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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一九八○）夏天，柏杨先生在台北跟一位前来台湾冒险的丹麦女大学生相遇，相遇并不是一老一少如火如荼的爱上啦，而是在她身上得到启示。她曰：「你们中国青年真有福气呀。」我一听就生气曰：「老奶，谁不知道北欧国家社会福利好得要命，吃我们豆腐干啥？莫非得了油嘴滑舌毛病，可要介绍个针炙医生？」她曰：「你说的不错，我们国家福利好，比你们好百倍以上，即令失业，失业金也足够过你们这里中等家庭的生活水准。但也正因为如此，还有谁肯当傻瓜，咬牙瞪眼的干活乎哉。你们青年面临着无穷尽的挑战，有他们奋斗的目标。大多数丹麦青年前程都已被国家安排好，注定了的。而大多数中国青年前程都是未知数，经过遍体鳞伤之后，可能震撼世界。」
嗟夫，中华人的不安全恐惧感，不应是环境艰难，或得不到保护。而应是少数中华人自己不争气──不团结，不认错，不自尊。所以中华人应以更开放的心灵去爱，爱同血缘同语文的中华人，爱自己所属的国家，爱共同生活在同一土地上的其他民族，包括马来人和淡米尔人。随便举一件事，作为例证，中华人尊脑里仍顽强的保留着「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古老观念，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误，既然爱你所属的国家，就应该保卫所属的国家。中华人一天不能荣耀的参加武装部队，就不能证明他的效忠，永不能受人尊敬，盖没有一个地方喜欢只享受权力而不肯尽义务的人。
一位在欧洲住了二十年，又在美国住了二十年的老友，曾搥胸曰：「中国人到哪里都是中国人。」这话贬多於褒，含意沉痛。不知道贵阁下注意到没有，一个日本人是一个呆瓜，两个日本人是一个联盟，三个日本人就会成为一个强大兵团。而一个中国人却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动物（君不见，中国留学生，在洋大人学堂里，总是独佔鳌头）。两个中国人就不行啦，成了双头马车，你要走独木桥，他偏走阳关道。三个中国在一起更糟，立刻就成了是非之地，感情用事，拚命窝里斗。咦，这才是中华人的真正危机。这种危机如果消失，不要说消失啦，仅只在程度上减轻一半，外在的任何危机，都不过只是一种激励，一种向更美好景地跃进的跳板。
一连五篇，都在谈中国人和中华人，似乎下定决心──酱缸文化用语是「别有居心」，把新加坡共和国，和马来西亚联邦的中华人，跟中国人之间，一斧劈开，劈得越远越好。有这种想法的朋友，一定吃了太多的大蒜。新加坡《南洋商报》主编杜南发先生，告诉我一件事。有一次，他去探望被安置在某一个国家海滨的越南逃亡难民营，隔着一条铁丝网，兵老爷手执刀枪剑戟，在那里把守兼两边吆喝：一边吆喝杜南发先生，一边吆喝难民，不准他们接近铁丝网谈话。一位中年妇人带着她的女儿，蹲在沙滩卜，在那里写字，杜南发先生定睛细看，只见反覆写的是「中国人」「中国人」，眺望未毕，妇人和女儿就被营区官员驱走，这故事使我们肝肠寸断。但也说明，中华人分散到各个角落，所属的国家不同，遭遇的命运不同，可是，血浓於水，言语浓於血，中华民族的心，却永远结合在一起，灵犀相通，密不可分。白居易先生诗曰：「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弔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正是全世界中华人（包括中国人）心情。我们要做的是，怎么化伤感为喜悦。希望新加坡共和国、马来西亚联邦，跟中国的关系，像美利坚跟英国的关系一样，骨肉情深，相依为命。
自断命脉
──新马港之行，我见我闻我思我写，之七。
中国同胞对文明国家版权的尊严，仍在朦胧阶段。──十八世纪时，中国同胞对文明国家国旗的尊严，也曾同样朦胧过。严格的说，现代文化的茁壮成长，大部份建立在版权的尊严上，版权没有保障，文化就会萎缩。一位工人老爷，在工厂干了一天，筋疲力尽兼气喘如牛，前去领饷，准备给害病的孩子买点药，给挨饿的老妻买个馒头，出纳先生却拿出字据曰：「哎呀，你已经领过了呀，你说啥？你没领，笑话，笔蹟是你的，图章是你的，签字也是你的，你想耍赖呀。」走到门口一瞧，一位海盗朋友正在数银子哩，上去一把抓住，海盗朋友号曰：「我给你传名了呀，在俺那条船上，谁不知道你是工厂第一把好手。」
天下竟有这种艳遇，那位工人老爷恐怕当场就得晕倒在地，气绝身死。准有人说这不过是个虚构的故事，以娱嘉宾罢啦。好吧，我们就介绍一个真实的，一位文化人好容易写了一本书，跪求一家出版社给他出版，指望弄点版税，给害病的孩子买点药，给挨饿的老妻买个馒头。该书一举惊人，销了百余万册，作者好不快活，跑到出版社，正要张口，只见书却原封不动堆在墙角，出纳先生愁眉苦脸在那里叹气，而海盗朋友却在门口猛数银子，文化人的结局恐怕好不过前述的那位工人老爷。不过，问题不同的是，这种艳遇如果发生在工人身上，准会有人挺胸出来打抱不平，搞得山摇地动。而发生在文化人身上，却没人多看一眼。自己嚷嚷的话，反而被人嗤之以鼻，连八年前的老痰都嗤出来。盖酱缸文化是不准文化人谈钱的，而只要文化人「清高」──屈死都不能哼。文化人应有的最低权益，没有任何保障，不讥讽你已够皇恩浩荡啦。认为你的孩子病死、老妻饿死，都不值得你去据理力争，力争便不是所谓的「读书人」矣。
柏杨先生在新加坡曾逛了一家华文书店，一位漂亮店员老奶发现我老人家就是柏杨老爹之后，眼明手快，抱出一大包敝大作，下令签名，理直气壮曰：「签了名的书好卖。」签名就签名，我在调查局连置自己於死地的口供上都敢签名，岂怕书上签名乎哉。可是拿起来一瞄，就抵死不从，盖一本一本又一本，全是翻版，店员老奶曰：「他们肯翻你的版，是你老头的光彩呀。」我曰：「我不要光彩，只要喂饱肚子。」她大不高兴，在书堆里左挑右挑，挑得忽冬忽冬乱响，最后挑出了十几本真货，扔到桌上曰：「好啦，签吧。」战战兢兢签罢告辞，她头也不抬，连个谢字都没有。
然而，我这个大义凛然的嘴脸，不久即行崩溃。到了吉隆坡，读者老爷老奶也如法炮制，举到尊脸上的，除了一两本外，其他几乎全是海盗朋友的傑作，我发现如果再坚持的话，有被拉下裤子，瞧瞧尾巴有啥变化的危机。不过虽然一面照签，仍一面心痛。槟城的情形一样，不必细表，细表的是到了香港，吾友陈国钧先生陪我逛了半天书店，倒是每家都有敝大作的，可是敝大作也几乎全是海盗朋友的娃儿，只好化悲愤为力量，决心每种翻印本都买上一册，带回纪念，并作为已成了「大文豪」的铁证，教巷口那个不肯赊账的小铺掌柜的开开眼界。可是跑到厕所数了数银子，就宽大为怀，不跟他们一般见识啦。盖如果真的每种一册，就要当场破产，逼得在香港跳楼殉书，未免欺人太甚。嗟夫，翻印杂文，还可理解，像大块头的《中国人史纲》，千余页精装书，竟然出现纸张和装订迥然不同的两种盗印本，从何理解也哉乎。对这两种盗印本，我倒是每种买了一套，带回台北柏府，现在就供在案头之上，以便触目心伤。
版权毫无保障，是中华文化交流的瓶颈，无法突破。台北星光出版社去年（一九八○）曾以四折的自杀价格，把《中国人史纲》运到香港，跟海盗朋友硬拚，但四折（运费白送）也要港币二十八元。而香港平价书屋定价只港币二十元，还八折优待，仅十六元，这场战争怎么打法哉，结果抱头而回。香港总经销店最初要求每次新书，都寄五千册，第一二次寄出，消息还好，等到第三次寄出，却原封照退，盖海盗朋友在台北是有伏兵的，只要新书上市，立刻买上一本，航空寄往，等到台北辛辛苦苦的送审、打包、申请、报关、上船，气喘如牛的运到香港，翻版书已卖了一个月，而且早遍佈新、马、菲律宾，以及美利坚，原版书根本插不进去。总经销店曾要求每次新书，必须等运到香港一个星期之后，才可在台北上市，台北求现心切，不肯答应（其实答应也未必有啥作用，伏兵到装订厂顺手牵羊，也是一样）。书商既然大败，可怜的爬格纸动物的血汗版税，不得不跟着泡汤，哀哉。
台湾书刊交流到海外，最大困难是前述的海盗朋友翻版，翻版书同样精美，而价钱又便宜一半，纵是傻瓜都不会专找贵的买。其次的致命伤是，肉包子打老虎──我可没说肉包子打狗，千万别把账记到我头上。台湾出版商也有吉星高照，在海外有生死之交开书店的。接到该店订书单，大喜若狂，照单寄书，以为万无一失。想不到的是，只要书一上船，十拿九稳的就成了上述的肉包子打老虎的局面，一年半载，没有下文，偶有下文的，也只提添书不提钱。写信请求结账，就跟挖他屁眼一样，电话讨债，更属罪恶滔天。於是，不但书没啦，运费还得倒贴。最可悲的是，连朋友也没啦。不寄书时，友情还在，一旦寄书，友情从此勾销。柏杨先生回台北之后，急如星火催星光赶紧往海外发展呀，星光老闆林紫耀先生拿出账单请我御览，两年前寄出的书，到现在都石沉大海，音信全无，他阁下向我瞪眼曰：「你教我卖儿卖女，去干化友为敌的勾当呀。」
贵阁下读过《七侠五义》乎？一位海盗朋友，困在一个孤岛上，连一群喽啰在内，都饿得东倒西歪，盖他老人家捉住过境民船，连船夫一并宰掉。恶名传出，船都绕道而逃，他只好群起倒毙矣。后来经名人指点，不但不宰掉船夫，捉住后反而跟船夫三七分账。两方一勾结，船夫有利可图，不但不绕道啦，还自动把「肥羊」送上大门，海盗朋友的水寨，从此兴旺。
这故事给我们的启示之一是，海外书商似乎都在干宰掉船夫勾当，开书店当然卖书，如果觉得卖书是桩可厌可耻的行业，满可改行卖飞机原子弹，既然屈就，就不应自断财路。而事实却又偏偏如此，其中道理，就是把我老人家的头皮剥啦，我仍是怎么想都想不通。
──怎么想都想不通的怪事，另外还有一件。上个月末，几个不识相的债主下了最后通牒，我就去星光出版社，看看能不能预借一点银子。正老闆林紫耀先生本来笑脸相迎的，一提借钱，尊脸就像帘子一样，刷的一声，拉了下来，先抱怨敝大作简直卖不出去，再抱怨最近几家倒闭的书店几乎拖垮了他，然后咳声叹气说心脏不好，受不了刺激。正在心慌意乱，副老闆林紫茂先生，在旁冷笑曰：「出版社的血，都给你们这些作家喝光啦。」这话可是当着全体店员说的，过往神明圣鑑，我要有一个字杜撰，就天打雷劈。呜呼！自从盘古立天地，再大胆的有钱大爷，都不可能发出这种谠论。怔了一阵，迷迷糊糊被赶到大街之上，几乎去警察局自首我就是行刺林肯的凶手。
林紫茂先生竟然发明了这种足可以得金脚奖，作家倒转过来喝出版商血的学说。则海外出版商认为宰掉船夫，照样可以当王。他们的学问，一定同样莫测高深，使神经正常的朋友吃惊。既有林紫茂先生之类内忧，又有海盗朋友之类外患，局外人又视为没啥，文化人之不绝种，天也。
在文化血缘上，新加坡、香港，以及马来西亚的中华人社会，跟中国是一体的，犹如美国跟英国是一体的一样。美英两个文化的交通管道，像长江大河，畅通无阻，美国人绝不会把罗素先生的作品盗印，英国人也不会把马克吐温先生的作品翻版，更不会只做沙锅捣蒜式的生意。可是，华文间的交流管道，却受到自己的摧残，国民品质和商业道德，以及法治精神，竟相差如是之巨，这样下来，终有一天，双方文化交流会完全断绝，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中华人跟中国人之间，漠然成为两个世界。呜呼，再多的物质贸易，不能培养出手足之情。政府官员似乎正在全神贯注物质输出，在外洋卖了两架电视机，赚了十块钱不到的外汇，便沾沾自喜。要知道，一架电视机卖啦，就从此了断，而输出一本书，影响更为深远，同样的也有外汇收入，而更关系着中华民族前景的万年之基。
砍断中华人间的文化血管，可不是外人干的，外人正在一旁冷眼旁观，看着一个民族的堕落。而是中华人在自掘坟墓，不知道谁肯照顾一下也，小民已尽了吃奶的力气矣。
安乐死
──新马港之行，我见我闻我思我写，之八。
在马来西亚联邦首都吉隆坡，柏杨先生碰到了「安乐死」，可不是我恶贯满盈，要御驾崩殂啦，而是参加了一项由《新生活报》主办的「安乐死座谈会」，座谈会由该报主编韩爱璇女士主持，所到各路人马，除了本地各层面人士外，还有来自香港的科幻小说家倪匡先生。这至少说明，马来西亚中华人社会，已受到这个问题的压力。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一提起「死」，就丑态毕露，认为不吉祥兼不吉利，既跺脚而又吐唾沫。如今忽然要「安乐死」啦，简直五雷轰顶，老套出笼，曰：「丧心病狂，道德沦亡。」
倪匡先生是强烈支持安乐死的，他认为人有权利求生，就有权利求死，求生和求死的权利，都不可剥夺，不管你是宗教大师，或是马路旁修摩托车的，都没有资格插嘴。如果法律剥夺，就应修改法律。《马来亚通报》专栏作家游枝先生，也强烈支持安乐死，他认为有些病人家属承担不了沉重的医药费，病人本身也愿意放弃医治，同时医生又没有办法起死回生，就应该结束这个绝望的生命。
柏杨先生更强烈支持安乐死，除了照单全收，完全同意他们的见解外，另外还有一项理由，那就是，安乐死是一种人道，是一种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菩萨心肠。远在五代十一国时代，闽帝国皇帝王延均先生，一病不起，眼看结账。首都（福建省福州市）防卫司令官（皇城使）李倣先生，知道机不可失，就把王延均先生最宠信的尾巴之一李可殷先生杀掉。
──闽帝国宫廷，是中国最最使人作呕的宫廷，集髒乱之大成，不是东西髒乱，而是人物髒乱。王延均先生的老婆，身为皇后的陈金凤女士，跟李可殷先生通奸，而这位奸夫又拚命打李倣先生的小报告，李倣先生恨惧交加，就来一个先发制人。
杀了皇后的姘头兼皇帝的倖臣，问题可大啦，至少比杀一条猪的问题大。王延均先生一气之下，病竟好了一半（咦，他这时候如果一气而死该多好），坐上金銮宝殿，亲自调查李可殷先生的死因。李倣先生一瞧，大事不好，索性一不做，二不休，集结他的部下，进攻皇宫。王廷均先生抵挡不住，急忙躲到床底下，叛军教他爬出来，他不爬出来，乱枪齐下，他陛下只好爬出来，浑身鲜血，满佈创洞，头不成头，脸不成脸，在地上翻滚哀号，要求超生，宫女们不忍他这般翻滚哀号，就照他脖子上一刀，人头落地。
我们介绍这故事，只是介绍他的结局，史书上曰：「闽主（王延均）闻变，匿於九龙帐下，乱兵刺之而出，闽主（王延均）宛转未绝，宫人不忍其苦，为绝之。」人生最大的痛苦是绝望的痛苦──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痛苦。杀了皇帝，是灭九族的罪名，可是宫女们却「绝之」，只不过「不忍其死」的一念之慈。反对安乐死的朋友，如果处於宫女之境，不知道有啥反应，是也「绝之」乎？抑像剥皮的刽子手一样，跟睁睁看着他陛下「宛转」到死乎？人性善恶，在此分野。
三年之前，台北一位美国籍青年鲁塞尔先生，在一场严重的车祸后，身负重伤，他的家属要求荣民总医院拔掉氧气管。於是社会上圣崽嘴脸像雨后狗尿苔一样，纷纷出笼，粈牙说，人不应杀人，即令受本人和家属委託，也是犯法，犯法就要鎯铛入狱，没啥可客气的。荣民总医院医生老爷大吃一惊，赶忙解释说，鲁塞尔先生送到医院时已经死啦。鲁塞尔先生送到医院时是否真的已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拔掉氧气管措施。柏老认为，拔掉氧气管时，他阁下恐怕是还没有死，如果已经断了尊气，医生老爷自会拔掉，何用亲属要求乎也。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他已回生乏术，如果不拔掉氧气管，他可能继续活，但只是植物性的活，肉体