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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书的内容，我会感动，也会怀疑，但不管怎么样，我认为书中的每一个字都已经化成我的营养，使我成长。可惜的是，我读这些书，都不是专家十年寒窗苦读的书，所以，在谋生方面，没有一技之长。我真羡慕很多人一帆风顺，他们并不是没有烦恼，也不是没有灾难，不过是灾难的程度和认知上有差异而已。罗素曾讲过：「坐牢的人，都不是聪明的人，由坐牢这件事上，就可证明。」所以我并不认为，我有资格向青年朋友提出做人做事的正确忠告，因为如果照着我的忠告去做，将来可能也去坐牢。一定要回答的话，我认为必须不断的提高自己的素质、不断的成长，具体的说：要不断的读书、吸收，吃菜也吃草，吃荤也吃素，要使它们都转化成为营养。
我有一种毛病，从不提「想当年」，除非有人跟我提起，或像写《回忆录》之时。对于过去光荣的事，有些人念念不忘，而我过去根本没有什么光荣的事，对过去受屈辱的事，谈起来往往仍有余恨。而我比较自私，不愿意被这种余恨支配我的感情，把我搞出胃溃疡，所以我都把它化成一缕轻烟，对美丽的友情和这个有情的世界，爱还爱不完，已没有多余的精力去恨。
问：您一生最大的快乐是什么？遗憾有哪些？最爱的人是谁？有无最恨的人和事？作品当中，最满意的是哪些，或是哪一部？
答：人生最大的快乐，对我而言，几乎每天都会发生。换句话说：我们家每天都有一件最大的快乐，尤其是要出门的时候，总是发现丢了东西，于是乎找皮夹、找皮包、找钱包、找眼镜、找门钥匙、找车钥匙、找身分证、健保卡、提款卡等，成为最大的灾难，全家每一个人都急得发晕，并且百思不得其解，它们为什么会不见？尤其是找猫（他的学名叫熊熊），更是飘忽不定，他很少出房门，却经常不知去向，于是翻箱倒柜，到处呼唤，好像出了天大的祸事，每一次的结果都铁定会找到，于是我们就享受一次每天最大的快乐。
我最爱的人是谁，我想你一定有一个预设的答案，那就是我的妻子张香华，但我还是告诉你一些对我有恩的人的名字，像北京赠我路费的徐天祥先生，以及把我带到台湾来的吴文义先生，营救我十年之久的孙观汉先生，和陈丽真女士，照顾我的梁上元女士、罗祖光先生，以及在晚年全力扶持我的周碧瑟女士。他们的热情和爱，使我重获生命。还有一些我有意无意冒犯过或伤害过的朋友，他们对我的原谅和包容，我都一一心存感激。
我并没有恨的人，更没有最恨的人，前已说过，我非常自私，我不会浪费我生命中最后残余无几的宝贵时间去恨。我只有瞧不起的人，还有被我认为可怜的人，但我一直学习用朋友对我的态度，同样的原谅包容这些人。
至于对自己最满意的作品，你必须承诺不讥笑我大言不惭，我才能告诉你。第一部是《中国人史纲》。在汗牛充栋的史书中，似乎只有这部书把中国五千年历史，说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其他所有版本，包管你看了比不看还要糊涂。第二部是《柏杨版资治通监》。这当然是分享司马光先生的荣耀，但我有两点贡献：一是我把深奥生涩的古文，不仅译得明明白白，而且整理得整整齐齐。二是，这是一部宝藏，一个中国人，或希望知道中国精致历史的外国人，这部书供给他全部营养，没有第二部书可以代替。
问：今天的台湾终于有了真正的言论自由与政治民主，像您所遭遇到的政治迫害应该会彻底绝迹了，您认为呢？今天我们真正的危机又有哪些？
答：台湾现在确是拥有繁荣的经济和民主的政治，这是一个奇蹟。拥有五千年之久的中华传统文化，充份吸收了西方的文明之后，在这一块土地上，终于呈现一个崭新的局面，我认为这是台湾人的荣耀、中国人的荣耀，也是亚洲人的荣耀。对于经济的繁荣，我没有贡献，但在推动政治走向民主的努力中，我流下过眼泪和汗珠。不过，民主政治像一个宝贵的银器，必须每天小心的擦拭，才能保持它的光泽，否则它就会变色，甚至变形。
我们真正的危机，我认为有两项，一是：高阶层当权人物，做出错误的决策。就在四十年前，中共炮轰金门失败以后，内部文件就曾做这样的研判，他们认为以后不必再用战争，他们认为，台湾内部一定会做出错误的决策，他们有耐心等待。二是：台湾内部族群冲突的白热化。可以做一个大胆的预言，当台北街头发生因族群冲突（诸如：言语排斥），而引起枪战，那就是台湾自找的末日。人人都高呼口号，要族群融谐，人人也都知道族群融谐的重要，但事实上却做不到，有些野心家或政客，必须挑起族群冲突，他才可以从中取到利益！
有些事是可以预见的，有些事则难以预料，我除了祈求两岸能有长期和平外，还为下一代的年轻人，无限祝福。
见书就读的人·汤芝萱
⊙访问者汤芝萱小姐。
⊙文载一九九七年五月台北《出版界》杂志。
以小说《异域》、杂文《丑陋的中国人》闻名海内外，新诗获国际桂冠诗人奖，白话文改写《资治通监》而让一般人也能登其殿堂的柏杨，去年又以《柏杨回忆录》轰动书市。这本书除了揭露柏杨先生个人的遭遇外，也提到他坎坷的求学生活及阅读经验。究竟「阅读」对他而言是何况味？又是如何造就出今天着作等身的柏杨来？以下试拟了几个问题，也许读者能在其中寻回读书的趣味！
问：启蒙书对您日后写作的影响如何？
柏杨：我有很多朋友，从小就不喜欢文学，而喜欢数理。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就找一些他们认为最枯燥的书来看，作为催眠。所谓最枯燥的书，就是小说，包括新小说和旧小说。一位同学告诉我说，他这一辈子都没有看完「一页」小说过（可不是「一本」）。而另外一类朋友，包括我在内，却认为天下最枯燥事，莫过于数理。这两种人很显然的，在社会上走的是两条相距愈来愈远的道路。这项巨大的不同，从什么时候分岔的？事关专业学问，我并不懂，但就我自己的体验，我之所以这么厌恶数理，可能在我遗传的基因里面，缺少数理方面的染色体。但也可能和我上小学时候的老师侯万尊先生无情的体罚有关，使我对数理，由畏惧而拒抗，由拒抗而畏惧。假如当初我的作文课，偶尔有一篇写得不够水准，而被老师把手打得红肿，而数学老师却和蔼可亲的话，我可能成为数理大师也说不定。
不管什么原因，不管是福是祸，我被逼自动自发的走上了文学这一条路。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读过当时中华书局出版的《小朋友》，但内容已不记得，等到小学四年级，我接触到的第一篇新式文学小说，就是葛非先生到课堂上朗诵给我们听的一篇短篇小说《渺茫的西南风》，情节不复记忆，但是它的那种哀怨的气氛，直到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仍忘不了那位老师，忘不了那间教室、那所学校，以及女主角的悲情。
这篇小说，是使我喜欢文学，从事文学创作的第一因，稍后，我看《小五义》、《七侠五义》、《续小五义》以及《荒江女侠》、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我说，就那时候，激发出来一个小男孩心灵上，对侠义行为的崇拜情操。更稍后，我读《三国演义》、《水浒传》，都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后来，初中一年级，我才开始读《红楼梦》，但读不到一半，就再也读不下去，有人告诉我，那是中国第一部文学巨着，我却嗤之以鼻，因为即令包括后半部书在内，从头到尾，一直没有出现过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杀得鸡飞狗跳的场面，对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而言，凡是没有打斗的书，都不是好书。后来我看张恨水先生的《啼笑姻缘》，那是使我入迷的第一部纯情小说，然而，真正把我引入文学、醉心文学的一本书，却是名不见经传的《作文描写辞典》。这一类的书在十年前的台湾市场上，也曾出现过，现在大概不流行，市面上已看不到了，深感可惜。它把很多小说和散文作品上的精彩描写（包括风景、场景、动作，和心理变化）做片段的摘录，看了之后，不但扩大自己的遐思，也会从这些片段的描写中，进入另一个朦胧的世界，激发深入探讨的欲望。像我看到一段描写丁玲女士的第一任丈夫胡也苹被秘密逮捕的夜晚，丁玲挨门逐户到朋友家寻找的情形，诡谲而恐怖，使我决心要看完全书，全书名《自杀日记》。后来才知道，不过二十几岁的胡也苹，于当天夜晚即被枪决，而我对丁玲的美好印象，一直维持五十年之久。
一个作家的原动力，不决定于他一生所看到的第一本书，有时候，他根本不知道他一生中看到的第一本书是哪一本，但一定有一、二本重要的书，在他年轻的时候，在心灵中发酵，如果换了其他性质完全不同的一、二本书，他可能走上另外一条路，那一条路，固然可能是一条和他性格不合的痛苦的路，但也可能是一条使他改头换面、更欢乐的路。
问：您的读书方法是？
柏杨：自从去年（一九九六）《回忆录》出版，泄露了底牌。朋友们才知道我根本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我也从来没有毕过什么业。即令勉强毕业，最后，也被开除。这项底牌不仅使朋友们吃惊，连我自己痛定思痛，也跟着吃惊。《光华》杂志总编辑王莹女士在访问时，特别提出来问说：「你的学问为什么那么精湛？」我吓一跳的程度，几乎要用担架把我抬出来，假如我坚持说我没有学问，一定会有人讥讽我故作谦虚，但如果说我有学问（我真希望我有学问），那我实在是大言不惭。我只不过是喜欢读书而已，而我又没有能力读外文的书和略为深奥的古文的书。假定把一个知识份子比做可以挤出牛奶的牛，那接受正规教育的人，他们吃的是高度营养的饲料，而我不过是一个野生的作家，吃的是大地上我所可能吃到的各式各样的东西，其中有些是有营养的草，有些是有毒的草，我唯一的特征就是饥饿，不但吃草，而且吃树皮，甚至于吃泥土、吃粪便。
一个野生的知识份子和饲料的知识份子最大的不同是，饲料知识份子有师承，有师承的学者，难免不被纳入学说流派，和社会利益团体，使他们的思想和行为，都受相当约束，但他们也建立了一个保护网，保护他们自己的学说和地盘，荣耀和生活。野生知识份子则不然，他是孤独的动物、寒冷的动物，没有保护网，没有避难之处，但是，他的思想不受任何师承局限。
具体的说，在这种野生的生态情况下，我读书简直是没有方法，唯一的方法就是见书就读，只要能够消化吸收，世界上几乎没有负面的书，每一本书、每一个字，都有足够的营养。
问：您认为读者该如何读您改写的《资治通监》？
柏杨：这个问题是否可改为：读者们如何读《资治通监》？我实在不敢以教师自居，厚颜的告诉读者先生，应该如何读一本书。我只能就我自己读《资治通监》的感受，也就是在读《资治通监》过程中，我所得到的益处，举出几点跟各位朋友分享。
第一：每一个人都知道，毛泽东先生的案头，数十年如一日的都放着一部书，就是《资治通监》，他曾经告诉别人，说他翻阅过四十几遍。政治人物中，毛泽东先生是最熟悉《资治通监》的一位，使他在长期的内斗中，无往不利。专制时代，对年轻人而言，已成为过去，但像我这样年龄的人看来，专制时代就在昨天，而专制时代的政治斗争既惨烈而又精密，当斗争白热化不能转弯的时候，有权力的一方一定抛出终极武器，这项终极武器一旦出笼，再坚强的对手都会瓦解，被斗成一团血肉，这项终极武器就是「诬以谋反」。历史上多少首领赐给他的部下免死铁券，向他保证无论犯任何罪（包括杀人），都可以赦免，除了谋反。这就使事情变得简单明了，当他想杀你的时候，只要说你「谋反」，就一切搞定，像刘邦杀韩信、像赵构杀岳飞、像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像蒋中正的白色恐怖。
第二：《资治通监》将近一千万字，人物千万，有帝王有将相，有盗匪有小民，有男有女，有老有少，然而不管他是干什么的，只要在他名下出现「骄傲不可一世」之类的句子时，你就可以压下赌注，再往后翻三、五页（大家伙也不过三、五十页），就会发现他一定覆亡。如果不是身败名裂，一定是全族屠灭，最幸运的（这种幸运很少），也是狼狈下台、丢人砸锅。
第三：古人说「物先必腐，而后虫生」，这句话曾经被科学家（包括聪明的我在内）认为是不可能的，任何有机体一定先感染了滤过性病毒，然后才腐烂，可是如果你把《资治通监》多看几遍的话，你会发现这句话真可以说是金科玉律、万世永存。不仅《资治通监》上所显示的史实，即令在西方世界，也是如此。当一个国家（包括政府、政权、政治实体），只要它内部不先腐烂，任何外来的力量都不能把它摧毁。外来的力量，最多可以催化内部的腐败，但它不能代替内部的腐败，而内部的腐败包括：头目的骄傲颟顸、官员的贪污说谎、武装部队的向心力瓦解、人民普遍的怨愤，以及中央政府错误的决策。当这些条件都具备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免疫系统就整个破坏，而染上了政治性的爱滋病，一个小感冒，就可能夺命。《资治通监》记载了六十七个国家（包括政府、政权、政治实体）的兴亡，字字行行，可以做为例证。
第四：专制帝王和独裁领袖，最恐惧的是叛变；最喜爱的是忠心耿耿，认为那是大节。不错，大节建立在忠心之上，但是《通监》上可以看出：忠心似可分为四等，最高层次的忠是神性的忠，忠于以全体人民（有时候也包括统治者）幸福为依归的理念和责任。神性的忠异化而成为第二层次的人性的忠，追求正义、公平，这是大多数人逗留的阶层；以各人的性情和品格，决定自己的位置，而终极的目标是忠于事。人性的忠继续异化而成为第三层次的狗性的忠，只忠于特定的人，诸如「领袖」、「帝王」、「头目」之类，这类人物最大的特征是：当主人把他绑住，准备宰杀他时，他还舔主人的手。狗性的忠终极异化的结果，成为最低层次的狼性的，只忠于有权的大爷，谁的权大就忠于谁，谁能给他官做就忠于谁，历史上每当狼性的忠大行其道的时候，政治上一定有惊心动魄的场面，使人汗流浃背。
第五：有一件事不知道是不是中国所特有？历史上，一个强人总是喜欢在主流体制外，另行建一个更主流的体制，反过来箝制主流体制，使自己称心快意。主流体制的结构和政治生态，都将因之发生巨变。大多数帝国衰退时，强人就会另建一个崭新王国，结果不是摧毁了帝国，就是代替了帝国，或者帝国反扑，社会一团混乱。
以上五点是我临时的感想，当然不限于这五点，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从《通监》中得到灵感，我不认为历史会产生什么样大的教训，但是如果历史的旧照片和现实行动的新画面重叠的时候，熟悉历史的知识份子，会特别惊恐，特别无奈。
问：你认为现代人应该读什么书？
柏杨：现代人当然天经地义的应该读他专业的书，假定说你是一位肠胃科医生，而竟然不知道一年以前才发现的「幽门螺旋杆菌」，你一辈子就治不好胃溃疡，你就不是一个好的肠胃科医生，这一点当然是毋庸置疑的，也用不着我们强调。我们强调的是，无论你是哪一种专业，无论你读了多少专业的书，都必须另外阅读人文方面的书，来培养自己的ＥＱ，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