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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曰：「中华民国治安良好，没有小偷。」洋作家听啦，佩服得五体投地。土作家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还为这一傑作，自鸣得意。我想警察局真应该准备一种「说谎奖」，专门发给这一类有前途的朋友。若是柏杨先生请该洋作家看电影，恐怕信心实在无法坚强，脸皮也实在一时厚不起来也。
迄今为止，共失窃三次矣，看情形，除非我忽然当了大官，有把三作牌一脚踢之的权，恐怕是破不了案。君没有看报乎，分局长先生前天还亲自抓到两个偷花的小学生哩，抓得两个孩子哭哭啼啼，何等威风凛凛？幸哉，花是市长的花，他不过抓了两个，如果那是部长的花，说不定可能抓上三个五个。如此干法，将来准有得官做。柏杨先生者流，能给他官做乎？不过柏杨先生也不十分有兴趣去追，追得紧啦，把我和老妻捉将过去，修理一番，说不定我们还要承认谎报窃案，就不够聪明矣。
史书上有这么一则故事，汉王朝陈实先生，有一天，贼先生贲临其家，爬到樑上，等机会下手，被他发现，就把全家大小集合在大厅之中，致训词曰：「当一个人不可以不自己努力，一个坏蛋，不一定本性就恶，不过一旦养成了习惯，便不得不沦落，像这位樑上君子是也。」史书上说，那位贼先生听了之后，大吃一惊，赶忙爬将下来，叩头请罪。呜呼，这种办法讲起来很惬意，可是未免有点古老，如果换在台湾，恐怕问题重重。陈实先生幸亏有一大家子人，而且都属年轻力壮之辈，黑压压站满了一屋子，贼先生自然甘拜下风。如果换了柏府，家里不过三个老傢伙，阿巴桑已老，孙女儿还小，贼先生不见得有雅量诚惶诚恐听我的也。我第一次被盗时，对贼先生的恭敬，真是无以复加，可是他该不买账还是不买账，仅只称他为樑上君子，了不了事。
但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一个分野，古之贼先生与今之贼先生大大不同，大陆上的贼先生与台湾岛上的贼先生也大大不同。夫窃贼与强盗最大的区别，在於窃贼先生採取的是和平手段，而强盗先生採取的是暴烈手段。这区别非常重要，有应用力学作为根据焉。英国警察身上向不佩武器，表面看起来那岂不要吃了亏哉，可是实际上不但不吃亏，反而使警察的伤亡人数大大的减少。盖贼盗朋友知道，捉拿他的那些傢伙手中无枪，溜走的机会较多，即令被逼到墙角，也无生命危险，不必应战也。同样道理，一个货真价实的贼先生，第一要义也是不带武器，不要说不带枪械，连铁棍铁锤之类的东西都不带，因为不带，在紧急时便只会想到逃跑，而不会想到抵抗，偷点东西有啥了不起，顶多挨一顿揍，坐几个月牢，出来后又是一条好汉。如果身上有点玩艺，一时忍耐不住，把对方打死打伤，自己偷东西本来为了要活下去，弄到后来反而活不下去矣。
台湾的贼先生多半身上带着傢伙，这是光棍干法，不是圣人干法，为聪明之士所不取。据调查美国黑社会的一本书上说，血气方刚，没啥头脑的朋友，最喜欢和警察枪战。有两辆汽车焉，一个在前，一个在后，警笛大作，弹如雨下，小伙子好不威风，结果打死了警察或打死了路人，真面目被认出来，不到几个月就被官府捉住吊死。逞一时之快，而遗祸终身。年老的朋友和有头脑的朋友，他们取胜不是靠枪战，而是靠智慧，靠律师，三作牌打到我脸上我都不还手，就是从口袋里搜出十公斤海洛英我也不动怒，咱们关二爷马上观《春秋》，走着瞧，只要有律师老爷在翻云覆雨，就有转危为安的可能性。
台湾的贼先生身带傢伙，实在是没有经过名人指教之故，看情形有办一个「贼崽大学堂」的必要，柏杨先生曾因办「官崽大学堂」，桃李满天下，而名震国际。如今再办一个「贼崽大学堂」，真是春风化雨，有教无类矣。悲夫，台北县安坑乡那位张克明先生，他真是生不逢辰，如果他早一天拜读柏杨先生的言论，在偷言偷，在窃言窃，绝不致弄到现在这种绳捆索绑到公堂的下场也。
四不偷
要说张克明的恶性重大，似乎也不见得，我以为他主要的错误是没有把「偷窃」和「强盗」的定义弄清楚。当贼的第一要义是逃跑，而不是抵抗，挺着大肚子的女主人发现了高声大叫，只有拔腿狂奔的份儿，岂能把她杀死乎哉？偷窃的主要目的是要在和平的方式下，神不知鬼不觉的攫取别人的财物，此处不能下手，何妨再换一家，不必死心眼择善固执，非马到成功不可。
台湾的贼先生有一点不但和大陆不同，也和世界其他各国不同。那就是，黑社会过於凌乱，没有较大的头目作他们的靠山，因之也是各自为政，单独作战，连一点职业道德都不讲。大陆上的贼朋友，有四不偷，曰「文人不偷」，曰「警察不偷」，曰「巨官不偷」，曰「寡妇不偷」。如果犯了这四不偷，不但要倒楣，而且也被同行看不起。这种道德规范有它的道理，分析起来，文人一个比一个穷，即令勉强可以温饱，又能有几文钱乎哉？而且正因为他穷，往往视钱如命，说不定为了一条裤子和你死拚，利未免太小，而危险未免太大了矣，君子之偷不为焉。对寡妇也是如此，恻隐之心使然，也是一种至高的情操。
不偷警察和巨官者， 也是因为危险太大。三作牌先生不用说啦，你到太岁头上动土，他焉能不拍案而起，尾追到底。巨官之家，虽然有得是金银财宝，可是他一旦大发虎威，限期三天破案，三作牌一急，凡是贼先生都抓而修理之，同行之间，恨都把你恨死矣，还能饶了你乎？
然而台湾的贼先生却是各人跑各人的单帮，管你是谁，老子偷了再说，据估计台湾的职业小偷，不过一二百人而已。凡是职业小偷，警方都有案可查，必要时可以一网打尽。但糟糕的是，业余的贼朋友太多，多到无法胜数。不妨以「作家」为例，中华民国谁是作家乎？谁都不是。不是国大代表，就是大中小学堂教习，再不然就是公务人员，偶尔兴起，写上几篇文，出上几本书，如果有人调查，凡是作家每人发八百吨黄金，作家会比 螂都多。如果颁佈命令，凡是作家，一律五十大板，恐怕每位都有基本职业，写文出书，不过玩票而已。呜呼，正因玩票太多，万事都搞不好，贼案也因之难破也。
记得有一个故事，一九一○年，我在京奉铁路作三个月的见习，奉天有两个车站，一为中国站，一为日本站。我的一个朋友在日本站做事，他父亲从关里前来投奔，找错了地方，找到中国站，天色已黑。老头人地生疏，急得抓耳搔腮，我正好碰上，就代他打电话寻找，那位朋友偏偏被日本人派到大连出差去矣，我就把老头请到宿舍，安顿到一个空着的床铺上。同事听说是我的长辈，那时还有古风，因之对他十分尊敬，工友也特别伺候。想不到睡到半夜，工友把我唤醒，原来他的一个金戒子丢啦。他说他在洗脸时，把戒子脱到窗台上的。问他记得洗过脸后，有谁进去的乎，他说是该老头，并且指控曰：「一定是他拿的。」这问题就大啦大啦，疑心客人偷东西，历史上似乎还无前例可援。
结果工友报告科长，科长考虑了很久，认为老头嫌疑最大，乃在向我保证绝不损害他尊严的前提下，加以搜索。我曰：「你要搜不出来哩。」科长曰：「我自会下台。」乃把大家集中起来，宣佈失窃之事，然后提议为了洗刷清白，每人身上床上，都要加以检查，有人曰：「科长和客人应该除外。」科长曰：「我也不能除外，而且我敢说客人也不愿除外，老先生，你以为如何？」老头脸色铁青曰：「先检查我好啦。」如此这般，到了后来，从他裤錶口袋里把戒子找出，我立刻嬗到房子里。如果换到现在，偷点东西算啥？根本不会在乎。可是那时到底年轻，觉得总不是滋味，主要的还是因为他属於「老伯阶级」，长一辈的人岂能干出这种低级的事？科长一面向老头安慰曰：「一定是拿错啦。」一面派人防他自杀，据说老头一夜睡不安枕，天才拂晓，他到我床前告辞，我结巴曰：「真对不起，我不招待你就好啦。」你猜他怎么回答？他回答得之妙之奇，能把天下所有写小说写剧本的朋友气死，他曰：「贤侄，你不知道，财帛动人心呀。」
台湾目前多得是这一类的贼先生，他在后门经过，看见院子里挂了一套西服，乃弄一根竹竿挑而走之。看见你前门偶尔忘掩，就进去逛逛，碰到主人，说是找朋友，碰不到主人，就顺手牵羊。一副临财苟得的面孔，既没有组织，也没有帮会，只出奇兵制胜，警察对之也无可奈何。其实，幸好警察对之无可奈何，他不过跑跑单帮，如果警察对他有可奈何，反而糟糕。盖看守所也好，职训总队也好，似乎是一个「犯罪大学堂」，该大学堂里，专家如雨，学人如云，一个本来只会跳墙的单帮客，到该大学堂镀金，用不了一个月，开锁焉，玩扑克焉，跑台子焉，白撞焉，十八般武艺，至少学会十般，而且又有了师兄师弟，歃血为盟，由单帮进入会帮矣。等到第三次入狱，再学若干武艺，又结识了若干朋友，於是，一看台北风紧，遂投奔台中阿猪阿狗。一看台中风紧，再投奔高雄张三李四。看守所和监狱是一个滚雪球的所在，使得贼先生越滚神通越大。
每一个开始做贼的人，都是可以原谅的，社会上有逼他们做贼的因素，像柏杨先生，迄今天写这篇大作时止，还没有过做贼的行为（做贼之心则早有之矣），可是一旦老妻幼孙挨饿受冻，我敢光荣的保证，绝不学颜回先生，而非下手偷点啥不可。活下去是天赋的本能，应受最高的尊重。问题是，一个贼先生如果突飞猛进，成了惯窃，则往往非偷不乐，俗云：「讨饭讨三年，皇帝都不干。」盖得来容易，别人辛辛苦苦十个月，才买一套西服，他只要一伸手就行啦，天下有比这更美丽的事乎？台湾的法院对惯窃的科刑未免太轻，而且先判「感化」，在法理上我们说不赢有学问的人，但事实上却是越感越化。真应该调查一下入过狱的贼朋友，只要有三进三出的资格，用不着考试，就发给他一张「贼崽大学堂」毕业证书，准没有错。
（柏老按：到了一九七○年代，贼先生的日子便没有这般美好，除了本刑，还有从刑──强制劳动七年，而且还可以再延长四年，十一年之久，葬送在监牢之中矣。问题是现在的贼先生似乎更多，怪啦。不过八○年代的贼先生，不再偷西装，而偷电视机、录影机矣。）
《文明小史》
李宝嘉先生，人中怪傑，比柏杨先生还要伟大，除《官场现形记》一书外，还有《文明小史》、《后官场现形记》两大着作。
《文明小史》的故事如此──
话说湖南永顺府知府柳继贤先生，是一个典型的官崽，那时清政府正在讲究「新政」（犹如现在正在讲究长期发展科学）。两湖总督乃派了一位洋人到永顺府察看矿苗。在饭店用饭时，被跑堂的打破了他的一只自备饭碗。柳继贤先生据报之后，大骇，立往请罪。洋人一看，中国官老爷竟这般不值钱，乃顺竿而上，大肆要挟，要挟不遂，一个电报给巡抚，可怜的柳继贤先生，拍马屁拍到马腿上，仍是被撤了差。
继任的知府姓傅，傅知府更为出色，既欲谄媚上司，又欲巴结洋人，於是小民苦矣。恰好有一批生员（现在则是报馆记者，和一些写专栏的傢伙）。攻击傅知府媚外。傅知府大怒，祭起「结党洌凇沟拿弊樱惩匙サ嚼斡蛩憬璞鹑说难竞熳约旱那俺獭２涣嫌幸晃宦浠亩拥纳绷醪飨壬咄段蘼分剩统峭庖桓龃痰难笕私崾叮嫫鹄囱笞础Ｑ笕艘恢娇挂椋抵缓冒延械呐笥咽头牛ǜ行徽飧鲅笞矗Ｄ至艘徽螅抵矫娌皇侨耍侦兑部辶颂ā�
抄一段黄巡抚的言论於后，以供有心人窥一斑而见全豹──
「黄巡抚自上任以来，见各国洋人，请了护照，陆续到了安徽省，不是游历传教，便是察看矿苗，又有些洋人借兜揽生意为名，不是劝他衙门里装电气灯，便是劝他讲求卫生。他本是以巴结外国人为目的的（中国官竟以巴结外国人为目的，一奇，然而温新而知故，恐怕有点不虚），无论你什么人，只要是洋人来了，他总是一样看待，一样请他吃饭，一样教洋务局（类似现在外事处新闻局之类）替他招呼。
「起先洋人还同他客气，后来摸着他的脾气，便同他用强硬的手段。很有些要求之事，他答应了又不好，不答应又不好，闹了几回闹急了，有天向司道说：『人家都说：这安徽是小地方，洋人不大起念头的，为什么到了我手里，他们竟约了来找我，这是什么缘故呢？』司道一齐回称：『这是大人柔远有方，所以远人闻风而至。』（这碗迷汤灌得不含糊）。黄巡抚皱眉头说道：『不见得吧，但你说柔远，这个「柔」字，兄弟着实有点见解（他妈的）。现在国家弱到这步田地，再不同人家柔些，请教你从何处硬起来？（呜呼，原来硬不起来是祖传下来的）。总而言之一句话，外国人到底喜欢哪样，我又不是他肚里蛔虫，怎会晓得？既不晓得，自己碰来碰去如同瞎子一样，怎么会讨好呢？现在要不想当瞎子，除非有搀瞎子的人，这个搀瞎子的，请教我们中国人，哪一位有这种本事当得来？』（问得极妙，中国人谁有本领？只洋人才有本领）。
「黄巡抚又说：『不瞒诸公说，兄弟昨儿已教文案上替兄弟拟好一个摺稿，奏明上头，看哪一国来的人多；我们就在那一国人里，挑选一个同我们要好的，聘他做顾问官，以后办起交涉来，都一概同他商量，他摸熟外国人的脾气，哪桩好答应，哪桩不好答应，等他出口，自然那些外国人就没得批评了。照我这个法子去办，通天下一十八省，个个巡抚都能如此，一省请一位，大省份外国人来得多的请两位，以后还怕有什么难办的外交吗？』（字字珠玑，掷地有金石声）。有一个候补道插口道：『恐怕大权旁落，亦非国家之福。』（此公胆敢爱国，大概一辈子都补不上实缺）。黄巡抚低声说：『我们中国，如今还有什么主权好讲，现在哪个地方不是外国人的。我这个巡抚做得成做不成，只凭他们一句话。他要我走，我就不敢不走，我就是赖着不走，他同里头（「里头」二字可加双圈）说了，也总是要赶我走的，所以我如今聘他们做顾问官，他们肯做我的顾问官，还是把我当个人，给我面子。倘若你去请教他，他不理你，或者不通知你，竟自己做主意干了，你奈何他，你奈何他？』」
黄巡抚的一番话，学问甚大，看情形教育部的什么学术文艺奖金，恐怕是非他莫属。把孙中山先生说的「安危他日终须仗」，解释成「我们将来终要和共产党打一仗」的人，都能当部长，携带老婆一游美利坚。黄巡抚不过仅得个什么奖，自然非常的不成问题也。
《后官场现形记》和《官场现形记》同等精彩──
话说甄阁学（类似现在部长的官）前去探望他大哥的病，大哥是个不合时代潮流的人物，二十年前「就把热腾腾的功名念头，消减得一丝也没有。」他对甄阁学曰：
「普天下二十二省，自总督巡抚以致未入流的官，难道就没有一个超群拔类的人物不成？但是到了这个世事，就是有一个肯挖出心来替国家办事，肯洗手不向小民要钱，奈何在上头的人，偏不肯容你这样干（温新知故，此言教人擂胸）。所以有点见识的人，都存厌世主义，尽让那些狐群狗党，没尾招摇，混得世界糊里糊涂。」
呜呼，殊不知到了今天，反而更来得惊心动魄。甄阁学只好发誓他自己绝对「不贪赃，不枉法」。大哥乃又曰：
「若说不贪赃，不枉法，便是好官，那也未必尽然。误国两个字的罪名，据我看来，无论官大官小，总逃不了，何以故乎？姑据不贪赃不枉法一项而论，那是最好的了，但这却是个人之私，他只顾守真抱朴，廉洁自持，一味的博个一身名誉，是个清官，以外的事，任他糟到怎样的地步，全然不去问。因循贻误，地方受无形之害，其误国之罪，实胜於贪酷。」
这两段话，如用李宗吾先生的挖字法和嵌字法，挖之嵌之，一定教人绝倒。
洋人之撞
台北《中华日报》副总编辑冷枫先生撞了车矣，柏杨先生向不往人多的地方去，所以迟到今天才知，真是绝大新闻，此绝大新闻中表演最高竿的，是一位三作牌。该三作牌非普通的三作牌，乃会说洋话的三作牌焉。於是，伟矣，盛哉。
话说冷枫先生因胃出血之病，由空军总医院内科主任戴文鑫先生陪同，乘计程车赴空军总医院住院，走到圆山新村附近，有一洋大人之车，迎面而来，轰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