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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你娘」有点差不多，盖非如此拉大嗓门，唾沫四溅，便觉得赢不了也。
樊椎先生曰：「洗旧习，从公道，则一切繁礼细故，猥尊鄙贵，文武名场，恶例劣范，铨选档册，谬条乱章，大政鸿法，普宪均律，四民学校，风情土俗，一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者是效，用孔子纪年。」
有识之徒跳高兼搥胸曰：「尊卑贵贱，有一定之份。法律条例，有不易之经。樊椎公然敢以猥鄙恶劣谬乱字样，诋毁我列圣典章制度，毫无忌惮，其狂悖实千古未有。且明言泰西是效，何必再言用孔子纪年，直曰以耶稣纪年可耳。」
夫有识之徒习惯于尊卑贵贱，习惯于奴才生涯。不要说樊椎先生对他木法度，便是上帝对他也没法度。至于由「孔子纪元」推演成「耶稣纪年」，也是有识之徒特有的逻辑，盖「列圣」把他弄得迷迷糊糊，偶尔有人拨开他的眼皮，万物都是新的，他怎能受得了哉，他怎能受得了哉。
勿听一面之词
时代总是不断进步，犹如一个沉重的压路机，它虽然走得很慢，有时候甚至被大石头挡住，好像是僵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啦，但再大的石头都会被压得粉碎，时代终于是向前走的。天主往穷人家掉第六个孩子的面包，恐怕靠不住；但天主却靠得住是一位开车朋友，坐在压路机上，无情而冷酷的开着，大石头焉，小石头焉，不大不小的石头焉，纵然在底下咯吱咯吱，顶着「列圣」法宝，呼天抢地，泪洒满面，他都照样开他的，照样压过去不误也。叶德辉先生暨苏舆先生之流的有识之徒，一面声嘶力竭曰：「我奉你的名呀！」一面用其腐烂流脓的双手阻挡，说他英勇悲壮可以，说他晕晕忽忽，睡眼蒙胧也可以。
任何时候，新观念产生之后，旧脑壳必起而反击。而反击时所说的话，所用的词汇，所祭的法宝，以及悲天悯人，义愤填膺的绊脚石嘴脸，千古以来，虽层出不穷，却固都差不多也。柏杨先生几年前，曾向一位朋友建议，建议他把有史以来，凡属绊脚石的言论，都一一收集，汇印成册。像叶德辉先生的「五色黄属土，土居中央」，像苏舆先生的「平等邪说，无父无君」，以及捧潮派三位大学堂教习先生「交响曲聒耳欲聋，甚似打架」，均包括在内，二集三集，甚至百集千集的往下编。该朋友听啦，甚感兴趣，但他想了又想，却不赞成，他的理由是：「我们为啥拿钱替他们宣传乎哉？」我想这不是宣传问题，而是真理问题，夫真理愈辩而愈明，世界上只有做贼心虚，神经衰弱者流，才怕别人说话，盖他一身毛病，受不了批评也。
读史书的朋友最大的憾事是，只听一面之词。好比秦桧先生杀岳飞先生吧，后人所看到的资料，全是一面倒赞扬和同情岳飞先生的，而从没有一篇攻击他的。嗟夫，秦桧先生绝顶聪明，他杀岳飞之时，岂能不表示理直气壮哉！一定有其种种谴责。可惜这种种谴责，没有留下来，可能是编史书的朋友或收集资料的朋友，都像吾友一样，认为其荒谬已为天下共知，而且似是而非，说不定还会混乱视听。好比说，现在不是就有人根据前人笔记的一鳞半爪，认为岳飞先生是一个「大军阀」乎？不过这种顾虑似乎是捧着脑袋过河，有点小心过度。如果当时能把秦桧先生和他的同路人抨击岳飞先生的言论流传下来（当时幸亏没有报纸，如果有的话，瞧那些正人君子兼忧国忧民之士，把岳飞先生说得不值一钱吧），对后人的帮助真是大矣大矣。
当初如果有人把抨击岳飞先生的言论文章，收集收集，汇印成册，对后生小子，至少有两件好处。第一、让我们瞧瞧古之时也那些顺调是怎么唱的，那些一脸忠贞学是怎么编的，以及那些评论是怎么发生的。第二、让我们可以对照对照，古之时也的有识之徒是啥嘴脸，今之时也的有识之徒又是啥嘴脸，看他们有没有相似之处；再然后提出他们的共同之点，一条一条列举出来，就不难发现其用词焉，其立场焉，其态度焉，其心理状况焉，会不会像一个模子，凡有识之徒都跳不出那模子。
前天柏杨先生接到一张明信片，是署名「凤」的一位先生用签名笔写的，曰「柏杨老奸收」，内容简单明了，照抄于后：
「柏杨狗仔：你的大作『柏杨选集第七辑』看后，大感『肉麻』。你心肠之毒好比『共产党』。你那吹毛求疵的文字有如『霍乱菌』，你没吃中国米？你没踏中国地？你没向老娘要过钱？你都是吃读者『半票大便』长大的？」
该明信片上的邮戳是「北港」，发于一九六五年四月十五日，另外凤先生还附言曰：「给肉麻的老乌龟第一封慰问信，第二封准备中。」
不过一直到今天为止，还没有接到第二封，大概准备尚未成功。此信是专对「柏杨选集第七辑」而发，大概凤先生第一次拜读，一瞧里面有半票观众，而他阁下又恰恰是一位捧潮派同志，于是乎头也大啦，眼也花啦，潘金莲女士那一套油然而生，别人遂都成了满天飞的野鸡，露水夫妻，再醮货儿──这是旧模子。浇出的新货是：别人都成了「共产党」「霍乱菌」「老乌龟」。说来说去，只有他自己「打死了也在这屋子里」。
我建议凤先生不必再写第二封矣，盖模子既是老模子，虽努力猛浇，也不见得能浇出啥新花样。嗟夫，对理性的东西用非理性的破口大骂，对专门学术的东西用政治性的钢鞭，对社会问题用泛道德泛政治的观点霍霍磨刀，乃千古以来有识之徒的列圣典章，凤先生例不了外也。前面我们不是谈岳飞先生乎，明王朝帝崽朱由检先生杀熊廷弼和袁崇焕，恐怕就是浇赵构先生当年的模子，则凤先生浇浇前辈的模子，有啥奇哉。
一位读者先生来信警告曰：「有人要整你啦，你不知道立法委员在院会质询，对外不负责任乎。」我想此话有商量的余地，不负责任只是不负法律责任，固应负道义责任也。关系个人的荣辱，甚至关系个人的生死，可以一笑置之；但关系国家民族兴衰的大事，我们能忍心让潘金莲女士乱上洋劲欤？
众口乱嘘
男女间的关系，随着时代的演变，一天比一天复杂，无论形式上和内容上，都日新月异，老头老太太如果仍保留着古老的观念，则包管两眼发直，其不气出半身不遂者几希。一九一○年代，县政府设有「放脚委员」，由读书识礼的女学生担任，下乡视察，劝导做父母的，千万不可再给女儿缠足啦。乡下人对该汉奸邪说，视如洪水猛兽，一听放脚委员驾到，全村关门闭户，不要说进家啦，就是去饭铺吃碗面都没人卖。在我家乡，有一次有识之徒积于正义之怒，还派出娘子军，把一个如花似玉的委员揍了一顿，揍得她披头散发，落荒而逃。
后来到了一九二九年，政府通过了一条法律，规定女孩子跟男孩子一样，同样也有其继承权。于是若干上洋学堂的女学生，和若干已出了嫁的少妇，不知道怎么搞的，晓得这个邪门，就打道回府，向她们的哥哥弟弟，伸出玉手，也要分一份。呜呼，立法委员自盘古立天地，从没有听说过人口问题。小民也是自盘古立天地，也从没有听说过妇道人家还可以继承一份家产的，简直是反啦反啦，咱们不妨打一场官司，看看天下有没有这种断子绝孙的霍乱菌法律。性情直爽的或有奇勇的男人，就索性把妹婿暴打一顿，都是你在背后使坏，使我们家女儿违背名教，罔顾伦常的呀。闹得那一阵子，凡是做女婿的，都不敢上岳家的门，非不敬也，怕挨揍也。
上述两项问题，随着时间的推进，慢慢都告解决。仅只有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恋爱和婚姻，不但没有解了决，反而更变化无穷。时至今天，再没有人反对天脚矣，也再没有人反对女儿也有继承权矣，可是对男女间的恋爱和婚姻，有识之徒的观念似乎一直还停留在孔雀东南飞时代，一脑子崇拜处女膜和崇拜朱熹先生的奇怪主意，好像一堆风干了的臭屎橛，勇猛的站在那里，以不变应万变，我们的社会遂更五彩缤纷。
台南最近发生一件三角恋爱的纠纷，男主角李森先生跟女主角之一的王春瑷女士结婚大宴上，众宾客人来人往，热闹攘攘，有的狼吞虎咽，以便吃回老本；有的猜拳行令，以便过足老瘾。正在紧要关头，好像电影一样的准确，一个警察老爷光临，满面春风的告诉李森先生曰：「阁下，东窗事发，你的案犯啦。」原来女主角之二的刘美枝女士服下了恰恰不死的毒药，躺在病院的床上，等他打官司哩。当下新娘掩面而泣，新郎踉跄上道，宾客只好一哄而散。于是乎，满城风雨，你也发表谈话，我也说说感想，端官崽嘴脸的焉，端圣崽嘴脸的焉，千篇一律一句话，李森先生原来不是个好东西。后人有诗叹曰：
「一明一暗真快活。可惜当场就砸锅。女的使出撒手？，当场闹成马蜂窝。」
李森先生的事发作了之后，第一个发表反应的是一些好朋友好同事，不但摇头，而且叹惜，说李森竟做出如此使人难以原谅之事，使他们失望，竟不知道他如此下三滥，实在抱歉抱歉，以后决不再理他啦。第二个发表反应的是台湾省教育厅发言人李正先生，他阁下可能是奉长官命令，也可能是独出心裁，反正也说话啦，说教育厅认为一个为人师表的人，德行极为重要，像李森先生这种人，做出如此没有人格，「德行败坏」之事，决不允许他再为人师啦。第三个发表感想的是中洲国民小学堂校长蔡凤鸣先生，他的重要文献出现在呈报给台南县政府的一份报告上，一曰：「本年三月二十四日，李森以电话通知刘美枝之妹刘美兰，指刘美枝与他个性不合，彼此关系到此为止，足见李森喜新厌旧。」再曰：「女方提出三条件，李森均表无法接受，仍一意孤行，与王春瑷举行婚礼，乃酿成自杀悲剧。」
于是乎，议论大起，舆论对李森先生一面倒指责；不但指责，而且讽刺；不但讽刺，而且谩骂。一天晚上，柏杨先生尊肚猛胀，躺在床上哼哼，无法入睡，隔壁那位军爷正在收听广播，正是台北几家电台的「异口同声」联播节目，播音小姐莺啼燕语，把李森先生骂了个狗血喷头，浑身上下，没有一颗完整的细胞。该稿不知道是谁写的，大概颇费了点工夫，字典上所有的坏字眼全找出来，像「始乱终弃」啦，「人面兽心」啦，「衣冠禽兽」啦，「卑鄙龌龊」啦，最后义正词严，呼吁天下女人都不要再上这种坏蛋的当。幸亏该播音小姐不时的提「李森」的名字，不然的话，听的人可能以为她那里声讨江洋大盗哩。广播之后，该军爷心花怒放，拍桌叫好。柏杨先生虽不便拍床响应，以示我也是正人君子，但我却就更睡不着。而且一直到今天，我都为该节目担心，如果有一天真的捉到了一个满身血腥，杀人如麻的江洋大盗，不知还有没有别的更恶毒的字汇去形容他。
至于蔡凤鸣先生的高明措施，不准李森先生再教书啦，跟李正先生的见解，同出于一源，我们以后再行讨论。现在要讨论的是他阁下那两句精彩断语，咦，请问一声，啥叫「喜新厌旧」？又啥叫「一意孤行」？我不是说李森先生行为是对的，但我们不可因他把刘美枝女士一脚踢，就一巴掌下去，把他活活埋葬。要知道喜新厌旧是人类的天性，柏杨先生暨蔡凤鸣先生都不能例外也。
两值和多值
至于说「一意孤行」，刘美枝女士方面，向李森先生提出的条件有三，一曰：「刘美枝女士现持有新台币七千元，愿偕游全省，然后双双殉情。」这个条件很富诗意，难道蔡凤鸣先生眼睁睁看着两个年轻人把七千元荒唐花光，然后服下一斤巴拉松，在床上辗转呼号，才算不「一意孤行」乎？曰：「与王春瑷解除婚约，其所需费用，由刘美枝负责。」这个条件是典型的反孔孟干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难道蔡凤鸣先生眼睁睁看着李森先生转过头来，再把王春瑷女士一脚踢，弄得王女士也在刘美枝女士结婚之日，也服下刚刚死不了的毒药，才算不「一意孤行」乎？三曰：「李森应赔偿刘美枝三万元。」这条件就没有诗意啦，乃是在谈一笔交易，依蔡凤鸣先生的看法，只要李森先生当时──或过后，把三万元往桌上一摔，就也不算「一意孤行」乎。
蔡凤鸣先生能当国民小学堂校长，当然学问很大，看他下的这些论断，似乎不但学问大，而道德也彷佛很高，凡是道德太高的有识之徒，通常的都往往把论断认作事实，尤其往往把推论出来的论断，认为事实。不和刘美枝女士结合，和喜新厌旧之间，没有必然关系，犹如偷东西和品格坏没有必然关系一样，一个人可以因家贫母老，偷一贴「撒隆巴斯」治他妈妈的腰痛。拒绝三条件也和一意孤行没有必然关系，五四运动时中国拒绝了日本二十一条，岂也是一意孤行耶？
这不是说李森先生忽然摇身一变，变成活圣人啦，而是说在没有深入的弄清楚问题的症结之前，就下论断，而这论断又是具有毁灭性的，便有点不对劲。
台湾省教育厅发言人李正先生那一段话，真使有识之徒向他欢呼。于是我想起一件事，想当年刘真先生当厅长的时候，有一位国民小学堂教习，一时大发脾气，把一个小学生揍了一顿，这一揍揍得全体譁然，刘阁下学问之大，不亚蔡李，当下就下令扣发该教习的毕业证书。柏杨先生曾呼吁他手下留情，可是这年头小民说话，就好像凉水灌到破桶里。现在李正先生又发起虎威，一口咬住，恐怕李森先生要糟。
呜呼，洋大人传统的两值逻辑里，有三大定律，曰矛盾律，曰排中律，曰统一律。成为几千年来人们思考的唯一工具。盖柏杨先生就是柏杨先生。柏杨先生不能同时是柏杨先生，又同时不是柏杨先生。柏杨先生一定是柏杨先生，或一定不是柏杨先生，二者必居其一。那就是说：「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于是乎我最怕带我的孙女看电影，她阁下今年四岁有半，只要一开演，你瞧她问吧，「公公，那男的是好人还是坏人呀？」「谁是好人呀，谁是坏人呀？」问得我火气冲天，但也不禁敬佩交加，别看她年纪小，她用的却是两值逻辑也。古之圣人，也有同样贡献，抡起程咬金先生的大斧，把人类血淋淋一劈为二，一边站的是「君子」，一边站的是「小人」。到了今天，李正先生挺身而出，问曰：「李森先生是好人呀是坏人呀，是君子呀是小人呀？」结论也是他自己做的，李森先生始乱终弃，自然是坏人，既然是坏人矣，也自然认为他不配为人师表矣。
在这种两值逻辑下产生的观念，无一不是对立的和相反的，若「是非」，若「生死」，若「好坏」，若「黑白」，若「真假」。我们不是说两值逻辑应该取消，它仍有它的崇高价值。而是说由两值逻辑产生的观念，往往具有可怕的危险性，盖两值观念是一种排他性观念，专门向人类感情系统挑战。好比说，柏杨先生是个臭男人乎？抑是一个娇滴滴的如花似玉乎？这答案是两值的，不是男就是女，不是女就是男。但如果要问曰：柏杨先生是好人乎，抑坏蛋乎？恐怕答案就不能两值了矣。像你阁下，天天拜读〔倚梦闲话〕，肃然起敬，在你阁下心目中，柏杨先生不但是好人，而且还好人带冒烟。但巷口那个卖西瓜老头，恐怕就不那么想法，有一天一个朋友来柏府串门，忘了门牌，向他打听，该老头把尊头一扭，假装没听见，吾友曰：「你们都是邻居呀，何必这么凶哉。」他跳高曰：「我不跟这种人邻居。」光说不算，为了加强吾友的印象，还往地上唾了口痰。其实我并没有得罪他，只不过前年赊的西瓜账，一直周转不灵，他上门要了几次，都被老妻轰走；更加上去年夏天，他家的鸡跑到我后院参观，我就杀而吃之，被他发现，骂了一条街而已。
呜呼，人生的评价是多值的，尤其是社会逐渐工商业化以来，一向变化很慢的道德标准，突然间大起波动。跟战争武器一样，简直日新月异。吾友杜兰先生论之曰：「有工业和政治的道德范畴，也有爱情和婚姻的道德范畴，埋怨现代男女不贞的人，可能在窃取财物或背叛国家。我们为一个失去贞节的女郎发抖，但是从不想把贪污者送入监牢。一个人可能对他的孩子宽厚，而对他的部属凶暴。一个人可能为了钱出卖他的灵魂人格，却是一位有名的好丈夫和好父亲。一个人可能暗中偷窃，或瞒着他太太在外面搞女人，但在他们教堂里，和他的办公室里，以及他的邻居朋友中，却得到普遍的赞扬。家庭的道德范畴是不够的。」
杜兰先生最后一句话，应该再重复一遍，那就是「家庭的道德范畴是不够的」。盖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