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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迟了点呀。」有的曰：「异想天开，他准想借钱。」对任何一种纯洁的情操，都一定往邪恶里塞，这是时代的气质，无可奈何。但我老人家还是照写不误，盖这正是一个寒暑表，谁要是有这种念头，他就武大郎放风筝，出手不高。
酱缸蛆不但不相信别人有纯洁的情操，也不允许别人有纯洁的情操。不幸遇到别人表达了纯洁的情操，则既妒又恨，遂英勇抽筋，盖不如此就不是传统文化矣。孙观汉先生提倡「好话不要等人去了才说」，是一种绝高智慧，不是因为他说了我老人家的好话，而是因为这是一个划时化的灵性上的贡献，对任何人都应如此。即令柏杨先生果然因他说了我老人家的「好话」而投桃报李，也并不损害这个原则。柏杨先生除了自我吹嘘的那些毛病，喜欢锦上添花外，就是遇到了好文章，或遇到了好议论，或遇到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镜头，也忍不住要写封信去表表我的敬意。写这些信的目的可不是铺铺路，以便开口借钱，而是一种共鸣。他如果比我伟大，他可以知道有人崇拜他佩服他。我如果比他伟大，他可以知道有人欣赏他喜欢他，这些都是鼓励。
中国文化中似乎责备多而鼓励少，你做了一百万件造福人群的事，没有一个人有动于衷。可是你只要跌了一跤，则「《春秋》责备贤者」，你越贤，他越责备得凶猛。还不如索性跟柏杨先生一样，坏到了底，让他无法下嘴。即以画图案画动物而言，一辈子歌功颂德，也不见得轮到领文艺奖文学奖──如果是燧人氏的徒弟，钻得奇紧，当然可俘它一个，而且还可周游世界一番，不过，这种圣人门徒不多乎也。而只要你一字用差，就闲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矣。美国前任国会议员周以德先生在美国国会中，为我们中国说了几百火车好话，甚至被他的政敌给他上尊号曰：「中国选出的议员」，可是他得过中国同胞的赞扬乎？有几个小民写信给他乎？报上说，他如果不为中国说话，而为任何一个国家说话，恐怕感谢的函件满坑满谷矣。所以弄成这个样子，原因很多，主要的原因应归根于中国人的淡漠。感情淡漠绝不会产生爱心，而只会产生猜忌。而赞扬是需要爱心的，没有爱心，想赞扬都赞扬不出来，好比说，柏杨先生如果遇到从前偷过我老人家的那位小偷先生，即令刚喝了圣人汤，我能请他下小馆，给他介绍个女朋友乎哉？
记不得在啥地方看到一篇文章，一个调皮捣蛋的小女孩，一天不知道挨了多少骂，妈妈气得要死，就宣布她是一个坏女孩。于是那么一天，该小女孩忽然变乖啦，安安静静吃饭啦，仔仔细细洗脸洗手啦，不哭不闹，真是一个可爱的小公主。晚上，她睡到床上，辗转反侧，啜泣起来，妈妈大惊，问她为啥哭，她抽咽曰：「我今天是不是一个乖女孩呀？」妈妈曰：「当然是个乖女孩。」小女孩委屈曰：「可是你没有说我是个乖女孩呀。」作妈妈的这时候才恍然大悟，抱着她泣不成声。呜呼，小女孩做错了事，受不完的责备。可是做对啦，却听不到一句赞扬，无怪伤心欲绝也。
一般人所以对活着的人不肯赞扬，原因太多，除了妒火中烧，烧得有口难开，还有别的缘故。其中之一跟「地位」有关，即令心里偶尔有股冲动，可是一思一想，俺是个啥啥长，而该家伙不过一个卖烧饼的，我要是对他表示佩服，成何体统乎？盖君子不重则不威，俺必须努力重上一重，才能向别人威上一威，如果不知自爱，竟跟小孩子（或糟老头）搅在一起，这脸就丢到红毛国啦。在这种传统文化之下，官才辈出，而人才凋零。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先生，现在当然成了国宝，人人对他有说不完的景慕。可是他阁下生前不过一个到处奔走，谋事借钱，受尽了白眼，最后终于困死在破屋里的不走正路人物。他如果今天还活着，有谁肯睬他一眼眼乎哉？他阁下还是小焉者，大焉者像吾友孔丘先生，别瞧每年祭孔之日，百官乱挤，而孔孟学会，更是头目如云。可是他生前不过一个私立学堂的教习，如果今天还活着，又能有谁睬他一眼眼乎哉？说孔丘先生未免顶尖过度，那么蒲松龄先生却比曹雪芹先生还要小一号，他既未考取留美，也未考取大专，不过一个乡下穷苦的土豹子，深更半夜想一想，又能有谁睬他一眼眼乎哉？
反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似乎有那么一条，就是吝于赞扬──尤其吝于对活人赞扬。要赞扬的话，也得等该家伙翘了辫子再说。一九三六年夏天，柏杨先生曾看过一场话剧，该剧是谁编的，已忘之矣，有位画家老爷，画得千好万好，可是却硬是成不了名，画也硬是卖不出去。后来他的经理人给他出一个馊主意，教他装死，盖死啦之后，就一定有知音份子大赞扬而特赞扬也。画家老爷最初不肯，可是肚子饿得难受，只好出此下策。就是乎，他的尸首躺到灵堂中央，妻子伏到他身上放声大哭，一面哭一面按住他不准他爬起来，盖一些爱才如命的家伙，正在那里用高价买他的画哩。
这个话剧结局，很出人意料，等到爱才如命之辈撤退之后，妻子笑得像刚吃了个屁，赶忙把白布拉开报告好消息，可是万万料不到，画家老爷竟真的死啦。呜呼，他为啥真的死啦，原因不明。是经纪人毒死了他，以便捞一笔乎？抑是妻子大人毒死了他，以便承受遗产乎？又抑他阁下心脏衰弱，听了那么多平生从没有听到过的赞扬，而画又卖了平生做梦都梦不到的大价钱，高兴得一气接不上乎？我们不知道，不便细表。但有一点是真的，他死啦，死啦之后，他既成了名，也值了钱，成为众人心目中的大人物。
盖棺论定
一个小偷，当场被捉了个结实，送到公堂之上，他都会死不承认，即令承认啦，他也有天大的理由为他的行为辩护。这种天大的理由，可能是真的，但也可能是假的。清王朝末年，我老人家在北京上学堂，住在口袋胡同，一天黎明时分，忽然间喊声震天，原来捉住了一位贼先生。月色朦胧中，看他不过十七、八岁小子，已把隔壁那家新娘子的首饰盒俘到了手，刚翻墙出去，那时候还没有巡警，但却有更夫，该更夫打完五更，正垂头丧气回家睡觉，目睹有人飞檐走壁，不禁大声喊曰：「捉贼呀！」恰好有个起早的家伙从对面走过来，前后夹击，只好落网。该小子最初还用头撞更夫的尊肚，打算猛闯。可是大家蜂拥而上，把他打得头破血流，一致公决送往班房。这一送不当紧，至少要挨五十戒尺，该小子一听，魂飞天外，忽冬一声跪下，哭曰：「各位老爷，可怜小的还有八十八岁老娘，真要活活饿死呀。」呜呼，为了家贫亲老，偷点东西也算不了啥，大家心里一软，就放他走啦，有些好心人士，还纷纷塞给他一些碎银子。可是过了一会，忽然有人曰：「哎呀，不对劲不对劲，他怎么有八十八岁老娘？那老娘七十岁生他呀，追！」可是追到胡同口，连鬼影子都没有矣。
这位贼先生真是绝顶聪明，在无可奈何中仍能找出人人点头的理由，长大之后，恐怕准是一个「伟大不掉」。不过我们不研究这些，而是有点感想，那些吝于赞扬的朋友，似乎也各有各的「八十八岁老娘」。其中一个「老娘」，昨天已介绍过啦，权势崇拜狂的结果，官崽绝不赞扬小民，而只捧更大的家伙；有钱人绝不赞扬穷小子，而只捧能教鬼推磨的；大学堂教习绝不赞扬中学堂教习，而只捧可以使他出国讲学的。
第二个老娘就是「盖棺论定」，记不得那一部电影矣，女主角是一位水性杨花，见一个爱一个，绿帽子向丈夫头上雪片飞来。可是男主角爱她硬爱得如痴如狂（这跟她太漂亮有关，如果她跟柏杨夫人的长相一样，恐怕第一次就到了底），后来夫妻二人双双到非洲探险，迷了道路，女主角竟死在沙漠之上，男主角把她安葬已毕，叹口气曰：「你这才算真正的属于我。」
盖人死啦，大局已定，再不能出花样啦，王太太就是王太太，张太太就是张太太，变不成李太太刘太太矣。
我们用一个谈情说爱的电影来解释盖棺论定，好像不够有学问，有学问的人遇到这种场合，一定引经据典，祭出大堆「圣言」，用以服众。那么我们不妨也来一个学院派，此话彷佛出自《晋书》，曰「大丈夫盖棺事方定」，意思是说，人活着的时候，容易变化，赞扬得太早，或称颂得太早，往往弄得无以为继。《诗》不云乎：「周公握发吐哺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如当日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必须等他们送进了殡仪馆，再不能人心大变，那才算数。
这些话有它的道理，确实是这样的，太早的赞扬和太早的称颂，一旦遇到中途停电，就实在使人沮丧。台湾刚光复不久，有一件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迄今二十载矣，仍震撼人心。那就是陈素卿女士自杀殉情，她在她的遗书上，把她的男朋友张白帆先生形容得天花乱坠，时日既久，早忘记原文啦。但有一点却再也忘不了，那就是，她说她的男朋友是如何如何的好，好得不像话，他甚至都没摸过她（完全廉价小说上那一套），如今，她既嫁不了他，就成全他，一死了之，但愿来生结为夫妇（该绝命书文情并茂，可不像柏杨先生这种粗线条，读者老爷如兴趣盎然，只好请翻翻一九四九年的报纸）。
女孩子失恋而死，并没有啥，有啥的是这种高贵的情操。当时国立台湾大学堂校长傅斯年先生，深受感动，就提倡为陈女士立一个铜像。社会人士，纷纷响应。可是结局却奇峰突起，盖三作牌左查右查，又加上陈女士阴魂不散，终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情郎不但摸过她，而且简直是简直啦。本来二人约好同年同月同日死的，谁晓得情郎早已安排下抽腿之计，用陈女士的口气，先拟好一篇把自己恭维成大情圣的绝命书，教她照抄一遍，然后骗得她先行服毒，而自己临阵脱逃。事情真相一经发现，傅斯年先生第一个没光彩。
我们介绍这件往事，不是翻旧账，而只是介绍当时对傅斯年先生的那些评论，几乎一致的挖苦他阁下是「好事之徒」，说他不应该还没弄清楚底细哩，就冒冒失失的乱发动，为一个普通女孩子折腾，有失身份。
天下无完人
傅斯年先生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就出在事情发生了变化，陈素卿女士虽然死啦，情郎却没有死，而且即令情郎也死啦，事情却没有死。对死了的人赞扬尚且如此困难，对活蹦乱跳赞扬，自然更加危险万状。盖人不是石头，三十年前是啥模样，三十年后仍是啥模样；人是一种感情动物，三十年前虽非礼勿视，三十年后却可能被情妇的丈夫照屁股上给一枪。吾友汪精卫先生年轻时行刺清王朝的摄政王，在死囚狱中吟诗曰：「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真是壮志凌云。可是到了老啦，却窝窝囊囊当了汉奸。人生如放演电影，电影正在放演，千万别下判断，必须等电影演完啦，大家一哄而散，再下判断，才能无误。
不过，赞扬是赞扬，最后判断是最后判断，赞扬是就一件事论一件事，就一种行为论一种行为，最后判断则是总体战，内容复杂得像太空舱。傅斯年先生这件事并没有做错，不但没有做错，反而恰恰的做对啦。他曾办过大学，也曾当过校长，一切都过眼云烟，只有这件事做得有深远影响。那就是：遇到认为应赞扬的事，就不顾一切的赞扬。至于剧情发生变化，那是当事人的事，不是他的事，这种气质是酱缸蛆所缺少的也。
我们对于「是」「非」，似乎只应就是论是，就非论非，不能像冬烘夫子改小学生的作文一样，提起大笔，抹了个净光。秦桧先生固然王八蛋，但他阁下当初却是忠于宋王朝的，忠于宋王朝的那一段仍应该给予赞扬。文天祥先生《正气歌》上有一句曰：「为颜将军头。」聪明人对这句话颇起疑心，想当初张飞先生把颜严先生生擒活捉，教他投降，颜先生大怒曰：「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张飞先生一瞧，英雄英雄，亲自为他解绑，请他上座。颜严先生受了感动，竟投降啦。呜呼，这个只有前半截而没有后半截的「头」，似乎不应该当作座右铭也。但文天祥先生却是把他们分开的，只取其抵抗权势，不畏死亡的那一段，而不取其盖棺论定的评论。吾友小说家王蓝先生（最近好像又成了画家啦）有次对我曰：「老头，你可别碰我，如果碰我，我可把你十年前恭维我的信抖出来，那信我还放着哩。」这个年轻人真是小精灵，不过这似乎并不能塞住我老人家的嘴。有那么一天，他发生了变化，我碰了他两句，不要说把该信抖出没有用，就是把它刻成石碑放到十字街头，教人家都来看呀也没有用。十年前他努力创作时，我是佩他服他的，万一他中途断线，我就不佩不服矣。呜呼，连张半仙算命都不能保终身，对一件事一种行为的赞扬，或对一本书一篇文的赞扬，岂能当保险公司的保险单用哉。
再重复一句，赞扬不是保险公司的保险单，也不是大同公司的电冰箱，保用十年，十年之内，有啥地方坏啦，只要打个电话，就随传随到。酱缸蛆因为坚信他阁下的一句赞扬就是保险单，所以，嘴巴就硬得像猴屁股。而一些被赞扬的朋友，也往往咬住一句话，当保险单使用。写到这里，想起一桩往事，当陈果夫先生还在世的时候，我有一位朋友，用尽心机，把陈先生的一位秘书老爷骗得团团转，就在陈先生跟前推荐他少年有为。到了后来，西洋镜露了底，秘书老爷不再理他，他就跟秘书老爷翻了脸，大家劝他不可如此，他狞笑曰：「没有关系，那小子在陈先生面前把我的好话说尽啦，他总不能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再说我的坏话吧，他如真的不识相，陈先生不认为他反覆无常乎？」他阁下真是深通酱缸学，果然该秘书老爷只好干瞪眼。但也算该朋友运气，如果遇到的是柏杨先生，我可是个老天真，准会把前三皇后五帝说个清楚。该朋友现在仍在当他的校长，乃绝顶聪明之士也。
呜呼，天下没有完人，不但没有完人，连天上也没有完神，玉皇大帝就是个没有原则的糊涂蛋，欺软怕硬，如果不是告洋状告到如来佛那里，请来如来佛洋法洋术，他的摊子恐怕早被孙悟空先生掀啦。耶稣先生更是厉害，他那三位一体的老爹，随时随地都把一个城交给犹太人，教他们杀个净光。希腊神话里那些神仙先生，更不像话，争风吃醋，勾心斗角，你害我，我害你，好像一窝土匪。
完人是没有的，每一个完人都有数不尽的疮疤，而彻头彻尾的坏蛋也是没有的，每一个彻头彻尾的坏蛋都有其惊天地而泣鬼神的时候。一个人在活着的漫长岁月中，似乎有权利听听赞扬。赞扬是一种无形而有力的鼓励，不但可使好行为更为坚定，且可改变一个人的气质。赞扬如果成为普遍的风气，则更可以改变一个民族和一个社会的气质。以柏杨先生为例吧，我本来有点手脚不太干净毛病的（这不能怪我，实在是有些人钱多得使我生气，所以遇到千载难逢的天赐良缘，我就忍不住俘他几文，教训教训他），可是自从有些朋友说我伟大不掉，我就老实得多啦，前天坐计程车，在坐垫上捡了一块钱，我就没下腰包。
有啥区别哉
在佛教徒来说，是有「轮回」这么一回事的，人死了之后，先到望乡台上，用望远镜向故乡瞧上一瞧，殡仪馆里的热闹情形，便尽收眼底。这是他阁下最后的一瞧，恁凭英雄好汉，大圣大贤，都会柔肠寸断。瞧过之后，进到灵罗宝殿，阎王老爷高坐堂上，旁边站着判官，打开生死簿，看你活到了头没有。然后再查查你活着的时候干了些啥，遇到善事，好比柏杨先生坐计程车拾金不昧，就加上十分。遇到坏事，好比柏杨先生曾打过十个朋友的小报告，该十个朋友因我的小报告，坐牢的坐牢，跳井的跳井，一桩扣八十分，共计扣八百分。而在公共汽车上乱看女人，共乱看了三百零八次，一次扣十分，这么一加一减，结果还欠阎王老爷一万九千九百分。阎王老爷拿出分数对照表一查，凡存十万分以上的，来世就转生当皇帝。凡存一万分以下的，来世就转生当经理。凡存十分二十分，甚至一分也不存的，来世就转生为可怜的公教人员，在低薪政策下熬日子。至于不但没存，反而欠了他老人家的，欠一万分以上的，来世变牛变马，欠十万分以上的，来世只好变猪先生，以供各位读者老爷吃油大。
──谈起轮回，又想起同音字，有人说因为同音字太多，才无法实行拼音。我老人家的意见却恰恰相反，正因为同音字太多，才必须赶快实行拼音。盖图案画是中国文化之癌，而同音字又是图案画之癌，必须彻底改用拼音字，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