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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破落户，才动不动都心惊肉跳。
我们也要问：「日本能，美国能，中国为啥不能？」
荡鞦韆的两个端极
──八○年代十二愿的几点补充之五眼科医生改进
眼科医生的设备，是一件小事。问题是，大事小事，骨肉相连。一颗核子弹击中了纽约，固是大事，可是一下子把贵阁下的眼睛医瞎啦，站在你和你家人的立场，事也小不到那里去。「大事」乃「小事」的累积，有些酱缸产物，动不动就祭出「那是小事呀」的法宝，用来掩饰包在薄纸里的罪恶，诱人忽略所谓大事的败坏。孔丘先生曰：「德之贼也。」正是此辈。
柏杨先生希望眼科医生都用纸巾和特制的水龙头，不是为了我自己的利益，我已受过害啦，受一次害，学一次乖，以后不会再蹈覆辙。而且闭口无言，既可明哲保身，等到别人火眼金睛时，又可在一旁拍巴掌欣赏小事，岂不是亦一乐也。所以猛嚷，只是为了后来居上病朋友的利益，也为了医生老爷的利益。盖使我隆重染上结膜炎的那家眼科诊所，在我猛嚷之后，剑及履及，已作彻底改进，首先採用纸巾，接着破土兴工，改装御腿开关水龙头，而今门庭照样若市。
柏杨先生最近又发现一件「小事」，这小事出在塑胶针头上。我老人家年迈力衰，总是不时的来个百病丛生，前些时闪了尊腰，到附近一家诊所求医，医生老爷开了针药。当时有一排塑胶针头放在药架上，护士小姐却去消毒箱里捞了一个铁针头，我提醒她要用塑胶针头，她冷笑曰：「还不是一样！」这才是怪啦，那当然不一样，如果一样，要塑胶针头干啥？盖普通的滚水沸点，像肝炎肝癌之类的细菌，都杀不了也。有些朋友本来没有肝病的，只因注射过多，竟染上肝病，哀哉。洋大人所以发明塑胶针头，用一次就扔掉，就是为了防止这种可怕的传染，怎么会「一样」乎哉。护士小姐被我一吼，悻悻然换上塑胶针头，大概於心不甘，一针下去，痛的我一声惨叫，可敬的屁股肿了一个大包，三天不消。
──吾友张雪茵女士，有一位长期的打针男护士，专门去她贵府注射，已二十年矣。去年（一九七九）张女士中风，半身不遂，卧病在床，注射就更频繁。她是自备塑胶针头的，有一天，忽然发现该男士竟然把它悄悄藏起，而用他自己带的铁针头，不禁大骇，立即驱逐出境，一刀两断。报上也刊载过这类消息，某些诊所把扔到垃圾箱里用过的塑胶针头，拣出来洗洗煮煮，重新使用。一个塑胶针头，能值几钱银子？值得下此毒手。
──拜託读者老爷注意，贵阁下如果面临注射危机，请先观察是不是用的崭新塑胶针头，如果不是，还是老办法，扭头就跑。针筒里的药，不必要啦，留给护士小姐自己打吧。斑马线安如泰山
斑马线不仅仅是人行道而已，在机械文明飞突猛进的时代，它更代表人性的尊严。有些驾驶朋友，一坐上汽车，就自以为高过行人一等，这是一个人性堕落的死结，只有法律强有力的处罚，才能解开。
守法精神，建立在公正的法律和公正的处罚上。儒家系统的礼让教条，不能单独存在。如果仍坚持德治第一，法治第二，那才是中华民族的罪人。不但害人，而且害国──交通混乱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榜样。司机先生之横冲直撞，靠礼让去说服，再过五千年仍是老样，甚至还要变本加厉。举目四顾，数不尽的车辆闯红灯，数不尽的车辆不左右转而佔住左右转的车道，数不尽的车辆在飞快超车，都没有受到干预，如果交通还不乱，那才骇人听闻。
仍是一句老话，重罚，公平的重罚，才是药方，而且是唯一的救命药方。愿中国成为真正的礼让之邦
俗云：「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礼应该是交流的。而现在的礼，似乎成了单行道──势利眼的狭巷。有一位朋友，多少年来，每月负担的红白帖子费用，几乎使他筋疲力尽，可是前年他儿子结婚时，虽然只请了五十位他过去送过无数礼的朋友，却只来了寥寥无几的客人，门前冷落车马稀，弄的下不了台，盖前年正是他垮台之年也。呜呼，从前人家，都保存着一本祖传老账，凡是红白事送过礼的亲友，一旦也有红白事，一定回报，而现在则是「势在礼义在」矣。
礼义是国民品质的一种自然流露，自敝大作出笼，不断有人大怒。我想，就是把肝肠怒的寸断都没有用，搬经典古书也没有用，大人物登台讲演，唾沫横飞更没有用。中国是不是礼义之邦，不能用文字言论证明，只能用行为证明。日本也好，欧美也好，新加坡也好，虽然深更半夜，寂无一人，红灯亮时，都会停车。而台北朋友，光天化日之下，却乱闯不误。要说中国是礼义之邦，打死我也不信。
──其实这是口满的话，只要打个半死，我就信啦，盖疼痛难忍，不信不行。
吾友戴德巍先生，碧眼黄发英国佬也，在东海大学堂当教习，有一次问他到中国来第一件印象最深的事是啥？他曰：「排队。」他对中国人的不尊重排队，着实失惊打怪了一阵（现在见怪不怪，已不再动心矣）。他认为排队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标竿，比尊重斑马线明显的标竿。他最大惑不解的是，中国虽然也有排队，但一旦目标物出现，好比说，公共汽车来啦，立刻天下大乱，挤成一团，真不知道当初排队干啥？他曰：「即令非洲内陆的野蛮部落，也不容易找出这种奇景。」但使他饱受教训的却是「插队」，洋大人排队，人与人之间，有一段距离，遇到商店门口或车辆出入孔道，会自动中断，越过再排。中国式排队却像一连串热情如火的恋人，前胸紧挨后背，连蚊子都飞不进去。他来台北之初，不知道入境问俗，於是，不久就有一个傢伙面不改色的插了进去，以后屡试不爽。愿大家祛除虚骄 不再装葱装蒜
中国人在酱缸里酱的太久的缘故，思考方法和教育方法，都受到扭曲，以致知性不能发展，而只能用感性肯定自己。大多数人的心智，都无法成熟，心理状态像荡鞦韆一样，趋向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自傲，另一个极端是自卑。别人还没有讚扬三句话，立刻就膨胀起来，小虫变成了恐龙。别人偶尔面露冷笑，也立刻汗流浃背，简直不敢承认自己还能呼吸，还能活着。
自傲是一种自己欺骗自己，兼欺骗别人的伎俩，结果飞到云端，一团虚骄，高估自己的份量。一些对国际形势近乎白癡的朋友，竟然大写国际形势的文章，一些即令在台北也只圈里少数人知道的傢伙，竟然以为全世界的人都敬仰他。一些对西洋文化一知半解的老头小娃，竟然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盖过全球，嗟夫。
自卑同样是自己欺骗自己，兼欺骗别人的伎俩，盖自傲和自卑是一个物体的两面。自傲是顾影自喜，自卑是顾影自惭。因为自傲，便生出恐龙嘴脸，因为自卑，就成了软麵条。所以，如何使心理上的鞦韆稳定下来，从两个极端，归於平衡──自尊，应是最重要的课题。
自尊是一个健康民族的健康心理状态，也是最高贵的国民品质。自尊不是自傲，更不是虚骄，不是自卑，更不是婢膝奴颜。而是用自己做出来的事攫取尊重，不是靠做出来的姿态。自尊是一种欣赏别人的人格，见解，和生活方式的修养。也是治疗恐龙型人物或软麵条型人物的良药。当然，用巨棒把恐龙和软麵条，活活打烂，更能大快人心。不过，那只是个人的灾祸，而不是国家之福。一个国家里，如果到处都躺着被巨棒打烂了的恐龙屍体和狼籍麵条，原气就丧尽矣。
千言万语只一愿
──八○年代十二愿补充之六
愿中国人认真
今年（一九八○）二月初，报上有一则新闻曰：
「高雄讯：为了三两白糖，妇人赵庭芳远从高雄县燕巢乡赶到高雄地方法院检察处，控告杂货店商人赵凤山涉嫌诈欺。检察官林鸿鹏侦讯后，以罪证不足，判处不起诉处分。告诉人赵庭芳控称，她於去年（一九七九）十二月十四日，教儿子到赵凤山所经营的凤业商店（燕巢乡深水村）购买红糖，回来后觉得份量较少，遂至另一商店秤量后，发现少了三两，她再到赵凤山店里理论，赵某不承认偷斤减两；反谓系其子於途中偷吃。她返家后再问其子是否偷吃，儿子坚决否认，气愤不过，乃到派出所控告。警员认为如此小事，不宜兴讼，遂来劝解。最后赵凤山拿出一千元请客，但是本人却不出面。告诉人赵庭芳认为赵老闆此举缺乏诚意，日前气沖沖的坐车到高雄地检处按铃申告，控告赵凤山诈欺。检察官林鸿鹏侦讯后，认为赵凤山应不会只为价值二元的三两红糖诈欺，且红糖已开封，无法证明短少是谁搞鬼，因而判定不起诉处分。」
不久，某报的「小评」老爷，就给这位女主角赵庭芳女士，上了一课「小事学」，课题是「小题大做」，课文曰：
「高雄最近发生了一件讼案，导因於顾客在商店中购买一斤红糖，回家过秤，发现少了三两，她不甘损失这两元两角，向店家理论，店家认为糖包业已拆开，可能买糖的孩子在途中取食，但店家还是愿意以一千元请客道歉，她却拒绝，向法院告上一状。这官司虽经检察官裁定不予起诉，但已劳师动众，耗费了自己的精力不算，还耗费了警方与法院的精力。我们是法治国家，法院是裁判是非曲直的地方。但为了三两红糖的争执便上法院打官司，毕竟於法虽合，而於情欠妥。假如这种三言两语便可解决的小事，都要通过法院判断，法院若不增加几百倍人手，势将难以应付。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为了节约国家的人力，希望类此的事情不再出现。」
「小评」老爷既然认为告状是合法的，却又认为告状有损法律尊严，不告状才是维护法律的尊严，不知道这算哪门子逻辑推理？如果说「小事」不应告状，「大事」才应告状，这就要回到过去谈过的话题，势必得请大法官会议，或「小评」老爷之类，组织一个委员会，为「小事」「大事」下个定义，划个标准。大哼之辈，认为柏杨先生身首异处是小事，可是在我老人家看来，这事可大啦。同样的我认为你阁下满门被杀，比起日本三岛陆沉，更是小事，有啥官司好打的。可是贵阁下恐怕非向法院请求惩凶不可。三两红糖涉及到儿子的人格，他到底偷吃了没有？和母亲的人格，她秤错了没有？女主角显然不是追求面子和追求金钱，老闆大人已拿出一千元请客矣，她追求的是一个「真」，这不是可哂的，而是可敬的。赵庭芳女士是如此的纯洁，相信法律保护弱者，不遗巨细，她单枪独马，在乱箭横飞中，向传统的酱缸挑战，虽然败下阵来，但更使我们崇拜──崇拜她执着的认真精神。
执着的认真精神是现代化的基本精神，一个认真的行为，竟被肯定为一种应受责备的小事，而且乞求上苍，希望它「不再出现」，这说明虽然经过西洋文明百年来的冲击，有很多人的意识形态，仍沉淀缸底。所以如此，可能因为左列两点：
第一是，「讼必凶」的观念，残存不退。专制的代谚曰：「屈死不告状。」这里面含着海样的血泪。盖司法黑暗，「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有理无钱的小民，只好把自己屈死当成小事；有钱无理的大爷，当然更一口咬定小民屈死是小事。如果小民含垢忍辱，倒还罢了，如果胆敢把小事诉诸法律，於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那就死无葬身之地矣。
第二是，大多数中国同胞，迄今没有培养出「对事不对人」的观察和判断的能力，而只习惯於「对势不对人」，和「对人不对事」。酱眼矇矓、一片模糊。表面上看来，只是对所谓「小事」不屑理会，其实是没有能力分辨是非，对所谓「大事」，不但没有能力，同时也没有胆量分辨是非。而最好的掩护，莫过於对啥事都不认真：「今天天气哈哈哈。」连艳阳天都不敢肯定它艳阳天，连倾盆大雨都不敢肯定它倾盆大雨，还能有肯定是非的能力和道德勇气乎哉也。
看一下台北人行道上的红砖，有几个是真正铺平了的？再看一下欢迎国宾时，夹道飘扬的国旗，又有几个旗桿是竖直了的？再看一下任何建筑，又有几个不是粗糙的？柏杨先生御驾驻跸的台北新店明德新城，就有一栋五层公寓，当中裂缝，只为了当初填地基时，认为那是「小事」，没填结实。这还是被称为第一流的国泰公司产品，如果是第二三流的一些公司的产品，恐怕早塌他娘的啦。
一个螺丝不认真旋紧，可能使空中霸王在空中解体。一个钢板不认真焊接，可能使百万吨巨轮在海上稀里花拉。核子发电厂的一钉一铆，如果认为它是小事，不去认真，请读者老爷想一想它的后果吧。
不认真，就无法发展精密工业，也无法建立精密思考和精密推理，中国就永远不能现代化。一直坚持和稀泥不求甚解，坚持对「小事」不可认真，认真就是「百般挑剔」，恐怕只能古代化。
愿孙淡宁女士的幼稚园 早日开办
自从盘古先生开天闢地，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过两次巨变，第一次巨变发生在十九世纪四○年代，鸦片战争迫使中国接受比我们古文明更优秀的西洋文明。虽然直到现在，仍有些英雄好汉手忙脚乱，声嘶力竭的拚命抵抗，但热闹有余，成事不足。第二次巨变发生在二十世纪七○年代，台湾经济成长，使社会由仅有一个最高层面，发展到千百个很多最高层面。从前社会的最高层面只有官场，知识份子都往做官的一条窄胡同里挤，挤的疯疯癫癫，如醉如癡，盖只有这一条窄胡同才能通到罗马，别的只能通到毛坑。
谚云：「行行出状元。」在只有一个最高层面的社会里，科举考试的状元才是真状元，其他行业有成就的状元，不过饿不死而已。事实上这句话是官场人物安抚小民的一句空话：你可别不满意造反呀，你也是状元呀。呜呼，戏剧界的状元，见了官场状元，都得蹶屁股以便挨板子。有谁听说过一个傑出的木工，能跟县官（更别说宰相啦）平起平坐乎哉。但二十世纪七○年代之后的社会层面，才真正开始「行行出状元」，一个「演戏的」或「唱歌的」影响力，能把官场人物气的冒烟，一个工程师，更受到人们更多的尊敬。
多元层面的结果是，每一种所可以想到的行业（小偷除外），都是康庄大道，不仅可以崛起状元，而且可以崛起巨人。官场不再是唯一的最高追求目标，「僚气」只能伤害自己，不能伤害别人。「酸气」更是使自己生气的工具。「洋气」的威力也日渐衰退，因为大家都洋气啦。
真正伤害国家的是「混气」「戾气」，这需要赤子之心的清醒汤，才能治疗。
结语
八○年代十二愿陈述并补充已毕，不敢提出更多的愿，如果再提出更多的愿，恐怕玉皇大帝都要让座曰：「老头，我可招架不住，你来干吧。」不过事实上十二愿千言万语，只有一愿，愿中国人跳出酱缸，打破酱缸，在品质上彻底改善，然后中国才能强大，在世界万邦中，才能担任一个建设性的重要角色。
一场恶梦
──无知、愚昧、残忍，竟然用滚水泼活人去推销野药。
上个星期，柏杨先生参加一个旅行团，作草岭之游，游了两天，一直欢天喜地，然而，归途之中，在旅行社或游览公司的精密设计下，一头撞进了人间地狱。男团员两眼发直，女团员花容失色。好容易等到上了路，惊魂甫定，才敢相信所见所闻，如同一场恶梦。
车往草岭时，刚过南投县城，进入竹山镇境，就望见公路左侧，矗立着一座宫殿式的堂皇建筑──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实在像一座大庙，上面挂着招牌：「中国功夫馆」，除了惊讶它的美奂美仑外，对在此荒野修炼的各路英雄好汉，充满爱慕敬佩，真想下来顶礼膜拜，略表寸心。可是车行如电，内心乃有戚戚焉。万料不到这戚戚焉支持不了好久，就在第二天回程，所乘的游览车神不知鬼不觉的靠了码头。导游先生先行介绍该馆馆主某某某，曾到过外洋为国争取不少荣誉。天花乱坠了一阵之后，大声宣称：「带你们参观参观表演，开开眼界，不收分文。」
当时大雨倾盆，门前广场已停了七八辆游览车。一位彪形大汉，手拿着古代帝王御用的华盖伞，赶赴车门恭迎。进得山门，第一印象就是美女如云，穿着红色旗袍，高高的开叉，白白的皮肤，一个个面貌姣好，身材修长，不禁倒喘了一口气，这些老奶如果到了台北，恐怕电视台上大多数女演员，都得失业。
穿过山门甬道，六个可容纳一百人的「讲堂」，并列排开。每辆游览车的乘客，被配一间。我们被领到一间之后，在圆凳上落坐，前面有一个讲台，讲台上摆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