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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代，中国跟大日本帝国作战时期，很多学堂迁到后方，家在沦陷区的学生老爷，靠着教育部的贷金，维持残生。举重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堂为例吧，学生老爷吃的是「八宝饭」，意思是米只佔八分之一，其他八分之七则是稗子、沙子之类动植矿物。米的成份当然不会那么少，那么少还能吃哉，但菜的可怜，可想而知。八人一桌，四菜一汤，几乎用最精密的食油探测器都探测不出啥。偶尔有盘花生米，立刻天下轰动，约法二章：「只准骑马，不准坐轿。」骑马者，只能夹一粒；坐轿者，筷子平放，劊囟穑幌伦泳褪侨辶！｀捣颍慌棠苡屑父鋈辶ＲＵ庵滞拢衷诨匾淦鹄矗逃辔段耷睿笔比词歉呒吨斗葑樱诰鄱持沽ο卤槐瞥隼吹募窝攒残小�
柏杨先生不幸或有幸，曾参加过一个大伙食团，跟抗战时的学生老爷一样，见饭愁的镜头，再度重演，不过经常却是都有几块肉的。而奋斗的目标也就集中那几块肉。嗟夫，在聚而食之的战场上，最可怕的有三种人物，一曰「菜狼」，一曰「菜虎」，一曰「菜端」──菜端最最高竿，英雄好汉把菜盘索性端到自己御面之前，别人多看一眼，他的鼻子都能冒出烈火。幸好「菜端」动物，属於稀世之宝，不容易碰见。最常碰见的是「菜狼」「菜虎」。这类朋友的精彩表演，跟知识程度无关。柏老曾一度跟一位大学堂教习一桌，从第一顿开始，菜刚拿到台面上，他阁下就两眼发直，筷子在他尊手中转动如飞，抽冷子就把埋伏在萝蔔深处的一块肉丁发掘出来，大家刚要惊呼，第一块咕噜一声，早下了肚，第二块已祭到半空中矣，三下五除二，饭才吃了几口，菜已全光。大家这才发现，大势不好，正跟虎狼之辈，面面相对。於是，不久就爆发内战，最初大家顾及他的颜面，只旁敲侧击曰：「文明点好不好，以后大家都得文明点。」「谁要再抢，谁就是王八蛋。」菜狼菜虎自然不把书生之见放到眼里，我老人家乃蓄势以待，有一天，等他阁下又用闪电战术，连夹第二块肉时，我照他嘴巴就是一拳，打的他满口吐血。他竟然毫不礼让，立即反击，咚的一声，我就仰面朝天，痛的哇哇怪叫。别人以为发生命案，赶来拉开，问明了原委，叹曰：「两个老傢伙的年龄加起来一百三十岁，又听说你们好像都受过高等教育，却为了抢一块肉打架，害不害臊？」
呜呼，害不害臊？当然不害臊。一个人的热量如果低过两千三百卡路里，就不会害臊。如果低过一千五百卡路里，连羞耻之心都没有啦，如果低过八百卡路里，那就要杀人放火，社会秩序都无法维持。我们似乎还没有低到连羞耻之心都没有的程度，所以最后协议，改为分而食之，逐块分开肉，再逐个分开萝蔔。於是圣玛珑亚的奇蹟出现。该大学堂教习忽然间文明万状，也不瞪眼啦，也不猛抢啦，平常菜都不够吃的，也够吃啦，而且还有剩的，总是留一块肉或半块肉到下顿没肉的晚饭时吃。？
不仅伙食团的聚而食之，有这种奇观，纵然家庭中的聚而食之，也有这种奇观。兵强马壮的大哥大姐，往往先下手为强，对准一道好菜，立刻风卷残云，有些还身怀绝技，只要往火锅里一搅，就能把精华全部夹住。弱小民族的小弟小妹，抗议的抗议，嚎叫的嚎叫，气壮山河，声震屋瓦。老爹老娘则拉着嗓门吆喝，一会教训小子不准在盘子里连夹两次，一会告诫丫头不要在锅子里翻江倒海找虾仁，一会安抚小弟小妹要学「孔三岁，能让梨」──可是孔融先生让了大梨，还有小梨，小弟小妹让了那个鱼头，就再没有鱼头矣。於是大的喊，小的跳，老的擂桌子。
呜呼，聚而食之有百弊而无一利，分而食之有百利而无一弊。中国人应有拒绝吃别人口水的权利，应有不在饭桌上抢菜的尊严。而且，分而食之可以吃多少夹多少，免得暴殄天物，中国仍是一个穷国，不应该被吃的更穷。
更主要的是，聚而食之完全靠礼让来维持，只能律己，不能律人。律人就必然发生冷战热战各种之战，不但伤感情，简直伤理智。而单方面的律己，不能持久。必须把礼让纳入有形式可以遵循的秩序，才算秩序，不能全靠内省工夫。聚分虽是小事，但它每天三次出现，长年累月，影响中国人的性格行为太大啦。只有改弦易辙，才能帮助我们逐渐恢复坦荡的胸襟。至少可以使具有五千年传统文化的中国，先行在吃相上，成为真正的礼义之邦。
互相称呼名字
──大家都一样，都有相同的人权和人格，人工造成的距离，文字魔术造成的幻象，都应扫地出门。
八○年代第三愿是──直呼名字。
人之有名字，稀松平常，兼平常稀松。贵阁下此生恐怕还没有遇到过没有名字的人。如果遇到，包管你目如铜铃，三天都想不通。刚生下的娃儿当然是没有名字的，但你只要一问，他就马上会有。如果是小子，老爹老娘曰：「就叫他狗屎蛋吧。」如果是一位千金，老爹老娘会脱口而出曰：「俺叫小咪咪。」於是，刹那之间，大势已定。
然而，这么简单明瞭的事，发生在中国同胞身上，却死搅蛮缠，把人搞的气喘如牛。这跟农业社会和儒家学派有关。夫农业社会是静态的，知识份子蹲到象牙之塔里，在名字上动动手脚，花样翻新，有的是时间和精力。而儒家学派的精髓恰恰建立在繁文缛节上，知识份子在名字上动手脚和花样翻新，就更有了理论根据。遂驴毛炒韭菜，成了乱七八糟的眩泳置妗�
中国人的名字，像一串冰糖葫芦。娃儿之初生也，前已言之，曰「狗屎蛋」，是乳名也，只有老爹老娘可叫。七岁八岁进了学堂，曰「王希贤」，是学名也，将来做官做事，头戴乌纱也好，或到公堂上脱裤子挨大板也好，统统以此名为准，只有势大气粗的尊长可叫。到了二十岁成年，又冒出一个名字，曰「王慕圣」，是表字也，比较亲近的朋友或份量身价相等的人可叫。过了不久，当了大官或发了大财，自认为或被认为不同凡品，则别号应运而生，就成了「王羨仙」，专供泛泛之辈称呼，如果他再附庸风雅，舞文弄墨，那就更成为「梅花斋主」「蓬莱阁主」，以及「东洋居士」「西海山人」「南极道友」「北辰老叟」之类。一旦挺屍，就又有谧号，皇帝老爷谧他「襄」，他就是「王襄公」。谧他「文正」，他就是「王文正公」。
不特此也，一个人一旦修炼到拥有摇尾系统，地名也会变成人名。袁世凯先生原籍河南省项城县，马屁精遂称之为「袁项城」，黎元洪先生原籍湖北省黄陂县，马屁精遂称之为「黎黄陂」。圣人也有同样毛病。程颐先生原籍河南省伊川县，他就成了「伊川先生」。朱熹先生原籍安徽省婺源县，大概「朱婺源」不太好听，恰附近有座紫阳山，他也就成了「紫阳先生」。
多如牛毛而且奇形怪状的名字，罩到一个人头上，固然不至於把他压死，可是却能把别人累死。──尤其是现代的学生老爷，整天埋头苦背一些死人的这种无聊透顶的称谓，万一得了脑充血，真是死不瞑目。然而，更恐怖的还在后面，从遥远的纪元前十一世纪周王朝开始，就有「讳」的介入，使花样繁多的人名，更危机四伏，成了老虎的屁股。遇到武林高手，摸的好，摸的妙，能把老虎摸的舒舒服服。如果学艺不精，一下子摸错啦，牠回头一咬，尊头就要落地。夫「讳」也者，是一种专制政体下，用政治的和礼教的力量加到名字上的文字魔术，於是老虎屁股遂升了格，不但危险，而且神圣。尤其是皇帝的名字，绝对的凛然不可侵犯，西汉王朝刘邦先生因名字叫「邦」，中国文字中，「邦」就没有啦，统统改成了「国」。隋王朝杨坚先生的爹叫「杨忠」，中国人从此就不能「忠」，而只能「诚」。后晋石敬瑭先生，名字中有「瑭」字，姓唐的朋友就倒了楣，唐谷先生只好改姓为「陶」。中国人固然招架不住，洋大人也得遭殃，唐王朝李渊先生，一坐龙廷，朝鲜王国的宰相渊盖苏文，就得成为泉盖苏文。老牌圣人孔丘先生的「丘」，更害苦不少人，写起来不但要缺一笔，读起来还要读成「某」，或读成「期」，而且天下姓丘的朋友，一律都得加个耳朵，改写为「邱」。最着名的一次是，李贺先生的爹名李晋肃，「晋」「进」同音，他就不能考进士。呜呼，吾友许美英女士，她之所以一直留在法国，不敢前往美利坚和英吉利，其故大概在此，盖两个均犯她的讳也。看样子我老人家一旦抖了起来，全世界的柏树都得改成「嗞牙树」。
──现在，台湾各级学堂的课本，还有「句践复国」的惊险镜头。明明是「勾践」的，只因宋王朝有个皇帝赵构先生（他阁下以诬杀岳飞先生闻外於世），构勾同音，勾践先生虽古代帝王，也难逃此劫。这种封建残余，一直到今天都阴魂不散。
这些都是大傢伙，其实即令芝麻绿豆，也威不可当。一位赵宗汉先生，把「汉」字视为蛇蝎，规定凡是「汉」字，都要用「兵士」代替。他太太去拜罗汉，他儿子在读《汉书》，麻烦就大啦。家人向他禀报曰：「夫人请和尚来家供奉十八罗兵士，公子请教习在教兵士书。」另一位田登先生，不但「登」不准碰，任何跟「登」同音字也不准碰。正月十五上元日，他阁下出佈告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盖小民既不准点灯，只好放火矣。
讳的故事，可写一箩筐，好在这种禁忌已被淘汰，总算笔下逃生，中国人得以喘一口气，也是一大功德。不过接着而来的是「官衔」的困扰，使中国人的名字，进入老虎屁股发展史的第二阶段。官衔是荣耀，而名字反而成了痛脚。盖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前，万般皆下品，只有当官高，当官不但有黄金屋，而且有颜如玉。知识份子只有此路一条，除了此路，别无他路可走。所以官衔遂成为衡量身价，甚至衡量道德的唯一标准，故从前就有「官大人品高」的金言惊句。「狗屎蛋」一旦当了八品小官，学名表字别号一笔勾销，大家就得称他为「老爷」。一旦当了七品稍高之官，大家就得称他为「大老爷」。等而上之，官位更升，则大家就得改口称他「大人」。嗟夫，读者老爷读过十九世纪跟中国有交往的一些洋人笔记乎，笔记里清王朝的官员，几乎全是「赵大人」「钱大人」「孙大人」「李大人」，真正是到了没有名字的世界矣。
官衔的花样，也教人应接不暇，总督不叫总督，而叫制台。巡抚不叫巡抚，而叫方伯。郭子仪先生的官是「汾阳王」，於是他就成「郭汾阳」。何充先生的官是骠骑将军，他就成了「何骠骑」。古固如此，而今更他妈的激烈。就在台北，随便走到一个办公室或一个写字间，满耳朵都是「局长」「处长」「主任」「董事长」「总经理」「协理」「襄理」。业务场所，为了辨明职责，还有说的，可是它却延伸到公共场所，甚至延伸到家庭之间，就肉香四溢，麻不可当矣。最奇妙的是，你如果称他的官衔，誓言在他的官衔「领导之下」，他就像猪八戒进了盘丝洞，浑身酥软，教他喝水他喝水，教他喝尿他喝尿。你如果有眼不识晚香玉，胆敢叫他的名字──不是叫他「狗屎蛋」，而是叫他「希贤」「慕圣」「羨仙」，那他就跟屁股刚被干了一记一样，会认为奇耻大辱，八十年交情全付流水，后患如何，你就等着瞧吧。而这些官衔还像寄生虫一样，一辈子寄上到他尊头上，退休也罢，翘辫子也罢，甩也甩不掉，他也拒绝甩。虽然已经没有了官，衔头不衰。
呜呼，一个人仅名字就一大串，又加上禁忌，又加上衔头。群魔乱舞，老虎屁股乱蹶。不但使人头昏眼花，也使人际之间的关系，充满了势利和隔膜。去年金庸先生回国，特别问我曰：「老头，你的敝大作里，对任何人都直呼其名，都一律称先生女士，为啥？」为啥？就是为了大家都一样。皇帝和流氓，圣人和妓女，都有相同的人权和人格，谁都没啥特别。人工造成的距离，文字魔术造成的幻象，应该全部扫地出门。一个人应该只有一个名字，这是为了记忆。官衔少出口，这是为了温暖。张三就是张三先生，李四就是李四先生，王二麻子就是王二麻子先生。不能因为王二麻子忽然当了部长，他就成了「王麻公」，或成了「王凶牙」──假使他原籍是匈牙利的话。
我们有权要求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单纯化，直呼名字不过是一个开端，纯靠直呼名字当然达不到目的，但至少可使大脑多留出一点空隙，去记忆和思考别的。大丈夫应该真正的行不改名、坐不改姓。除了第一次相见或特别情形外，统统互相称呼名字，既清爽利落，又省气省力，它还可以推动基本人权上的平等观念，减少一些飘飘然自命不凡的僚气，也是化暴戾为祥和之道。
好吧，从今天开始，你就叫我老人家柏杨，「先生」也别加，「老」也别加。我如果心急难熬，要表示尾大，就由我自己动手加，阁下千万别理。
联考必须改变
──事急矣，救救学生老爷，救救国家命脉。
八○年代第四愿是──联考改变。
提起来联考，柏杨先生一向忠心耿耿，誓死拥护。为了它跟人吵过架，也为了它跟有些人横眉怒目，有无数篇敝大作为证，可不是自己猛往脸上抹粉也。盖联考的好处，在於不必忽冬忽冬乱跑，御体不出城门，就可投奔千里外的学堂。贵阁下对科举一定熟习，多少考生，形单影只的跋涉三个月五个月，去京师殿试。有的固然平安到达，但也有的病在路上，有的死在路上；有的被小偷偷个净光，有的索性被强盗老爷一刀两断。幸而平安到达的，考取啦身价十倍；一旦落榜，只好流落异乡，有钱的还可以租间公寓，埋头苦读，等候三年。穷朋友则只能投宿到破庙，有病没人管，饿死没人埋。多少家庭子弟，都像断了线的风筝，一去渺无消息。中国文学作品中很多悲剧──诸如蔡伯喈、陈世美等等，都是用「赶考」作为主题的。幸好从前考生都是髒小子，如果也有女娇娃，恐怕遭遇更要惨不忍睹。那时候就有联考制度的话，分别在各省或各县举行，只把试卷集中京师评阅，将减少多少辛苦，多少生离死别乎哉。
联考是二十世纪三○年代末期，突破性的发明。对教育的普及，和清寒学生的培植，已发挥了最大的功能。然而，实行了四十年，到了八○年代，它的弊已超过它的利。好像一副仙丹，本来对青春痘有特效的，一剂下肚，玉面如洗。可是，大概青春痘产生了抵抗力，或其他一时弄不清的什么原因，最初十年二十年，还不太察觉，久而久之，副作用或后遗症，却大量爆发。青春痘固然治癒，鼻樑却跟着塌啦，鼻樑没有塌的，也一个个得了肠胃砍杀尔，老命不保。到了这种地步，仙丹便不再是仙丹，而成了毒药矣。
柏杨先生从拍巴掌赞成，进而认为必须重新检讨，不是柏杨先生变啦，而是联考制度变啦。联考已从有益，逐渐变的有害。在有益的时候，我们自应努力维护，一旦发现它有害，就不该因为过去拍过巴掌，就一硬到底。如果继续把毒药当成仙丹，小民就无噍类矣。
呜呼，世界上万邦林立，恐怕只有中华民国的学生老爷──从小学堂一年级到高中学堂三年级，也就是从五六岁的小娃，到十六七八九岁的小子。从早到晚，背着重达两三公斤的巨无霸书包。盖联考的压力，使他们不能不背。现在年龄稍大的朋友，还能记忆实施联考初期之前，学生老爷们放学回家，爬树捉鸟，下塘捕鱼的欢乐镜头，孩子们用不完的时间和精力，常气的大人们跳脚：「三天不打，上房掀瓦。」那个黄金时代，已一去不返矣。巨无霸书包里满装各式各样课本，和各式各样模拟试题，孩子们回到家里，三口两口把饭塞进尊肚，就往板凳上一坐，「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他们的「志」只有一个──联考。家中只要有一个要参加联考的孩子，这个家就成了坟墓，其静如死，连走路的声音稍大都不行。灯光之下，瘦削的身子俯到案上，偶尔手动一下，头动一下，或咳嗽一下。鬼影幢幢，活像小小殭屍。有些爱儿女心切的爹娘，不愿儿女独自承担苦难，还在旁陪绑。於是，本来是活蹦乱跳的「中国未来的主人翁」。小学堂没毕业，就成了近视眼；初中学堂没毕业，就成了驼背；高中学堂没毕业，就发苍苍而视茫茫，而牙齿摇动，而面目癡呆，而大便不通。当十九世纪鸦片为害最烈时，林则徐先生有言曰：「是使数十年后，中国几无可以禦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连当时最颟顸愚昧的清政府，都大为震惊。而联考比鸦片更要严重，儿童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