉起，下文就不用细表啦。
我们的结论只是一句话，将来女权高涨，是不是会回到女性中心社会，我们不知道。但知道一点的是，现代女人，已不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目不识丁的小脚娘矣。至少都受过国民小学堂教育，比起百年前的臭男人，不知道要高明多少。而幸运的太太小姐，还初中毕业焉，还高中毕业焉，还大学毕业焉，还游过外洋，得过学士硕士博士院士，以及其他啥士焉，各人都有其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臭男人想骗之乱之，谈何容易乎哉？
爱情有价
我们不是说女孩子因为受过教育和经济能够独立，便铁定的不会再受骗。呜呼，人生在世，谁都不能保证谁不受骗，连英国首相张伯伦先生都被希特勒先生骗得团团转。柏杨先生学问够大了吧，常在街上跟摆地摊的下象棋，连给孙女儿买泡泡糖的钱都输啦。但我们可以说，女孩子并不易受骗，恋爱这玩艺离不开花言巧语，不但男的花言巧语，女的固也花言巧语；女的可能受骗，男的也同样可能受骗也。《自立晚报》有一篇社论：〈从另一角度看施李婚变案〉，李是李森先生，施是施显谋先生，施先生已有太太啦，却跟一位法国小姐生了孩子。社论上曰：「一个健全的社会，在没有确认当事人的行为属于习惯性之前，绝不应轻易作判断。旧社会中，男女一经媒证成约，即终身不可更易的伦理标准，不应毫无保留的应用到现代社会上来。」
恋爱不但是花言巧语，也是两厢情愿；用时代术语来讲，那就是男女两方合作，一个人急得发疯，对方相应不理，恐怕恋爱不起来。爱情的破裂，原因复杂，决不会件件都是臭男人「穷凶极恶」「人面兽心」「始乱终弃」「陈世美二世」。一面倒的干法，拚命用代数学去代，拚命往模子里浇，只能表示他是正人君子兼有识之徒，却不能解决问题也。
李森先生之三角恋爱，最使人感到抱歉的是，已经闹了个天翻地覆啦，而他们尊嘴里却从没有吐出一个「爱」字，李森先生表示他仍要跟王春瑷女士结婚，其理由是「我不能让她再蹈覆辙」，意思就是说她怀有身孕啦，我已害了一个，不能再害第二个啦，一副铁肩担道义的模样。看情形如果王春瑷女士没有身孕，他就也要把她一脚踢矣。他为啥不说他爱王春瑷，不爱刘美枝乎？第二个抱歉的是王春瑷女士，她也表示仍要嫁李森先生，因为她不愿「生下无父的孤儿」，好像如果她没有身孕，或生下的孩子可以找到父亲，也就拍拍屁股走啦，她为啥不也这么说：「我爱李森，即令全世界人类都要埋葬他，我仍爱他。」乎？记得四川一首山歌，是女孩子唱的，词曰：「结识私情没要慌，捉住奸情奴承当，拚着当官双膝跪，咬钉嚼铁我偷郎。」王春瑷女士为啥连山凹里女孩子的勇气都没有？
刘美枝女士是「弱者」，又曾「自杀」过，现在更在可敬的嫂嫂领导之下，到处请愿，我们当然同情她，尤其是她确实为李森先生打过胎，一个女孩子碰到这种臭男人，总算倒了八辈子楣。不过问题似乎出在钱上，在服下恰恰不死的毒药，又适时的被救醒，正人君子兼有识之徒一齐怒吼之后，大家才晓得事情还有曲折，原来她的自杀似乎和爱无关，而早已化爱为钱矣。
年轻人常嚷嚷曰：「爱情是无价的。」谁要说有价谁就有被拔舌头的危险。英王爱德华八世为了爱上一个离过两次婚的女人，连国王宝座都踢啦，世界上最值钱最贵重的东西莫过于国王宝座矣，为了别人一致轻视的爱情，而竟踢了该宝座，则爱情岂是有价的乎哉？爱德华八世先生大名之能以永垂宇宙，也正在此。如果换了聪明之士，恐怕是「事业至上」「前途第一」矣。吾友吴起先生为了当官，把太太杀掉，这当然是顶尖的，不便论列。普通情形，其糟糕可能稍次一点，但也够你瞪眼的哩，以柏杨先生为例，我要是爱德华八世，咦，大丈夫只患功名不立，何患无妻，我就用浆糊把我的屁股黏到宝座上，不要说一个女人拉不下来，就是原子弹都轰不下来。一九一○年代时，我入巡阅使张勳先生之幕，当时徐州兵站站长某先生（不提名字为宜，老一辈的人大概都知道他也），其女公子刚从英吉利留学回来，每天在校场策马徐步，望之艳如天人。不知道怎么搞的，大概柏杨先生英俊过度，竟被他看上啦。就托人来讲，只要我跟柏杨夫人离婚，而跟他女儿结婚，他就保我当铜山县知事。一听之下，头就嗡嗡乱叫，恨不得当时就爬到地下打个滚教他看看。回到家里，把老妻请出后堂，左看右看，实在恶心，正打算装腔作势，把她赶出大门，偏偏张勳先生在北京吃了败仗，树倒猢狲散，站长父女，下落不明，我的县知事也没当成，因而老妻也免被逐之祸，然而险矣。
吾友之女，绝世美人也，跟一个聪明之士恋起爱来，爱得山崩地裂，老太爷瞧着不太顺眼，就托人跟他讲价钱，只要他不再和他女儿来往，老太爷就一次付他多少万（确实数目，偶忘之矣）。聪明之士一听，爱情算老几，钱才是真的，于是祭出「我不能把快乐建筑在你父母的痛苦上」法宝。巨款到手之后，信用本位，果然不再来往，不过他阁下却买了一辆电驴子，酒女小姐坐在电驴子屁股上，玉手紧抱其腰，粉脸紧贴其背，聪明之士骑在上面，腰干笔直，在大街上猛兜其风，路人啧啧，好不快活。
我想老太爷真是运气不好，多少万元打发了一个，接着第二个，一位诗人上了门，上门追的不是该姐，而是该妹，老太爷以为这简单得很，再花上多少万，照样可以打发。谁知道诗人比前述的那位聪明之士差劲，不要说多少万新台币，就是多少万美金都不行，盖他是在恋爱，不是在做买卖也。
因人而异
爱情到底是有价的乎，抑无价的乎？没有定论，而是因人而异。有些人认为爱情至神至圣，千金不换。有些人认为爱情算啥？跟其他货物一样，照样可以买一火车。连爱情有价论者之中，爱情到底值多少钱？也同样没有公认行情，也同样的因人而异。像吴起先生，爱情不如一个「将」；像柏杨先生，爱情不如一个「官」：像那位诗人朋友断了线的连襟，爱情不如一辆电驴子。还有些赌徒朋友，赌的急啦，把如花似玉的娇妻都押到牌桌上，爱情价值就更可用筹码计算出来矣。
刘美枝女士对李森先生的爱情起初当然是无价的，但后来在贤明的嫂嫂帮助之下，她的那份爱情就有价啦，价钱是三万元。报上说，当王春瑷女士跟她谈及要她让出李森先生时，她泪流满面，痛苦应允，这是一种崇高的气质，也就是我们所歌颂的「爱是牺牲」的情操──我说这些，不是说她肯自我牺牲就对，不肯自我牺牲就不对。她如果强烈表示不肯出让，固也是对的也，她爱他既爱得真像她和她嫂嫂说的那么深，兼那么紧，她就不应该应允。换了柏杨先生，我宁可家破人亡，宁可冒天下人的拳头，我都不会放弃，拚着老命也要周旋到底，为她而死，为她而亡，呜呼，「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痴情照汗青」。
不过问题是，既然已经宽宏大量放弃了矣，就应该一直保持这种高贵的度量，我想刘美枝女士是有这种自我牺牲决心的，可是嫂嫂大人比较有学问，她就只好反过来要李森先生拿三万元。拿三万元我不反对，不要说三万元我不反对，三千万元我都不反对，盖这已不是爱情问题，一旦到了这种地步，爱情有了价格，可以出卖，便只是看货出价问题矣。
于是，刘美枝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