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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觉得，美国总统林肯解放黑奴，对奴隶来说，有人为你流血，发动战争，把你解放了，你至少该有感谢之情，事实不然，很多奴隶不但没有感谢之情，反而痛恨林肯，觉得当奴隶很好，有人供应吃住，现在解放出来，什么事情都要自己用大脑、体力，何必过这种生活呢？他们反而抱怨。同样地，新形象的妇女一旦呈现在社会之后，有很多人不能适应。常听许多太太小姐们说，还不如以前的媒妁之言好，现在恋爱很辛苦。当然这是抱怨，真正要她回到那个时代，她也不会同意。这说明妇女必须适应新的情况。
新的妇女遭遇到的压力很多，在观念上、意识形态上，妇女认为现在已经是新的女性，应该跟男人完全一样，可是，却逐渐发现并不一样，男人还是在很多地方占强有力的优势，妇女因而感到困扰、困惑、痛苦，甚至于起来进一步地反抗。所以现在有许多新女性，提出对妇女地位和角色的再检讨。我认为一个新的女性比一个旧的女性，在某一点说来，困难和痛苦都要加倍。从前的妇女只要煮饭、带孩子，没有别的事情。现在的妇女要上班、上学，回家之后还要煮饭、带孩子，多了一倍的工作，这就是一种困扰。明明学识、地位、薪水都和丈夫一样，甚至还高些，可是回到家里，他是老太爷，你要伺候他，你一定会有很多懊丧。不过我以为，这是一个适应期间，五千年的社会积压下来的许多残余意识，还没有完全消除，男人们总认为自己是一家之主。抗战时，一位朋友带着太太、两个孩子，和很多行李逃难，到了某一个地方，安定下来，很高兴，拍拍胸脯说：「总算把他们都安顿好了！」这种感慨和表情都非常正常，但是也有一种显示，显示孩子和太太都是他的零件。男人们多少都有这种想法。记得刚来台湾时，我在一所学校教书，一个同事每天中午由太太送便当到学校，有一天太太送得迟了，我们都在吃，他一个人没得吃，饥火中烧，这时太太来了，他站起来照着太太的脸上左右开弓，打了两个响亮的耳光，他太太站在一边，好像心安理得地挨打，我们都跳起来，说怎么可以随便打人，大家起哄要揍他，他惊讶的程度远超过我们的，他说：「我打我太太，你们这是干什么，疯啦！」这就是观念问题，他认为太太送饭迟了应该打，他的太太也认为挨打是应该的，而我们却觉得不应该打人。
我们正处于一个矛盾冲突的时代，应做的是：每个人都要有「打人是不可以的」的观念，送饭迟了固然不对，打人同样不对；使丈夫认识与太太是平等的，两人不过分工而已，在意识上不可以认为自己有权随便打人，有权把太太不当人。我们必须发动社会舆论制裁的功用，不允许发生这种暴力现象。在这种困惑的时期，包括事业与家庭上的冲突，爱情与婚姻上的冲突，以至上一代与下一代的冲突，新女性的烦恼，与日俱增，这主要是由于男人仍残留有沙文主义意识形态，总是觉得没有机会则已，一有机会，还是要骑到女人头上。
妇女没有真正醒悟
事实上，妇女本身也没能做到真正的醒悟，很多人觉得这样已经很不错了，在潜意识中，还有三从四德的存在。好像菟丝花、牵牛花、爬墙虎一样，总要寄生在一个男人身上，才能存在。最近一个女孩子告诉我她们家乡一句话：「不可小看女人，因为男人的前途是看得见的，女人的前途是不可预测的，一旦嫁给一个王子，她就是王妃；一旦嫁给一个有钱人，她就是富婆。」我承认这是一种社会现象，但这也是女权不能发达的原因之一，女人总是要攀附着男人，攀附着任何一件东西就表示自己不能独立。攀附着男人，又希望男人来尊重你，这很困难。妇女必须在意识上要能自立，关于这种自立，若干年前，有过许多奇怪的论调，比方「女人不要下厨房」，还有些人家里挂两块门牌，一个是「张先生」、一个是「王女士」。我相信真正的女权不在这方面，真正的女权是需要自己有充实的内容、独立的思想、人格和能力。
要谈到这些，这已不是女权问题，基本上是人权问题。因为不仅是女人受迫害，男人也受迫害。女人受迫害也不限于男人对女人的迫害，女人对女人的迫害有时还超过男人。我今早抄了一段《金瓶梅》中女人迫害女人的惨事，大家都认为潘金莲的反抗性很强，武大郎不漂亮，不想要他，他不肯离婚，就毒死他。我觉得这很了不起，因为中国人挫折感特别强，中国男人假定被一个女人甩掉，那自尊心简直破碎得无法收拾。武大郎应该答应潘金莲离婚，如果不答应，这种男人就应该把他毒死。但是，许多人认为潘金莲具有叛逆性，为了争取婚姻自由、爱情美满，勇敢地嫁给西门庆。我觉得潘金莲不是这么一个人，现在，念一段潘金莲怎么打她的丫头的文字，给大家听：
因叫她（秋菊）到跟前，跟春梅拿过灯来，教她瞧得我这鞋上的龌龊，我才做的，恁奴心爱的鞋儿，就教你奴才糟蹋了我的。哄得她低头瞧，提着鞋拽巴，兜脸就是几鞋底子，打得秋菊嘴唇都破了，只顾搵着搽血。那秋菊走开一边，妇人（潘金莲）骂道：「好贼奴，你走了。」叫春梅：「与我过跪着，取马鞭来，把她身上衣服与我扯了，好好教我打三十马鞭子便罢，但扭一扭儿，我打乱了不算。」春梅于是扯了秋菊衣裳，妇人教春梅把她手扯住，雨点般鞭子抡起来，打得这丫头杀猪也似的叫。
妇人打秋菊，打够约二三十马鞭子，然后又盖了十栏杆，打得皮开肉绽，才放出来，又把她脸和腮颊都用尖指甲得稀烂。
女权是人权的一部份
看了这一段，我有一个感想，这是女权问题吗？《红楼梦》里我们最崇拜的晴雯，多么美，为了贾宝玉，半夜不睡觉，给他织补衣服，非常可爱，那是因为贾宝玉是她的主人。她对下人，对丫头，却是另一副嘴脸，一言不合，劈脸就打过去，而且坚持她们跪在瓦片上问口供，恶毒得可怕。这不单单是女权问题，而是人权问题。我想与其单独的提出女权，为什么我们不考虑这是整个人权？女权是人权的一部份，妇女是人、男人是人、儿童也是人；大官是人、囚犯也是人；大商是人、穷人也是人，每个人都有人性的尊严，不但不可以迫害妇女，也不可以迫害儿童，也不可以迫害男人。所以女权不可能单独存在，中国自从立国以来，王朝不断地更换，每一个王朝的更换，都杀人千万、血流成河，结果一个新的政权成立，在经过若干年之后，又是杀人千万、血流成河，不断地恶性循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能像英国人一样，建立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为什么我们打来打去，不能建立议会政治？为什么我们的妇女受到这样的迫害，迟迟不醒？因为我们中国文化中缺少人权思想，所以妇女不过是大迫害中的一部份而已，即使把女权提高得和男权一样，没有人权同样会受到迫害。中国人始终没有能力成立议会制度，所以打来打去，也一直在帝王将相的圈圈里转。儒家思想中唯一的希望是圣君贤相，问题是，如果君不圣、相不贤的话，人民一点办法也没有。西洋国家有议会制度，君不圣也无法发挥兽性；有议会牵制，相不贤就请他走路。比较起来，西洋社会的人权比较受到保障，我们比较缺乏。
我们的女权现在遇到这么多困扰，需要妇女自己努力，靠男人是没有希望的，假定自己认为已经够好了，就无法再往前进一步。妇女们现在所遇到困扰仅仅是过渡期间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困扰，不足为奇，也不必抱怨。权是要争取来的，不会由天上掉下来。我们也应该把建立女权扩大到整个人权，如果人权建立起来，男女所得到的实惠完全相同。单讲女权，即使得到，也很有限，正如一个人的肌肉不可能某一点特别发达。
演讲后，读者们提出一些问题与柏杨先生讨论：
问：许多人都鼓励妇女独立自觉，而当妇女真正独立了，男人的感觉是如何呢？会不会觉得惶恐，怕女人不再爱男人了，或自己的既得利益被瓜分了？
答：我想男人不会害怕的，女人不爱男人爱什么呢？一个男人应该以自己的妻子能干是一种荣耀，而不是一种威胁，除非是妻子瞧他不起。至少我觉得妻子的荣耀就是我的荣耀，就好像妻子把丈夫的荣耀当做自己的荣耀一样。我认为：没有自信的男人在对妻子的栽培上，不可以超过他所能控制的范围。没有自信的女人在对男人的栽培上，也不要超过她的能力所能控制的范围。
这句话听起来很功利，不过，假如我们是兄弟姊妹的话，我就建议你注意这一点。往往一个男人把女朋友千方百计地培植成一个电影明星或什么的，最后她掉头而去。女孩子对男孩子也是一样，中国古代有很多这种例子，像刀铡陈世美，妻子为他牺牲一切，让他上京赶考，他当了状元就不要妻子了。这能怪陈世美吗？其实男人都是一样。
问：您提到女权和人权，是否要女人争取到女权后，再争取政权？
答：我想我刚才没有讲清楚，女权、人权与政府没有关系，那只是人性的尊严。我刚才举的例子可能有点混淆，我只是说中国的人权不发达，不大受重视，中国有一句话是「人命关天」，只要出了人命就是天般的大事，但这要看是出了什么人命？谁害了人的命？小民的人命可能就不及王孙公子或有钱人的人命值钱。凶手如果是王孙公子、有钱人，和凶手是小民也不一样。西洋有句话说，做坏事是需要有资格的。我讲的人权问题，不一定是政治问题，例如女人的选举权、罢免权、离婚权、职业权、继承权，可以说是政治问题，也可以说不是政治问题，我想我们应该把政治两个字抛开，压力就比较轻一点。
问：家庭主妇把一生的岁月都贡献给家庭，可能与社会脱节，丈夫和孩子有时又并不尽如期望，常有一种失落感，应该怎样平衡。
答：男女平等应该求实质上的平等，而不是形式的平等，男女生理结构不一样，生儿育女一定是妇女来从事，妇女不能说我只管生，不管养。男人不能喂奶，除非喂牛奶。孩子需要人来抚养，以母亲最适合。家庭主妇待在家里，如果不想与社会脱节的话，必须设法使它不脱节，必须付出代价，那就是，不断地求知。有些女人结婚三年后，就变得面目可憎，既不看报，又不看书，以前的气质完全没有了。妇女自己脱节了，怎么能怪社会不要你呢？你不要脱节，必须不断地充实自己，这是其他人帮不上忙的。
最近一位从美国回来的女孩子说，她十几年没回来，回来后发现一种现象很奇怪，跟女同学聚会时，每个人都谈丈夫和孩子，从来没有人谈到自己。女人已经不存在了，消失在丈夫、孩子的影子里了。你自己这样不自尊、没有自我，先把自己抛弃了，怎么能怪社会和男人抛弃你？这需要自己的觉悟和努力。一个人想要别人爱你，首先要使自己可爱，自己不可爱，教别人爱你，怎么可能？你要社会不抛弃你，首先要自己不抛弃自己，要多看书、多接触、多吸收、多思考，不能让自己被家庭埋葬。
年纪大的人总觉得孩子不孝，在埃及金字塔里就发现责备儿女不孝的纪录，几千年来，包括我们自己、我们的父母、祖父母在内，都是不孝的子孙。我愿有一点离经叛道的建议，对儿女的爱心是不是可以用理性来稍稍节制？固然很多人说爱儿女不希望儿女报答，话所以这么说，那是没有遇到节骨眼上，人只要有付出，总希望回报，至少希望儿女对你笑一笑，从远处回来时给你抱一抱。你付出的愈多，潜意识里希望他回报的也愈高，一旦达不到你希望的水准，你就会非常伤心。现在工商业社会，每个家庭都必然崩离，儿女离开父母，就像没有儿女一样。假定你不能认识这个倾向，不训练自己适应这种情况，不肯在这方面努力，就要付出代价，悲悲惨惨地过老年的日子。假如你能够觉得人生就是如此，内心觉悟对儿女到此为止，你才会有快乐的老年。
我有个朋友在慕尼黑做事，家对面住了一对德国年轻夫妇，每星期天早上，这对年轻夫妇都要出门去看父母，一面等车，一面唉声叹气。他问他们：「既然不喜欢去，何必要去？」他们说：「不去不行，因为父母的遗嘱上规定如此。」做父母的很可怜，明知道子女的爱是购买来的，还是要购买。这件事给我们很多启示，各位还年轻，要知道，将来儿女孝顺不孝顺，看你定的标准而定。
台湾省立高雄师范学院曾昭旭教授也曾在场发表意见：
我想提醒各位几句，听柏杨先生的话要会听，如果不会听的话，恐怕不会得到益处。原来柏杨先生说的话都是反面文章，虽然柏老教大家不要太爱儿女，并不是表示柏老是个没有爱心的人，事实上他的同情心非常深厚。但是为什么要说一些反面的话呢？就是因为如果世界上只有正面的话，没有反面的话，正面的话就会过份，产生流弊，变得僵化，因此需要有点反面的话来反省一下，这个反面的话，并不是跟正面的话相反的，刚刚柏老很庆幸圣人朱熹已经死掉了，这是反面的话，如果你能了解这跟朱熹正面的那些并不矛盾的话，那你就是会听了。
世界上要使真理真正能成立，一定是相辅相成的，不可能走极端，一边的意见一直推下去一定会出毛病。我想我们的社会就是有太多对于反面的忌讳，都是讲正面的话，讲到后来变成僵化腐朽，需要有人起来对那些已经僵化腐朽的、正面虚假的话，做一个反省，才能完成相反相成的作用，使正面的变成真正的正面，而不是假的正面。刚才柏老说的许多话都应该作如是观，这是我的感想，也许柏老不同意，不同意正表示他是反面文章。
我觉得我非常了解柏杨先生的话，虽然我跟柏杨先生不是很熟，可是我跟他的夫人张香华女士很熟，因为柏杨夫人的缘故，才认识柏杨先生，见过几次面，印象非常深刻，我觉得他说的话我非常了解，我希望大家听他的话一定要会听，不然的话，就会听错了。
华文与华人·曾光华·郭棋佳
⊙国立台湾大学马来西亚同学会纪念特刊编辑委员会专访。
⊙文载一九八二年台北《台大大马十周年纪念特刊》。
「发展马华文学，必先培育读者；培育读者，则须维护华文华语。」
「大马社会不能有冲突，华人必须积极参与建国行列。」
日期：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六日
地点：台北新店花园新城柏杨宅
执笔：曾光华·郭棋佳
杂文将成为文学主流
问：柏杨先生，能不能请您谈谈对文学体裁今后发展的看法？
柏：每个时代都有它代表性的文学体裁，周王朝和春秋战国时代有上古文学《诗经》和《楚辞》，以后进入的形式是「赋」，接着是六朝的「骈体文」，然后是唐朝的「诗」。诗控制中国文坛的时间很久，一直到现在还居于很重要的地位。清王朝末年，它还曾再度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没有一个知识份子不会写几首诗、不会背几首诗的。至于中国的小说──为什么称为「小说」呢？小嘛，不入流嘛！好像狮子不叫「小狮子」，蚂蚁却叫「小蚂蚁」！唐王朝时开始有「小说」，应考的士子常拿长篇大论的作品，给有权影响考试的大官看。谁要看长篇大论？所以那些苦心的士子只好用「小说」作为诱导。不过，虽然小说有这么大的力量，因为道德挂帅、政治挂帅的原故，仍不能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